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鸿鹄比翼游
——《魏志·何晏传》

一

写历史难免以成败论英雄，可成败不是一时一世的事，如何衡量，史家有时也难以把握。曹魏时代的何晏（？—249）就近乎于此。东晋著名的研究《春秋榖梁传》的学者范宁痛恨当时“浮虚相扇，儒雅日替”的风气，把责任怪到一百年前的何晏、王弼两个人身上，说“王、何蔑弃经典，不遵礼度，游词浮说，波荡后生”，是使“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的罪魁祸首，比桀、纣的暴虐更甚。“中原倾覆”，被迫南迁，这一迁便是近三百年，说何晏难逃其责，亦可见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绝非寻常人可比。现代人讲三国，也都视他为“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的玄学领袖，在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史上给他以大大的篇幅。

但是这样一个何晏，在《三国志》里，原来只有短短四十几个字的传记：

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这一篇小传放在《魏志·诸夏侯曹传》里。《诸夏侯曹传》记载曹魏的“亲旧肺腑”，其中有一个叫曹爽的，父亲曹真是曹操收养的孤儿，官拜大将军。魏文帝曹丕死前，命曹真与陈群、司马懿辅佐魏明帝曹叡，明帝死前，又命曹爽与司马懿辅佐齐王曹芳。齐王芳年幼，曹爽便与司马懿争起权来，开始曹爽占尽上风，大权独揽，却禁不住司马懿老谋深算，不声不响蛰伏了几年，突然翻盘，杀掉曹爽及其党羽。

在被司马懿一网打尽的曹爽党羽中，就有时任吏部尚书的何晏。何晏本来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大概因为他母亲后来做了曹操夫人，他自己也娶了曹操女儿金乡公主，与曹家结缘，他的传记便附在《曹爽传》的后面。不过这寥寥数十字传记透露出来的，却好像他仅仅是一个身份特殊的宫廷文士，在历史上不见得有多大作为。

就像过去已经有人指出的，陈寿写《三国志》，已是在司马氏执政的西晋王朝，对于司马懿的政敌，自然说不出什么好话。这样来看，他写何晏时如此节制，情有可原。但还有另外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就是陈寿也并不像他的史家前辈司马迁、班固那样，对文人学士抱有极大的兴趣。《三国志》叙事简洁，又不设专门介绍礼乐制度、书籍学问的“志”或“书”，基本上都是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纪”和“传”，是一部典型的传统政治史，其中偶有文人学士现身，往往都如惊鸿一瞥。

何晏也不例外。

二

虽然陈寿为何晏写传时惜墨如金，但是借助他在其他相关传记中的书写，并借助同时代以及后人记下的各种传闻，大体上仍可以拼出一幅何晏的全图。

传说中的何晏，“慧心天悟，形貌绝美”，七八岁便能同曹操论说兵书，曹操也是“奇爱之”。可是他正式登上三国历史的舞台，却要到齐王芳继位，在曹爽身边形成了一个以曹氏家族成员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他也参与其中。这样，在帮助曹爽立威名于天下后，他便出任吏部尚书，掌管人事大权，走出书斋，变成了政治前台最活跃的人物。

但在陈寿笔下，何晏的政治生涯并不见得光彩。《曹爽传》写他们这一批人在曹爽得势时为所欲为，不是深文周纳、迫害异见者，就是侵占良田、窃取官物，生活上骄淫盈溢、奢靡越矩，“有司望风，莫敢忤旨”，就是曹爽的弟弟也看不下去，不要说他们的政敌，当然更揪住不放。比如司马岐听说邓飏要以言论罪处圭泰以重刑，就很恼火，指责他“肆其私愤，枉论无辜”，必要使人人自危。而司马昭的岳父王肃则是把他们比作“前世恶人”、西汉宦官弘恭和石显那样的佞臣。这当中，陈寿记录下傅嘏对何晏的评价最是刻薄，傅嘏形容何晏“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根本是一个巧言令色、其俗在骨的轻薄之人，还叮嘱曹爽兄弟千万不要受他蛊惑，让良善之人都疏远了朝政。这些激烈反对的舆论，反映出如周一良所说的，何晏他们在政治上仍然是坚持了曹操的传统，重才能、轻操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正始十年（249）正月，曹爽兄弟随齐王芳拜谒魏明帝高平陵，司马懿趁机屯兵洛水浮桥，以“背弃顾命，败乱国典”的罪名，奏请罢免曹爽兄弟，紧接着又宣布他们“谋图神器，大逆不道”，很快将曹爽、何晏这一批人全部“夷三族”。

高平陵之变，是魏晋禅代的前奏。这件事，当年在蜀国就引起轰动，据说与曹爽交过手的益州刺史费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评说司马懿在这一事件上的功过。文章讲到有一些人认为曹爽兄弟都是凡品庸人，却胆敢骄奢僭逸、私树朋党、谋以乱国，司马懿此举，不失“称其任，副士民之望”。然而也有人不同意，说司马懿在没有预先告知的情况下，趁人不备，一朝屠戮，不是“大人经国笃本”的做派，更何况“废之刑之”已足够，何尝非要斩尽杀绝，连何晏之子也就是曹魏的亲外甥也不放过？（《蜀志·费祎传》裴松之注引殷基《通语》）

陈寿是蜀人，对费祎所述两种意见恐怕都有耳闻。在《吴志·诸葛瑾传》里，他还记录有孙权对曹丕托孤于陈群、曹真等人的评价，说这些不是文人诸生，就是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长此以往，必然是“群下争利，主幼不御”，离败亡不远。孙权断定在魏明帝时代将要发生的祸乱，实际只是延长到了齐王芳时，而道理还都是那些道理，陈寿也很清楚。可是，在他写《三国志》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立场可选，作为一名西晋史官，他要写的是胜利者的历史。不过纵然如此，在《魏志·三少帝纪》的评论中，他还是指出：从高平陵之变到陈留王禅位于晋，这十五六年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故，根源都在魏明帝没能选好自己的接班人，这直接导致了“曹爽诛夷，齐王替位”。

只有到司马氏王朝结束，讲述这段历史的人不必再有陈寿时代的忌讳时，史家才又开始重新追究历史真相，这时，才有如唐太宗在《晋书·宣帝纪》里的评论，说：“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表示难以相信司马懿的做法，是出于忠贞、代表正义。清代学者钱大昕则认为陈寿既不为李丰等忠于曹氏的人写传，又立足于司马氏一边抨击曹爽、何晏、邓飏，这种有意的遗忘和选择性的描述，根本是对历史的歪曲：“初非实录，其亦异于良史之直笔矣。”（《廿二史考异》）这就降低了《三国志》的价值。

三

曹爽等人被杀后，王凌担心幼主受制于强臣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曾有心扶植楚王彪，以取代齐王芳。他将计划透露给儿子王广，王广劝他不要轻举妄动，所举例便是曹爽、何晏，视之为前车之鉴。据传王广分析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他们“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从这一段评论里面，现代史家或看到何晏一伙儿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对人民的危害何等深刻猛烈（吕思勉《三国史话》），但也许还应该进一步检讨：魏的建国也就二十来年，曹氏子弟何以养成高高在上的习惯，不切实际，不食人间烟火，“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

何晏这一批人的政治主张是什么？陈寿没有给出直接答案，但延续曹操重才能、轻操行的路线，当然就是“具有法家精神”（汤用彤《读人物志》）。在正始间曹爽最炙手可热的年代，何晏接替卢毓做吏部尚书，卢毓是汉末大儒卢植的儿子，也是魏明帝后期非常信任的一个人，在何晏死后，又官复原职。据说卢毓选拔、考核官员的标准，就是“先举性行，而后言才”，这一点，恐怕就是同何晏在理念上的分别。

魏晋时人谈“才性”，才性合、才性不合，讲的是人天生性分各殊、才能有偏，评价起来，到底是“性”还是“才”重要？“性”和“才”又是什么关系？考察人物，也有由形到神很复杂的一套。何晏关于“才性”，有一段套用《易系辞》的话也相当有名，他说夏侯玄是“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司马师是“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他自己是“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里当然是高估了他自己，不过证明他重才能而轻操行，也实在不是因为不懂才性之学。据晋惠帝时傅咸的回忆，他也是很能胜任吏部尚书这一职务的，能使“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傅咸本是他的政敌傅玄的儿子，能说出这番话，也表明何晏并不是完全“虚而不治”。

《魏志·齐王芳纪》引有正始八年（247）何晏的一篇上疏，不知是否因为齐王芳“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德，日延倡优”，通篇都是对齐王芳的教训，既告诫他“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又要求他“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从平常交往，到每一天的生活，一条条都规定得很细、很严格。钱大昕读这篇上疏，就认为何晏是有“大儒之风”，对范宁式的批判完全不认可，“此岂徒尚清谈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他说问题在于曹爽本人是个庸才，“不足与断大事”，这才为司马懿所害，而“魏之国是去矣”（《何晏论》）。

说何晏有“大儒”之风，未必为虚言。在治理国家方面，儒、法手段不同，可是目标从来一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晏自己是有儒学造诣的，他作过《孝经注》，还编过《论语集解》。这部《论语集解》亦曾漂洋过海到朝鲜、日本，十四世纪在日本刻印的这部书，迄今仍能见到，而所谓“集解”，就是集合各家注释，也包括孔安国、马融、郑玄、陈群、王肃等汉魏间学者对《论语》的训解。连王肃都不避，也可见他的包容。

四

但是在《三国志》短短的何晏传里，陈寿毕竟写的是他“好老庄言，作《道德论》”。《道德论》虽已不存，不过从题目上看，也可知它是从老子的《道德经》来。传说何晏本来有注释《老子》的打算，可是见到王弼的《老子注》很精彩，便改注为论，而“论天人之际”。这篇论的影响，在二百多年后的王僧虔《诫子书》里还可以看到，王僧虔警告他儿子不要染上坏的读书习惯，说：“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这里面“平叔何所说”，大概就是指何晏的《道德论》。

《论语集解》何晏集解　陆德明音义　邢昺疏。清乾隆四年（1739）校刊同治十年（1871）重刊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志》的全部记载当中，与何晏有同样思想倾向的，只有比他年轻一辈的阮籍和嵇康，阮籍是“以庄周为模则”、嵇康是“好言老庄”，这意味着陈寿相当清楚从何晏到嵇、阮，是魏国思想界的重要脉络。他虽然并未料到由何晏他们推动的这一波思想风气，会一路发展为令“中原倾覆”的巨大力量，不过他最终将何晏定位为一名文士，还是表现了他作为史家的卓越见识。

有关何晏特立独行的传闻，在当时及后世都很多，在相当多传闻里，何晏都仿佛是一个引领时尚的人。与陈寿同时代的魏国史家鱼豢形容他“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似乎随时准备表演、粉墨登场。也有人说他“好妇人服”，穿女式衣裳、哗众取宠。穿衣服不按规矩，男穿女装或女穿男装，在过去都被视作阴阳颠倒，有妖孽气。男人傅粉，也不是什么好事，据说只有像汉惠帝那样以貌取人，他身边的年轻男子，才要涂脂抹粉以博宠幸。汉末时有一个大名士李固遭人诬陷，陷害他的人就说他在皇帝治丧期间，“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所以，传言中何晏傅粉、穿女服，对他并不是一种褒扬，主要还是说他异端。传说魏明帝对他也很好奇，约他大夏天一起吃热汤饼，要看一看他出汗时，脸上是什么颜色。

汉末三国初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穿衣戴帽都没法讲究。曹操崇尚俭朴，传说他见曹植妻子穿绣花衣，便要“以违制，命还家赐死”，而他顾虑战争使物资匮乏，还让军人就以普通白布便帽做正式的官帽，“以易旧服”。在这种不拘一格的氛围下，曹洪有一次办庆功酒会，就放肆地“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踏鼓”，气得杨阜呵斥他：“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何有于广坐之中裸女人形体，虽桀纣之乱，不甚于此！”然而，魏明帝也曾当着杨阜的面，“着绣帽，被缥绫半裒”，大概是露着半条膀子。杨阜也很不高兴，说：“此于礼何法服！”杨阜是甘肃天水人，在曹操时代有平定陇右之功，为人严正，看不得这些人任性胡来，不顾礼节，可魏明帝显然就是另外一路。何晏是曹魏亲戚，不要说他何家早几代就是屠户，他穿衣打扮如傅玄讥讽的“服妖”，还有他整个人都是不肯循规蹈矩，在这个家族里面，一点也不奇怪。

离经叛道而更有甚者，是他在京师洛阳，带动起一股服药的风气。

曹操本来就服药，那主要是为治病、养生。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他服药，主要是在精神上寻求某种刺激，这就更上一层。他服的五石散、寒食散，本来都是治疗伤寒杂症的，很能刺激神经。据陈寿同时代人、服药而有心得的皇甫谧回忆说：由于何晏耽溺声色，他率先服药，服药后不但精神很好，身体也变得强健，在京师传为佳话，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效仿，有些人因此治好了慢性病，这样在他死后，这股风也并没有衰歇，服药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渐渐地，就有些人因为服药不当，而五官痉挛错位，或者背上长疮溃烂，有人还为此丢了性命。因为皇甫谧的说法，晚清以来的人如俞正夑、余嘉锡，就把魏晋时的服药比作清末人的吃鸦片，认为都是以长久的健康为代价，拼得瞬间的极度快乐。鲁迅同情何晏，说他吃药是由于身子不好、不能不吃，但也指出他作为吃药的发起人，该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的关系》）

这些构成何晏叛逆名士形象的传闻，在《三国志》里都看不到。陈寿唯一记载的“八卦”，是说何晏死前不久，因连日梦见有大黑苍蝇绕鼻头，驱之不去，他心里不踏实，便找来术士管辂替他占卜，管辂坦率地说：这是大祸将临之兆，因为你今天的权势和地位，都不是你该得的，“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电，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

何晏精通《易》学，一二百年后的南朝人读《周易》，仍要参考他的意见，可是在学问上游刃有余的这位大学者，却无法凭学问掌控自己的命运。转眼过了新年，陈寿写道：“西北大风，尘埃蔽天，十余日，闻（何）晏、（邓）飏皆诛。”冷峻的笔墨，既写出管辂的料事如神、毫不含糊，也显示出他对何晏不存一点温情。

五

魏明帝时代是曹魏国力最强的时代。陆逊曾告诉孙权，原以为曹丕死后，魏人会“望旌瓦解”，但谁知他们很平静，曹叡“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对吴的威胁，不亚于曹操（《吴志·诸葛瑾传》）。而在魏国，当时有两种大的舆论，一种舆论是说吴、蜀在侧，虎视眈眈，势必要保持战时状态，增强军备，励精图治；还有一种相反的舆论，则说现在大局已定，应该放松下来过和平、安定的生活，人力、财力都要转投到建设上，要用台榭苑囿来树立国威。事实上魏文帝立太子后，就意识到不能像他过去崇拜的汉文帝那样，再过“检而无法”即俭朴到不讲章法、礼法的生活。到了魏明帝时，按照陈寿的评论说，尽管还是“百姓凋敝，四海分崩”，却阻止不了魏明帝“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的决心，他要从“打天下”改为“治天下”了。

魏明帝在位十三年（227—239），根据《明帝纪》的记载，主要是在许昌、洛阳两地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太和五年（231）是个不错的年成，春夏之际，司马懿在天水阻止了诸葛亮的进攻，北方的鲜卑人到幽州来进贡名马，匈奴也被收服，更重要的是小皇子曹殷诞生，天下大赦。秋天到来，魏明帝心念一动，忽然打算召见诸王及宗室公侯，准许他们带一个儿子来洛阳，自从魏文帝下令诸王不得留住京都，他不见这些亲戚已有十二年，现在到了与诸王重修关系的时候。第二年春天，他又一路巡行、慰问，到了许昌，这时刚满一岁的小皇子不幸夭折，却也没能打断他修复许昌宫并建景福殿、承光殿的计划。在随后的两三年里，曹植、汉献帝刘协、诸葛亮、郭太后相继去世，象征一个时代将要过去，新的一页就要揭开。青龙三年（235），在许昌宫修缮完毕后，他又下令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

对于魏明帝的决策，《三国志》里记载了很多大臣的批评，《辛毗杨阜高隆堂传》就是一个典型，这篇传记中的三个人都是极为坚定的反对者。辛毗提醒魏明帝蜀、吴都不会善罢甘休，“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东”，现在当“为社稷计”，与民休息，增加国力。杨阜屡屡上疏，讲的也都是“兴国在于务农”的道理，他认为“广开宫馆，高为台榭”，对农业造成的危害最大，这样下去，会招致“颠覆危亡之祸”。高堂隆则远引秦始皇修阿房宫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为例，近以汉武帝继文景之治后“外攘夷狄，内兴宫殿，十余年间，天下嚣然”作教训，再三劝他不要重蹈覆辙，要明白这是“天下人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就是那一位主张过“立教观俗，贵处中庸”，对于把是否节俭跟个人品德联系起来，说“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弊坏者，谓之廉洁”，批评士大夫故意弄脏衣服、将官袍藏起来，或朝臣自带饭盒上班这样一些“激诡之行”的汝南士人和洽，这时也改变态度，呼吁“息省劳烦之役，损除他余之务，以为军戎之储”（《魏志·和洽传》）。

魏明帝当然听不进这样的劝谏，在反对的声音下，他不仅亲临施工现场，“躬自掘土以率之”，为公卿以下至于学生做表率，又还更严厉地督促工期，亲自问责，不容分辩，常常是对方“言犹在口，身首已分”。陈寿写他建设宫殿、装饰观阁，动辄派遣数万人参与施工，又不惜四处取材，“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并“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人力物力都耗费极大，可是他还反驳批评他的大臣，叫他们去学一学修未央宫的萧何，他说：“王者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但当罢守耳，岂可复兴役邪？是故君之职，萧何之大略也。”也嘲笑辛毗他们借着这个机会提出批评，可以为自己博一个好名声：“二虏未灭而治宫室，直谏者立名之时也。”

与上述异见者不同，当许昌的景福殿修成后，何晏与夏侯惠、韦诞、缪袭等立刻写了《景福殿赋》来赞美它。在这几位作者里面，夏侯惠是夏侯渊的儿子、曹操外甥，有才学而擅长写奏议。韦诞是有名的书法家，曹魏宫观多由他题写匾额，传说凌云殿建成后，他登梯上去题字，胆战心惊地写下来，头发全白。

六

以上夏侯惠等人的作品大多遗失，或仅存片段，唯有何晏的《景福殿赋》靠着《文选》的收录保存下来。赋当然是一种文学书写，可是这篇赋赋予景福殿以极大政治意义的写法，却相当值得注意。

《景福殿赋》首先交代景福殿的修建缘起，它说从曹操开始，“大哉唯魏，世有哲圣”，到魏明帝时已蔚为盛世，“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既与天道自然相吻合，又与人道世情不违背，还能顺应历史的以及未来的潮流。在“莫不悠游以自得，故淡泊而无所思”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当太和六年三月，魏明帝巡视许昌时，便有官府大臣、宏儒硕学考虑到溽暑难耐而又随时有征伐岷越之事，提出在许昌修一座景福殿。赋中写道：

昔在萧公，暨于孙卿，皆先识博览，明允笃诚，莫不以为不壮不丽，不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饰不美，不足以训后而永厥成。故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

东汉灰陶加彩楼

引萧何、荀子的典故，在这里，是要说明现在修宫殿，意义更大过宫殿本身，因为可以借此确立一套制度礼仪。萧何是西汉初年的丞相，他主持修建未央宫，起初刘邦都觉得浪费，并不高兴，于是萧何告诉他：“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教他懂得天子统辖的范围极广，假如没有与这广大范围相匹配的壮丽雄伟的建筑，不足以压阵脚，也不足以给后来人定规矩。荀子的意思是，修建宫室台榭，目的在于遮风避雨，让君主能够安安心心地在里面“养德辨轻重”。这就是说建筑不光为居所，更是文明的象征，是权力、制度的象征。何晏强调，正是在大臣、儒生们的这种劝说下，魏明帝才决定修景福殿，以“备皇居之制度”。

景福殿铜牌

接下来，何晏对景福殿的崇高壮伟、富贵华丽，从各个角度，不厌其详地叙述、描写，说明它怎样彰显“圣主之威神”。景福殿里有树木花卉，有温房凉室，不少房间里还有寓教于乐的绘画，譬如嫔妃的椒房，就画有虞姬、姜后、钟离春、班妾、孟母等历史上杰出女性的故事。如果登高望远，则能遥目九野，同时俯瞰市井风情、观察农人耕耘，感悟深思、“居高而虑危”。

这个崇高壮丽、变化万端而又处处精致的景福殿，自然也体现着工匠的智慧，可“与造化乎比隆”，但是更值得赞叹的，是它的“规矩既应乎天地，举措又顺乎四时”，反映了当今社会的秩序与繁荣，都已是前所未有。而在如此强大的魏国面前，“彼吴蜀之湮灭”，也就是翘足可待的事。在赋的最后，何晏因此用“总神灵之贶祐，集华夏之至欢”来赞美这个时代，用三皇五帝来歌颂“圣上”，并且说在这样一个感天动地的繁荣之世，魏明帝仍然是“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他的伟大，当然是为周、夏时代的君王所不及。

《景福殿赋》被收入昭明太子编的《文选》，又被刘勰称赞为后学的范本，表明它在二百年后的南朝仍有相当地位，然而《三国志》却不曾提到，陈寿在记述夏侯惠、韦诞“著文赋，颇传于世”时，也没有提到他们写过同题的作品。在当时，据卫觊说，大臣们“皆争顺指而避逆意”，难得有人肯“破家为国，杀身成君”“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相反，倒有不少人专门说些“悦耳”的话，“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貍鼠”。这些专门取悦魏明帝的人，高堂隆骂他们是“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的“小人”。也许“小人”的言论大同小异，也不足取，陈寿都没有记录，反而是在《刘劭传》里，他提到魏明帝下令刘劭写《许都赋》《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皆讽谏焉”，就是说不像何晏的《景福殿赋》，只是一味地歌功颂德。

魏明帝还让自家亲戚卞兰与反对派高堂隆辩论。卞兰与何晏一样，是魏明帝的有力支持者，他在景福殿建成后写过一篇《许昌宫赋》，里面有“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嵯峨”一类的描写，他又说住在许昌宫里，可以让人有“论稽古、反流俗，退虚伪、进敦朴，宝贤良、贱珠玉”的理性，于良好的政治伦理和社会风俗的建设大有裨益。

何晏、卞兰等几位支持者都是宫廷文士，都能揣摩“今圣”的心意，不过在魏明帝时代，他们尚不成气候。据说魏明帝本人颇能“持法”，对文士们善于合党连群以邀名誉的作风相当警惕，诏令也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把所谓“名”看得很透。所以，就算写出取悦魏明帝的《景福殿赋》，何晏在这时候也还没能一步登天。

七

在《景福殿赋》里，何晏写到永宁、安昌、临圃、百子这几处居室，都是“后宫攸处”，也就是妃嫔们住的地方。之所以布置这些房间，他说是为了安顿“窈窕淑女”，使她们能够在一个好的环境里生活、修养，为曹魏家族的子孙繁衍、江山永续做准备，所谓“其祜伊何，宜尔子孙”。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困扰魏明帝至深的问题，便是他子嗣不旺，不知为什么，小皇子生一个死一个。根据陈寿的记载，他在黄初七年、太和三年、太和六年连失爱子，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情，不但他自己焦虑，朝臣们也都跟着紧张，心惊胆战，嘀嘀咕咕。所以，当小皇子曹殷出生大约一百天时，夏侯玄便写赋祝贺，讲了些“良辰既启，皇子诞生”的吉利话。而在《景福殿赋》里，何晏也是强调为嫔妃们修的这些住屋，都负有使曹魏“永锡难老，兆民赖止”的使命。

与何晏、夏侯玄这种紧张的心态不同，据陈寿说，王肃的父亲王朗很早就向魏明帝讲过“百斯男之本，诚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务广”的道理。“百斯男”的典故，出于《诗经·小雅·思齐》的“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说的是文王之妻大姒生养有一百个男孩。王朗是劝魏明帝对于自己这个年龄段的生育能力，要有所估量、有所节制，不要盲目地纳许多妃嫔。他还提醒魏明帝，养育婴儿也不能过于保护，被子衣服太暖和，会让孩子变得不能适应气温变化，更容易生病，不如让他从小单薄一点，培养自身的抵抗力，以其“金石之性”，得以寿比南山。直到魏明帝在世的最后两三年，蒋济都还在上疏建议他遣散那些年幼的和来不及临幸的后宫妃嫔，说“大简贤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齿，且悉分出”。这与高柔劝他少修殿舍、妙简淑媛，专心地“育精养神”，讲的是同一个道理。

陈寿在《高柔传》里，写到魏明帝时，“大兴殿舍，百姓劳役，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后宫皇子连夭，继嗣未育”，高柔看不过去，上疏劝谏，而魏明帝见他忠心为王室，也并不以为迕。据《明帝纪》可知，实际上在太和三年，魏明帝已经就“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发过诏令，正如《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所说，他心里头早早明白自己不会生儿子，日后势必要走过继这一条路。景初三年（239）他病重时，立养子齐王芳（字兰卿）为太子，他一死，年方八岁的齐王芳继位，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辅政。陈寿一笔笔记下这一切，联系到一起，似乎就是为了印证他在《魏志·三少帝纪》中写下的历史评断，他说没有亲生子可传位的魏明帝，是犯了不能够唯贤是与的大错，“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因而导致曹爽被杀，曹芳也被废为齐王，随后继任的文帝之孙曹髦“轻躁愤肆，自蹈大祸”，也在短短七年后被杀，等到武帝之孙曹奂继任时，只剩下“揖让而禅”一途，只得乖乖地“作宾于晋”。

在魏国历史上，魏明帝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在陈寿看来，明明处在汉文帝、汉景帝一样的时代，却急于一逞汉武帝式的梦想，这种错觉，固然为曹氏败于司马氏之手的祸根，但未能选出恰当的继承人，仍是这一历史性失败的直接导火线。

而何晏正是生活在这一转折时期的文士，他虽然也吐过“大梦谁先觉”一类的狂言，自诩“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把自己比作洞察力非凡、能够“朗然玄昭，鉴于未形”的圣人，亦曾写有“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的《言志诗》，表示他自负但是并非没有自觉、自我反省。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于学问无所不通而又从曹操时代走过来的人，在繁盛与危机并存的时刻，仍然选择加入盈耳颂声，高唱“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怀克让之风，人咏康哉之诗”的时代赞歌？

度过他以为能够一展宏愿，实际上是战战兢兢的正始十年，他随曹爽被杀，魏晋禅代的序幕也从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