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东临碣石观沧海
——《魏志·乌丸传》

一

三国时打仗，骑兵很重要，曹操讲到过他与袁绍曾经兵力悬殊，说：“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意思是袁绍披有铠甲的士兵和战骑，是他的成千上百倍。因此他顾惜马匹，有过不许鼓吹骑马、“为战士爱马也”的禁令。官渡之战中，得到钟繇送的两千多匹马，他下令衔枚缚马口，神不知鬼不觉直捣乌巢，与袁绍一战而决胜负，事后写信给钟繇，最感谢的也是他赠马救急：“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后来魏明帝用马与孙权交换南方特产的珠玑、翡翠、玳瑁，孙权说的也是：“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

不过草原才是马的故乡，战马、骑兵，都与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联系在一起，而非以农耕为主的中国所产。“神马当从西北来”，这是汉代人已有的观念，他们把西北乌孙的马叫“西极”，把中亚大宛的马叫“天马”。乌孙王以千余匹马，就可换取汉朝的王室之女为右夫人，汉武帝不惜派遣将军李广利远征，据说也是为了大宛日行千里的“汗血马”。对曹操来说，要增加骑兵的兵力，也不外乎这一途径。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丸。乌丸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擅长冲突军阵，在汉代早有“突骑”之名。汉光武帝有一次观战，曾叹为观止地表扬他们：“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后汉书·景丹传》）东汉晚期最有名的一个学者蔡邕也称赞过幽州突骑和冀州强弩，都是“天下精兵，国家赡仗”（《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在汉末烽火四起的疆场上，到处可以见到乌丸士兵奔驰的身影：南匈奴反叛，张耽要用幽州乌丸前往征讨。凉州兵乱，张温要派三千幽州乌丸突骑去平叛。刘备领平原相，手下千余兵，其中也有些幽州乌丸杂胡骑。

曹操北征取胜，俘获的是辽西、上谷、右北平也就是今天河北东北和辽宁西南一带的“三郡乌丸”。蜀人张松听到这个消息，即断言曹操必将“兵强无敌于天下”。果不出其所料，翌年九月，曹操从襄阳追击刘备，“将精骑五千急追”，一天一夜三百余里，赶到当阳长坂坡，吓得刘备抛妻弃子，与诸葛亮、张飞等夺命而逃（《蜀志·后主传》）。到年底赤壁之战前夕，孙吴的周瑜分析敌我形势，就认为“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现在是冬季，“马无槁草”，曹操带领的中国士兵水土不服，也会生病，故可一战。从另一面说明曹操拥有的鞍马今非昔比，只要不是在南方，就远胜舟船，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如陈寿在《魏志·乌丸传》中所说，三郡乌丸因此也就成了“天下名骑”。

二

乌丸，又写作“乌桓”，现存的西汉“汉保塞乌桓率众长”印和“魏乌丸率善仟长印”，证明这两个字通用。不过《三国志》以前，“乌丸”在文献里出现得并不算多，《史记》《汉书》中偶尔提到“乌桓”，更多时称“东胡”。胡，是周秦以来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统称，《战国策》里有赵武灵王教民“胡服骑射”的故事，所谓“胡服”，就是便于骑马的衣裤。而汉代称“胡人”，常常是指匈奴，“东胡”则是匈奴以东的游牧民族，也就是乌丸和鲜卑。根据一般的说法，汉代初年，东胡遭匈奴灭国，剩下的部众，一支迁往乌丸山，一支迁往鲜卑山。这两个地方都在今日内蒙古，两支人马都是因地得名。

可是在历史记忆中，这一带过去最强悍的是匈奴人。匈奴大单于冒顿（约公元前 209—公元前 174 年在位）抓捕韩王信、围困汉高帝于平城、写信向吕后求婚，几件事情，在汉家不知多少代人心中留下伤痕累累。当冒顿死去一百多年，扬雄（公元前 53—18）提及这些往事，仍心有余悸地视匈奴为“中国之坚敌”，并强调“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而在《汉书》作者班固（32—92）看来，即便有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的深入北伐，双方也不过是打了个平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疲耗，匈奴亦创艾”（《汉书·匈奴传下》）。直到三国后期，邓艾上书，还念念不忘“周宣有猃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是由于“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魏志·邓艾传》）。那时江南孙皓的使者在洛阳司马昭的宴席上，见有匈奴单于在座，还是心中一惊，继而叹服：“匈奴边塞难羁之国，君王怀之，亲在坐席，此诚威恩远著！”

陈寿当然也记得“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他对汉武帝四面开疆拓土的评价，是其东平两越和朝鲜、西讨贰师和大宛、西南开发邛苲和夜郎，均属不急之务，这些地处偏远，本来构不成对汉王朝的威胁，唯独匈奴南下，“最逼于诸夏”，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当匈奴强盛的时候，汉朝政府主要精力用在对付匈奴，与乌丸、鲜卑接触不多，对他们也缺乏了解。要等到大约东汉初期，匈奴内部发生分裂，北匈奴向西移动，南匈奴一部分定居华北，“保塞称藩”，至汉末建安期间，南单于留居于邺，如陈寿所说，“匈奴折节，过于汉旧”，在这时候，乌丸、鲜卑才趁势而起，变成汉朝北方新的强邻。

三

古代中国人对以中原为核心区域的华夏以外民族，称胡、称夷，在观念上有汉胡之别、华夷之辨。辨别的标准，在今天看来不免模糊，既不是过去流行的所谓“民族识别”方法，也不像现在有人采用 DNA 基因检测的办法，大体上看的一个是自我意识，一个是文明程度。譬如匈奴人，如果去看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的雕像，那张匈奴人的脸，依稀是蒙古人扁平的轮廓，可是在《史记·匈奴列传》里，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他们却是“夏后氏之苗裔”，是禹的后代、黄帝的子孙。当时不少人都相信，由于夏桀无道，遭商汤流放到北方蛮荒之地，桀的后人“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以后变成周时的猃狁、秦时的匈奴，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胡汉、华夷之别，在这里，更多的是恶与善、野蛮与文明的差别，它们又还是由地理空间决定的。

至于匈奴以东的乌丸、鲜卑，汉代人同他们往来不多，起初还都不大能够辨识。《史记·匈奴列传》说春秋时，“燕北有东胡”“各分散居溪谷”。这个燕北的东胡，根据汉代人的解释，就是“乌丸之先，后为鲜卑”。而鲜卑的祖先，有一种传说，也讲他们是在秦始皇修长城时，逃往塞外的徒人，鲜卑人髡头（剃光头）、衣赭（深褐色衣服）、手足库肿（手脚关节较粗壮），依然是当年逃亡士兵的模样。在这样一种朦胧的认知里面，秦人、乌丸人、鲜卑人似乎还是同出一祖。《史记》又记载刘邦所封燕王卢绾逃到匈奴，匈奴叫他“东胡卢王”，卢绾的孙子他之，后来也以“东胡王”的身份投降汉景帝。这个东胡，三国时的学者如淳以为就是乌丸。倘若如淳的说法可信，那么，乌丸很早就已经是“杂胡”亦即多民族的复合体，不必要到更晚，才出现“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的情形（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有欧洲学者首先指出匈奴（Hun）是突厥人，东胡（Tungus）是散布在中国东北及西伯利亚的通古斯，通古斯人里面最大的一支是满族，还包括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人等。梁启超、刘师培那一代的中国学者，很多对此深信不疑，如梁启超就宣布“东籍所称通古斯，即东胡之译音”（《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之研究》）。而自从日本的白鸟库吉论定“东胡”为辽河上游之蒙古人的汉名，他还说“乌丸”就是蒙古语“聪明”（Ukhangan）的音译（《东胡民族考》），这以后，受他影响的人更是不少。中国学者里面，也有人说乌丸、鲜卑讲的都是蒙古语族的鲜卑语（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由于在对民族加以区分时，语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又由于不管蒙古语也好，通古斯语也好，突厥语也好，都属于阿尔泰语系，所以在今天一般性的介绍中，乌丸又往往被称作阿尔泰语系或蒙古语族。

历史上，乌丸的活动范围主要是现在的中国境内，从文献记载来看，自汉武帝时代起，乌丸人也就逐步“内迁”，与中原民族杂居、融合。因此，现代学界大多主张，把乌丸、鲜卑、匈奴等草原游牧民族统统说成黄帝子孙、华夏苗裔，固然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参见陈序经《匈奴史稿》），这些历史上的古代民族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族源，可是由于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它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费孝通语），像乌丸这样的，就是从汉代开始已为“国内少数部族”，早就成了这一“自在的民族实体”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国历史的书写当中，乌丸，是理所当然应该编进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史里去的。

乌丸史，便是东北古代民族史。

四

在传统“正史”里面，陈寿是第一个为乌丸、鲜卑作传的。但他也说“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其习俗、前事，撰汉记者已录而载之”，他只负责记载他们在汉魏这一阶段的情况。幸运的是，与陈寿同时代的王沉在自己写的《魏书》里面，对乌丸的“习俗、前事”有所记录，这一记录恰好又保留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中，与稍后范晔写的《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对看，便能补充对乌丸之历史、文化的了解。

需要说明的是，这位编写《魏书》的王沉是太原晋阳（今太原市西南）人，在他家乡，早有内迁的乌丸人。他的祖父曾任匈奴中郎将，他儿子也做过都督幽州诸军事，并同鲜卑人通婚，同乌丸人也有接触。他生活在这样一个胡汉杂居之地，又有这样一个与匈奴、乌丸、鲜卑等游牧民族均有来往的家庭，他对乌丸、鲜卑的记述，因此可以相信很多出于他自己的见闻（内田吟风《乌丸、鲜卑的习俗》）。古代人关于边疆、异域的知识，大多来自文献记载，还有些是口耳相传，又有些出于想象，只是极少数有过游历、驻守边疆的经验，或者是出使、远征过异域的人，才掌握到一点实际的情况。以汉末的臧旻为例，据三国吴人谢承的《后汉书》说，他做过匈奴中郎将，回到洛阳，有人向他咨询“西域诸国土地、风俗、人物、种数”，他便能就“西域本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五，稍散至百余国。其国大小、道里近远、人数多少、风俗燥湿、山川草木鸟兽，异物名种，不与中国同者”，一一作答，一面讲一面绘图，提供的资信，比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更加翔实丰富，令人叹服（裴松之注引）。而在这一方面，王沉也自有他的优势。

根据王沉的讲述，可以知道：

第一，乌丸人“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平常打猎，食肉饮酪，穿戴毛皮，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也有简单的农耕，种一些类乎黍子的“青穄”和用于酿酒的“东墙”。还有制造弓矢鞍勒、金属兵器的手工业，妇女能做皮革、织毛毯。可是，“米常仰中国”。

第二，乌丸社会的基本组织为“邑落”，邑落有小帅，非世袭，数百上千落为一“部”，部大人由勇敢健壮且善于协调的人担任。无文字，大人有令，“刻木为信”，传达到邑落。

第三，乌丸敬鬼神，祭拜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神，人死后归于赤山。

现代学者有从王沉的描述中，判断乌丸当时处于奴隶制阶段，并有母系社会的孑遗。而据王沉说，鲜卑的“语言习俗”，也跟乌丸差不多。同时，乌丸人不筑城郭、贵少贱老、“恶种姓之失”而有收继婚，诸如此类的习惯，在《史记》《汉书》记载的匈奴身上都能看到，考古发掘亦证明乌丸和匈奴在文化上有相似之处，在辽宁西岔沟出土的西汉乌丸文物里面，据说有一些青铜饰牌上的双牛、双羊、双驼及犬马、犬鹿图案，就是受了匈奴的影响（参见林幹《东胡史》）。

因此，乌丸虽然“汉化”很早，他们对汉朝也有粮食、贸易等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他们还保留着很深的北方游牧民族习性，他们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风俗礼仪，仍然与以农耕为主的汉朝迥然不同。

五

夹在北匈奴与南汉朝之间，又有鲜卑在侧，乌丸的处境自然相当微妙。

从汉廷的视角，恰如陈寿所写：“《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猃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这是《魏志·乌丸鲜卑传》的开头。开宗明义的这几句话，很可能是模仿了班固，因为在《汉书·匈奴传赞》里，班固早已说过：“《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为患也。”他的《汉书叙传》也有过类似表达：“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风雅……”这里引《诗经》《尚书》，主要是强调“四夷”为害汉朝以及汉王朝对他们的警戒由来已久，早已刊入经典。而如果再要往前追溯的话，当司马迁写作《史记·匈奴列传》的时候，他对这一篇传记的定位已经很清楚，那就是“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史记自序》）。所以，陈寿说他为了“备四夷之变”而写下乌丸、鲜卑等传，就是既延续了司马迁、班固以来的修史传统，也承袭了他们甚或是产生更早的“外攘夷狄”的心理。

在汉晋史家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之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汉朝对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实在有一种相当固执的内外、彼此之分，有一种“他群”“我群”（李济语）或说是“他者”“我者”（许倬云语）的对立观念。

根据文献记载，乌丸在汉代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内迁，一次是在汉武帝时，霍去病打败匈奴后，将乌丸人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边境，还有一次是在东汉光武帝时，乌丸人被迁到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边境十郡。随着乌丸人两次内迁的，是在今天的北京与河北万全县，汉代政府分别设置了护乌丸校尉，专门管理乌丸人，并承担侦察、监督匈奴和鲜卑的责任。针对乌丸人的这一军事设置，有人说是缘于班固父亲班彪的提倡，因为班彪曾说：乌丸“天性轻黠，好为寇贼”，不以相当一级的官员去专门管制，便无法保证边境无事、国家安全。在他的意识当中，乌丸人不仅好犯事作乱、轻躁狡猾，与汉民不同，而且他们喜欢作奸犯科的性格，还是与生俱来的。

像班彪这样的看法，其实是有相当普遍性的。当时一般人也都认为，不管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乌丸，对汉朝是归顺还是对抗，他们身上都先天的有一种异于中国民众的特殊习性。班固之兄班超出使过西域，也攻打过北匈奴，在他看来，匈奴人与中国礼仪习俗不同、饮食言语不通，根本就是“被发左衽，人面兽心”。而如此根深蒂固的成见，在陈寿的时代也并没有消除，江统的《徙戎论》有一句名言，就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但是倘若站在乌丸的立场，则可以体会到，一方面他们对汉王朝确实有所依赖，由此愿意接受汉王朝的“朝贡体制”，以奴婢和牛马、弓弩、毛皮等物资的贡献，来换取汉王朝的保护。可是另一方面，在强大的匈奴面前，他们也不得不表示臣服，随时奉献牛、马、羊等，以免遭受“过时不具，辄虏其妻子”的惩罚。这就是以小事大。

当然，以小事大的乌丸也有它的自立之道，有它的摇摆和挣扎。尽管现在很难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然而在有限的汉文资料里面，也还能隐约看见他们于夹缝中生存的状态和心情。讲两个例子。一例是在汉昭帝的时候，逐渐壮大起来的乌丸，为报汉初冒顿杀东胡王之仇，去挖匈奴单于的冢墓，引起匈奴反扑。汉大将军霍光见匈奴被乌丸攻击，趁机派范明友去打匈奴，顺势将乌丸三王斩首，收一石二鸟之利。乌丸遭此袭击，只得掉转头来，再与范明友军作战。

还有一例是在王莽时代。当时对外强硬，王莽与匈奴达成了不得接受乌丸降人的协议，同时也告诫乌丸不要再向匈奴纳税，就是说作为第三方的汉廷，强迫乌丸与匈奴解除了隶属关系。谁知匈奴表面应承，实际还是如常到乌丸收税，当乌丸抬出“天子诏条”作为抗税的挡箭牌时，他们根本不理会，将乌丸首领捆绑倒悬，当乌丸人怒杀其使者后，他们又出兵镇压，并掠走妇女儿童上千人，叱令乌丸“持马畜皮布来赎”，当乌丸人带了财物去赎，又被他们连人带物全部扣下，最后，在汉廷的再三敦促下，他们才勉强同意将人和财物归还，却又以护送乌丸人为借口，出动上万骑兵勒马塞下，表示抗议和威胁。此后不久，匈奴便与乌丸联手，“共为寇入塞，譬如中国有盗贼耳”（《汉书·匈奴传下》），而这一情形，要持续到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乘弱击破之”，汉光武帝亦不失时机采取离间手段，“以币帛赂乌丸”，使乌丸人又向汉朝诣阙朝贡，“保塞无事”。

在三方如此长期拉锯式的且战且和中，乌丸的摇摆、挣扎和自立，在汉朝人眼里，往往就表现为“困则卑顺，强则娇逆”（侯应语）、“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江统语）的游牧民族“难羁”的特性。

一九七一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一座汉代古墓，据推测，墓主人是一名大约汉桓帝时期的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墓中有很大的彩色壁画，描绘这位护乌丸校尉从繁昌出发，出居庸关，到达宁城任所，在任上起居出行、歌舞游猎的场面。壁画上的墓主人端庄老成、威风凛凛，在他身旁，除了僚属，还有弯腰行礼的乌丸人、鲜卑人，都剃着光头，穿深褐色的衣服，体态恭顺、表情温和，完全是被驯服的样子。这大概可以代表当时人对于在护乌丸校尉管辖的世界里，各民族是如何和谐相处的想象。

六

乌丸有打起仗来“如摧枯折腐”的骑兵，常使汉朝朝廷头痛，也常为汉朝朝廷所需。据说汉代掌管宿卫禁兵的长水校尉，手下就领有乌丸七百余骑。王莽征匈奴，也曾募集乌丸、丁零士兵，还将他们的妻子家人扣为人质。公孙瓒率幽州乌丸突骑讨韩遂，乌丸人不愿从命，以“牢禀逋悬”也就是军粮不足为由，纷纷叛逃。汉末中山太守张纯就说过这样的话：“乌桓数被征发，死亡略尽，今不堪命，皆愿作乱。”因为能打仗，往往被当炮灰。这是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乌丸人在汉朝的艰难处境。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乌丸人虽不曾拥有匈奴式的草原帝国，也未像后来的鲜卑建立起北魏王朝，但在它昙花一现般的短暂强盛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个匈奴冒顿式的英雄人物，就是蹋顿。

蹋顿是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的侄子，丘力居死后，他先是代立大人，总摄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三郡乌丸。等到丘力居儿子楼班长大为单于，他又称王，以“武略”“骁武”闻名于世，陈寿说：“边长老皆比之冒顿。”

建安初，袁绍据有河北、山西、河南的黄河以北和山东胶州半岛，得“天下六分之五”，他向曹操宣布，单靠自己播名海内的声誉，即可“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他所谓“兼戎狄之众”，指的就是有统合乌丸、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办法。

当此时，三郡乌丸在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兵强马壮，势力也达至顶峰。袁绍凭借他与南匈奴交往的经验，假汉献帝之名，先封乌丸三王蹋顿、苏仆延、乌延为单于，“皆安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给以最隆重的待遇，又派汉人女性与他们通婚，以取得三郡乌丸的全力支持。在这三郡乌丸中，数辽西的蹋顿最强，袁绍对蹋顿也就格外重视，并在蹋顿的协助下，击败公孙瓒。公孙瓒与袁绍的策略刚好相反，他主张“胡夷难御，当因不宾而讨之”，态度强硬、手法粗糙，很容易刺激出乌丸等游牧民族的对立情绪，因而在讨伐他的檄文中，袁绍就写他是“众叛亲离，孑然无党”，又讽刺他说，“乌丸、濊貊，皆足下同州，仆与之殊俗，各奋迅激怒，争为锋锐；又东西鲜卑，举踵来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驱而致之也！”由于同乌丸的良好关系，官渡之战后，袁绍吐血而死，袁谭亦被斩，剩下袁尚、袁熙，还能够带领幽冀十余万户吏民投奔三郡乌丸。

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讨并州刺史也是袁绍外甥高幹，高幹逃往匈奴求救，而匈奴不敢接纳，然而，蹋顿却毫不犹豫地收留了袁尚、袁熙，这让刚刚把袁绍打得一败涂地的曹操忍无可忍，于是他下定决心征讨三郡乌丸。

七

稍早前，乌丸亦曾有过派出骑兵帮助袁谭的准备，因此在建安九年（204），曹操也派过牵招到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去见辽东乌丸单于苏仆延，即峭王。

牵招过去为袁绍兼领乌丸突骑，与乌丸相熟，他见峭王时，辽东太守公孙康派遣的使者恰好在座，也带着授给单于的印绶。峭王对这种政出多门的情形不理解，疑疑惑惑地问牵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为单于；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辽东复持印绶来，如此，谁当为正？”牵招一番解释，自然是说明袁绍如何失当、曹操如何改正，“辽东下郡”则是根本没有封单于的资格，说服峭王最后“敬受敕教”。牵招义正词严，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可是，他毕竟未能消除乌丸人对于这种颠三倒四假册封的疑虑，无法阻止他们由此而对中原政治局势产生怀疑，更无法左右他们对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强弱的判断。所以，郭嘉就分析说：在此情形之下，蹋顿是难免受到“胡人一动，民夷俱应”的舆论鼓舞，而对中原有觊觎之心的。

这一形势，也促使曹操下决心征讨乌丸。

曹操显然是将乌丸视为强敌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首先听从董昭的建议，开凿平虏渠和泉州渠，将滹沱河、泒水、沟河、潞河、滦河五条河流，从河北饶阳到乐亭联结起来，作为运粮的通道（张博泉说）。但听说要打乌丸，曹操手下的将帅都不赞成，他们认为“夷狄贪而无亲”，乌丸人现实、实际的本性，必使他们不为“亡虏”袁尚所用，真正要防备的，倒不如说是可能偷袭许昌的刘表。这里面，只有“汝颍奇士”郭嘉的意见不同。郭嘉对袁绍，曾有过“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机”“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的评价，建安初他归曹操，便成为曹操最重要的谋臣。他不但支持曹操征乌丸，以防蹋顿坐大，还建议要在“胡恃其远，必不设备”之时，“卒然击之”。事情正如郭嘉所料，“坐谈客”刘表确未把握阻击曹操的最后机会。而当曹操进军到易县时，郭嘉再次提醒他兵贵神速，千里袭人，必要“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三国演义》写到这一节，就很注意到郭嘉在这一战中的作用，因而定其回目为“郭嘉遗计定辽东”。

出征前，曹操又招来田畴。田畴是无终（今天津市蓟县）人，汉末有名的义士，他曾冒着寇虏纵横、道路阻绝的危险，穿山越岭，代刘虞到长安上表献衷。刘虞死后，他率宗族等五千余家避乱徐无山（今河北省玉田县北），约法、制礼、兴学校，远近闻名。乌丸、鲜卑尊敬他，“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礼尚往来。袁绍父子也想笼络他，却为他拒绝。可是他的烦恼在于，乌丸不时侵扰，杀害知名人士及官员，他都束手无策。因而曹操的使节一到，他便应命而至。

建安十二年（207）夏天，暴雨不断，道路泞滞不通，乌丸又据守要道，前进无路。熟悉地形并且熟知乌丸的田畴自告奋勇为向导，选择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径，从卢龙口（右北平郡治，今河北省喜峰口附近），过白檀（今承德市西）、平冈（今凌源市附近），直扑乌丸蹋顿所在地柳城。待蹋顿、袁尚惊觉，仓皇迎战，为时已晚。蹋顿措手不及，当场被杀，袁尚、袁熙逃往辽东后，也被公孙康斩首。

这一场胜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战役，在《魏志》里有多处记载，分别见于《武帝纪》《田畴传》《郭嘉传》《乌丸传》等，而以《武帝纪》最为详细。其中说田畴：

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煕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右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煕奔辽东，众尚有数千骑。

《田畴传》写曹操见道路难行，问计于田畴，田畴提出“尚有微径可从”：

乃引军还，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虏候骑见之，诚以为大军去也。太祖令畴将其众为向导，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虏乃惊觉，单于身自临阵，太祖与交战，遂大斩获，追奔逐北，至柳城。

这里增加了一个佯装撤退、迷惑对方的细节。而战后论功行赏，曹操亦以“王旅出塞，途由山中九百余里，畴帅兵五百，启道山谷，遂灭乌丸，荡平塞表”为理由，封田畴亭侯（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

《郭嘉传》写郭嘉反复提醒曹操轻兵以出，掩其不备：

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以下。尚及兄煕走辽东。

可惜自柳城归来，三十八岁的郭嘉便一病不起，而曹操上表请追赠加封，里面就说到他“逾越险塞，荡定乌丸”，功劳可比大破匈奴的霍去病。

《乌丸传》写的则是：

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潜军诡道，未至百余里，虏乃觉。尚与蹋顿将众逆战于凡城，兵马甚盛。太祖登高望虏阵，抑军未进，观其小动，乃击破其众，临阵斩蹋顿首，死者被野。

曹操北征乌桓示意图

上述各个传记中的描写，如果详加对照，在时间、地点等细节上颇有出入，过去人已经指出，这可能是由于它们各有不同的史料来源。这里不惮烦琐，一一引录，要说明的是不管怎么来写，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写出了如郭嘉期望的“兵贵神速”的节奏。同样在乌丸“虏众大崩”“惶怖合战”的映衬下，曹操“登高望虏阵”、从容指挥战役的形象，也被烘托得十分高大。在以“实录”见长的《三国志》里，不能不说这表现出陈寿亦有一支相当传神的妙笔。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后来范晔在《后汉书·乌桓传》中所写：

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

这样一笔带过，未免过于潦草。

八

有“（建安）七子之冠冕”称号的王粲避乱荆州时，曾劝刘琮归曹操，他说当此“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只有曹操“雄略冠时，智谋出世”，其“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丸于白登”的赫赫战绩，足以证明他的杰出，非常人可比。“破乌丸”，消灭袁绍残部，在曹操立足中原、统一北方的道路上，显然有一种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一仗，从五月打到十月，当时就传说万般艰苦，凯旋途中天寒且旱，杀马数千为粮、掘地三十余丈取水。现存曹操《步出夏门行》四首乐歌，包括《观沧海》《冬十月》《河朔寒》和《神龟虽寿》，据说就是写于北征乌丸的时候。从北征军进驻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诸将领意见犹有分歧，由“不知当复何从”开始，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道出自己的壮志为止，其中也写到当“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的秋冬，在北方，“乡土不同，河朔隆寒”，由于河水为冰所封冻，“舟船行难”，又由于地上也冻得锥扎不进，找不到一点食物，将士们只得在厚厚的冰面上艰难跋涉。不过这四首乐歌，总体上还是充满了“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即不为艰难环境所屈服的豪迈之气，尤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这一首，更以其“企首奇壮”（钟惺评语），历来被人称道。像清代学者陈廷敬便因此而对曹操怀有很高的敬意，他有诗写道：

东临碣石观沧海，终古曹公一世雄。汝在辽西怀往迹，振衣飘渺对天风。（《过永平怀故观察守荔裳》二首之一）

“东临碣石观沧海，终古曹公一世雄”，征乌丸这一年，曹操五十三岁。

平定柳城，战果累累，且不说收缴财物无数，曹操把它们都分赠与人，如“特以素屏风、素冯几赐（毛）玠”，更重要的是，获得“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其中就包括后来随他转战南北、享有“天下名骑”之美誉的三郡乌丸。而回到易县后，代郡、上郡的乌丸单于也都前来祝贺，幽州、并州的乌丸一万余落随即移居内地。这一来，曹操的军力大增。

翌年（208）春，曹操返回邺都，六月升为丞相，七月南征刘表，九月在当阳长坂追击刘备，一鼓作气，势不可当。直到这一年的十一月，在南方赤壁，方为周瑜所阻。

三国时，缪袭奉命以曹魏建国的历史为素材，创作一套鼓吹曲，其中就有一首《屠柳城曲》（其七），专门歌颂曹操的北征乌丸。歌中唱道：

屠柳城，功诚难。越度陇塞，路漫漫。北逾冈平，但闻悲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慹海外，永无北顾患。

九

南宋的李弥逊有过一个议论，说：

魏武行三郡如归市，致（袁）熙、（袁）尚如拉枯，可谓英武矣。然天下未定，勒兵远掠，深入它人之境，乘危攻坚，徼幸一胜，亦兵家之所忌，有德者所不为也。（《魏武征三郡乌丸》）

他以为北征乌丸，是曹操仓促行事，侥幸获胜。美国的巴菲尔德也曾以此论定，曹操是比游牧民族首领更大的冒险者（《危险的边疆》）。这些“事后诸葛”就像当初的反对者们一样，对曹操攻打乌丸，也都不那么肯定。过去史学界因为郭沫若要替曹操翻案，将征乌丸说成是“反侵略性的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替曹操翻案》），而有过关于这场战争性质的讨论，从事民族学研究的马长寿就反对郭沫若的看法，主张它“纯粹是一个国内争夺政权的问题”（《乌桓与鲜卑》）。以上这些评论、争论，关心的主要是曹操打乌丸是不是合理、正义的问题，却大多忽略了令曹操做出这一决策的，既是现实的考量，也有历史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乌丸卷入了汉末中国的群雄争霸，当“（袁）尚欲凭其兵力，以安北边”时，曹操便无法不将他们与袁尚视为一体，征乌丸，也就成为他最终一统北方的必有之战。而另一方面，他看待乌丸，与中国人历来看待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眼光并无两样，仍然视之为“夷狄”、为劲敌，而战争，已经是规定好的一个选项。

班固总结汉代对匈奴的办法，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尊卑交替、文武兼擅，相当灵活，也相当细腻，略等于今天的对外政策中，有“武力打击”与“和平外交”这两种，据说这也是自周朝起就有的外交原则。而在汉魏之际，汉廷对乌丸的态度，亦不妨以此来概括。

柳城之战后，乌丸元气大伤，散落在中国北方边境，再也找不到机会恢复其完整势力，不过曹操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根据王沉《魏书》的记载，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布置骑督太原乌桓王鲁昔驻守池阳（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以防卢水胡南下，可是他照样留了个心眼，把鲁昔的妻子放在晋阳。两年后，鲁昔因思念爱妻，擅自带领五百骑兵回并州，单骑入晋阳“盗取其妻”，由于他擅长骑射，无人敢拦阻，后来还是靠鲜卑人快马追击，才将他射死。曹操听说鲁昔叛变，开头怕他为乱一方，也是提心吊胆，及至他死讯传出，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也是在建安二十年前后，代郡乌丸中有单于自立，让曹操颇不放心，派裴潜率精兵去镇压。裴潜洞悉乌丸人心理，他单车到郡，用怀柔的手段，使代郡保持了三年平静，可是在他离任几十天后，乌丸就开始造反。曹操便又派了他的儿子曹彰去征讨。曹彰是以卫青、霍去病为榜样，有志于“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的，他在这一战中奋力搏杀，“铠中数箭，意气益厉”，最后大破敌阵，“斩首获生以千数”，不光是给乌丸以致命打击，也给虎视眈眈在侧的鲜卑以教训，据陈寿说，当时鲜卑首领轲比能率数万骑观战，“见彰力战，所向皆破，乃请服”。这让曹操格外欣慰，他表扬载誉而归的曹彰：“黄须儿竟大奇也！”（《魏志·任城王曹彰传》）

在曹操，这便是当“修文和亲”失效后，“用武而克伐”“有威服而臣畜之”，对乌丸，他也有文和武的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