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虎踞龙盘帝王洲
——《吴志·吴主传》

一

魏、蜀、吴三国，吴建国最晚。当二二九年孙权（182—252）即皇帝位时，已是魏明帝太和三年、蜀后主建兴七年，魏、蜀两国都是第二代人掌权了，孙权原本比魏文帝还要大几岁，比魏明帝和蜀后主年长有二十几岁，现在他却成了“最年轻”的皇帝。

孙权的登基仪式，是在武昌举行。武昌过去叫“鄂”，魏文帝即位的第二年（221），刘备在蜀称帝，孙权把治所从公安迁到鄂，改名武昌。他在这里受魏文帝之封，为吴王，后来称帝。称帝后过了几个月，才迁到建业（今南京市），所以后来左思写《吴都赋》，就讲“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

建业原来叫秣陵，建安十六年（211），孙权以秣陵为治所，第二年改其名为建业，并修石头城。提出以建业为都建议的张，广陵人（今江苏省扬州市），年轻时入太学，有学问，文章、书法也好。他告诉孙权：秣陵是楚武王所置，从前叫金陵，秦始皇巡行会稽经此，听人讲“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便挖掘连冈、割断地脉，改名秣陵，但是“地有其气，天之所命”，轻易不会被破坏掉，这里依然最适合作都城（《吴志·张纮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传说刘备也看过地形，大为称赞，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建康实录》卷二注引张勃《吴录》）于是，建业被选中，就成了后来东吴的国都。

三国中，魏是继承东汉，仍以洛阳为都，蜀是接受了刘焉为益州牧时的治所，以成都为都，只有吴以建业为都，是一个完全新的举措。过去江南的中心地是在吴（苏州）和会稽（绍兴），因此建业的规划，一开始也还是模仿吴，“阐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吴都赋》）。

建安十六年，孙权从京口（镇江）迁来，修建了将军府，即建业宫，是建业的第一座重要建筑。当时条件有限，用的“材柱率细”，过了几十年，“皆以腐朽”，因此在赤乌十年（247），孙权下令从旧的武昌宫运来瓦片木料，重加修缮，改造为太初宫，“周长三百丈”。不过太初宫修好，也就五年，孙权便去世了。

宝鼎二年（267），孙皓在太初宫的东侧，又修了一个“周长五百丈”的更大的宫殿，叫昭明宫。此前他听信“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的传言，迁都武昌，在那儿过了一年才回来，回来后就要修昭明宫，为了赶工，当时还把两千石以下的官员都动员起来，让他们到山里去监督采木头。昭明宫修得富丽堂皇，山水园林、楼观堂殿之外，还有许多奇石珠玉的装饰，满目琳琅。

孙权像

太初宫的南面，是太子住的南宫，维修太初宫时，孙权也在此短暂居住。南宫之西，为西苑，是孙权长子孙登所修。从太初宫出来，是笔直平坦的御道，据左思《吴都赋》描写，御道两旁有树木、水渠，即“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另外，就是整齐的官署，“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

建业城里也有居民住宅，其中既有“高门鼎贵，魁岸豪杰”，如“虞、魏之昆，顾、陆之裔”，都是吴的中流砥柱，也有“任侠之靡，轻訬之客”，往来于江湖之上，“缔交翩翩，傧从奕奕”。而最热闹的，还要数秦淮河两岸的大市、东市、北市这三大市场，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因此有车马行船、男女老少在这里川流不息，“士女伫眙，商贾骈坒。纻衣絺服，杂遝综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买卖兴隆、热闹非凡。

孙吴以建业为都，历经五十年，把一个原本没有什么基础的地方，变成了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晋灭吴以后，虽然它一度被改回原来的名字秣陵，可是永嘉元年（307），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避晋愍帝司马业讳，改“业”为“邺”），最后还是在这里登基为晋元帝，建立起东晋王朝。建邺改名为建康，再一次成为首都，以后宋、齐、梁、陈都不变。

而为这三百多年历史的六朝古都奠定第一块基石的，正是孙权。

二

据说刘备曾在京口问孙权：这里距吴几百里，一旦有紧要事发生，并不能马上救急，你不会常住这里吧？孙权回答：秣陵临着大江，可以停大船，我正营建水军，首选当然是秣陵。刘备便又问：那么芜湖也是不错的，离濡须口也不远。孙权回答：我打算取徐州，秣陵更近一点（《吴志·张纮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这一段对话，说明孙权建都，有地理、军事方面的诸多考虑，其中刘备问的第一条最重要，就是说它首先要能提供与吴密切互动的方便。选择建业为都，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离吴比较近，而吴是孙权的大本营。

孙权家世代为吴郡富春（今杭州市富阳区）人，他父亲孙坚（155—192）在汉末立有军功，官至长沙太守。初平三年（192），孙坚受袁术指派攻打刘表，在襄阳城外的岘山被杀，时年三十七岁。

孙坚死后，孙权的长兄孙策（175—200）和母亲一起投靠舅舅吴景。他母亲吴夫人也是吴人，生有孙策、孙权、孙翊、孙匡等四男一女，从孙策少年时，就陪他在舒（今安徽舒城县），结识了周瑜及江淮士大夫，以后也一道辗转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市）、历阳（今安徽省和县）、阜陵（今安徽省全椒县）等地。当时吴景为丹杨太守（治所在安徽宣州），孙策从堂兄孙贲为丹杨都尉，孙策就带着他父亲留下的几十匹马和千余人，“收合流散，东据吴会”（《吴志·孙讨逆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协助吴景平定江东，“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孙策的叔叔孙静也来襄助，攻占会稽。建安元年（196），孙策自命会稽太守，仍以吴景为丹杨太守，孙贲、孙辅兄弟为豫章和庐陵太守，丹杨朱治为吴郡太守。这时，他和袁术也分道扬镳，接受汉献帝的拜将封侯，但在建安五年（200）意外地遇刺身亡，只有二十六岁，留下“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的遗言（《吴志·孙讨逆传》）。

孙权接受父兄遗产，在孙策死后，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驻守吴。他母亲陪伴他，也参与许多重大决策。据《吴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建安七年（202），曹操叫孙权送儿子去做人质，孙权同张昭、秦松等商量，这些人都拿不定主意，他便找了周瑜一道去见吴夫人，“诣母前定议”。孙权、周瑜是不肯屈从，吴夫人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并且嘱咐孙权：“公瑾（周瑜字公瑾）与伯符（孙策字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建安十三年，周瑜自信十足地在赤壁击退曹操，为吴与魏、蜀三分天下，赢得最重要的一仗，与他同孙策自少年便“独相友善”，早已结下“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的友情，不无关系。他们两人分别娶了桥公的女儿大桥、小桥，已经是连襟，后来周瑜的女儿又嫁给孙权的儿子孙登，周瑜的儿子也娶了孙权的公主，更是亲上加亲。

还有一个张，本来是孙策身边很重要的谋士，据《张纮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当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后，吴夫人也多次给他写信，“太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付属以辅助之义”，恳请他就像对待孙策一样继续帮助孙权。孙权对张纮也相当尊重，采纳了他的意见，以秣陵为都。

吴夫人死于建安七年，《资治通鉴》记为建安十二年。当初孙坚仰慕她才貌出众，来提亲，吴家人嫌孙坚“轻狡”、靠不住，本来是要拒婚的，吴夫人担心家人因此受报复，同意嫁给孙坚。孙坚死后，她又肩负起母亲兼父亲的责任。她父母早逝，只有一个弟弟吴景，跟着她，先是为孙坚手下主力，后来帮助孙权，死于建安八年（203）。吴景的儿子吴安后来卷入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二宫构争”，因支持孙霸，受牵连而死；他还有一个儿子吴纂，是縢胤的女婿，最后也因縢胤案被害。

周瑜像

当孙权最初接受父兄遗产时，“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吴主传》），就是说他身边的人都没有跟他结为“君臣”关系，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制度或道义上的责任及约束，他对家族的依赖性很强。首先孙氏家族，如陈寿所说，“或赞兴初基，或镇据边陲，克堪厥任，不忝其荣者乎？”（《吴志·宗室传》）其中最重要的，一是他的弟弟孙翊、孙匡。孙翊“骁悍果烈，有兄策风”，建安八年为丹杨太守。孙匡早夭，但他娶的是曹操弟弟的女儿。孙权还有一个妹妹，也嫁了荆州牧刘备。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联姻，在汉末、三国之初，对于协调魏、蜀、吴的关系，颇有意义。还有，就是他叔叔孙静以及孙静的儿子亦即他的几个叔伯兄弟。孙瑜在孙翊遇刺后，立刻接任丹杨太守，和周瑜并肩作战。孙皎几次在濡须阻止曹操，号为精锐，擒关羽、定荆州，都立有战功。孙奂领江夏太守，黄武五年（226）协助孙权攻打石阳。又有他的伯父孙贲、孙辅兄弟，孙贲的女儿还嫁给了曹操的儿子曹彰。其次，则是他母亲吴夫人家也给了他最大的支撑。

因此，吴国的兴起，也可以说是家族的事业，这是江南的吴与中原的魏、西南的蜀不大一样的地方。后来孙匡的孙子孙秀担心被孙皓所害，于建衡二年（270）“夜将妻子亲兵数百人奔晋”，而等到孙皓也向晋投降，他感慨孙策所创大业一夜间灰飞烟灭，面朝南方故国涕泗横流地说：“昔讨逆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三

富春孙氏，在孙坚以前，世世代代都是郡县小吏，并不是最有势力的家族。孙策年轻时，结交了庐江周瑜、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张昭，孙策死后，孙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并以周瑜、孙坚及孙策时代的大将程普、孙策时代的将军吕范为将帅，又因周瑜和姐夫阿弘的引荐，新聘了鲁肃及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构成他最初的骨干队伍。

程普是右北平（今河北省唐山市）人，吕范是汝南（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人，鲁肃是临淮人（今安徽省定远县），诸葛瑾是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人，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各有所长，都有功于吴的建国，是吴国第一代功臣。但周瑜死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不久，鲁肃死在建安二十二年，“先出诸将，（程）普最年长”，死在孙权称帝前，吕范也死在黄武七年（228），孙权登基以前。张昭死于嘉禾五年（236），但他在孙权称帝后即以老病告退；诸葛瑾死于赤乌四年（241），他却为人弘雅谨慎。

这以后，便如陆凯所说，“先帝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开始了吴人主政的时代，“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吴志·陆凯传》）。陆凯本人就是吴郡吴人，黄武初年开始为地方长官，孙皓时官至荆州牧、左丞相。他在给孙皓的上疏中提到的为孙权倚仗的顾、陆、朱、张，都是吴地大姓，这几个大姓，或者与孙权之间，或者是互相之间，还有婚姻亲戚关系。

顾指顾雍（168—243）。孙策死后，孙权领会稽太守，以顾雍为丞，派他去会稽实际行使太守权力，“讨除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黄武元年（222），孙权封吴王，顾雍领尚书令，四年（225）接替孙卲为丞相。这时候，顾雍从吴接他母亲过来，孙权“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后太子又往庆焉”，既亲切又隆重。顾雍长子顾卲娶的又是孙策的女儿，因此，孙、顾两家的关系非比寻常。顾雍为丞相十九年，至赤乌六年（243），七十六岁时去世，据说他为人极其稳重，时常是在私下里与孙权交换意见，“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权以此重之”（《吴志·顾雍传》），而孙权也对他很照顾，在他垂危之际，特意安排他小儿子为骑都尉，令他安心。

陆是指世代为江东大族的陆康一门。陆康为汉末庐江太守，死于孙策受袁术指派攻打庐江时，从此陆家便由他的从孙陆逊（183—254）“纲纪门户”，他儿子陆绩小陆逊几岁，后来在孙权手下，因率直而被外放做郁林太守，死在南方。

陆逊二十一岁入孙权幕府，并娶孙策女儿。他的有名，主要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与吕蒙率军攻打关羽，“尽虏羽士众妻子”“斩羽及子平”，以定荆州。而当刘备前来替关羽报仇时，又率五万人前往阻击，大破蜀军，刘备夜遁白帝城，羞惭难当：“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不久死于当地，诸葛亮也只好求和。孙权拜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黄武七年，陆逊又在皖口（今安徽省安庆市西）击败曹休，曹休背上疽发而死，吴军凯旋过武昌，孙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给他以最高嘉奖。翌年，孙权称帝，陆逊为上大将军。孙权迁都建业，留下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顾雍死后，赤乌七年，代顾雍为丞相，最后因“二宫构争”案“愤恚致卒”。

陆逊的儿子陆抗，即孙策外孙，在父亲死后，领其兵屯柴桑，又都督西陵。孙皓时，领益州牧，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拜大司马、荆州牧，死于吴亡之前。陆抗的儿子陆晏、陆景后来也都为抵抗晋军而死。陆逊还有弟弟陆瑁，在嘉禾元年拜议郎，迁曹尚书。而陆凯则是陆逊的族子。

朱是指朱桓。他也是很早就入孙权幕府，先在吴和会稽一带，安抚民众，征讨山贼，后为濡须督，于黄武二年（223）迎战曹仁，斩魏将常雕，迁奋武将军、领彭城相。黄武七年，朱桓助陆逊攻打曹休。孙权登基，拜他为前将军，领青州牧。赤乌元年（238）死后，他儿子朱异代父领兵，拜镇南将军。

朱异有从父朱据，黄武初年拜五官中郎将、建义校尉，屯兵湖孰。黄龙元年，娶孙权小女儿鲁育。赤乌九年，迁骠骑将军。后因“二宫构争”，被赐死。

张主要指张允父子。张允“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他做过孙权手下，但死得早，他儿子张温，被顾雍许为“当今无辈”，拜议郎、选曹尚书，为太子太傅，“蒙最隆之施”。张温“才藻俊茂”，受命出使蜀国，“声名大盛”，使孙权心里不舒服，担心他不易控制，借故把他关起来，几年后去世。他的两个弟弟也都被废，他的妹妹本来是嫁给顾雍孙子顾承的，也被强令改嫁许氏，他妹妹不肯，结婚之日，饮药而死。

过去人形容“张文，朱武，陆忠，顾厚”（《世说新语·赏誉》），是讲这四个吴人家族门风不同，张家有文采，朱家出武将，陆家最忠诚，顾家最厚道。与张昭、周瑜那一代功臣往往追随过孙坚、孙策不同，这四个家族里的重要人物，如顾雍、陆逊、朱桓、张温，都是孙权自己用的人，是孙权在建立吴国过程中最倚重的力量。

吴地除了这几个大姓，还有像陆机在《吴趋行》里唱到“八族未足侈，四姓是名家”的“八族”，也就是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家。此外，会稽也有如虞、魏、孔、贺等有名的家族，即左思所说“虞魏之昆”，是吴国的中坚。

所以选择以建业为都，就是考虑到建业离吴、会稽不远，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大家族的势力和乡土资源。

由于孙权一开始依靠的主要是吴人，到建安末年，陆逊领宜都太守的时候，就发现必须要为荆州人士呼吁，给他们以出路：“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凄凄，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而与荆州人士得不到重用的情形相反，黄武三年以前，在吴，却是“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吴志·朱治传》），也就是说，在孙权为吴王以至他称帝的几年间，优先录用吴这几大家族包括孙氏家族的人，特别依赖他们的趋向，是只增不减。到孙权晚年，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互相竞争，各自拉拢自己的势力，“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吴志·陆逊传》），很多重要的位置也就被这些大家子弟给占据了。

这种对于家庭关系和家族力量的格外重视，也成了东吴社会与政治的一个特点。

四

吴之所以立足江南，光靠吴和会稽，当然还是不够。陈寿评价孙权，说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讲的就是他有先天不足，故与魏、与蜀打交道，要“屈身忍辱”，能伸能屈。而这先天不足中的一个最大麻烦，便是《吴志·吴主传》记载他黄武元年向魏文帝“卑辞上书，求自改厉”时，提到的“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

扬、越蛮夷，主要指的是生活在当时扬州、荆州、交州一带的山地居民，在《三国志》里，又称山越、山贼、山寇。如何治理山越，是研究吴国历史的人谈论最多的话题，按照唐长孺的意见，这些人就相当于秦汉时期的越人，当他们中的一部分退入山中偏僻之地，便成了山越（《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山越广泛地存在于江南的高山峻岭，出没无常，不容易管理，所以孙权这边向魏文帝求和，那边让张温去蜀国，向诸葛亮解释他为什么与曹氏和解，也是说：“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丕。”（《吴志·张温传》）直到黄武五年（《吴志·全琮传》记为七年），他登基前两年，由于丹杨、吴和会稽的“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他还在这三郡交集的深险之地特设了东安郡，派吴人全琮为太守，专门前往治理，在全琮“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后，又撤销该郡（《吴志·全琮传》）。

在吴国，最早提出治理山越之策略的是陆逊。陆逊世代为江南人，对本地的山越及地况都比较了解，他自己手下最初的战士，有的就是在吴、丹杨、会稽一带征求“伏匿”，从大山里面带出来的。在打掉几个最顽固的“贼帅”以后，“宿恶荡除，所过肃清”。他将俘获的山越，强壮的纳入军中、羸弱的编入户籍，“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所以，当孙权跟他商谈世务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首先建议：“方今英雄棋峙，豺豹狼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

陆逊认为山越可敌可伍，应该充分利用、化不利为有利因素，是因为他把眼光放在江南，希望尽可能开发和利用江南本身的资源。像陆逊一样，潘濬凭着自己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的优势，也曾于黄龙三年，率五万人征讨叛乱盘结的“武陵蛮夷”，“斩首获生，盖以万数”（《吴志·潘濬传》）。

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对治理山越也很有兴趣，他还表示丹杨山势险峻，“民多果劲”，个个都很厉害，陆逊才不过清了清外围，“其余深远，莫能禽尽”。他因此再三请求去做丹杨太守，自称“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一般人包括诸葛瑾都不相信他能成功，大家都说丹杨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相邻，重峦叠嶂，大山深处的居民“未尝入城市，对长吏”，从没接受过“文明”的洗礼，只知道“仗兵野逸”，登山赴险，“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这个地方产铜，他们也就制造了兵器，逮住机会，便“出为寇盗”。可是你要去抓他们，他们要不就躲进洞窟，要不“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总之是很难控制。诸葛恪不听，于嘉禾三年（234）八月坚持去了丹杨。他不征也不剿，只是坐等粮食将熟，马上收割得干干净净，“使无遗种”。山民们饿得没办法，便一个个出来投降，到嘉禾六年（237）底，终于达到他预计的人数，他自己领了其中一万，其余的分给诸将（《吴志·诸葛恪传》）。由此，“平山越事毕”（《吴主传》）。

治理山越，是吴立足江东、深入开发江南的一个过程，由此把更多的人民、土地，纳入到吴的政治版图，站在吴人的立场，便是如薛综所说，使“蔾蓧良莠，化为善草”。不过所谓蛮夷、山越，本来都有自己的习惯，也不是说抓差就抓差、说驯服就驯服的。

五

黄武三年（224）四月，刘备为陆逊所败，死在白帝城。九月，曹丕到广陵，临江观兵，叹道：“彼有人焉，未可图也。”吴的形势越来越好，黄武五年，陆逊便提出“施德缓刑，宽赋息调”的要求，没想到孙权不同意。他说刑罚是用来威胁小人的，我这是“先令后诛”，至于收税和征兵，则是由于“天下未定”，必须有充分准备，“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孙权指出问题的根本，在于是否“徒守江东”，这是他与陆逊最大的分歧点。孙权的理想，是如鲁肃曾经描绘的那样，立足江东而“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可是陆逊的眼光，却始终离不开江东。

韦昭写过一首题为《章洪德》的鼓吹曲，赞美吴国：“章洪德，迈神威。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供，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他所谓“感殊风，怀远邻”，主要是讲孙权时代向南海以及辽东的拓展。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在孙权称帝的第二年，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本来孙权的计划是要取夷洲和朱崖，夷洲即今日台湾，朱崖在海南岛，但他与陆逊一谈，陆逊立刻反对，指出这些年打仗，打得四处疲敝，眼下“四海未定”，仍然需要民力，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地去那么远的夷洲？“万里袭取，风波难测。”而朱崖那地方险峻，“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也根本没有价值。孙权去问全琮，全琮也是这个话，认为“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去的人都恐怕回不来，不值得。

这样孙权便放弃朱崖，改往夷洲和亶洲。亶洲，有人说是菲律宾，也有人说是日本，有传说讲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到海上求神山仙药，去的就是亶洲。对当时人来说，从会稽出发，无论是到夷洲还是亶洲，“所在绝远”，都是极大的冒险。卫温、诸葛直率领的上万人船队，这一次就没能到达亶洲，只带了几千个据说是夷洲的人回来，而他们自己的损失更大，“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孙权便因为这一点，把他们杀了。

这一次向南拓展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孙权扩张的野心，嘉禾元年，他又派将军周贺、裴潜渡海前往辽东。虽然周贺途中遭魏国田豫杀害，可是，辽东太守公孙渊却让宿舒、孙综来“称藩于吴，并献貂马”，这让孙权兴奋得不得了。据《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由于他未行郊祀之礼，大臣们有所议论，他反驳道：“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意思是行礼要到中原去行，在这里算什么？现在，他终于往北挂上辽东，似乎有机会实现这一梦想，所以第二年，他就封公孙渊为燕王，表示“将与戮力，共定海内”。他在诏令中说：“今因天命，远遣二使，款诚显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普天一统，于是定矣。”然后便叫张弥、许晏率万人陪同宿、孙渡海返回辽东，同时以九锡备物、金宝珍货相送。

张昭、顾雍等大臣都以为公孙渊未必可信，而起来反对，顾雍说：“此国之大事，臣以死争之。”（《太平御览》引《魏国统》）张昭认为公孙渊不过是“背魏惧讨，远来求援”，如果他改变主意，又去向魏国表忠心，两位使者白白送命，“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孙权听了“案刀而怒”，愤愤地说：“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他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结果不出张昭等所料，远道而去的吴国使者被斩首献给了魏国，士兵们死的死，逃的逃，公孙渊却因此获魏国之封而为大司马、乐浪公。

孙权闻听噩耗，怒不可遏，准备亲自远征辽东：“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陆逊、薛综等拼命劝阻，陆逊说话很有技巧，他说吴国“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打败这三个“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眼看就要“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何必为一个“未染王化，鸟窜荒裔”的公孙渊，就放下“强寇在境，荒服未庭”，而亲自“乘桴远征”？薛综还总结了不必征讨辽东的理由，共三条：一是那地方太冷，种不下粮食，那地方的人也是“民习鞍马，转徙无常”，你去了，人家骑马跑掉，留下的空地，实在没什么用。二是“海行无常，风波难免”，谁知道路上就会出什么事儿。三是海水和海上空气都很咸湿，容易使人生“流肿”并且传染。有这三条，最好还是不去，“中国一平，辽东自毙，但当拱手以待耳”。连番劝说之下，才打消了孙权北伐的念头。

而据《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随张弥、许晏到辽东的秦旦等人逃到高句丽，高句丽王宫后来送他们回吴，孙权又派使者拜宫为单于。这样过了好几年，至公孙渊为魏国所灭，他还派人到辽东探查消息。

六

孙权长寿，他十九岁为讨虏将军、四十八岁称吴国皇帝，登基虽晚，却活到七十岁以上，使吴国政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稳定。

孙权时代也有过两次危机。第一次是在他称帝前，黄武四年前后，吴人暨艳为选曹尚书，暨艳是张温推荐的，张温出于吴的四大家族，官至太子太傅，可是，他推荐的暨艳看不惯当时官场作风，“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便根据自己新的标准，“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就连丞相孙卲，不得已也“辞位谢罪”。陆瑁写信给暨艳，提醒他应该“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暨艳哪里肯听，导致他在官场上积怨甚深，不久，那些被他弹劾的人就团结在一起，反过来举报他“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孙权下令处理此事，最后暨艳自杀，张温也遭撤职，他弟弟张祗、张白都受连累被废黜。张家本来与顾、陆两家还有婚姻关系，张白娶的陆逊从妹，他们的一个妹妹嫁的是顾雍孙子顾承，但这些都没能帮上忙，没能使张氏家族摆脱厄运。

第二次是在孙权称帝以后，他用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由于吕壹疾恶如仇，完全容不下贪腐之人，“疾贪污在位，欲沙汰之”，而又“性苛惨，用法深刻”，以至于在监督过程中，也造出不少冤案、假案，人心惶惶，上到丞相顾雍、陆逊，都不能幸免。据《吴志·陆逊传》说，当时陆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吴志·潘濬传》也说：“吕壹操弄权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眼见剑已经悬到顾雍头上，潘濬还从武昌赶到建业，打算乘百官聚会，手刃吕壹。步骘在上疏中表示吕壹吹毛求疵，使“无罪无辜，横受大刑”的做法，固然“使民跼天蹐地，谁不战栗”，但是他轻忽人命，也会遭到怨恨，更严重的是舆论纷纷，而“一人吁嗟，王道为亏”。他要求至少能让顾雍、陆逊、潘濬这几个人得到豁免，使他们安心。赤乌元年，吕壹终于遭揭发被杀，孙权也“引咎责躬”，他对诸葛瑾、步骘等大臣说：“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希望他们仍能保持“同船济水”之心。

很多学者研究暨艳、吕壹案，认为孙权前后用这两人，主要还是针对吴的顾、陆、朱、张等几大家族，是为了巩固皇权而限制他们家族势力的滋长，因此，张温在暨艳案后，虽“免罪为幸”，六年后才去世，但张家却从此无声无息。而据说诸葛亮听到张温被放黜，起初怎么也不能相信，后来才推测是由于“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吴志·张温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说明暨艳案以张温兄弟被废收场，对当时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意外。

不过，各大家族毕竟是吴国稳定的政治基础，当时的孙权还能及时收手，因而才没有造成吴国内部的彻底撕裂。孙权在吕壹案后，向一些大臣保证他们的“骨肉关系”不会改变，也实在是意味深长。而到了孙权晚年，发生“二宫构争”，这时便是吴国出现政治上的裂痕的开始。

七

孙权称吴王后，首先立长子孙登为太子。孙登出身“庶贱”，是徐夫人抚养大。

孙权娶妻，见于《吴志·妃嫔传》的有前后六位。第一任会稽山阴谢夫人，是他母亲所选，在有了徐夫人之后便失宠，早早死掉。第二任便是这位富春徐夫人。徐夫人的祖父为孙坚好友，并娶孙坚的妹妹，生下徐琨。徐琨曾跟随孙坚、孙策、吴景征战，他儿子徐矫、徐祚也为吴立下过战功，他女儿先嫁给同郡的陆尚，陆尚死后，便为孙权所聘，主要是为了照顾孙登。孙登为太子，本来应该是徐夫人为后，可孙权意在步夫人。步夫人是以容貌而为孙权所爱的，她生的两个女儿，鲁班先后嫁给了周瑜的儿子周循和全琮，鲁育先后嫁给了朱据和刘纂。孙权为了步夫人立后，与大臣们争执，“依违者十余年”，最后徐夫人也死了、步夫人也死了，步夫人才得到追认。

第四任是琅琊王夫人。王夫人于黄武年间被选入宫，生下孙和。赤乌五年（242），孙和十九岁被立为太子，本来这就该立王夫人为后，但是步夫人的女儿鲁班即全公主反对，令王夫人忧郁而死，孙和也渐渐失宠。于是就有了第五任南阳王夫人，于嘉禾年间被选入宫，生孙休。不过当时太子孙和及琅琊王夫人正受宠，南阳王夫人与其他妃嫔一样也只好离开建业，最后死在公安。第六任会稽潘夫人，原来是一个违法被判死刑的小吏的女儿，和她姐姐一道被发落到织布室，孙权看到后，将她带入后宫。潘夫人生孙亮，赤乌十三年（250），由于鲁班的劝进，孙权立孙亮为太子，太元元年（251），潘夫人立为皇后。然而，潘夫人不仅“性险妒容媚”，政治上也颇有野心，在孙权病重时被人勒死，而潘夫人死后两个月，孙权也就去世。

陈寿记载的孙权夫人，比曹操、刘备的都多，这些夫人还都死在孙权的前面。年轻时，孙权看重的是夫人的家庭背景，婚姻也是维系家族关系及利益的一个纽带，越到后来却是越看淡这一因素，就是单纯地凭“喜欢”。他晚年游幸诸营，在路上遇见何姬，马上赐给孙和，何姫生下孙皓，他也欢喜不尽，为孙子取名彭祖。

孙权一开始立孙登为太子，对孙登的培养，“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也曾相当用心。当时“东宫号为多士”，与孙登为伴、“侍讲诗书，出从骑射”的，主要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张昭的儿子张休、顾雍的孙子顾谭以及庐江人陈表这几个人，显示为一个很可观的吴二代阵容。黄武四年，孙登又娶了周瑜的女儿。黄龙元年以后，他在武昌，则由陆逊为首辅。但不幸孙登在立太子二十三年后的赤乌四年，三十三岁时去世。

赤乌五年，十九岁的孙和继立为太子，他的胞弟孙霸同时封鲁王。兄弟俩本来彼此不分，却由于全公主的介入，产生矛盾，互相不服，闹到孙权出来禁止他们见面，责令各自闭门读书反省。由于全公主的丈夫是全琮，她母亲步夫人与步骘为淮阴同族，所以，当“二宫构争”时，全琮、全寄父子以及步骘等人就站在全公主的一边，支持孙霸，而陆逊、诸葛恪等人则是主张“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嫡庶不可混淆，支持孙和。在大臣之间，于是分成了太子党和鲁王党，很多人卷入其中，产生了政治上的分裂。

赤乌十三年（250），失去耐心的孙权宣布废太子，后来还将孙和送到长沙为南阳王。太子一党，如顾谭、顾承兄弟和张休等都流放到交州，张休后被赐死，朱据也被赐死，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被杀，陆逊则在愤懑中不久去世。吴的顾、陆、朱等几个家族，这一次深受重创。同时，孙霸也被迫自杀，全寄等“坐阿党鲁王霸赐死”。

孙权废孙和，再立小儿子孙亮为太子。他病重期间，意识到孙亮没有资格做太子，想要召回孙和，却已经来不及。

孙权的死，对吴国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过在他的时代形成的政治格局，尤其是依靠吴的孙氏、陆氏等家族势力的习惯并没有变。陆逊的孙子陆机后来写《辩亡论》，就说到了最后的孙皓时代，“典刑未灭，古老犹存”，他父亲陆抗、陆抗的同族兄弟陆凯以及会稽贺景的儿子贺卲都是最重要的支柱，“元首虽病，股肱犹存”。而到东晋之初，两个北方的名门大族之人王导和司马睿也还是知道要在江南扎根，就必须得到江南大族的支持，王导说：“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接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顾荣便是顾雍的孙子，贺循是贺卲的儿子，他们仍然代表着吴和会稽，是支撑首都建业最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