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文采风流今尚存
——《魏志·武帝纪》

一

《魏志》第一篇《武帝纪》，是曹操的传记。曹操没做过一天皇帝，“武帝”是他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封的，不过，他确实是魏国的实际创建者，是开出三国历史局面的最重要的人，同时，他又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一个有故事的人。

曹操的故事，要讲起来，非常之多。首先，他的出身颇不寻常，他祖父曹腾，原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裔，在讲究家世的汉代，也算得不平常，可曹腾少年时就当了宦官，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他的养子，曹操真正的祖上是谁，这样就成了个谜。陈寿为曹操写传的时候，距离曹操去世不过五十余年，他也许听到过一些传言，诸如曹操本姓夏侯不姓曹之类，可是提及曹操的身世，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只写下“莫能审其出生本末”几个字。

陈寿以前，司马迁在《史记》里讲汉高祖刘邦的出生，说的是他母亲在一个大湖之畔休息，“梦与神遇”，当时电闪雷鸣、天际如墨，他父亲赶过去，只看见一条蛟龙和他母亲纠缠，而后他母亲便怀孕生下他来。陈寿以后，袁宏在《后汉纪》里讲汉光武帝刘秀的出生，也提到那天晚上，有红色的光焰照彻夜空，屋子里一片透亮。这种“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式的开国神话，在汉代以后的历史书写中，几乎成了一个套路。但是这一套路，陈寿并没有用，不知是不是由于曹操死前仅封魏王，离称帝仍差一步，又或是他的身世本来糊里糊涂，不便深究。

宦官在汉末的名声极坏，他们近水楼台裹挟皇帝，惹翻众怒，士人尤其讨厌他们。尽管在后来范晔的《后汉书》当中，曹腾还是被网开一面，其中说他侍奉四位皇帝，前后三十年，没做过什么违规的事情，可是谈到曹嵩，就不客气地指出他是靠了行贿才做到太尉的。这说明宦官及其后代不仅享有很大特权，也确实有恶劣的行迹，让人诟病。所以，当人们把汉代亡国的原因，归咎于宦官和外戚相继操弄权柄的时候，曹操便要无可避免地承担起宦官之后的坏名声，就像清代学者赵翼愤愤然所说的：“东汉坏于阉，而操本阉人曹腾之后，竟移汉祚！”（《瓯北诗话》）这就是说，曹操没有称帝的资格，是他宦官后人的身份决定的。

二

若论出身，曹操是没有奉天承运的资格，但时势造英雄，他硬是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成了“治世之奸雄，乱世之英雄”。他一生活了六十六岁，他一死，四百年汉家王朝也告结束。他的死，陈寿倒是记得清清楚楚：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初春，他死于洛阳，遵照遗令，遗体被运回邺城，二十天后，葬在他指定的高陵、西门豹祠附近。

邺是当时的冀州首府，在今天河北临漳县与河南安阳市中间，是曹操的大本营。自建安九年（204）从袁绍的儿子袁尚手里夺下，曹操在这里先后受封为丞相、魏公、魏王，在这里修了宗庙，并建造有名的玄武池以及铜雀、金虎、冰井三座高台。邺城，是见证他这一路南征北伐、荡平天下的地方，叶落归根，所以他死后要葬在这里，而不是回到家乡亳州的曹氏家族墓地。

曹操一生简朴、务实，也不愿意在身后事上奢侈铺张，他的遗嘱里，因此有“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话，就是说墓地上不要加封土，也不要种树。这句话的意思本来明白，无非是曹操依然把自己当一个普通人看，不肯享受特殊待遇。然而问题是，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在帝王将相普遍厚葬的世风下，他这种怀有平常心的做法，反而招来后世接二连三的猜疑。

最有名的便是“七十二疑冢”的传闻。据说，宋代的王安石（1021—1086）有一次在安阳参拜曹操遗址，见到“铜雀台西八九丘”（《将次相州》），以为那就是曹操墓地。南宋时，范成大（1126—1193）到邺城西边的曹操讲武城，不知怎么也说到在那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罗大经《鹤林玉露》）。这样到了明代，像“曹操疑冢在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明一统志·彰德府志》）一类的传言，就被写进地方志，几乎成为一种常识。

为什么会有这“七十二疑冢”的传闻？当然，一多半缘于传说中曹操的个性。曹操的个性，如陈寿所说，“少机警，有权数”，是一种天生的机智善变，同时他又精通兵法，他为《孙子兵法》做的注释，到今天都在流传。他打仗时，也最善用奇计，吕布常提醒人，就说“曹操多谲，勿入伏中”。田丰警告袁绍，也说“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袁绍传》写曹操最后与袁绍两个儿子决战，是将袁尚的手下审配包围在邺，掘地道、挖壕沟，一夜“广深二丈”，然后引漳河水，让他们逃不出，以至于城中饿死过半。所以，后来唐太宗对他佩服归佩服，在这一点上却是有所保留，说：“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贞观政要》）而清代学者赵翼总结“三国之主”的用人策略，认为“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廿二史札记》），对他看得就更清楚。

如此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印象，都说曹操惯用权术、诡计多端，他在自己后事的安排上面，难道就没有用一点阴谋？南宋的俞应符于是断定他“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题曹操疑冢诗》）。《三国演义》小说讲他之所以要设疑冢七十二座，是怕被人掘了自己的坟墓（第七十八回）。清代的蒲松龄也写过一个《曹操冢》的短篇小说，那里面说曹操墓在许昌城外大河旁的崖洞里，洞里放了一个转轮，“轮上排利刀如霜”，夏天在河里游泳的人，一不小心，“若被刀斧，尸断浮出”（《聊斋志异》）。

这些传闻多少年来家喻户晓，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考古学家经过发掘，才证实那所谓曹操讲武城外的七十二疑冢，实际上是一个分布在河北磁县的北朝贵族墓葬群，真正的曹操墓，据河南省文物考古所二◯◯九年宣布，则是位于河南安阳县安丰乡的西高穴村。从目前发表的考古报告看，在经历多次被盗之后，曹操墓里还剩下有数百件器物及两个头骨和部分骨骼。这些器物，包括写有“魏武帝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字样的石牌，也包括写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石枕，还有不少泥质素面的灰陶与少量的铜饰、铁镜、金纽等。而经过鉴定，其中一具人骨为六十岁左右的男性，现在很多人怀疑他就是曹操。

陈寿记录曹操的遗令，说：“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未得遵古”，是指不要被过去的丧葬礼节所约束而循规蹈矩。曹操对自己的身后事考虑周详，布置得非常仔细，比如他要求大家在葬礼结束之后马上脱下丧服，各就各位，将士不离军队，官员不离值守，又比如他嘱咐给自己穿些平常衣服就好，也不需要金玉珍宝作陪葬品。曹操墓的发掘，一度也掀起轩然大波，专家学者裹着新闻媒体争执吵闹，是真是假，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不过墓中器物的朴素，大体印证了保留至今的曹操的一些遗令，反映出他既诡谲善变、心机颇深，也确实豁达大度、襟怀坦荡。章太炎称赞他“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魏武帝颂》），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有很高的智慧、很大的胸怀，尽管也是诡计多算，但归根结底不失正派。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㦸”石碑

三

曹操的出身以及他的墓在哪里，固然是谈论不尽的话题，但是真正使他成为争论焦点的，还是他对待汉代宗室的态度。无论称帝与否，挟天子以令诸侯、结束四百年汉家王朝的人是他，从此中国陷入几十年的分裂，这样一段历史，应该如何评说？他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

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以曹操有“定天下之功”，封他为魏公。在表彰他的贡献已经远超古代的伊尹和周公时，公布了他的十一大成就。这些成就是：第一，率先领兵战董卓，忠于本朝；第二，战胜黄巾军；第三，讨伐乱政的韩暹、杨奉，迁帝都于许昌，恢复王室秩序；第四，击败妄自称帝的袁术；第五，擒杀吕布、张杨，征服眭固、张绣；第六，官渡之战，歼灭“逆乱天常”的袁绍；第七，杀袁谭、高干，平定黑山；第八，北征三郡乌丸；第九，南征荆州刘表；第十，征马超，抚定戎狄；第十一，使鲜卑、丁零重译而至。

据说曹操三度谦让，等到大臣们也纷纷来劝说，一致表示他在“天下崩乱，群凶豪起”之际，“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灭黄巾，沐浴露霜二十多年，建立了“书契以来”所未有的卓越功勋，他这才“悚惧受诏”。他再三推让，当然属于规定中的行礼如仪，因为早在建安十五年（210）他就公开说过，有人怀疑他心存“不逊之志”，让他很不舒服，“每用耿耿”，他自己本来并没有更高的野心，“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更何况认真说起来，他也为汉家王朝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等到三年后封魏公，就不仅是公众，也是他自己意料中的事，是时势所趋。对此，吕思勉有一个评价，他说曹操还是守住了“封建时代的道德”的，他不肯废汉自立，“对于汉朝，已经是过当的了”（《三国史话》）。这是同情曹操的说法。

陈寿为曹操写传，大体上是遵循汉献帝的定论，以上述十一项功业为基本线索，按照史书“本纪”的书写要求，逐年逐月记述下来的。这也反映出在汉末到西晋的大约半个世纪，对于曹操的评价，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当初曹操被封魏公，刘备等人十分不满，马超、许靖他们就上书汉献帝，痛责曹操是“窃执天衡”“剥乱天下，残毁民物”。刘备除了对自己“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也表示有一点惭愧，更多的还是讲他对曹操“侵擅国权，恣心极乱”的担忧。上述与曹操同一代人的看法，尤其是号为汉帝的刘备的看法，作为蜀国旧人的陈寿并非没有见闻，可是在《魏志·武帝本纪》里，他最终采用的仍然是汉室的意见，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东晋以后，舆论调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刘备他们的观点，而对曹操有所质疑。像袁崧在《后汉书》里就说：汉献帝这个人天性慈爱，身处崎岖危乱之中，对人却没有一点戒备，曹操就是钻了这个空子，趁火打劫，“始于勤王，终至滔天”，“回山倒海，遂移天日”，他实际上是一个窃国之贼（《献帝纪论》）。而后来像南宋的朱熹，就连曹操在诗中经常提到周公，他都看不惯，讽刺曹操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朱子语类》）。这些看法，都是站在汉王朝不可移易的立场，认为汉朝的存续是唯一合法的选项，只能维护，不可改变。由此来看，曹操当然就是有负于汉王朝的奸臣、一个历史的罪人。

东晋、南宋都是汉族王朝偏安一隅，这反而激发了当时人很强的争正统的意识，并影响到他们的历史观。在回看三国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以汉王朝为正统，越发强调刘备才是合法继承人，曹操则是无功但有过。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在普通人当中尤其有市场。我们看《三国演义》第三回写曹操刚一出场，就做了一件滥杀吕伯奢全家的大坏事，他那“狼心狗行之徒”的忘恩负义形象，立刻被定型下来，就像在传统京剧《群英会》里面，曹操这个角色，一定是要勾一张代表大奸大恶的“白脸”。

现代人当然不需要坚持这一套正统观、历史观。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毛泽东多次表示欣赏曹操，对“反动士族”影响下的民众把曹操当成“白脸奸臣”很是不满，提出“这个案要翻”，竟把当时郭沫若、翦伯赞等几乎所有的顶尖历史学家都发动起来，纷纷撰文，歌颂曹操是“一位民族英雄”，半年间发表相关的论文即多达百余篇。这一来，曹操“脸上奸臣的白粉”当然被擦掉，何兹全就曾乐观地说：历史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只是一经人心反映、人手叙述，一个事实变成多个，如秦始皇、曹操都只有一个，历史家手下的秦始皇、曹操却有多个，不过对他们的认识都会逐步接近于“一”的（《三国史·前言》）。是不是能够趋近于“一”呢？既然在曹操身上折射的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观、是非观，也许事情就并没有那么简单。

四

让我们来看一看陈寿的历史观，看他对曹操是怎么评价的。《武帝纪》的最后有一段评论，说：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统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在陈寿眼里，曹操确是一位能够辅佐君主成就大业的朝臣，一个杰出人才。二是在写曹操传的时候，陈寿的心里，很明显有一个无时不在的参照对象，就是袁绍。

在《魏志》中，陈寿也写有袁绍的传记。他写袁绍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乃至个人的容貌、修养，从外到内，这种种条件都非曹操所可比拟。袁绍生在豪门，他家“四世居三公位，势倾天下”，他母亲去世时，赶到汝南来参加葬礼的就有三万人之多，他自己也很善于结交海内人士，有“威荣器观，知名当世”。但是据陈寿说，他也有像“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之类的致命弱点，当汉末动乱之际，他因此经常错估形势，比如鼓动何进引董卓入京，比如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还有如围攻许都、逼迫曹操携献帝迁都鄄城，等等，他是一步错，步步错，直到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这个地方，与曹操相对垒，最后满盘皆输，军败而忧死。

但曹操很不一样，他年少时就知道自己“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头上没顶着光环，所以要从最基层做起，不怕牺牲，一步一步建立名誉。还在初平元年（190），袁绍、曹操等同时起兵声讨董卓，且以袁绍为盟主的时候，袁绍问曹操：如果失败，你到哪里去呢？袁绍是早有以河北为基地的打算的：“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却回答：“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完全不曾想要给自己留一点后路。他战董卓，手里的兵力少得可怜，根本不是对手，只凭着“一战而天下决矣，不可失也”的勇气，一马当先。他打黄巾，也是在旧部少而新兵缺乏训练的情况下，“被甲婴胄，亲巡将士”，以鼓舞士气，“打了败仗也不灰心”（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他处事不犹豫，孤注一掷，敢作敢当，从不像袁绍那样患得患失。袁绍立刘虞为帝时，也想过要拉拢曹操，曹操根本不理会他的小算盘。陈寿说当时袁绍“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笑而恶焉，把曹操轻蔑和厌恶的态度写得活灵活现，因为曹操已经看得很明白，“累世受国重恩”的袁绍，不仅贪心，而且愚蠢，所以他对刘备评价很高，而对袁绍很蔑视。不但曹操，那时稍有见识的人都将袁绍看得很清楚，如孔融也曾对刘备说：“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蜀志·先主传》）

这样到了兴平二年（195），汉献帝从长安逃回洛阳，曹操亲自去洛阳迎接献帝建都许昌，献帝委任曹操为大将军、袁绍为太尉，袁绍不愿居曹操之下，“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到了这个时候，曹操完全清楚袁绍已不足以为威胁，能与自己相抗衡的只有刘备。陈寿在《蜀志·后主传》中写他这时从容与刘备饮酒，说的就是：“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后来袁绍围攻许昌，人人看他都是势不可当，唯独曹操不以为然，果断驻军官渡，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第二年，曹操预备东征刘备，人们又提醒他能与之争天下的是袁绍，应当加以防备，曹操说：“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果然等他仗打回来，刘备败逃、关羽投降，这期间，袁绍都没有什么动作。

在保卫许都的官渡之战中，曹操的兵马和粮草本来都远逊袁绍，他是在“以至弱当至强”的形势下，坚持数月，艰苦卓绝打败对手的，从此赢得“天下莫敌”的称号。袁绍一年后“发病呕血”致死，他却是回乡立庙祭祀祖先。过了许多年，他回忆起与袁绍相对抗的那些日子，还在说袁绍当时“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语气依然平和，姿态依然很低。

官渡之战形势图

荀彧认为袁绍和曹操是典型的强弱之势对转，他比较这两个人，一个忌刻多疑、犹豫难断、法令不立、好收名誉，一个唯才是用、应变无方、法令严明、诚心待人，当然曹操必胜，胜在度、谋、武、德四个方面。如果说荀彧是曹操的谋士，评论不免有所偏向的话，凉州刺史杨阜的分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袁绍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这些都是当时人的观察和判断。

袁绍最初想借曹操之手杀掉他不喜欢的杨彪、孔融等人，曹操不愿意，告诉他当今天下土崩瓦解，群雄并起，正是“上下相疑之秋”，此时杀人，谁不自危、不哀怨？“高祖赦雍齿之雠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袁绍以为曹操这是在假托“公义”，心里头攒了很多怨气。他是完全不了解曹操的心胸、抱负。曹操打败袁绍，占领许都，发现很多人过去写给袁绍的信，他不计前嫌，统统销毁。等他拿下邺城，又不念旧恶，跑到袁绍墓前凭吊，“哭之流涕”。这都是让陈寿相信他确实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地方。

评价历史人物，只有进入到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方能得到一种“了解的同情”。当我们把曹操和袁绍放在一起，将这两个最有可能在汉末历史上发生重大作用的人并列来看，他们的品德操守、他们的能力作风，孰高孰低、谁有功谁有过，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田余庆指出曹操胜袁绍，在于他对当时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认识很清楚，并善于利用它们。而按照钱穆在《国史大纲》里的说法，汉朝最后的分裂，是由于东汉王室自己走上黑暗的道路，民众、士大夫都与它隔绝，汉末的名士如袁绍、公孙瓒、刘表等都不再忠于统一的国家，各自割据一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对待汉代宗室的态度问题上，曹操也真是一点过错都没有的。

五

在与袁绍对决的官渡之战前，荀彧献计给曹操，说“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耳”。打败袁绍，在陈寿看来，也是曹操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在《魏志·武帝纪》中写到这里的时候，因此忽然宕开笔墨，插入一段故事并发表议论说：

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

开国神话终于在这里出现，仍然是冥冥之中，一切都由天来注定。曹操这一年四十五岁，他恐怕也意识到天降大任于斯，从此以天下为己任，一边打仗，一边着手建设。这年他回到家乡亳州，看见“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凄怆伤怀”，心里很难过，于是下令授土田、给耕牛，安定民生，以促进经济发展。他还责成各地恢复办学，恢复祭祀先人，使民众精神也有所安顿。建安十五年，他又下令招纳天下贤士，宣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明明白白已是在以“中兴之君”自期。

当公元三世纪末，陈寿撰写《三国志》的年代，许多人因为能够看到曹操的这些遗令以及他的各种遗物，包括他留下的诗歌，会产生一种相当亲切的感觉，也多少能体会到他的用心和感情。所以，不只是蜀人陈寿在纵观他的一生之后，给他以“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价，吴人陆机读到他遗令里的经国之略、隆家之训，也“慨然叹息伤怀”，写下一篇传世的《吊魏武帝文》。在这篇哀悼和纪念的文字中，陆机一面赞扬曹操的雄才大略，是所谓“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一面又为他在遗令中表现出的儿女情长而感动不已。这些情意绵绵的遗令，有写给儿女的：

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

也有交代给后宫的：

吾婕妤妓人，皆著铜雀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陆机说，他没想到曹操对儿女是那么通达，对身边的女性又是那么缠绵。

铜雀台是建安十五年所建，在邺城的西北角，台上曾有一只大铜雀，“舒翼奋起，势若飞动”（郭茂倩《乐府诗集》三十一）。曹操生前，有时春天携家人登到台上，极目远望，逍遥度日，他儿子曹丕、曹植都奉命写过记述登台之乐的文章，而在关于铜雀台的这一则遗令中，也可以看到曹操对过去愉快的登台时刻有一种难舍的眷恋。“铜雀台”后来也变成文人们最喜欢配乐歌咏的一个题目，南朝有名的诗人像谢朓、何逊、江淹都写过以它为题材的作品，到了唐代，像王勃、高适、李贺等人都还继续在写，所以，南朝梁陈之际的作家徐陵就说：“昔魏武虚帐，韩王故台，自古文人皆为词赋。”（《与李那书》）“魏武虚帐”，用的正是上述铜雀台遗令的典故。而在历代吟咏铜雀台的诗里，江淹的一首最有味道：

武王去金阁，英威长寂寞。

雄剑顿无光，杂佩亦销铄。

秋至明月圆，风伤白露落。

清夜何湛湛，孤烛映兰幕。

抚影怆无从，惟怀忧不薄。

瑶色行应罢，红芳几为乐。

徒登歌舞台，终成蝼蚁郭。

它呼应着曹操的遗令，曹操在遗令中要求他身边的女性按时辰朝向他的墓地奏乐歌舞，以消除他离开人世的寂寞，江淹却在诗里代这些女性写道：没有了武王的世界，才是寂寞的世界。

六

曹丕曾记他父亲“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典论》），读书和写作，都是曹操的至爱，而当稍早年代的人能够通过文字和器物等多种媒介看到他较多面向的时候，也都推崇他文武兼备，如东晋咸康三年（337），国子祭酒袁瓌等上疏建议设立国学，就以他为榜样，说：“昔魏武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以为世之所须者，治之本宜崇。”同时庾亮在武昌置学官，也援引他的例子，而给予很高的评价说：“魏武帝于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宋书·礼》一）

这也许都是有根据的。据说曹操“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因此，他除了自己留下像“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步出夏门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苦寒行》）这样的名作，用清人吴淇的话说，就是“武帝制作，无不精妙，故铜雀台，后世得其片瓦，犹值百金”（《六朝选诗定论》），意思是他的作品就像古董，越久越值钱。除此以外，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以至他的孙子曹叡，都在他的影响下，写作了很多诗文，使后来的人一旦想起他们，就觉得“魏氏三祖，风流可怀”（《宋书·乐志》引王僧虔语）。而在他们周围，还聚集有一大批如王粲、陈琳、刘桢这样的文士，或者随他们辗转征战，或者伴他们读书作文。像王粲在建安二十年（215）就曾随曹操西征张鲁，返回时，他写下一首《从军诗》：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

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

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

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

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

陈赏越山岳，酒肉踰川坻。

军中多妖娆，人马皆溢肥。

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

拓土三千里，往返速若飞。

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

这首诗写随军的艰苦与快乐，显得极为乐观自信。昂扬激越的风格，多少受到曹操的感染。

而曹丕也曾在一首诗里，这样描述他们的夏日聚集：

夏日饶温和，避暑就清凉。

比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

弦歌随风厉，吐羽含徵商。

佳肴重叠来，珍果在一旁。

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扬。

巧拙更胜负，欢美乐人肠。

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

在这种欢快的聚会上，往往还会拈出一些题目，如神女、槐、迷迭香、愁霖、喜霁等，由大家分头去写诗文，作竞赛，这在应玚的《公宴诗》里也有记录：

巍巍主人德，嘉会被四方。

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新堂。

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

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

生在一个动荡的也是转折的大时代，这一批汉末建安时的文士，受曹操父子的激励，“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个个都如一鸣冲天的飞鸟，“骨劲而气猛”（刘勰《文心雕龙》），在文学上既竞争也合作，创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格局。这是大时代里的大格局，用宋代严羽的话说，它是“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也就是被我们称赞备至的“建安风骨”（《沧浪诗话》）。

据传为曹操手迹。原刻在汉中石门南约半里的褒河水中的一巨石上，右行横书，字径四十五厘米。现存汉中博物馆内

曹操自己不曾称帝，他开创的魏国也只存在了四十五年，但是，由他引领的一时风气、一代文化，却似乎比他以及他的子孙能够掌握的政治权力延续得更久远。杜甫有一首《赠将军曹霸》的诗，是写给曹操后人的：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

这首诗讲的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