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吾将以时整理
——《魏志·文帝纪》

一

真正所谓“三国”的历史，是从曹丕代汉献帝而为魏文帝开始，这以后，才有刘备和孙权的称帝。

曹丕（187—226）最为人熟知的，是他限曹植（192—232）七步为诗、不成则行大法的故事，这故事并非《三国志》所写，而是出现在二百年后的《世说新语》里，然而流传很广，不知不觉变成真的历史。宋代江公望在给宋徽宗的上疏里就写道：“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陈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之语，为天下后世笑。”（《上徽宗乞不根治蔡王之狱》）而在民间，给它添枝加叶的自然也不少，如元代的南戏《杀狗记》就说是曹丕将曹植赶到御马监边，逼他以“马料”为题作诗，《三国演义》又说是曹丕以“兄弟”命题，却绝不许曹植在诗里夹带“兄弟”两个字。

魏文帝像

中国传统道德里面有一条，叫“兄仁弟悌”，为兄应当宽厚包容，为弟应当尊敬顺从。《诗经》说：“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大学》说：“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都是把兄弟关系看成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进而看成整个社会和谐有序的前提。不过，就像汉代民谣唱到的：“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一般人对于现实里头的“兄弟二人不相容”，也是心知肚明。

《三国志》对曹丕、曹植的关系，其实并没有作特别渲染，只是陈寿评价曹丕，在赞扬他“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有很好的文化修养的同时，指出他如果能“旷大志度，励以公平之诚”，便可以达到“古之贤主”的标准。说他不够大度、缺乏公平的诚意，是不是针对他处理与曹植关系的手法而言，也就是后来人每每为之叹息的“文雅有余，兄弟恩薄”呢？

根据陈寿的记载，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不过这里面，对曹丕真正构成过威胁的只有曹冲和曹植。曹冲聪明、仁慈，起初很受曹操恩宠，曹丕也承认“若使仓舒（曹冲字仓舒）在，我亦无天下”，但建安十三年（208），他十三岁就夭折了，剩下一个曹植。曹植本来聪明乖巧、率真任性，一度颇讨曹操欢心，被视为“儿中最可定大事”的人，曹操晚年为继任人的事情发愁，主要就是在他与曹丕之间举棋不定。

在“立子以长不以贤”的古代传统里面，曹丕被立为太子，原本顺理成章，无奈曹操疑心太重，算计也多，对哪个儿子都放心不下，又担心他们互相结怨，落到袁绍两个儿子袁谭、袁尚那种“亲寻干戈”的地步。掂量来掂量去，一直到他封魏王一年半后，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217），才确定由三十一岁的曹丕为太子。

二

陈寿的《魏志·文帝纪》，主要写的是曹丕称帝后黄初元年（220）到七年（226）这一段，他三十四岁称帝前的事迹，都散落在其他人的纪传里。其中《魏志·崔琰传》记载崔琰写给他的信以及他的回信，大概能反映他被立为太子前的状况。

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并州，曹丕留守邺城，那时他还是“志在驱逐”，就是时常外出打猎。崔琰看在眼里，既为他的安全担忧，又怕他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便写信给他，从袁氏子弟“盘游宽放，义声不闻”，到最后“拥徒百万，跨有河朔”，却“无所容足”的教训谈起，谈到世人对他的期望，劝他不要玩物丧志，“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为重”。曹丕回答说一定会改，并让崔琰监督自己：“后有此比，蒙复诲诸。”这一年，曹丕二十岁。崔琰是汉末大学者郑玄的弟子，曹操聘他来做曹丕的老师，已可见在曹丕身上用的心思。

曹丕写过一部名为《典论》的著作，其中有一篇《自叙》，讲他五岁学射箭骑马、随父亲出征，早已练就“弓不虚弯，所中必洞”的本领。他又懂剑法，能抄起甘蔗与号称“空手入白刃”的将军交手，而“三中其臂”。同时受父亲“雅好诗书文籍”的影响，他说自小读《诗经》《论语》，长大后，更是《史记》《汉书》、诸子百家，一切书籍，无不阅览。他自己写的诗赋文章，也有六十篇之多。这篇略等于自传的《自叙》，虽不免葛洪所说“虚自称扬”的成分，不过其中“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的自述，还是能够代表曹丕理想中的人格，应该是文才武略相当、情感理智均衡。这也就是他表弟卞兰替他鼓吹时，要用“武夫怀恩，文士归德”，来形容他文武兼擅的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正符合曹操对他们兄弟的要求。后世之人多看到这一点，因此表扬他们父子，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赋诗。”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封平原侯。曹操后来解释说，曹丕不像其他儿子一样被封侯，就是已经被选了预备做太子。不过这时候，曹操对几个儿子仍然一视同仁，同样为他们招到最好的僚属，如《王粲传》里写到的王粲、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等文士，希望曹氏子弟能与这些博闻多识、操翰成章的彬彬君子在一起，“行则同舆，止则接席”（曹丕《与吴质书》），耳濡目染，增进修养和才干。

只是从此以后，曹丕与曹植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三

曹丕被立为太子，决定性的因素，按照陈寿在《魏志·陈思王（曹植）传》中的说法，是他的对手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厉励，饮酒不节，他却能任之以术，矫情自饰”。就是说，一个放任、不自律，一个理性、有政治手段。

曹丕出生时，传闻有一团青云像车的顶篷罩在他头上，会看云气的人都说这是“至贵之人，非人臣之气”。大好的前程，显然早由天注定，可曹丕自己却似乎常怀隐忧，总不乐观。在他写的诗赋里，就有许多与他身份不合的幽怨、感伤，比如他最有名的两首《杂诗》“漫漫秋夜长”和“西北有浮云”，写游子思乡，充满了“郁郁多悲思”“向风长叹息”“客子常畏人”这样的诗句，清代的吴淇就曾根据这种情绪判断这是曹丕被立为太子前写的作品，他说因为诗里面有太多的“疑惧”，仿佛在诉说“不可一刻离君侧”的心情。

《魏志·贾诩传》写曹丕做五官中郎将时，因为曹植与他旗鼓相当、各有党羽，心中忐忑，便派人去向“策谋深长”的贾诩寻计策。贾诩告诉他：“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意思是要他做好自己该做的，不必多想。曹丕铭记在心，“深自砥砺”。传说他同时又找人相面，相师也安慰他“其贵乃不可言”，虽四十岁会有个坎儿，一旦过了坎儿，便大可无忧。这些记载和传闻，还包括他写的诗文，都反映出在被立为太子前的那六七年，他经历过怎样的煎熬。由此，当被立为太子那一天，他才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抱着辛毗连声发问：“辛君知我喜不？”而这一瞬间的真情爆发，也才让辛毗和他女儿恍惚看到另外一个人，并且很不以为然：“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惧而反以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但从曹丕当时给曹操的上书来看，他实际还是“忧惶踧踖”，深怀“喜惧之心”。他的这种自我克制、自我压抑，应当说，同曹操对儿子出了名的约束和管教不无关系。

曹丕的同母弟，还有一个曹彰。曹彰最能打仗，他的理想，就是当一个“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的将军，“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可是，曹操对这一介武夫并不满意，曾训斥他：“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建安二十三年（218），曹彰受命征乌丸，临行前曹操又警告他：“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不让他有一点可以徇私情的念头。对曹植，自然也有很高的要求。建安十九年（214），曹操自己出征，行前也曾教导留在家里的曹植好好反省自己：“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因此，他的儿子们大多循规蹈矩、谨言慎行，例如才华出众、公认仅次于曹植的曹衮，就时常自我检点，以为自己这一代人，“生深宫之中，不知稼穑之艰难，多骄逸之失”，因而一辈子戒慎戒惧，修身自守，感动得监督他的人最后都要上书表彰他，却还是被他制止。

曹丕当然了解他父亲的心理，而不敢有一点点松懈，即使入主东宫，也依然是“信临高而增惧，独处满而怀愁”（《戒盈赋》）。他在《典论》里写到过他那时有两重忧虑：一是担心在他们兄弟间，会发生袁氏兄弟“二子相屠”那样的悲剧。当年辛毗作为袁谭的使者来向曹操求和，就向曹操讲过袁氏兄弟“不务远略而内相图”，而“民无愚智，皆知土崩瓦解”的情形。刘表在给袁尚的信中，也谈到过“每与刘左将军（备）、孙公祐（乾）共论此事，未尝不痛心入骨，相为悲伤也”（《蜀志·孙乾传》）。二是担心父亲和自己的关系，也会像刘表及其长子刘琦那样，“隔户牗而不达”。那一年，曹彰打败乌丸后去见曹操，曹丕就有这样一番嘱咐：“卿新有功，今西见上，宜勿自伐，应对常若不足者。”时刻保持谦虚，不能够得意忘形，这其实也就是他自己在父亲面前的姿态，是贾诩提醒他的所谓“不违子道”。西晋时的阎缵就曾以他为例教导当时的太子，说他立太子后，仍然怕有变数，处处小心，“竟能自全”。宋代的刘克庄也曾分析他的处境，说：“当（曹）操无恙，（曹）植以才，仓舒（曹冲）以惠，几至夺嫡，谓之多忧可也。”（《后村诗话》）多忧，就是提心吊胆，就是不敢怠惰。所以，当年吴人陆机来到洛阳，见曹操的遗嘱上有一段写给儿子的话：“小愤怒，大过失，不当效。”大感意外，孰料一向苛刻、令人生畏的这个父亲，心底里也有柔软如许处。

曹丕被立为太子，对曹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年少得宠，恃宠而骄，一贯“负才陵物”，没料到是这么个结局，于是完全失控。陈寿写他酒后驾车，居然跑到魏王专用的行车道上，使曹操大为震惊，不仅从此“异目视此儿”，对其他儿子能否约法三章，也丧失了信心，一怒之下，颁布了一系列对诸侯极为严厉的禁令。

四

曹操对曹丕兄弟本来有很高的期许，在他们封了诸侯以后，一面仍然“训以恭慎之至言，辅以天下之端士”，给予正面的教育和引导，还有一面则是上升到“治乱”“存亡”的高度，加以严格管控，包括禁止他们之间相互联络、走动：“常称马援之遗诫，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这里说的“马援之遗诫”，是指东汉马援留给他侄子的遗训，叫他不要妄议长短是非：“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而曹操规定之所以有诸侯私底下往来，罪同“犯妖恶”，主要也就是要防止他们煽动舆论、结为朋党。

曹丕登基，继承曹操这套“薄骨肉”的办法，甚至于颁布了“诸侯不朝之令”，不许曹氏兄弟随便进首都洛阳。陈寿在为曹操子孙写的《武文世王公传》里，最后总结道：“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意废。”说的就是他们表面上拥有自己的诸侯国，可是手里什么权也没有，实际上等于被软禁，而这是与《诗经·小雅·常棣》讲的“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相违背的。这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曹植，他先封平原、封临淄，但是在曹丕称帝后才去临淄就国的，可是第二年就被贬安乡侯，不久徙封东阿，不久再迁雍丘，直到黄初四年（223），才获准赴洛阳朝拜。而照曹丕的说法，这还是“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曹丕死后，他又封浚仪、封陈，居无定所，辗转流离，所以他后来对魏明帝抱怨说：“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曹丕命曹植七步作诗的传说，应当就起源于这样一个背景，不管它是不是事实，都很真切地反映了曹氏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反映了曹魏政权从一开始就有的困境。

从曹操到曹丕，并非没有“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的打算，可是他们对于宗族内的问题过度焦虑，防内甚于防外，“不思藩屏之术”，以致“雕剪枝干”“委权异族”（东晋孙盛语）。据高隆堂说，在魏文帝时，他就已经看到有“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的凶兆，提出过要警惕“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并主张放权特别是兵权给一些诸侯，使他们能像棋盘上的棋子，从四周围形成保卫皇室的阵势，“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可是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落实。等到曹魏中期，曹氏宗族的曹冏对于这种“薄骨肉”政策带来的祸患，看得更清楚，他在《六代论》中写道，这么多年下来，结果是“子弟亡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曹氏政权缺乏网络式布局，外无援手，势单力孤，给司马氏取代曹魏带来了机会。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分析曹魏之所以亡，还是缘于曹操对曹植的偏爱，使曹植有了与曹丕一较短长的念头，这才是根本，“拱手以授之他人，非一旦一夕之故矣！”（《读通鉴论》）这都是传统的看法。

五

然而这些后患，曹操、曹丕都还意识不到。

曹丕被立为太子，一步一步，都在为他最后的接班做准备，这里面，也包括了很重要的思想、舆论准备。曹丕被立为太子前，贾诩已教导他“躬素士之业”，就是要读书，学做一个士人。曹丕被立为太子后，便写了一部大书，就是《典论》。《典论》在今天已看不到全本，不过据说当年它曾被刻在六块石碑上，还被抄送给吴国的孙权、张昭，说明曹丕自己也相当重视。明代的胡应麟从《典论》绝口不提曹植，曹植的诗文亦无一语关乎曹丕，看到他们兄弟相忌，以为是“宇宙大缺陷事”（《诗薮》外编），不过根据台湾学者王梦鸥的研究，《典论》中虽不见曹植之名，实际上却是篇篇都有所指，指的都是曹植（《从典论残篇看曹丕嗣位之争》）。

《典论》中有一篇《论文》，《论文》里有一段让古今文人备受鼓舞的话，非常有名：“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中国历史上，把文章的价值抬高到如同治理国家一般重要的政治人物，曹丕是第一个。

曹丕著《典论》

汉代社会，由于钱穆所说朝廷提倡和民间儒业的发达，士人的群体扩大，他们的政治地位也逐渐提高（《国学大纲》）。到东汉后期，聚集在洛阳的太学生有时高达数万，郑玄个人的弟子也有上千，这都在客观上促成了余英时说的士人群体意识的觉醒（《汉晋之际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有名的士人在一起议论朝政、月旦人物，不但可以影响到朝廷政策及政府用人，他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造成的舆论力量，还能形成对有权势的人的监督，“自公卿以下莫不危其贬议，屣履到门”，在他们中间，因此发展出一支堪与外戚、宦官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曹丕出生以前发生的“党锢之祸”，也曾令士人的群体之力遭到折损，可是当时的士风之盛、士气之壮，正如王夫之形容的，已像决堤之水，“抑之而愈以流”（《读通鉴论》）。

士人中交游结党的风气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能量，从曹操到曹丕、到魏明帝曹叡都看得很清楚，这魏氏三祖一方面非常排斥“朋党相尚”的风气，不断予以打击；另一方面，就像曹操自己也不能免俗，要去跟大名士讨个评语一样，他们也都知道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千方百计想要控制和利用这种舆论工具。曹丕接过曹操的魏王、丞相之位，便开始推动九品官人法的实施，就是试图把原来由在野名士操控的评论官员的权力，集中垄断到官府手里。而在他的主导下，同时又有桓范、王象、刘劭等文士经数年编出八百余万字的《皇览》，收入上千篇经传文献，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类书。从这部早已失传的类书，它的规模、它分门别类纂辑书籍文献的方式，都可想见曹丕有多么大网罗天下知识、掌控天下思想的野心。

由于生在“清谈高论，嘘枯吹生”的时代，懂得士人的影响、舆论的力量，曹丕除了有上述“文章经国之大业”的论断，还有诸如“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样的言论。他又曾说自己是“以著述为务”，并且乐意与士人为伍。在被立为太子那一年，他写信给吴质，提到徐干、陈琳、应玚、刘桢这几个人的去世，慨叹“痛何可言邪！”传说他又特别敬重王粲，因为王粲喜欢听驴叫，王粲死后，他就让前去吊唁的人，都要学一声驴叫。

曹丕的这种态度，对整个曹魏时期文化发展的趋势，当然有很大影响，至少他自己，在延康元年（220）接受汉献帝禅位的时候，是冠冕堂皇地以士人自诩的。他回答司马懿等人的劝进，就说自己是“托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子”。而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春天，又下令鲁郡修缮孔庙，正式恢复对孔子这位“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的祭祀和尊崇。

黄初二年诏封孔羡为宗圣侯并修孔庙碑

六

在曹丕做太子期间，还召集过儒生文士，就“汉文帝与贾谊”的问题进行专门讨论。

贾谊生在西汉初期，一度受汉文帝重用，在封建诸侯的问题上，提出过很多自己的看法。他的基本主张是强本弱枝，维护中央集权，所以他说：“欲天下之治安，未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而他形容皇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也好比身体与臂膀、臂膀与手指，重要的，是能上通下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可是汉文帝却不同意，他认为对诸侯要怀柔优容，要“曲意从之”，不行，才“切责之”，再不行，这才下狠心杀戮。

与曹丕讨论的儒生文士，大多认为比起汉文帝的策略，贾谊的办法更聪明、更切实，他们说：“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所谓“通达国体”，指的就是贾谊的上述建言。但在曹丕眼里，贾谊“筹划国策”，却不免为他人臣的立场所限，无法和有“大人之量”的汉文帝相比。身为太子、离摘下皇冠只差一步的曹丕，自然而然地，更认同他心目中“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圣贤之风”的汉文帝。

班固在《汉书》的文、景二帝本纪中，曾赞扬文帝即位二十三年，“专务以德化民”，使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景帝因循其例，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这样过了四十年，汉代便走上了兴盛的道路。曹丕是读《史记》《汉书》出身的人，他对于“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的历史叙述，应当不陌生，在他对未来政治蓝图的构想里面，也很难说没有“文景之治”的影子。

他在《太宗论》里面，对于汉文帝能让民众“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的魄力就赞佩有加，说是“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赐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尉佗称帝，讲的是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文帝却对他兄弟很好，以德报之，最终使尉佗去帝称臣。吴王不朝，讲的是吴王诈病不上朝，文帝反赐给他几杖。这两件事情，在《史记·孝文本纪》都有记载，司马迁评价说：“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曹丕论汉文帝的文字，现存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王沉《魏书》里。宋代陈亮曾说：“余读其论，至于欲使当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未尝不为之三复也。”过去有人说王沉“多为时讳”，不如陈寿可靠，但他引曹丕的《太宗论》，大概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以德化民”，这是曹丕做太子时的理想。《魏志·贾诩传》记曹丕一登基，就征求贾诩的意见，说：“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回答：“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希望他以“德”建国本，如“舜舞干戚而有苗服”，先文后武。但“文帝不纳”。

据说曹丕后来意识到帝王应“秉持中道”，行事不可偏颇，据以检讨汉文帝，认为他也有不足。只是他没有想到，汉文帝在位长达二十三年，他却只有短短七年。

七

曹操突然死在洛阳，曹丕顿时张皇失措，他有诗抒写此时的心情：“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嗟我白发，生一何早。长吟永叹，怀我圣考”（《短歌行》）。据说是司马孚提醒他：“天下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之孝乎！”他才醒悟过来。

事实上曹操死后不到一年，汉献帝就宣布“众望在魏”，效仿传说中的“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将帝位禅让给新的魏王曹丕。禅让与征伐不同，在古代，是政权的一种和平交接方式，据说，它基于贤人政治的理念，不是要把政权交给子孙，而是交给贤人，有道德、有能力的人，禅让就是“让贤”。禅让的传说，如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先秦时就有，可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却是在汉献帝与曹丕之间。

也许曹丕看自己，以为早养成汉文帝一般的“圣贤之风”，然而依照清代赵翼的看法，自古以来，改朝换代，只有“禅让”“征诛”两条路，如果是臣下夺权，就叫“篡弑”，曹丕是既想夺汉家的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因此假托“禅让”，而行攘夺。这是把一切的表面文章戳破。历史上，认同这一看法、质疑曹魏政权合法性的人很不少，《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写“曹丕废帝篡炎刘”，就不但把汉献帝被逼不过、战栗不已的样子，写得很可怜，又说曹丕在受禅坛上接受群臣呼“万岁”的时候，忽然被一阵怪风卷来，惊倒坛上，也是病了好多天，大为狼狈。后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讲到慈禧对光绪发动的这场政变，是“废立而非训政”时，还引曹丕的例子说：要知道西后垂帘是不是光绪皇帝所恳请，只要去读一读汉献帝禅位于曹丕的诏书，“献帝屡禅，曹丕屡让，若有大不得已者”，“然则可谓曹丕之践祚，实由汉献之恳请乎”？

劝禅碑

受禅碑

曹丕有一首六言诗，写在他登基为魏文帝的第二年：

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

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

复子明辟致仕。

这首诗收在裴松之注引的《献帝传》里。曹丕用了《尚书》里周公还政于成王的典故，在这里表明他会将政权交还给献帝，这便是最后一句“复子明辟致仕”的意思。而诗的前四句，讲的都是他有改良社会、赈济人民的决心。经历了汉末长时间的战争动乱，“吾将以时整理”，他誓言要以重新整顿秩序，来挽回民心。

陈寿在《文帝纪》中，逐年记录曹丕在任七年所立规章、所做事情，除了像颁布九品官人法、诏令鲁郡重修孔庙以及限制宦官外戚参与政治等，还有如：

黄初二年，复五铢钱。

黄初三年，开仓廪赈济冀州灾民。南征孙权，孙权临江拒守。

黄初四年，诏令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令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

黄初五年，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禁设非祀之祭。

黄初六年，使者巡行，问民疾苦，贫者赈贷之。为舟师东征，三月出发，十月至广陵，冰冻而还。

这几年间，似乎都不见什么大的动静。后来人对于他在军事上毫无建树尤其感到遗憾，包括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也都认为他是满足于孙权的表面称臣，没有抓住时机，直捣江东，但是他称帝的这几年，却给魏国带来安定，这倒是和汉文帝相仿佛的。

相师早有预言，说四十岁的曹丕会遇到一个坎儿，他果然没能迈过这个坎儿，没能像汉文帝一样，有更长的政治生命。但无论如何，从建安二十二年被立为太子开始，他对于曹魏的政治、文化就有了越来越深的实际影响，而接受曹操“神武之绩”，受禅即皇帝位，这一新的政权转移模式，更是在他手里创造性地完成。清代末年的孙宝瑄曾强调孔孟对于中国的贡献，不亚于英国洛克以及法国卢梭、孟德斯鸠对他们本国的贡献，因为孟子提出过两种社会变革方案，一为尧舜禅让，一为汤武征诛，“禅让之义，谓庸暗幼弱之主，不宜拥天位也。征诛之义，谓昏暴之君，当受诛于天下也”，所以很了不起。而曹丕代汉，就是由于天子庸暗幼弱，因此强臣夺国、代为天子，理所宜然，“何愧禅让之义！”（《忘山庐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