第九讲
出师未捷身先死
——《蜀志·诸葛亮传》

一

蜀国四十年的历史中，最让人不能忘怀的是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本来不是蜀人。他是琅琊阳都（山东省沂南县）人，祖上为司隶校尉，父亲为泰山郡丞，但他父亲死得早。大约在汉献帝兴平元年（194），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接受袁术的任命到南昌，他们兄弟随之南行，不久又到襄阳（今湖北襄阳）依附荆州牧刘表。叔父去世后，他便在襄阳以西二十里的隆中，“躬耕陇亩”。

武侯遗像

就在这时，刘备（161—223）受刘表之命，正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在征黄巾军有功而为安喜尉以前，刘备已经追随过何进、公孙瓒、曹操、袁绍等好几个人，却都因为不肯屈居人下，和他们又保持着距离，即便是面对与他“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的曹操，他也存了一份戒心，何况是“厚待之，然不能用”（《魏志·刘表传》）的刘表。

汉代末年，中原变疆场，起初荆州还相对平静。汉景帝之子鲁恭王的后裔刘表“无霸王之才”，可是他统领荆州近二十年，“言不及军旅之事”（《刘镇南碑》），反而“开立学官，博求儒士”，因此吸引了很多避乱的士人，使荆州一度代替洛阳，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刘备于建安六年（201）来到这里，虽然受刘表限制，也由此结交了不少有识之士，其中有个徐庶，他很欣赏，但徐庶告诉他，诸葛亮才是“卧龙”。这样，他便去拜访诸葛亮，“凡三往，乃见”。

这是建安十二年的事。四十七岁的刘备正好在这一年生了儿子刘禅。

大概由于此后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就像陈寿赞美的那样，“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是历史上一种罕见的君臣关系，君臣二人披肝沥胆，都表现出很高的人格，因而“三顾草庐”的故事，在蜀地流传，就有不止一个版本。也有人说举荐诸葛亮的，是号为“清雅有知人之鉴”的司马徽，司马徽同时还推荐了襄阳庞统，称他们一个是“卧龙”、一个是“凤雏”（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庞统为“南州士之冠冕”，他曾献上中下三策给刘备，攻打益州，“所过辄克”，最后在包围雒县（今四川省广汉市北）时中箭而死，“后主痛惜，言则流涕”（《蜀志·庞统传》）。庞统在刘备建立蜀国的过程中，也的确起到过很关键的作用。

不过在魏国，总不大有人相信刘备“知人待士”会有如此热忱，能够折节去拜见小他二十岁的诸葛亮。在鱼豢的《魏略》中，就写的是诸葛亮“北行见备”。

二

诸葛亮本来在隆中过着乡间生活，陈寿说他第一，“好为《梁父吟》”。梁父，是泰山下埋死人的地方，《梁父吟》正是一首诸葛亮家乡的哀歌。它的古歌词是：“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这里讲的是春秋时代，晏子建议齐景公用两个桃子奖励给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位功臣，致使他们自相残杀的故事。诸葛亮吟唱这首歌，大概是由于他生在汉灵帝初年，当时的形势，时常让他联想到周天子势衰、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他对死于二桃的三士满怀同情，然而齐相晏婴能出此计策，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寿说他第二，是“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也是春秋时的齐相，比晏子更早，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就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而乐毅则是战国时代人，他从赵到燕，为燕昭王亚卿，会合赵、楚、韩、魏、燕五国兵力攻打齐国，连下七十余城，仅剩莒和即墨，燕惠王即位后再回到赵国。汉末三国，这两个都是常常被提起的人物。孙策、孙权兄弟都曾以齐桓公自比，孙策就跟张昭说过：“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吴志·张昭传》）表示自己有齐桓公的气量。孙权在要求大臣对自己“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时，也说是“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如何耳？”（《吴志·吴主传》）而关于乐毅，则有曹爽的表兄弟夏侯玄所写《乐毅论》，流传颇广。《乐毅论》主要阐述乐毅之所以不愿乘胜攻打莒和即墨，是因为他有“迈至德以率列国，则几於汤武之事”的抱负，也就是“乐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魏志·夏侯玄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的道理。由于《乐毅论》有传为王羲之、王献之的墨宝存世，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还保留着据说是光明皇后（701—760）模仿“二王”的法书，这篇文章在后世也特别有名。

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把汉末的皇室衰微、群雄并起，看得跟春秋战国时代一样，他一肚子都是春秋战国的掌故。刘表的长子刘琦由于父母偏爱弟弟刘琮，心里不安，找他商量，他用来开导刘琦的就是春秋时重耳的故事。重耳是晋献公之子，晋献公宠爱的骊姫要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太子，逼得太子申生自杀，重耳也只好逃亡国外，十多年后才回国，最终成了晋文公。他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刘琦听明白他的意思，便去做了江夏太守。其次，诸葛亮也不是不识时务的“儒生俗士”，他知道在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能为一方诸侯出谋划策的管仲、晏婴、乐毅式人物。宋代的张耒对他有一个评语，说：“诸葛亮，战国之策士也。”（《韩信议之二》）策士本来指活跃在战国的一批人，他们因为处在“天下尤趋谋诈”的时代，有“智”、能出“奇计”，“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张耒是把诸葛亮归到了这样一类人里。

不过，就算是管仲、乐毅在世，也还要等到齐桓公、燕昭王的出现，方可一展“王天下”“霸诸侯”的宏愿，汉代儒生把这叫做“贤者得位”。贤者得位，才有施奇计、用巧智的机会，“犹龙得水，腾蛇游雾”（《盐铁论·刺复》），如果不得其位，龙也只能做“卧龙”。

徐庶看到刘备有称霸一方的企图，就对他说诸葛亮是“卧龙”。但当时承认诸葛亮是卧龙的，大概只有徐庶等两三个朋友，他们在荆州一道游学，知道诸葛亮有过人之处：一是他不怎么有乡土观念，志在四海；二是他读书不拘泥于书，“观其大略”，有自己的主见；三是他娶妻不管她“黄头黑色”，相貌不佳，“才堪相配”即处之泰然。后来朱熹说诸葛亮“学不甚正，但资质好，有正大气象”（《朱子语类》卷九六），大体上也就是这个意思。

三

刘备和曹操一样，都不算当时名门大族中的人，虽然他是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公元前 165—公元前 113）的后裔，但是刘胜据说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刘备出生时，他也死了二百多年，如裴松之所说，“世数悠远，昭穆难明”，这点家世，已不能给刘备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现在保定的满城还有刘胜及其妻子的墓葬，其中最有名的如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都精美无比，很能令人想象到当日的奢华，可是刘备的祖父为县令，他父亲为郡县小吏并且在他年幼时去世，他和母亲也只能靠贩履织席为生，似乎还比不上曹操由于父祖的关系，能够处在实际的政治、文化中心。

因此，刘备和曹操作风不同，他“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深信“济大事必以人为本”。陈寿写《蜀志·先主传》，在刘备身上，经常使用“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其得人心如此”“厚树恩德，以收人心”“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一类的评价，指出他特别注意培养人脉。过去人分析“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也说刘备讲究的就是一个“性情相契”（赵翼《廿二史札记》）。对于一个志在天下却手无寸土的人来讲，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刘备见诸葛亮“凡三往”，在这一背景下，也就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诸葛亮后来上疏刘禅，也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三顾草庐，正是曹操北征乌丸大胜、将要进军南方之时。这时在南方长江流域，孙权占据扬州、刘璋占据益州、刘表占据荆州，刘备寄寓荆州，也恰是彷徨无地，有志难伸，因此他见到诸葛亮，先就道出自己的艰难处境。

诸葛亮为刘备分析时势，指出：曹操从“名微而众寡”，发展到“以弱为强”，打败袁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现在已不可与之“争锋”。江东在孙权三代人的经营下，“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现在也“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只剩下“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荆州。荆州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碰巧刘表无能，所以，不妨以“帝室之胄”为号召，取彼而代之，再进一步取代益州的刘璋，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最后派荆州军进攻宛洛、率益州兵出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这一篇谈话，便是有名的《隆中对》（又名《草庐对》）。诸葛亮建议刘备先抢占荆州和益州，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然后从荆、益出发，扫荡中原，由于此后的形势，一步一步都验证了这个规划，所谓“武侯事先主，身任帷幄筹。草草隆中对，后来语皆酬”（赵翼《古诗二十首之九》），因此，这篇对策越来越被视为诸葛亮的天才之作，用小说家的话，便是“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所不及！”（《三国演义》）但事实上，在建安五年（200）鲁肃初见孙权、与之合榻对饮时，就已经谈到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孙权“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的形势，裴松之在为《鲁肃传》作注时，已对此有过辨析，指出刘备最终决定与孙权“共拒中国，皆（鲁）肃之本谋”。这说明天下三分，并非诸葛亮一个人的发明，大势如此，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

刘备像

刘备听到“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的鼓励，顿时意气横生，立刻将诸葛亮引为知己，过去与他“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关羽、张飞有所抱怨，他的回答也很明确：“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他比喻诸葛亮为水、自己为鱼，跟汉代儒生喜欢讲的“贤者得位，犹龙得水”是一回事儿，而把身段放低说自己为鱼，也是要强调诸葛亮的重要。而在诸葛亮这一边，他大概是真正有了“犹龙得水”的感觉，“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刘备对关、张把话说得很绝，事实上他对诸葛亮也不是那么言听计从。不久后，诸葛亮建议他打刘琮，拿下荆州，他就以“不忍”推辞，结果在长坂坡跌了大跟头。

四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下荆州。刚好刘表去世，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只得向江陵撤退，在当阳长坂坡（今湖北省当阳市东北）遭遇曹操，与诸葛亮、张飞、徐庶几个人落荒而逃，慌乱中丢下刘禅母子。陈寿说刘禅“赖赵云保护，得免于难”，不过也有传言说是刘禅被人转卖到汉中，过了好几年，才回到父亲身边。刘备与刘琦在夏口（今湖北省汉口市）会合，他这时“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陈寿《上诸葛亮集表》），更加凄惶。

鲁肃借吊唁刘表，到荆州察看形势，乘机劝刘备与孙权联合。诸葛亮与鲁肃一拍即合，也愿意代表刘备去跟孙权协商。

诸葛亮在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见到孙权，他首先陈述“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的天下大势，但是现在曹操平定北方，又破荆州，威震四海，刘备英雄无所用武，只能遁逃。当此之际，他问：对曹操，您是打算抗衡到底，还是将要“北面事之”？孙权反问他：刘备为什么就不肯顺从呢？诸葛亮便引田横“守义不辱”的故事，回答他：刘备乃“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不成功，那是天注定，他自己怎可屈于人下？

田横是秦朝时的齐人，汉高祖平定天下后，他带五百人逃到海岛，不愿“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后来不得已自杀，跟随他的五百余人也都自尽。司马迁记载过这个故事，称“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史记·田儋列传》）对田横及五百壮士宁为玉碎，有很高的评价。曹操早年败给吕布、失掉兖州，袁绍来邀他联合，当时程昱就用了“将军之志，不如田横”的激将法，让曹操放弃了与袁绍的合作（《魏志·程昱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现在诸葛亮又以此来游说孙权，孙权还是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他热血腾涌，跳起来发誓道：“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于是，诸葛亮献上计策，如何统合刘备、刘琦手下的兵力，与孙权的数万军队“协规同力”，以抗击“远来疲敝”而成“强弩之末”的曹军，又如何在曹操败退后，巩固荆、吴的实力，形成鼎足之势。

据说当时吴人见曹操拿下荆州，形势甚盛，大多望风危惧，只有周瑜、鲁肃敢于“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吴志·周瑜鲁肃传》），支持孙权抵抗曹操。鲁肃年长孙权十来岁，他甚至对孙权这样表示：“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意思是如果我归顺曹操，总能经乡举里选得个一官半职，悠游士林，尽我的本分。问题是你归了他以后，还能做什么让自己安心的事情？（《吴志·鲁肃传》）这让孙权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鲁肃和诸葛亮，一个说无退路、一个说有前途，使孙权义无反顾地与刘备并力迎战曹操。他派了周瑜等领三万兵会合刘备，在赤壁（今湖北省嘉鱼县）大破曹军，吴、蜀两军水陆并进，逼迫曹操退兵，退回北方。

魏、蜀、吴三分天下，鲁肃、诸葛亮谋划在先，但周瑜、黄盖以草船烧毁曹操舰船，才是“助先主取荆州”的关键，因此后来周瑜死时，庞统到吴送葬，鲁肃死时，诸葛亮也为之哀悼。

五

赤壁之战后，刘备还是让刘琦做荆州刺史，不过事实上，“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蜀志·刘巴传》），这样拖过一年，刘琦病死，他便正式据有荆州。这时，孙权将妹妹嫁过来，以巩固其联盟，不久，刘璋又招他入蜀，以讨伐张鲁。

益州原是“有天子气”的地方，殷盛富乐。汉灵帝时，刘焉为益州刺史，刘焉死，他儿子刘璋继任。而张鲁，则是从祖父张陵那一代起就客居蜀地，学道鹄鸣山（今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中，组织“五斗米道”。张鲁的母亲曾与刘焉关系密切，张鲁由此得为督义司马，被派驻汉中。刘焉死后，张鲁和刘璋渐行渐远，在汉中建立自己的队伍，“雄踞巴、汉，垂三十年”。

刘璋“懦弱少断”，他杀张鲁的母亲及其家人，对张鲁却是无奈。建安十六年，忽听说曹操有意向汉中讨张鲁，他怀疑曹操的真实目的，是借并张鲁“以取蜀土”，便听从蜀郡张松的建议，邀刘备前来，既讨伐张鲁又阻击曹操。只是他没有料到，这也就是像巴郡太守严颜所说，无异于“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蜀志·张飞传》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刘备之意，也不在张鲁。

得荆州后的刘备，据诸葛亮说，本来“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蜀志·法正传》），也并不好过。何况荆州这个地方，几经折腾，已如庞统所形容，土地荒残、“人物殆尽”，单靠这一地，“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刘璋的邀约，来得正好，“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这样，在刘璋稀里糊涂“前后赠遗以巨亿计”的款待下，又在法正、张松等蜀人里应外合的支持下，刘备很快掌握了“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等情报，反手攻击毫无防备的刘璋，于建安十九年（214）轻松取得成都，而为益州牧。诸葛亮助刘备平定成都有功，也获封军师将军，兼益州郡太守。

得益州，是蜀汉建国最关键的一步。这以后，刘备便与孙权平分荆州，然后又从曹操手里夺下汉中。诸葛亮曾经设想的“跨有荆、益”，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变成现实。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汉献帝禅位于魏，曹丕登基为魏皇帝。这时，诸葛亮便以“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蜀志·先主传》）为由，劝刘备也称帝，他说这既是刘备以其汉家血统为号召的良机，“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同时，也能让追随刘备的人不感到失望，“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诸葛亮传》）。这样不足半年，刘备就在成都称汉帝，诸葛亮也做了蜀国丞相。

诸葛亮辅佐刘备，一心无二，据说贾诩就跟魏文帝讲，“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蜀国虽小，依山阻水，也难“卒谋”（《魏志·贾诩传》）。三年后刘备去世，刘备留下的话里，也有诸葛亮“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六

刘备是为报孙权斩关羽之仇，率军伐吴而大败，病死在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的。他向诸葛亮临终托孤，其中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言，又嘱咐刘禅，要对诸葛亮“事之如父”。刘禅登基时才十七岁，诸葛亮本来就是他的师傅，所以从建兴元年（223）起，蜀国便进入到一个“事无巨细，亮皆专之”的时代。

“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是陈寿的说法，也许这就是在他写的《蜀志·后主传》里，建兴十二年诸葛亮死以前，内容几乎都是围绕着诸葛亮的行事，而少有后主本人言行的一个原因。过去，很多人强调诸葛亮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对于改造蜀地在刘璋时“纲维颓迟”的旧风气贡献极大，如当地人张裔也曾感慨：“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蜀志·张裔传》）可是，诸葛亮这种事必躬亲的强势作风，也会令人感觉到苛刻和主观，损害到他大的事业格局。

诸葛亮有一个主簿杨颙，看到他不舍昼夜地处理公务，汗流浃背，就曾以治家之道作比喻，委婉地劝他说：“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蜀志·杨戏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这是提醒他不要学“奴婢鸡狗”之辈，把精力都消耗在“碎务”上，到头来一事无成。话说到这个程度，可知在这个部下眼里，他的问题已经很严重。杨颙还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意思就是要他明白自己的位置，不必凡事都亲力亲为。

当时，云贵一带的牂牁四郡颇不安定，诸葛亮打算带人去征讨，他的部下、丞相长史王连就不赞成以“一国之望”，他还要亲自去冒这个险，可是诸葛亮认为“诸将才不及己”，他看谁都不放心，于是在建兴三年（225），“五月渡泸（金沙江），深入不毛之地”。南抚夷越，是《隆中对》时代早有的计划，诸葛亮在南中打了有半年，“七擒孟获”，对在当地夷人、汉人中都很有声望的孟获“七纵七擒”而不杀，使他心悦诚服，不仅与其他当地豪帅老老实实迁居成都，贡献赋税，还听任诸葛亮调集粮食兵马，“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诸葛亮在刘备去世后的头几年，掌管蜀国的治理，雷厉风行，可是他心里始终记挂的还是恢复中原，“终定大事”。在“治戎讲武”准备了一年以后，突然魏文帝去世，他便决定亲自带兵北伐。

七

北伐也是《隆中对》时代的决策。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二十万大军离开成都，进驻汉中，虽然这时距离他在隆中向刘备献计，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可是临行前，他上疏后主刘禅，仍然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北定中原，是不变的目标。

这篇抄录在《诸葛亮传》里的上疏，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出师表”。由于它情感深挚，“沛然如肝肺中流出”（《冷斋夜话》），自收入《昭明文选》以来，一直被当作文学经典，传诵不绝。而见于张俨《默记》所引他在建兴六年写的另一篇上疏，也由此得名“后出师表”。

《出师表》的内容，前半部分是勉励年轻的刘禅，在“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的关键时刻，要有与大家同舟共济的勇气，不必妄自菲薄，也要能“亲贤臣，远小人”。后半部分是诸葛亮自己的表白，从他受刘备赏识而在先主最困难的时刻，“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讲起，到接受刘备托孤以来，如何为“报先帝”“忠陛下”，夙夜兴叹，南征北讨，然后说现在“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成功便罢，不成功，“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上表的最后，是：“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不知所言”而言，表达的是他沉重、复杂的心情。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表达，使后人在体会到他强烈的忠诚和责任感之余，总能觉察一丝孤独和悲凉，由此，唐代诗人杜甫才在成都武侯祠写下了“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的诗句。

晋人张辅作过一篇《乐葛优劣论》，是拿乐毅和诸葛亮做比较。当然，他认为以“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乐毅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这是批评乐毅在燕昭王死而惠王立的时候，选择了捐燕归赵。有趣的是，乐毅离开燕的时候，也写过一份《遗燕惠王书》，说明他离开燕国的原因，是“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乐毅过去受燕昭王器重，“立之于群臣之上”，他便尽全力助昭王攻下齐国，但他也很清楚，“善始者不必善终”，伍子胥就是由于不懂得吴王夫差比不了他父亲阖闾的心胸，而被夫差赐死，这个教训，让他坚信“立身免功”才是为臣之道。燕惠王体谅乐毅，便让他自由往来于燕、赵，做两国的客卿。

诸葛亮本是有心做乐毅式的人物，他和乐毅一样，现在也是老臣面对新主，可不同的是，乐毅生活的战国时代，尚有“忠臣去国，不洁其名”的空间，这个空间，在三国时已经变得很小。三国鼎立，虽然目标一致，都是要恢复大汉天下，但诸葛亮只能从一而终，“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出师表》的内容，因此就和乐毅的《遗燕惠王书》相当不同，千言万语，纸短情长，倾诉的都是对先帝的忠诚、对后主的责任。

八

诸葛亮北伐，自建兴六年（228）到十二年（234）他去世，据统计前后出兵七次、交战五次。

一开始，他围攻祁山（今甘肃省礼县），不仅出乎魏国的预料，蜀军的“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也震动了关中，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闻风响应。魏明帝登基不久，大为紧张，亲自到长安督战。可是，当诸葛亮派出的先锋马谡在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与张郃相遇，一仗就败下阵来。

马谡是诸葛亮喜欢的人，因为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虽有刘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提醒，他也并没放在心上。三年前征南中，由于马谡有“攻心为上”的建议，使他“赦孟获以服南方”，这样，对马谡的喜爱便又加了一分。这一次，他所以“违众拔谡”，刚开始完全是孤注一掷，却不料出师不利，最后只得挥刀斩马谡，以示“用法明也”，同时“自贬三等”，作为“明不知人，恤事多暗”的自我惩罚。

第二年，孙权在武昌即皇帝位，建吴国，与诸葛亮派遣的使者重申盟约：“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各守分土，无相侵犯”。盟约中还特别提到诸葛亮“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吴志·吴主传》），这无疑是对他不改初衷的肯定与支持。

建兴九年（231）春，他再攻祁山，与司马懿、张郃对阵，坚持了四五个月，直到粮尽而退，但是杀了张郃。秋冬时节，据说有上千只鸟在飞往南方途中坠江而死，舆论认为这是对诸葛亮不利的信号，预示他“连年动众，志吞中夏，而终死渭南”（《宋书·五行志》）。

此后，他一边休战屯田，储存粮食，一边教兵讲武，并改进作战武器和运输设备。战争激烈而又胶着，当建兴六年底，他率领几万人包围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时，对方守城的郝昭手下才有几千人，僵持了二十多天，怎么也攻不进去。他用云梯、冲车往里冲，郝昭便拿火箭射、石磨砸，他居高射箭、缘城攀登，郝昭便在城中筑高墙，他挖地道往里钻，郝昭也掘地阻挡（《魏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没有办法，他便琢磨着改进武器装备，一是造出可以连续发射的弩，取名“连弩”；二是造出运输的车辆，取名“木牛”“流马”。他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用于训练和打仗。杜甫有诗说他“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八阵图》），这个八阵图，据《水经注》说，在四川奉节的南江和陕西诸葛亮墓附近都有，是以细石垒成，日本的宫川尚志则以为它是一种用在平地防御的阵法，东汉时的大将窦宪已经用它打过匈奴，诸葛亮大概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加以改造的，诸葛亮之后，又有晋人马隆、陈勰给以继承（宫川尚志《诸葛亮：三国志とその时代》）。

诸葛亮北伐示意图

经过两年的筹备，建兴十二年春，带着新的武器装备和全部军力，诸葛亮屯兵五丈原（今陕西省岐山县），准备与司马懿决一死战。然而，司马懿料定他的后勤补给不足，便采取“坚壁拒守以挫其锋”的战略，以逸待劳，不管他怎样挑衅，就是不回应，使他进退两难。魏蜀两军在渭南相持了好几个月，终于，有蜀国使者来说：“诸葛公夙夜兴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司马懿知道他这样焦虑，不可能维持太久。果然冬天还没到，诸葛亮就病死在军中。

据说当时“有长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宋书·天文志》），有人说这象征着诸葛亮生命的消逝。

九

刘备托孤给诸葛亮，不过十二年，诸葛亮便去世，终年五十四岁。当刘备死时，他还是个曾“许先帝以驱驰”的中年人，据说也是“臣妾号咷，如丧考妣”，内心一度无助得很，可是，他也很快记起“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的夙愿，决定要继续完成他们既定的目标，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几乎是加速度一样地“用兵不戢，屡耀其武”（陈寿《诸葛氏集序》），而非根据形势变化，立足于现实，围绕后主制定新的规划。

对于诸葛亮的这一决策，早在建兴六年，他刚进驻汉中时，魏明帝就以公开的方式加以声讨，说他这是“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对刘禅和益州都极端不负责任，结果也必将适得其反，正如“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履，刻肌伤骨”。魏明帝还嘲笑他的狭隘、固陋，说他就像是“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魏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

如果说这是出于对手的舆论战，不值得相信，那么，从“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蜀志·吕乂传》）的蜀国内部情况看，对他的做法，蜀人中也不是没有异议。打仗需要兵力，农耕也需要劳力，在诸葛亮治蜀的头几年，虽然也赢得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的局面，可是接下来的无岁不征，很快就像张俨说的那样，“使国受其荒残”。诸葛亮动辄又要征调数万或十万兵力，自然也屡屡陷入粮食和军力危机。

还在建兴六年包围陈仓的时候，张郃“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魏志·张郃传》），就曾料定他坚持不久。建兴九年他再次出兵，又因为李严负责的粮食未能及时运到，而“粮尽退军”。李严原来是和他一道受命辅佐后主的，两人同心协力，一直都合作得很好，这一次却彻底关系破裂，他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态度，抨击李严一贯“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坚决要求将李严废为平民。东晋的习凿齿后来看到这一段，都很替李严抱不平，说过去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伯氏确实没有意见，而李严怎能不怨？诸葛亮用刑之苛刻，“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蜀志·李严传》裴松之注引）。

在驻守汉中的晚年，能够为诸葛亮信任的，也越来越多是能够围绕着他的战争计划，提供后勤保障的人。譬如杨仪，就是在他几次出兵时，“规划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而被他视为有才干的人（《蜀志·杨仪传》），还有蒋琬，也是因为“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而获得他的信赖，甚至密报后主：“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蜀志·蒋琬传》）

司马懿曾判断“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魏志·钟会传》），势必要被连年的战争拖垮，对这一点，诸葛亮也并非毫无意识。汉代共有十三州，三国时的蜀只占其中一个益州，物资、兵员都不占优。蜀地产锦，“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蜀”（寇谦之《丹阳记》），因此锦是蜀的一个重要财政来源，到后来，诸葛亮也承认“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引《诸葛亮集》）。但是，这也并没有让他放弃“蹈涉中原，抗衡上国”的决心，他总以为蜀国上下，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唯他一人，尚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胸怀。他最放不下的就是北伐，北伐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宿命，即使是在病重期间，他与杨仪、费祎、姜维等人已经秘密商定了他死后退兵的计划。

东吴的张俨写过一部《辅佐篇》，拿司马懿和诸葛亮做比较。他很同情诸葛亮带着仅有魏国九分之一的战士人民，坚持反抗北敌，称赞他“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他对诸葛亮的北伐，也有自己的评断，认为乐毅“以弱燕之众，兼从五国之兵”，都能“长驱强齐，下七十余城”，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不比燕军人数少，他们君臣间的互信，也比乐毅和燕王更加牢固，又有东吴为唇齿之援，北伐的决定，一点错都没有。在日本，有很多崇拜诸葛亮的人，也往往是佩服他有这么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江户时代有名的思想家平田笃胤（1776—1843）就说过，诸葛亮完全是为了信誉北伐，这种置成败于不顾的精神，也正是他打动人的地方。

从建兴五年到汉中，这以后，诸葛亮再也没有回过成都，死后就葬在定军山。他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内无余帛，外无赢财”，刘禅表彰他受遗托孤，“继绝兴微，志存靖乱”，赠予他忠武侯的谥号，过了二十多年，在蜀汉亡国的前夜，又叫人在他墓地附近修了一座武侯庙。

十

在诸葛亮死前一年，陈寿出生。据陈寿说，许多年后，蜀人怀念和歌颂诸葛亮，就像《诗经》里歌唱周时的召公、《左传》里记述郑人赞美子产一样，并且爱屋及乌，对他的儿子诸葛瞻也倍加表扬，有时都过了头，“没声溢誉，有过其实”。

而在魏国，从魏明帝时代起，也就知道诸葛亮是蜀国实际的掌权人，譬如曹植在魏太和六年也就是蜀建兴十年（232）的一篇上疏里，发誓要“禽权馘亮”（《魏志·陈思王植传》），就是把诸葛亮和孙权等量齐观，视为代表蜀、吴的头号敌人。诸葛亮死后，他的对手司马懿特意去参观他治下的军营，也赞叹他是“天下奇才”。

蜀亡以后，晋武帝即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对诸葛亮也还是有极大兴趣，认为“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晋泰始起居注》）。他向樊建打听诸葛亮的治国良方，听樊建说是“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便不由得感慨，说：“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司空张华亦曾好奇地询问蜀国来的李密：“孔明言教何碎？”李密回答：因为他发布的政令、告示都是针对普通人的，讲的自然是些平常琐屑的事情。

李密和陈寿都是蜀国“硕儒”谯周的弟子。谯周以一介平民而受诸葛亮提拔，对他感恩不尽，据说当初诸葛亮死讯一到，在禁令发布以前，他已经火速奔往营地。李密对诸葛亮的了解和回护，大概跟谯周有关，而陈寿也或许就是因为这一层关系，接受了西晋中书省的官方委托，整理诸葛亮遗留的文字，从他的言教书奏中选出十万余字来，于泰始十年（274）编定《诸葛氏集》。这一年，恰好是诸葛亮去世四十周年。

按照过去编书的惯例，陈寿为《诸葛氏集》写了一篇序，这篇《诸葛氏集序》，就收在《蜀志·诸葛亮传》里。序的前半段是这部集子的目录，从“开府作牧”到“军令”，总共二十四篇目，后半段介绍诸葛亮生平，也不妨说是《诸葛亮传》的一个缩写。其中，尽管有“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诸葛亮传》）这样的褒扬，在受命而作的这篇《序》中，陈寿还是就诸葛亮的一生，作了如下检讨：“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或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大意是说他有本事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可是最终战胜不了魏国，是因为对手高强，而他自己也缺少“奇谋”“将略”。陈寿又说：既为丞相，便要懂得为相为将的分别，知道才不可兼得，要如管仲之推荐王子成父、萧何之推荐韩信。这又仿佛是在暗示诸葛亮不知其分寸，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些评价，陈寿后来也都写在《诸葛亮传》里，总结为：“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过去，有人怀疑陈寿对诸葛亮的检讨，“以爱憎为评”，是出于他父亲为马谡参军，马谡被斩，连累他父亲被髡头的原因。也有人说是由于诸葛瞻看不起陈寿，使他心存报复（《世说新语·排调》注引王隐《晋书》）。还有人说陈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让他一直憋着火（《魏书·毛修之传》）。这些都是猜测之词、无稽之谈。实际上类似陈寿的批评，至少在诸葛亮生前，就已见于杨颙的委婉提示和魏明帝的公开责难，说明这也不是陈寿一个人的看法，舆论纷纷，是早已有的。

诸葛亮死时，后主刘禅二十九岁。尽管后来人嘲笑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但他领导的蜀国，在此后三国不断的形势变化中，又延续了近三十年，只不过再也没有出现诸葛亮那样光彩夺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