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征帆一片绕蓬壶
——《魏志·东夷·倭人传》

一

三国，指的是魏国、蜀国、吴国，陈寿《三国志》，起初也是各自独立，分别称《魏志》《蜀志》《吴志》的，重心当然在魏、蜀、吴三国。但是，就像“《史》《汉》著朝鲜、两越，《东京》撰录西羌”，尊重前辈史家习惯，陈寿的视野，也包括了与三国有往来的周边国家和民族。他还有一个原则，即是“补前史之所未备”，因此根据“使译时通”的实际情况，在《魏志》最后一卷，他写了一部《东夷传》。这个“东夷”，是指长城以北、大兴安岭以东，相当于今天中国东北以至俄罗斯、朝鲜半岛、日本的范围。

这样，在中国传统正史里面，就第一次出现了日本传，便是《魏志·东夷·倭人传》。

这个据统计总共有一千九百八十七个字的《倭人传》，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关日本的文献，在它以前，只有一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在介绍北方燕地时，提到海的那一边，有倭人年年到来：“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只有寥寥数语，文字很简单。由于日本人记述自己的历史，也要到八世纪才开始，陈寿于三世纪末写下的这一《倭人传》，对于了解日本的早期历史就极为重要，因此它在日本受到的关注比中国要高得多，不但有专业性的注释、考古和研究，还有对大众的讲授、宣传，数不胜数。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日本已经是在“荒域之外”，遥远的地方，而陈寿自己也说，若非足迹、车轨所及，是没有办法知道“其国俗殊方”的，但他又不曾到日本，写《倭人传》，当然只能借助于现成材料。过去人分析他的史料来源，认为无外乎官方文书和同时代人的记录，譬如皇帝的诏令、魏国以及倭国使者的报告，还有如王沉《魏书》、鱼豢《魏略》和《东观汉记》等。不论官方档案，还是私人撰述、民间传闻，可以肯定的是，《倭人传》的内容绝非凭空而来，它代表了那个时代人拥有的日本知识。

二

在当时人印象里，日本是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向东的延伸，《魏志》中的“东夷”，首先指的是这样一个整体。而对于这样一个“东夷”的了解，又是靠着汉代以来疆域的拓展和对外交往的增加，一点一点累积下来的。

这就要说到当时的辽东郡。还是在公元前一千年的西周初期，在今河北北部及东北的西南部有一个燕国，它的地理位置特殊，“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说经常要同东胡、朝鲜等打交道。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代，燕将秦开一度因其对东胡的熟悉，将东胡驱逐得很远，燕从那时起就修筑了自造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长城，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行政区。辽东郡就从那时一直延续下来，到汉代，辖有辽河流域及朝鲜半岛，首府在今辽阳市。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在辽东半岛以东开辟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乐浪郡的首府，设在大同江南岸的平壤。到三世纪，公孙氏掌辽东，于乐浪郡南部又划出带方郡，带方郡的首府，有人说就是现在的首尔。

乐浪太守印

公孙氏掌管辽东以至朝鲜半岛，是从汉末董卓任命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开始的，经公孙康、公孙恭到公孙渊，据有辽东五十年，“东伐高句丽，西击乌丸”（《魏志·公孙度传》），称王割据，一面切断了东夷各国与汉朝往来的通道，一面与东吴遥相联络，到魏明帝时，终于变成魏国的心头大患。于是景初元年（237），毌丘俭率鲜卑、乌丸兵前往征讨，第二年，司马懿又率四万大军海陆齐发，斩公孙渊之首，连乐浪、带方一并收复，“而后海表谧然，东夷屈服”。

带方太守张抚夷砖

这样，乐浪、带方两郡就代表了三国时，汉朝东至朝鲜半岛中部的领土范围。其中带方郡既与朝鲜半岛最南端的三韩接壤，也是当时中日双方使者往来必经的一站。

三

大约在一万年前，由于气候变暖，海面上升，日本脱离大陆成为列岛，从此后，联系大陆与日本的路径，主要就是朝鲜半岛。有人说在东亚有一个“汉字文化圈”，由历史上以汉字为书面语的国家即中国、朝鲜、日本、越南构成，由于汉字为中国发明，又可称“中国文化圈”。三国时期，中国与日本使者的往来，走的是这一条路线，后来汉字及其承载的文化，前如《论语》《千字文》，后如佛经，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走的也是这一条路线。

朝鲜半岛的历史，与日本相同，最早也是见于中国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里就写有《朝鲜列传》，那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卫氏朝鲜。卫氏朝鲜由燕人卫满于汉初在古朝鲜旧地所建，其中有“真番、朝鲜蛮夷”，也有从燕赵之地避难来的移民，国都在王险城（今平壤市），与辽东郡划浿水（清川江）为界，而为其“外臣”。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汉武帝的军队打到王险城下，朝鲜国王右渠“坚守城”、苦战数月而死，然后便是汉武帝“分其地为四郡”（陈寿语）。据说在玄菟、乐浪郡，都有一些朝鲜、濊貉、高句丽人，玄菟郡下，还有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附近）。这些高句丽人看起来颇不“驯服”，王莽逼他们去打匈奴，他们抗命不从，气得王莽杀其首领犹不甘心，下令改叫他们“下句丽”（《汉书·地理志》《汉书·王莽传》）。

“下句丽”的故事，也被写进了《魏志·东夷·高句丽传》，陈寿还记下高句丽的祖先，相传是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也做“夫余”）人。这个扶余人，在六世纪魏收的《魏书·高句丽传》里，又有了一个“朱蒙”的名字。朱蒙的母亲，传说是河伯女儿，在被扶余王囚禁的日子里，于阳光下受孕，生出朱蒙。朱蒙是天生的神射手，他母亲担心他被扶余人所害，叫他逃走，他便跑到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定居下来，建国高句丽。十二世纪的高丽人在自己最早的史书《三国史记》中也接受了这个传说，将朱蒙称作“始祖东明圣王”，并说他逃离扶余是在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 37）（《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这样高句丽的建国，就从此被定在公元前三十七年。

与其祖先扶余人或是“同种”的濊人、“别种”的小水貊相比，在陈寿时代的人看来，高句丽人“性凶急，喜寇抄”，“有气力，习战斗”（《太平御览》引《魏略》《魏志·高句丽传》），又好斗，又爱冲动，与汉魏王朝往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来不会真的妥协。陈寿讲他们经常与辽东发生摩擦，其太祖大王宫曾攻下玄菟郡，“焚烧候城”，宫的儿子伯固也曾拦截刺杀带方令，并抓走乐浪太守妻子。因此，汉灵帝建宁二年（169），玄菟太守便给以痛击，迫使他降归玄菟郡，建安十二年（207），公孙康又再“破其国，焚烧邑落”，逼迫伯固的长子率众投降，其幼子伊夷模迁移至丸都山，“更作新国”。

三国时，孙吴在与公孙渊遥相呼应的同时，也试图联合高句丽。据说高句丽向吴“奉表称臣”（《吴志·吴主传二》裴松之注引《吴书》），这引起魏国的高度警惕。尽管青龙四年（236），高句丽将吴的使臣斩首，送往幽州，三年后司马懿征公孙渊，他们也派了几千人协助，但是，幽州刺史毌丘俭还是向他们发起连续不断的进攻，于正始六年（245）攻占丸都城，“刻石记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魏志·毌丘俭传》）。

毌丘俭记功石刻拓本

当时正值高句丽第十一代东川王位宫的时代。位宫是伊夷模的儿子，陈寿写他出生即能“开目视人”，天赋异禀，又“有力勇，便鞍马，善猎射”，在毌丘俭的穷追猛打之下，仍能在沃沮也就是朝鲜咸镜道一带逃脱，不知所踪。而据《三国史记》说，东川王起初斗志旺盛，甚至扬言：“毌丘俭者，魏之名将，今日命在我掌握之中乎？”他有大臣得来，见他一意孤行，便叹息“立见此地，将生蓬蒿”，绝食而死。毌丘俭听说后深为感动，下令“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高句丽当年依山建都，迄今在吉林省集安市留下墓葬与城墙遗址，也留下残存的《毌丘俭记功碑》（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刊载着毌丘俭攻陷丸都的功绩。

四

这一次打击之后，要到东西晋之交、所谓“五胡乱华”的时候，高句丽才卷土重来，先后占领了乐浪、带方两郡，至第二十代长寿王迁都平壤，完全据有朝鲜半岛北部。在集安的好太王陵，现在有一块《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就是长寿王为纪念他父亲好太王（391—413 年在位），于四一四年立的。这块由一千七百余汉字写成的《好太王碑》，从“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的始祖，一直写到好太王征战百济、倭、东夫余，广开疆土，“威武掩被四海”，是了解高句丽历史以及中韩日交涉史的宝贵资料。它也说明在六六八年为唐朝和新罗所灭以前，就像传世文献记载的那样，高句丽的确曾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东夷”之一。这个强大的高句丽，它的七百年历史，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也时常缠绕、不可分割。它的文化，譬如使用汉字，又如在中国和朝鲜发现的高句丽墓室壁画上那些“中国元素”，无不带着中国文化的印记。

这些当然是陈寿所不曾见的。不过，在他的时代，高句丽以顽强不屈的姿态，已经显示出它是“东夷”中自我意识最强的一支。

在朝鲜半岛上，高句丽以南，当时还有一个濊，自称与高句丽“同种”，“言语法俗”无异。曾有传闻讲殷纣王的叔父箕子见“殷道衰”，便带人移居到朝鲜大同江流域，“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并作“八条之教”，禁止偷盗及相杀相伤（《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列传·濊传》）。箕子到的地方，陈寿以为就是濊，他说这地方的人与高句丽人不同，“性愿慤，少嗜欲，有廉耻”，有古人之风，很能体现什么叫“中国失礼，求之四夷”。

汉代辽东、乐浪、带方三郡及“三韩”地图

再往南去，在朝鲜半岛最南端，是马韩、辰韩、弁韩，即所谓“三韩”。这里既有古朝鲜的遗民，也有秦汉间从燕齐赵秦来的移民，《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也说“中国之人，苦秦乱，东来者众。多处马韩，与辰韩杂居”。

弁韩，在朝鲜半岛的西南角，“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缣布”，有良好的农业和纺织业基础，交通方面，也能“乘驾牛马”。更重要的是它产铁，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不仅满足韩、濊的需要，还能供给乐浪、带方及倭。

弁韩有渎卢国，离倭最近。

五

倭，《说文解字》的解释是“顺貌，从人，委声”，这跟班固所说“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是一致的。王充《论衡》也记有“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成王之时，越人献雉，倭人贡畅”的传说，说明自古以来，倭对中国就很顺从、恭敬，时有朝贡。这是陈寿以前汉代人的印象。

陈寿说：“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带方东南大海，说的是朝鲜海峡。三国时与中国有往来的倭三十余国，今人考证，应当是九州北部的三十几个地方部落联盟，到中国来的都是当地豪族。

倭国使者来朝，《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传》记载汉代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中元二年（57），倭奴使者奉贡朝贺，汉光武帝赐以印绶。一七八四年在日本九州的志贺岛，发现有一枚刻着“汉委（倭）奴国王”字样的金印（藏福冈市美术馆），据说恰好能证实这一记载。第二次是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使者“献生口百六十人”，要求朝见。所献“生口”，一般就说是奴隶或文化不高的人，也有人觉得不那么简单，怀疑他们是早期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制玉、冶炼青铜之类的技术，然后带回日本。

由于当时的中日关系，并不是在现代国际关系框架里的国与国平等外交，而是在一个以汉朝为天朝上国的“册封朝贡”体制当中，日本使者的到来，因此都被叫做“朝见”，他们带来礼物，也叫“供奉”“贡献”，而中国居高临下的答谢，都叫“赐予”。

“汉委奴国王”金印

六

尽管并不是自己所见所闻，陈寿《魏志·倭人传》的写法，仍然像是一个出行的使者，以带方郡为起点，依次记下经过的道路里程、水陆交通，到倭土以后，则是一一讲述倭各国的地理人口、社会组织、人情风俗。

由于《倭人传》写的是日本，所以从江户时代的新井白石（1657—1725）作《古史通或问》（1716）、本居宣长（1730—1801）作《驭戎慨言》（1778）以来，对于它的研究，在日本就不曾中断。日本学者极为重要的贡献，在过去是参照日本的文献，结合实际地理的考察，通过对音等方法，将《倭人传》的记录与日本地名相对应，逐一还原诸倭国的具体位置。虽然还有些争议，可是像和田清、石原道博编译的《魏书·倭人传》（岩波文库 1951），对于《倭人传》的解读，就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在最近，则是广泛使用考古的、民俗的资料，进一步就《倭传》中有关日本环境、风俗的记载加以验证，如佐原真的《魏志倭人传的考古学》（岩波文库 2003），就大大丰富了对这份三世纪文献的理解。

按照陈寿所写，从带方郡到韩国，经弁韩的狗邪韩国，也就是今天釜山西北的金海，过朝鲜海峡，第一站便是对马。对马岛现在属于日本长崎县。陈寿记载这里有千余户居民，大多从事捕鱼业和海上贸易。

从对马再南渡瀚海，到一支岛，有三千余人家，主要也是做南北贸易。一支，在《三国志》几乎所有版本里，原来都写称“一大”，但《梁书》《北史》却写的是“一支”，日本学者根据《古事记》中的“伊伎”和《日本书纪》的中“壱岐”，指出正确的写法应为“一支”，也就是长崎县的壹岐，位于对马、九州之间。

再渡海至末卢，有四千余户人家，出产鱼鳆。末卢，《古事记》作“末罗”，便是后来的肥前松浦郡，在今佐贺县西北，是朝鲜半岛通往九州北部的要道。鱼鳆，有人说是鲍鱼。

由此登陆而向东南，到伊都，属女王国，有千余户人家，又“置一大率，检察诸国”。大率，陈寿说相当于刺史，负责对上述各国的监督。伊都还是带方、韩以及倭国使者往返停留之地，使者们在这儿接受类似海关的检查，“临津搜露”，“不得差错”。伊都，《古事记》作“伊斗”，也就是怡土，即今福冈县的丝岛。

继续向东南，到奴国，有大约两万户居民。奴，《日本书纪》作“那津”，在今福冈附近。

向东到不弥，有千余人家。不弥，有人说就是福冈东面的宇美。

再向南，为投马，有五万余户居民，规模较大。不过它对应的是九州的摩萨、日向的都万，还是日本海岸的出云、但马，又或是濑户内海沿岸的山口佐婆郡玉祖乡、广岛的鞆，在日本学界很有分歧。

经过以上八国，更向南，便是邪马台，“女王之所都”，有人口七万余户，规模更大。

从带方郡到这里，陈寿说已经走了一万二千余里。再往北，就是隶属邪马台的斯马、已百支等二十一国。又向南，是以男子为王的狗奴国。狗奴国，有人说是熊野，有人说是熊袭。向东渡海，还有侏儒国、裸国、黑齿国等。如此航行一年，所见仍是“倭种”。而倭国列岛，据陈寿说，是“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七

陈寿写《倭人传》，既有文献依据，也有道听途说，当然还带入想象。他记录的那些里程、方位，很多人都指出不怎么准确，还有人口数，如投马、邪马台的人口密度会不会那么高，也很可疑。有人猜测，之所以把倭写得地广人稠，是不是为了突出司马懿辽东一役，开辟与倭的通道，功劳很大。

就像一般人的入境问俗，又或是如传统“四夷传”“外国传”突出异域风情的写法，陈寿描述倭人，重点也在倭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华、夷之别。譬如他讲倭人如何“不淫”即不奢侈，男子“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女“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当然就是因为在中国，早已有极其讲究的衣冠制度，就连扶余人，也有在家出国的不同衣服，有饰以金银的帽子，高句丽人的衣服也有以锦绣金银装饰的，这样来看倭人的“袈裟式衣”和“贯头衣”，自然是太简朴。

又譬如他讲倭人如何在气候温暖的环境里，长年赤足、吃生菜，这也是跟中国习惯不同。倭人赤脚的形象，在后来的《梁元帝职贡图》上仍可看到，倭国使者以布裹头、袒胸露肚、赤足的样子，就是与别国使者风格迥异。而据说在日本出土的弥生土器上，弥生的战士也是赤脚。吃生菜的习惯，现代日本学者通过文献和考古也给以证实，一个是在八世纪的日本，为了防治流行病，政府曾有禁止吃生的鱼肉和蔬菜的文告（《类聚符宣抄》第三疾疫），还有一个是在对藤原京、平安京厕所的考察中发现，由于生食，得寄生虫病的人不少。

除此以外，在陈寿看来，倭人的家庭也比较特殊，他们父母兄弟不在一起，“卧息异处”，在一起时，也没有父子男女之别。地位高的大人往往有四五个妻子，普通人也有两三个妻子，妇女都视若平常。还有倭人嗜酒，却长寿。遇大事，也要灼骨而卜，先占吉凶。人死后有棺无椁，封土作冢，家人要哭泣、戒荤。倭船到中国，路上都会叫一个人“持衰”，不吃肉、不洗澡换衣服、不近女性，如果遇到麻烦，就会以“持衰不谨”向他问罪。

在对马、一支、伊都、奴国、不弥、邪马台等国，据陈寿说，都有政府组织，如对马和一支有大官卑狗、副官卑奴母离，投马有官弥弥、副官弥弥那利，邪马台有伊支马、弥马升、弥马获支、奴佳鞮。也有赋税、刑罚。国与国的交易，由大倭来监督。又有宗族尊卑，差序等级。在伊都，下户见到大人都要迅速回避，跟大人说话，也要蹲下或跪下，双手拄地，恭恭敬敬地回答“噫”。

至于倭的自然环境，则有稻麻桑棉、真珠青玉，有种类繁多的树木包括果树，有矛、盾和木弓。其中“短下长上”的木弓，据说在弥生时代的铜铎上就可以看到（设乐博己编《三国志が見倭人たち——魏志倭人传的考古学》，山川出版社 2001）。

《倭人传》的诸多记载，按现代人看，未见得都是实情，里面有一些破绽，还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如它说“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说倭人男子“黥面文身”，是跟禹的孙子少康在会稽时一样，“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又说其“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就让人疑惑。因为会稽、东冶，是在今江、浙、闽一带，儋耳、朱崖是在海南岛，为什么会忽然提到这些地方？是不是除了辽东及朝鲜半岛这一当时的官方通道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航线，是从江南沿海出发，到达九州？

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日本及中日关系的文献，《三国志》的《倭人传》还是非常珍贵的。

八

在倭三十余国里，陈寿对邪马台女王国的描写最为详尽，这使后来的研究者们相信，邪马台就是倭各国的统帅，是当时日本列岛的政治中心。

邪马台，又写作“邪靡堆”可以对音于“大和（やまと）”，不过问题是，这个“やまと”，是如内藤湖南说在近畿（《卑弥呼考》），还是如白鸟库吉说在九州（《倭女王卑弥呼考》），在日本有很大的争议，迄今都是媒体及普通民众关注的话题。两种说法，差距甚大，更重要的是这两种意见，不但有它们各自的历史渊源，还关系到对于日本历史的一个绝大判断：如果是在近畿，那么此时的日本，就完成了从日本列岛的中心近畿到九州的联合，邪马台便是代表着这样一个古代日本，在与三国时代的魏交往。而如果是在九州，则意味着当时皇朝的笼罩力尚未到达九州，大和与九州还是各自独立，因而陈寿的记载，对于邪马台以东，也知之不详。两种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基于对日本国起源的不同判断，也包含了对于一海之隔的中国，在日本文化形成过程中扮演角色的考量。

据陈寿说，邪马台的女王名叫卑弥呼。卑弥呼是在一次倭乱后，结束了几十年男王当政的历史，成为女王的。这个未婚的中年女性，“事鬼道，能惑众”，颇有一些宗教本领，为王后极少露面，由她弟弟辅政。八世纪初，日本舍人亲王等撰写的《日本书纪》引述了这一记载，有人据以猜测，这个卑弥呼或许就是古坟时代的神功皇后。不过也有人说“卑弥呼”对应的“ひみこ”，又可以汉文写作“姬尊”，也就是日本古代对妇女的一种尊称，这便意味着她只是一个尊贵的女性、一个酋长。还有像白鸟库吉，干脆说卑弥呼是一个巫，她弟弟是觋，他们集宗教与世俗权力于一身，说明这一时期的日本，依然处在祭政合一的阶段。

由于后来范晔记“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后汉书·倭传》），是在汉代桓帝、灵帝之间，有人便据以推测卑弥呼为女王，大概是二世纪末的事。

九

景初二年（238）正月，司马懿受命讨辽东，八月公孙渊被斩首，“海东诸郡平”，很多人相信就是在这一形势下，邪马台女王才派出使者到魏国，寻求同魏国建立联系。而魏国方面，据日本学者榎一雄说，由于孙权于称帝后的第二年（230），曾派遣上万人的船队去夷州、亶州（即今天的台湾和海南岛），并且成功地登上夷州，给魏国带来刺激，使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也要跟倭加紧联系（参见榎一雄《邪马台国》）。

日本古代素陶女巫

陈寿记载卑弥呼与魏国的往来，正是从景初二年开始，前前后后持续了十来年。

景初二年，是《三国志》的记载，然而在《日本书纪》中记作“景初三年”，这一年之差，在日本引起很多讨论。因为景初三年正月魏明帝就去世，齐王继位，到十二月改元为正始，所以这一年不是平常之年。最近渡边义浩在《解开魏志倭人传之谜》（岩波文库 2012）的书中还旁征博引，考订确为“三年”，不过，这里暂从《三国志》目前可见各种版本的记载，还是当作“二年”。

第一次是倭来，在景初二年六月。卑弥呼派其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到带方郡，携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以及班布二匹，要求“诣天子朝献”，带方郡太守刘夏便叫人把他们送到洛阳。当年十二月，魏帝就颁布诏令，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

这份诏令，在《倭人传》里占了不小的篇幅。诏令中写道：“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所谓“亲魏”，便是归顺于魏，而“假金印紫绶”，则是汉光武帝赐印给“汉倭奴国王”的重演。念及来使“道路勤劳”，给难升米他们也颁发了银印青绶。

诏令的后半部分，写的是回赠给卑弥呼的礼品。其中绛地交龙锦、绛地绉粟罽、蒨绛、绀青各若干，是为了“答汝所献贡值”，好像投桃报李。又有绀地勾文锦、细斑华罽、白绢、金、五尺刀、铜镜、珍珠、铅丹等各若干，是为了让她在倭人面前显示得到魏国的支持，故说：“悉可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日本出土三角缘神兽镜

刀和铜镜，据说在古代日本都是权力的重要象征。天理的东大寺山古坟出土过一把铁刀，刀身上有“中平□□（年）五月丙午，造作□□（支刀），百练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祥）”的铭文，据推测，就是汉灵帝在倭国大乱之年，赠给倭王以示声援的。赠刀和赠金印是一个意思（参见西岛定生《日本国家的起源》）。而这次赠品里面除了五尺刀两口，居然有“铜镜百枚”，叫人颇费思量。在日本，到现在已发现了各式铜镜四百余枚，岛根县云南市神原神社古坟中的一枚，上面有“景初三年”的铭文，群马县、兵库县和山口县各有一枚，上面写的是“正始五年”，有人怀疑这些铜镜就是从魏国来的。当然，也有说是乐浪郡所造，但由于在中国和朝鲜都没有发现这样的铜镜，考古学者王仲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证铜镜应该是在日本制造，但造镜的工人却是从吴国来，结论很受学界的重视。

第二次是魏往。正始元年（240），带方太守弓遵派建忠校尉梯儁奉诏书、印绶到倭国，赐予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上表答谢。

第三次是倭来。正始四年（243），倭王遣其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来献生口、倭锦、绛青缣、棉衣、帛布、丹木、付、短弓矢。

第四次是魏往。正始六年（245），诏赐倭大夫难升米黄幢，也就是旗帜，由带方郡代为授予。

第五次是倭来。正始八年（247），带方太守王颀到官，倭人载斯、乌越等前来报告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多年矛盾、互相攻击的状况。

第六次是魏往。听了倭载斯等人的报告，带方郡派张政带人去送诏书、黄幢，并让难升米记下魏国的意见，捎给卑弥呼。就在这时，卑弥呼去世。邪马台先是由男王继任，但是倭各国都不服，引起骚动，于是立卑弥呼十三岁的宗女壹与为女王。而在倭局势平稳后，张政和壹与也交换了意见，由掖邪狗等二十人护送回国，随行有男女生口三十人，还带回贡白珠、孔青大句珠、异文杂锦等。

根据后来的《晋书·四夷传》记载，张政回到中国，实际已是晋武帝登基后的第二年，即泰始二年（266），距离陈寿动笔撰写《三国志》，这时仅有十多年工夫。

卑弥呼死后，陈寿说她被葬在“径百余步”的大冢，“殉葬者奴婢百余人”。这个大冢，就是古坟。最近几十年，在西日本各地都有发现前方后圆的、建于三世纪后半的大型古坟，由于它们的建成，需要相当的人力，在日本历史上，也被说成是以大和为中心的各地方政治势力的广泛联合业已完成的象征。

十

泰始二年，《晋书》上写着“倭人来献方物”，表明在正始八年倭人载斯、乌越等到来之后，仅仅相隔十多年，倭又恢复了对中国的朝贡。此后不久，陈寿便来到西晋的洛阳，他很容易了解到这一点，同时了解到平定公孙渊，征服海东诸郡，开辟倭与中国联系的通道，是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的功劳。也许正是这样，当他撰写《三国志》时，倭便自然而然地进入他的视野。

而从陈寿写《倭人传》开始，以后南北朝时期的范晔写《后汉书》、沈约写《宋书》、萧子显写《南齐书》，隋唐时期的姚思廉父子写《梁书》、魏征等人写《隋书》、李延寿父子写《南史》《北史》、房玄龄等人写《晋书》，都沿袭他的办法，各作一篇“倭传”或“倭国传”。把倭纳入正史，不能不说陈寿有开辟之功。到了后晋刘煦等人编纂《旧唐书》，除了写《倭国传》，还有一篇《日本国传》，以后《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都统统改名叫“日本传”。

由“倭”到“日本”，史书中这一名称的变更，大约发生在十世纪前后，可是据《新唐书·东夷传》说：“咸亨元年（670），遣使贺平高丽，稍后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那么，从日本使者那里听到“日本”这个新的名字，应当更早在七世纪唐高宗时。近年在西安发现一块《井真成墓志》（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井真成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墓志中提到他“国号日本”，这也证明在八世纪的长安，“日本”这个称呼已经不算罕见。

改名“日本”的原因，《旧唐书·倭国·日本传》记有三条：第一，“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第二，“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第三，“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三条归为一点，就是说“日本”是日本人自己的命名。无论是强调它位于东方，还是嫌弃“倭”名不雅，都表现出一种自立的、不轻易附和的态度，而说日本是以小并大的后起之国，不管事实如何，都是在修正中国人关于倭的历史记忆。

汉代以来的中国人，本以为倭人最柔顺、能服从，在五世纪后期沈约写的《宋书》里，仍说日本是“世修贡职”，然而根据《隋书》的记载，大业三年（607），日本使者来朝，国书上就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内藤湖南曾考证这份国书可能为圣德太子亲笔所写，正因为圣德太子有很高的中国文化修养，所以他才会用一个完全对等的签名（《圣德太子》）。而这种力争平等的做法，让隋炀帝很不习惯，发了一大通脾气，并威胁要断绝关系：“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不过第二年裴世清出使日本，据《日本书纪》说，隋炀帝诏书上写的是“远修朝贡”，到日本小野妹子回访，照样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对于“倭”还是“日本”这个名号的计较，在这里，不是语言游戏，而是一种国力的较量。据说镰仓时代有一部卜部兼方的《释日本纪》（1274—1301），解释“倭”名的来源，是中国人听日本人自我介绍，说到“和奴国”即“我ぬ国”时，记下来写作“倭奴”二字。然而，这个带有调和性的解释，在日本著名的国学者本居宣长的《国号考》里，就被认为完全不可靠。

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可以看到，从应神天皇在位（270—310），也就是西晋时、陈寿到达洛阳前后，有百济博士王仁（迩吉师）带着《论语》《千字文》到日本，献给天皇，从那时起，直到推古天皇（592—628 年在位）时代，模仿隋的制度进行政治改革，在不断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日本的独立意识被逐渐激发，到圣德太子时，就有了与隋炀帝各说各话的勇气。而在这个过程里，如日本学界经常谈到的，由于中国处在南北朝分裂、自顾不暇的阶段，也让东亚各民族有机会脱离中国的“朝贡体制”，走上自己国家独立的道路。《宋书·倭国传》记载有倭五王武即雄略天皇的上表，讲到他们“东征毛人”“西服众夷”，据说这种以他人为“夷”的表述，就暗含了一种自居“中华”的意识，说明那时的日本，不仅接受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还由此产生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小中华”观念。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列岛上发生的这一变化，却不为一般中国人察觉，史书的记载也极为有限。隋唐时代，到中国来的日本使节、留学生、学问僧渐多，与中国人的接触也随之增加。有一位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又名朝衡）的，年轻时在长安科举及第，此后一生留在中国。他的中国朋友很多，有一次他乘船渡海打算返回日本，途中发生意外，诗人李白得知后，便写了一首怀念他的诗：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哭晁卿衡》）

辞别帝都，而航行到传说里的蓬莱、方壶仙山，便是古代中国人对于日本这个遥远的东方岛国，贯穿了好几个世纪的温情想象，从三世纪的洛阳到八世纪的长安，没有多少分别。就是在现代诗人笔下，也还是有如徐志摩的那一首《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娜拉！”仍然把日本看作最温柔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