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文白对照

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

任峻字伯达，河南中牟人也。汉末扰乱，关东皆震。中牟令杨原愁恐，欲弃官走。峻说原曰：“董卓首乱，天下莫不侧目，然而未有先发者，非无其心也，势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为之奈何？”峻曰：“今关东有十馀县，能胜兵者不减万人，若权行河南尹事，总而用之，无不济矣。”原从其计，以峻为主簿。峻乃为原表行尹事，使诸县坚守，遂发兵。会太祖起关东，入中牟界，众不知所从，峻独与同郡张奋议，举郡以归太祖。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愿从太祖。太祖大悦，表峻为骑都尉，妻以从妹，甚见亲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给军。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官渡之战，太祖使峻典军器粮运。贼数寇钞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陈以营卫之，贼不敢近。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为都亭侯，邑三百户，迁长水校尉。

任峻字伯达，河南郡中牟县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关东地区都受到了震动。中牟县令杨原忧愁恐惧，准备弃官逃走。任峻劝杨原说：“董卓首倡逆乱，天下人没有不侧目怒视的。然而还没有先出来起兵讨伐董卓的，不是因为没有这个心，而是迫于形势不敢罢了。明府如果能首倡此议，一定会有附和的人。”杨原问道：“那么该怎么办呢？”任峻回答道：“现在关东有十多个县，这些县内能胜任当兵的有不下万人。如果明府暂时代理河南尹的职务，把这些丁壮集合起来使用，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杨原听从了任峻的计策，任用任峻为主簿。任峻于是为杨原发表关于杨原代理河南尹的文告，让郡属各县坚守，于是起兵举义。正好赶上太祖在关东起事，率军进入中牟县，众人犹豫彷徨，不知道归附谁好。任峻单独与同郡的张奋商议，率领全郡归附了太祖。任峻另外又招集宗族以及宾客、家丁数百人，愿意追随太祖。太祖大为喜悦，立即上表奏请任峻为骑都尉，把自己的堂妹嫁给任峻为妻，对任峻极为亲近信任。太祖每有征伐之事，任峻常居后方留守，以供给军需。当时年岁大旱出现饥荒，军队粮食不足，羽林监颍川人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到许县一带屯田，得粮谷百万斛。于是在诸郡和诸侯国分头设置田官，数年内各地都积聚起粮谷，仓廪都堆满了。官渡之战时，太祖命令任峻管理军器和粮运。袁绍的军队几次抄掠阻断曹军的粮道，任峻就让粮车每一千辆合成一部，排成十路方整的行列，又让军队摆成纵深的阵形护卫粮车，袁军不敢接近。魏国军旅之用和国库的富饶，起于枣祗的屯田而完成于任峻的屯田。太祖因为任峻功劳大，给朝廷上表请求封任峻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升任任峻为长水校尉。

峻宽厚有度而见事理，每有所陈，太祖多善之。于饥荒之际，收恤朋友孤遗，中外贫宗，周急继乏，信义见称。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无子，国除。文帝追录功臣，谥峻曰成侯。复以峻中子览为关内侯。

任峻为人宽厚有度而又深明事理，每次有所陈说，太祖都很赞赏。任峻在饥荒之时，收养抚恤朋友遗孤，对贫困的本家宗亲和外亲，周济急难，接继匮乏，以诚信仁义被人称赞。建安九年任峻去世，太祖为任峻流泪痛哭了很久。任峻的儿子任先继承爵位。任先去世，没有儿子，封国取消。文帝曹丕后来追记奖赏功臣，赠给任峻谥号为成侯。又以任峻排行居中的儿子任览为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也。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鲁破，则绥定下辩诸氐，通河西道，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李越以陇西反，则率羌胡围越，越即请服。太祖崩，西平麹演叛，称护羌校尉。则勒兵讨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扶风郡武功县人。苏则少年时以学识品行闻名，被举荐为孝廉和茂才，公府征召，都没有去赴任。后来，被征召出仕任酒泉太守，又转任安定、武都太守，任职所在之处都有威名。太祖讨伐张鲁时，经过苏则任太守的那个郡，见到苏则就很喜欢，让苏则担任大军向导。张鲁被攻灭后，苏则安抚平定下辩地区的氐族诸部，打通河西的通路，改任金城太守。当时正是饥荒战乱之后，官民四处流散饥饿穷困，户口大为衰减，苏则安抚体恤官民十分勤谨。苏则对外招抚笼络羌人、胡人，得到羌人、胡人的牛羊，用来赡养贫民和老人。苏则与百姓分粮而食，一个月时间，流民就都归附了苏则，得到流民数千家。于是苏则申明禁令，如有破坏违犯的就加以刑戮，对那些听从教谕的一定赏赐。亲自教流民耕地种粮，当年就获得大丰收，从此归附的流民日益增多。李越据陇西反叛，苏则率领羌人、胡人围攻李越，李越立即请求归降。太祖去世，西平的麹演反叛，自称护羌校尉。苏则率领军队前去讨伐，麹演害怕，请求投降。文帝因为苏则的功劳，给苏则加官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

后演复结旁郡为乱，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进、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又武威三种胡并寇钞，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毌丘兴告急于则。时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郡人咸以为进不可当。又将军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诏不得西度。则乃见郡中大吏及昭等与羌豪帅谋曰：“今贼虽盛，然皆新合，或有胁从，未必同心；因衅击之，善恶必离，离而归我，我增而彼损矣。既获益众之实，且有倍气之势，率以进讨，破之必矣。若待大军，旷日持久，善人无归，必合于恶，善恶既合，势难卒离。虽有诏命，违而合权，专之可也。”于是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兴击进于张掖。演闻之，将步骑三千迎则，辞来助军，而实欲为变。则诱与相见，因斩之，出以徇军，其党皆散走。则遂与诸军围张掖，破之，斩进及其支党，众皆降。演军败，华惧，出所执乞降，河西平。乃还金城。进封都亭侯，邑三百户。

后来麹演又勾结旁郡作乱，张掖的张进拘执张掖太守杜通，酒泉的黄华不接受酒泉太守辛机，张进、黄华都自称太守响应麹演。又有武威的三种胡人同时抄掠，河西道路断绝不通。武威太守毌丘兴向苏则告急。当时雍、凉二州的豪强大族们也都驱迫羌人、胡人跟随张进等人作乱，郡中的人都认为张进等人不可抵挡。又有将军郝昭、魏平此前已各自率军驻屯金城，也接到诏令不得率军西进。苏则于是会见郡中大吏以及郝昭等人与羌族的豪帅谋划说：“现在叛军虽然强盛，然而都是新近才集合起来的，其中有的人是胁从，未必同心。如果能利用叛军的矛盾发动进攻，叛军中的良民与坏人一定会分离，良民分离出来归顺我军，我军兵力就会增加而叛军兵力就会减少。我军既获得兵力增加的实惠，而且气势上也会加倍提高，率领这样的军队去进讨叛军，打败叛军就是必然的了。如果等待大军，旷日持久而无所作为，叛军中的良民没有归依，就一定要与坏人结合，这两种人结合了，就很难分开。朝廷虽有诏命，姑且违背权宜行事，专断一下也是可以的。”于是郝昭等人听从，便发兵去救武威，降服了那里的三种胡人，又与毌丘兴到张掖去进攻张进。麹演听说，率领步骑兵三千前来迎接苏则，说是来援助苏则，实际上是想借此发动兵变。苏则诱使麹演前来相见，乘机杀了麹演，砍下麹演的头拿出去示众，麹演的党羽都四散逃走。于是苏则与众军围攻张掖，击败叛军，斩杀张进及其党羽，张进的士众全部投降。麹演军灭亡，黄华害怕，献出了自己所拘执的人，请求投降，河西平定。苏则于是回到金城。朝廷晋封苏则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

征拜侍中，与董昭同寮。昭尝枕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尝从容言曰：“吾应天受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则曰：“不谓卿也。”于是乃止。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默然。后则从行猎，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则稽首曰：“臣闻古之圣王不以禽兽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尧之化，而以猎戏多杀群吏，愚臣以为不可。敢以死请！”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见惮。黄初四年，左迁东平相。未至，道病薨，谥曰刚侯。子怡嗣。怡薨，无子，弟愉袭封。愉，咸熙中为尚书。

朝廷征召苏则入朝，任命苏则为侍中，与董昭为同僚。董昭曾把头枕在苏则的膝上睡觉，苏则把董昭的头推下去，说：“苏则的膝盖，不是佞人的枕头。”当初，苏则和临菑侯曹植听说魏将要取代汉室，都穿上丧服悲愤痛哭，文帝只听说曹植这样做，却没有听到苏则也曾这样做。文帝在洛阳，曾随便地问群臣说：“我上应天命接受汉室禅让，却听说有人为此痛哭，这是为什么？”苏则以为自己被文帝问到，须髯都竖立了起来，想用正当的观点答对。侍中傅巽对苏则说：“这不是说卿。”于是苏则才没有做声。文帝问苏则说：“前些时候击败酒泉、张掖的叛军以后，西域的使节得以来朝，敦煌献来了直径一寸的大珍珠，现在还能在集市上买到吗？”苏则回答说：“如果陛下以圣道教化治理中国，仁德流布于沙漠，大珍珠不用寻求自己就来了；经过寻求而得到的宝物，不值得珍贵。”文帝听了默然无语。后来苏则随从魏文帝行围射猎，因为围困鹿的树杈被拔出了一个缺口，鹿走失，文帝于是大怒，坐在胡床上拔出佩刀，把掌管围猎的官吏全部抓起来，要杀掉。苏则对魏文帝下跪叩拜说：“臣听说古代的圣王不因为禽兽而伤害人，现在陛下正要兴盛唐尧的教化，却因为打猎围戏这样的小事杀这么多的官吏，愚臣以为不可以。臣敢以死来请求陛下！”魏文帝回答说：“卿，真是忠直的臣子呀！”于是将这些人全部赦免。然而苏则也因此使魏文帝有些忌惮自己。黄初四年，苏则被降职为东平相，还没到任，在道上得病去世，谥号为刚侯。儿子苏怡继承爵位。苏怡去世，没有儿子，弟弟苏愉继承爵位。苏愉，咸熙年间任职尚书。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少孤，继母苦之，以孝闻。年二十，为郡功曹，守郑县令。县囚系数百人，畿亲临狱，裁其轻重，尽决遣之，虽未悉当，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举孝廉，除汉中府丞。会天下乱，遂弃官客荆州，建安中乃还。荀彧进之太祖，太祖以畿为司空司直，迁护羌校尉，使持节，领西平太守。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县人。杜畿少年时就成了孤儿，继母常让杜畿吃苦，杜畿却以孝顺闻名。二十岁时，杜畿出任郡功曹，代理郑县县令。县里囚禁着数百人，杜畿亲临牢狱审理，裁决犯人罪行的轻重，全部判决定罪发遣，杜畿的判决虽不是都很恰当，但郡中的人对杜畿年纪虽小却有大志感到惊奇。杜畿被举荐为孝廉，朝廷任命他为汉中府丞。正好赶上天下大乱，杜畿便弃官客居在荆州，到建安年间才返回。荀彧把杜畿推荐给太祖，太祖任命杜畿为司空司直，升任护羌校尉，使持符节，兼任西平太守。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举并州反。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河东人卫固、范先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幹通谋。太祖谓荀彧曰：“关西诸将，恃险与马，征必为乱。张晟寇殽、渑间，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吾恐其为害深。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今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萧何、寇恂以镇之。”彧曰：“杜畿其人也。”于是追拜畿为河东太守。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讨之，未至。或谓畿曰：“宜须大兵。”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今兵迫之急，欲为善者无主，必惧而听于固。固等势专，必以死战。讨之不胜，四邻应之，天下之变未息也；讨之而胜，是残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显绝王命，外以请故君为名，必不害新君。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郖津度。范先欲杀畿以威众。且观畿去就，于门下斩杀主簿已下三十馀人，畿举动自若。于是固曰：“杀之无损，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谓卫固、范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义，成败同之，大事当共平议。”以固为都督，行丞事，领功曹；将校吏兵三千馀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虽阳事畿，不以为意，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赀募兵。”固以为然，从之，遂为赀调发，数十日乃定，诸将贪多应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于是善人在外，阴为己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则众离矣。会白骑攻东垣，高幹入濩泽，上党诸县杀长吏，弘农执郡守，固等密调兵未至。畿知诸县附己，因出，单将数十骑，赴张辟拒守，吏民多举城助畿者，比数十日，得四千馀人，固等与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会大兵至，幹、晟败，固等伏诛，其馀党与皆赦之，使复其居业。

太祖平定河北以后，高干据并州反叛。当时河东太守王邑被朝廷征召，河东人卫固、范先表面以请求王邑留任为名，而暗地里与高干交通谋反。太祖对荀彧说：“关西的众将仗恃地势险要，盛产战马，如果征伐，对方一定会兴兵作乱。张晟在殽山、渑池之间抄掠，又向南与刘表串通，卫固等人也依托张晟等人，我恐怕张晟等人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河东郡依山傍河，四邻之地多有变故，是当今天下的要地。君替我举荐一个萧何、寇恂那样的人来镇守它。”荀彧说：“杜畿就是这样的人。”于是太祖派人追赶杜畿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卫固等人派遣士兵数千人切断黄河陕津渡口，杜畿到陕津后不能渡过黄河。太祖派遣夏侯惇率军征讨卫固，还没有到达，有人劝杜畿说：“应当等到大兵来了再向前走。”杜畿回答说：“河东有百姓三万户，不是都想作乱。现在如果要用军队逼迫得太急，想要做良民的没人给他们做主，必然因惧怕而听命于卫固。卫固等人独占势力，一定会拼死作战。如果讨伐卫固不能取胜，四邻再起兵响应，天下的变乱就平息不了了；如果讨伐卫固能取胜，又会残害这一郡的百姓。况且卫固等人并未明目张胆地拒绝王命，表面既以请求留任前太守为名，就一定不会杀害新任太守。我现在单车简从直奔河东，出其不意。卫固为人善于谋划而缺乏决断，卫固一定会假装接受我。我能在郡中待上一个月，用计谋拖住对方，就足够了。”于是杜畿施计暗中从郖津渡过黄河。范先准备杀掉杜畿来威吓众人，想先观察一下杜畿的去就虚实，就在郡府门前斩杀了郡主簿以下的官吏三十余人，杜畿神色不变，举动自如。于是卫固说：“杀了杜畿对方没有什么损失，我们徒然落一个杀太守的恶名；况且控制不控制杜畿全在我们自己。”于是奉杜畿为太守。杜畿对卫固、范先说：“卫姓、范姓两家，是河东的望族，我只是仰仗二位成事而已。但是上下级间的关系本有定规，成败共享，有大事应当共同讨论商议。”于是杜畿任命卫固为都督，代理郡丞事，兼任功曹；而郡中的将校兵士三千余人，都由范先统领。卫固等人非常高兴，表面上尊奉杜畿，却不把杜畿放在心中。卫固想要大举征发士卒，杜畿很怕卫固这样做，就劝卫固说：“凡想要做非常大事的人，不可动摇众人之心。现在如果大举征发士兵，民众一定会被惊扰，不如慢慢地拿钱财招募新兵。”卫固认为杜畿说得很对，听从了杜畿，于是决定用钱财来招募，经过数十天才招募完毕。众将贪求应募的数量而实际遣送上来的兵丁很少。杜畿又去劝告卫固等人说：“顾念家庭是人之常情，众将掾吏这些人，可以分批放遣众将回家休息，有急事再召集众将也不难。”卫固等人害怕违背士众的心意，又听从了杜畿的劝说。于是卫固军中有心向善的人都去了郡外，暗中成了杜畿的外援；而那些一心为恶的人也被分散，各自回到自己家中，这样卫固的兵众就离散了。正好赶上张白骑进攻东垣，高干入侵濩泽，上党郡诸县的县令县长纷纷被杀，弘农郡把太守给拘执起来，卫固等人秘密调集兵众而没能调来。杜畿知道各县都归附自己，便闯出郡城，自己仅仅率领数十个骑兵，奔赴张城固守。河东的官吏百姓大多全城帮助杜畿。等到数十日后，杜畿得到士兵四千余人，卫固等人与高干、张晟一同进攻杜畿，未能攻下，又去抄掠各县，也没有得到什么。恰好平叛的大军赶到，高干、张晟兵败，卫固等人被杀，其余的党羽一律赦免，让这些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居处从事旧业。

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谛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徭役，随时慰勉之。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

当时天下各郡县都残破不堪，河东郡最先获得安定，因而损失也比较少。杜畿治理河东，崇尚宽仁恩惠，让百姓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百姓间曾经有过一个官司，有人举告另一个人。杜畿亲自接见举告人，向举告人陈述仁爱宽恕的大义，让举告人先回家去仔细思考，如果心中还有地方没有完全想通，还可以再到府中来找自己。结果这人乡邑中的父老们自相责备，生气地说：“有这样好的太守府君，为什么还不顺从他的教诲？”从此郡中很少再有打官司的事。杜畿颁布命令，让下属各县举荐孝子、贞妇和顺孙，免除这些人的徭役，随时对这些人加以慰勉。又逐渐督促百姓畜养母牛母马等，下至鸡狗和大小猪，都有相关的管理章程。百姓们勤于农业生产，家家日子过得都很富足。杜畿这时才说：“百姓富了，不能不教育他们。”于是就在冬月里讲习武艺，又开办了学校，杜畿亲自手执经书教授，郡中教化大行。

韩遂、马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至蒲阪，与贼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馀畜二十馀万斛。太祖下令曰：“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汉中，遣五千人运，运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国既建，以畿为尚书。事平，更有令曰：“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韩遂、马超叛乱的时候，弘农、冯翊两郡属下很多县起来响应。河东虽然与敌军统治区很接近，但百姓却没有二心。太祖西征韩遂、马超，大军到达蒲阪，与敌军夹渭河列阵，军中粮草都仰仗河东。等到敌军被击败，还结余粮食二十余万斛。太祖下令说：“河东太守杜畿，就是孔子所说的‘禹啊，完美得使我对他没有批评’那样的人。增加杜畿的俸禄为中二千石。”太祖讨伐汉中时，杜畿派遣五千人为大军运粮。这些运粮的人自己相互劝勉说：“人生总有一死，不能辜负我们的太守。”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逃亡。杜畿深得人心就是这样。魏国建立以后，以杜畿为尚书。任职文书通过审议后，太祖又下命令给杜畿说：“从前萧何安定关中，寇恂平定河内，卿也有这样的功劳。最近将要授予卿尚书的职务；可是顾念到河东是我依赖之要郡，是财富军食赖以充实的地方，有了河东足以控制天下，故而暂且还要烦卿留在那里镇守。”杜畿在河东做太守十六年，政绩考核常常是天下最好的。

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征为尚书。及践祚，进封丰乐亭侯，邑百户，守司隶校尉。帝征吴，以畿为尚书仆射，统留事。其后帝幸许昌，畿复居守。受诏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没。帝为之流涕，诏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赠太仆，谥曰戴侯。子恕嗣。

文帝即魏王位，赐给杜畿爵位为关内侯，又征召入朝为尚书。等到文帝称帝，又晋封杜畿为丰乐亭侯，食邑百户，代理司隶校尉。文帝讨伐吴国，以杜畿为尚书仆射，掌管留守诸事。此后文帝巡幸许昌，杜畿又掌管留守之事。杜畿奉文帝的命令制造御用楼船，在陶河试船时，遇大风随船沉没。文帝为杜畿的去世而流泪，颁下诏令说：“从前冥勤于职守而被水淹死，后稷勤于播种百谷而死在山中。故尚书仆射杜畿，在孟津试船，以至于颠覆沉没，真是忠诚之至，朕非常哀怜他。”追赠杜畿为太仆，谥号为戴侯。儿子杜恕继承爵位。

恕字务伯，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恕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于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杜恕字务伯，太和年间任散骑黄门侍郎。杜恕为人诚实质朴，不修饰伪装，小时没有什么声名和荣誉。等到在朝为官，不结交内外党援，一心为公。每逢政事有什么得失，杜恕常引用朝廷法度发表正直的言论，于是侍中辛毗等人都很器重杜恕。

时公卿以下大议损益，恕以为“古之刺史，奉宣六条，以清静为名，威风著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乃上疏曰：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缙绅之儒，横加荣慕，扼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帑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今大魏奄有十二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绕天略币；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恳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当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计所置吏士之费，与兼官无异。然昭于人才尚复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势不独多。以此推之，知国家以人择官，不为官择人也。官得其人，则政平讼理；政平故民富实，讼理故囹圄空虚。陛下践祚，天下断狱百数十人，岁岁增多，至五百馀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迟，牧守不称之明效欤？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麦不半收，秋种未下。若二贼游魂于疆场，飞刍挽粟，千里不及。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肢虽病，终无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㥪㥪，实愿四州之牧守，独修务本之业，以堪四肢之重。然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类皆疏贱；疏贱之言，实未易听。若使善策必出于亲贵，亲贵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当时公卿以下群臣大会，议论政府机构增减的事情。杜恕认为“古代的刺史，只是奉朝廷诏令颁宣六条，以清静无事为名，而威风著称于世。现在可以不让刺史领兵，以便让刺史专心于民事”。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任冀州刺史，杜恕于是上书说：

帝王之道，没有比安定百姓更为重要的了；而安定百姓的主要方法，就在于丰裕财物。所谓丰裕财物，就是要以农为本而控制节约开支用度。现在吴蜀二贼尚未消灭，战事不断，这正是熊虎猛士展现勇力的时候。然而缙绅儒士们，对建立军功横生荣慕之心，扼腕高论，崇尚孙武、吴起；州郡牧守们，又都轻忽体恤安抚百姓的仁术，专力修治将帅军功的武事。从事农桑的百姓，竞力于兵备武事，这不能叫做务本；国家的仓库储藏年年空虚而制度法令年年增加，百姓的财力岁岁减少而国家的赋税徭役却岁岁繁兴，这不能叫做节用。如今大魏虽然占有十二个州的地方，但因为上承丧乱之弊，统计这十二个州的户口还不如从前一州的多。然而吴蜀二贼正在僭号行逆，北方的胡族也还没有宾服，三处边境发难作乱，差不多围着天边绕了一圈。所以大魏现在实际上是统领一州的百姓，经营九州的土地，这样做的艰难，就好比是用鞭子驱赶着羸弱的老马来赶路，怎么能不加倍小心地爱惜老马的气力呢？以武皇帝那样的节俭，府藏那样的充实，还不能使十个州个个拥有军兵，郡则不过二十个罢了。现在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等沿边各州都已拥有军兵。但是所倚仗用来对内充实府库对外制伏四夷的，惟有兖、豫、司、冀四州而已。臣前次上书提出，因为州郡典掌军兵，州牧郡守们就会专心于军功，不勤于民事，因此建议陛下应当在州郡官员外另外设置守将，以便使州牧郡守尽到治理的职责。然而陛下这次又把冀州的民事军务作为恩宠给了吕昭。冀州百姓户口在各州中最多，土地大多已开辟垦殖，又有桑树、枣树的丰饶，是国家征收赋税的地方，实在不应当又让冀州负担兵事。如果陛下认为北方应当屯兵镇守，自然可以专门设置大将以镇守安抚。而这样进行安排，计算设置将士的费用，与由一人兼任二职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像吕昭这样的人才还比较容易找到，朝中如果缺乏人才，兼任二职的人也势必不会偏偏这样多。以此推测，可知国家是在以人为依据来选官，而不是以官职为依据来选人。官职如果任对其人，就会政务平和，狱讼就会得到治理。政务平和，所以百姓能够富裕；狱讼得到治理，所以牢狱就会空虚。陛下刚刚登上帝位那年，天下被判死刑的才一百多人，现在一年年增多，今年已经达到五百余人了。而百姓并没有增多，法令也没有更加严厉。以此推测，这难道不是政教衰落、牧守不称职的明确效验吗？去年耕牛大批死亡，通算全国，大体十成里损失了二成。今年夏麦的收成还比不上往年的一半，而秋粮的种子还没有播下。如果现在吴蜀二贼不顾死活进军来犯，就是飞马送草料，连车运粮食，也是千里之外来不及运送了。推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难道是在于强兵吗？武士雄兵愈多，国家的弊病就会愈多。国家就如同人的身体一样，只要腹心充实，四肢即使有些病，最终不会有什么大祸患；现在的兖、豫、司、冀四州实际也就是国家的腹心。所以愚臣毕恭毕敬，实在是希望这四州的牧守能更加特别地重视农业生产，以便支撑国家的四肢。然而孤直的论议难以坚持，冒犯陛下的想法难以如愿，众人的埋怨话难以累积，似是而非的道理难以区分，所以多年来臣的建议也不能被明主所体察。凡说这种话的人，大体官位都比较轻微低贱。然而官位轻微低贱者的话，却实在不容易听到。假如让好的计策都一定要出自于亲近尊贵者的话，亲近尊贵者肯定就不用冒着触犯四难的危险去求取忠名和宠爱，这正是古往今来人们所常常忧患的事啊！

时又大议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上疏曰：

《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当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钧，良、乐之选骥足也。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

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

当时又大举讨论考课制度，用以考核朝廷内外百官。杜恕认为用人而不能尽其才，即使这人有才也没有什么用处。有才的人胸中所有的才识不是有才的人所做的事所需要的，有才的人所做的事不是当世所需要的。杜恕上书说：

《尚书》说“明确考察臣子们的实际功效，三次考察以后，加以罢黜或升迁”，这确实是帝王创立的伟大制度。这使有能力的人能当上应该当的官，有功绩的人能受到应该受的俸禄，就像让乌获去举起千钧重鼎，让王良、伯乐去选择千里马一样。虽然已经经历唐、虞、夏、商、周、汉六个朝代，但考绩的法令却不很明确；事关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七圣，但考核的条文却没有传于后世。臣实在认为，这是由于其方法可以粗略遵依，但考核的详情却很难详备列举的缘故。俗语说：“世上有作乱的人，却没有乱世的法令。”如果只需依靠法令就行了，那么唐尧、虞舜就可以不用后稷、商契去辅佐，殷、周也不用看重伊尹、吕望的辅佐了。现在上书请求实行考课制度的人，陈述周、汉两代的法令措施，接续汉代京房有关官员考课的宗旨，可以说是明识考课的要旨了。然而于崇尚互相谦让的古风、兴隆济济的德治来说，臣以为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如果想让州郡考试众士，必须通过儒学、文吏、孝悌、能从政这四科，都有事功效验了，然后加以察举，试着由公府征用，先去做治理百姓的县令长，然后再根据其功绩依次任命为郡守，有些人可以根据功绩增加秩禄、赐予爵位。这才是考课的当务之急。臣认为对那些称职的人，应当显扬其名给予表彰，采用其进言，使这些都成为考课州郡官吏的法令条例。法令具备就要切实施行，建立一定遵守信诺的赏赐，实行一定兑现的处罚。至于朝中的公卿和内职大臣，也都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实行相应的考课。

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犹有务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胆，徇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岂声名而已乎！

古代的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们，向君上进献诤言，拾遗补缺，没有一件善事不予记载，没有一个过错不被举谏。况且天下的事最大，朝廷的政事最多，确实不是一人的光明所能遍照的。所以君主称为元首，臣下称为股肱，明白显示君臣一体而相辅相成。所以古人说廊庙的柱材，不是一根木料能支撑的；帝王大业，也不是仅靠一位智士的谋略就能实现的。由此言之，难道只靠朝中的大臣谨守职事、勤加考课，就可以使天下和乐升平吗！况且寻常百姓之间的交往，尚且有务求恪守信誓而肯赴汤蹈火的，有感遇知己而愿披肝沥胆的，有舍身为名声而成全节义的；更何况对于那些衣冠楚楚立于朝堂，官至卿相的人，所追求的还不仅仅是百姓之间所讲求的信义，所感念的也不仅仅是知己的恩惠，所舍身以求的岂止是名声而已呢！

诸蒙宠禄受重任者，不徒欲举明主于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厕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诚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今大臣亲奉明诏，给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当官不挠贵势，执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为高，拱默以为智，当官苟在于免负，立朝不忘于容身，洁行逊言以处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谋，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

众多蒙受国家宠信爵禄、出任重任的大臣们，不仅仅是要把明主推举到比唐尧、虞舜更高的位置而已，自己也想要厕身于后稷、商契这样的名臣之列。所以，古人不担心自己治国的心愿不能尽量发挥，而担心自己受君主信任的程度不够，这实在是君主使然。唐尧、虞舜这样的明君，委任后稷、商契、夔、龙而责成各人取得功效。等到臣下有罪，君主就杀掉鲧而流放四凶。现在大臣们亲自领受君主的明诏，在君主眼下给事供职，这些大臣中有的人日夜都把心思放在公事上，恭敬勤劳，卓然特立，做官不屈服于权贵，执法也不会因私情而曲从枉法。这些以正直的言行处于朝廷之上的人，自是明主所可以明察的。像那些把空受俸禄而不治事以为高明，把拱手沉默不发一言以为机智的人，这样的人做官苟且行事，务求免去自己的责任而已，立于朝堂时刻不忘的是保存自身。这些用假饰的行为和恭逊的语言处于朝廷之上的人，也是君主所可以明察的。如果真的使那些只思量容身保位的人没有被流放黜退的罪责，而让那些恪尽忠节、一心为公的人总是处在被怀疑的情况下，公正的道义得不到发扬而自私的论调却成为习俗的话，就是让孔子来出谋划策，也还是不能使一个人的才能得以用尽，又何况对世俗之人而言呢！现在的学者，师承商鞅、韩非而崇尚法令、权术，竞相把儒家的学说说成是迂腐不切实用的东西。这是当今风俗中最大的流弊，也是创业君主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

后考课竟不行。

乐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颇好言事。恕上疏极谏曰：

伏见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以处重为恭，意至恳恻。臣窃悯然为朝廷惜之！夫圣人不择世而兴，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贤智之佐者，盖进之以道，率之以礼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诚使今朝任职之臣皆天下之选，而不能尽其力，不可谓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选，亦不可谓能官人。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岂非股肱不称之明效欤？原其所由，非独臣有不尽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诬一朝也；然其事类，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实，而军事未息，至乃断四时之赋衣，薄御府之私谷，帅由圣意，举朝称明，与闻政事密勿大臣，宁有恳恳忧此者乎？

后来考课制度最终没有施行。

乐安人廉昭因为有才能而被提拔，很喜欢上书言事。杜恕上书朝廷极力劝谏说：

臣伏拜见尚书郎廉昭上书弹劾尚书左丞曹璠处罚相关人员应当奏报却没有依从诏令，曹璠因犯此罪被审查责问。廉昭又说“对其他应当问罪的人将另有奏报”。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不敢推掉责罚，但也不敢故意重罚自己来表示恭敬，情意至为诚恳忧伤。臣私下里为朝廷感到怜悯惋惜！圣人不会选择朝代而兴起，也不会改换百姓后来治理国家，然而圣人出现就必然会有贤良智慧的人来辅佐，是由于圣人以道义进用贤人，而以礼法来驾驭贤人的缘故。古代帝王之所以能够治理国家、统治百姓的原因，没有不是远能得百姓的欢心，近能使群臣尽心竭力的。如果现在朝廷上任职的大臣都是天下最好的人选，但又不能完全发挥大臣的才能，不能说是会使用人才；如果他们不是天下最好的人选，也不能说是选用得当。陛下近来为政事忧愁辛劳，有时亲自在灯光下熬夜忙碌，但众多政事还是不得安宁，刑罚禁令也日益弛废，这难道不是股肱大臣不称职的明确验证吗？推究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单单是因为臣子不能尽忠，也是由于陛下对臣子不能充分使用。百里奚在虞国愚笨，到秦国却变得明智；豫让在中行氏那里苟且取容，在智伯那里却节操大显，这就是古人能否使用臣子的明确验证。现在臣如果说一朝的大臣都不忠诚，这是诬蔑一朝的人，然而事理却可以经类推而得到。陛下深感国库帑藏的不充实，而军事征伐又未能止息，以至于自己断绝了四时供奉的御用衣服，减少了陛下御府的私谷。这都是出于陛下的圣意，满朝都称颂陛下的圣明，然而参与政事机密的大臣，难道有为此深深忧虑的吗？

骑都尉王才，幸乐人孟思所为不法，振动京都，而其罪状发于小吏，公卿大臣初无一言。自陛下践祚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宁有举纲维以督奸宄，使朝廷肃然者邪？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无嫌之地而事得自尽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实其所毁，而必曰私报所憎，誉人不实其所誉，而必曰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非独毁誉有之，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望与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遂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

骑都尉王才私下与乐人孟思所干的不法之事，震动京城。然而王才的罪状却是由小官吏告发的，而公卿大臣们始终没有人说一句话。自陛下登帝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中难道有使用朝廷法度来督劾奸猾之徒，使得朝廷整肃的吗？如果陛下认为当今之世没有良才，朝廷缺乏贤良的辅佐，陛下怎么可能追望后稷、商契的遥远踪影，坐着等待来世的俊杰之士呢！现在人们所说的贤臣，全是身居高位而享有厚禄了，然而这些人侍奉君主的忠节尚未树立，为公家做事的心也还不专一，这是因为委任给这些人的职责还不明确专一，而习俗中忌讳的事情又太多的缘故。臣认为，忠臣不一定是亲信之人，亲信的大臣也不一定就忠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忠臣在一个不受嫌疑的位置上才能充分发挥忠臣的才干。现在若有与陛下疏远的人毁谤别人而不符合事实，人们一定会说这人挟私报复自己所憎恶的人。如果这人称赞别人而不符合事实，人们一定会说这人是挟私赞誉自己所亲近的人。陛下左右的人也会有人乘便进献各自的憎爱之说。不单单在个人的谤毁称誉上是这样，在国家政事的损失补益上也有这样的嫌疑。陛下应当思考如何开启拓宽朝臣们的心胸，勉励朝臣们追求道德气节，使朝臣们自觉地与古人看齐，盼望着能把自己的事迹载入史册。但陛下反而让像廉昭这样的人扰乱其间，臣恐怕大臣们将会容身保位，坐观得失，成为后世人们的鉴戒了！

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贤愚，明皆当世用也。尧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智，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则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人自以为亲，人思所以报，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

从前周公告诫鲁侯“不要使大臣们埋怨自己不被重用”，话里没有特别说到大臣的贤或愚，意思是大臣都可以为当世所用。尧查点舜的功绩，称赞舜能逐去四凶，没有说四凶的罪过谁大谁小，意思是凡是有罪的就要逐去。现在朝臣们都不认为自己不贤能，却认为是陛下不任用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没有智谋，却认为是陛下不询问自己。陛下何不遵循周公用人的标准和大舜处罚人的标准？让侍中、尚书在陛下坐着时侍奉于帷幄之中；在陛下行动时跟从于乘舆之后。亲自应对陛下的诏问，侍中、尚书的陈述都能让陛下亲自听到，那么群臣的品行和贤能与否，就都可以知道了。忠诚贤能的进用，暗弱低劣的黜退，又有谁还敢敷衍而不竭尽全力呢？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人都能尽其才力，人人都自认为陛下亲近自己，人人都思量着如何报效陛下，不管贤愚与否、能与不能，都在陛下的量才任用中。以这样的状况去治理政务，什么事办不好？以这样的状况去建立功业，什么功业建不成？每有战事，陛下的诏书中常说：“谁应该为此事而忧虑呢？我应该自己忧虑罢了。”近来的诏书又说：“忧公忘私不一定能做到，但只要先公后私事情自然就能够办好了。”臣拜读明诏，知道陛下对下情已经完全了解了，然而臣也为陛下不治其本，却为细枝末节担忧而感到奇怪。人的贤能与否，实在是本性，即使是臣也认为朝臣中并不是都称职。圣明的君主使用人才，使有才能的人不敢留有余力，而没有能力的也不能在不适宜的官位上。选举官吏任非其人，不一定是罪过；而满朝群臣都容忍不称职的人在位，这才是最可奇怪的。陛下知道一些朝臣办事不尽力，却代朝臣为职责内的事情担忧；知道一些朝臣没有能力，却教朝臣怎样办理自己的政事，这难道仅仅是主上劳碌而使臣下安逸的问题吗？即使让圣贤都出现在当世，最终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理好国家。

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威禁由之，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人事之大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伊尹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昭等乎！

陛下又担忧台阁的禁令不机密、人事说情请托的现象不能杜绝，批准辅政大臣制定的会客制度，使司徒更换恶吏看守官署大门，威权禁令都由这个恶吏掌握，这实在是没有抓住禁绝不良风气的关键。从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要征召廷尉郭躬一个没有罪过的兄侄，尚且被群臣检举参奏，弹劾窦嘉的奏章纷纷扬扬。最近司隶校尉孔羡征召大将军一个生性狂悖的兄弟，而有关官吏却都沉默不语，望风承旨，比受了当事人的请托还甚。选举官员不实事求是，这是人才任用上的大问题。窦嘉有皇亲的恩宠，郭躬也不是国家重臣，窦嘉尚且被劾奏。用今事来比况古事，这是陛下没有督责臣下执行必须遵守的惩罚，以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辅政大臣制定的会客制度与用恶吏来为官署守门，都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如果臣的话能够受到陛下的一点体察采纳，还担忧什么奸邪之徒不能铲除，而豢养像廉昭那样的人呢！

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忤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将何乐焉，胡不绝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浅薄无行义者，其意务在于适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试变业而示之，彼岂执其所守以违圣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业也；处尊显之官，荣事也；食千钟之禄，厚实也。人臣虽愚，未有不乐此而喜干迕者也，迫于道，自强耳。诚以为陛下当怜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录昭等倾侧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陛下当大计天下之损益，政事之得失，诚不可以怠也。

纠举揭发犯法乱纪之人，是忠于君主的事情。然而世人所以憎恶小人来做这种事，就是因为小人往往不顾道义而只是用此来求得自己的侥幸进身。如果陛下又不再去考查这些事情的本末，一定会认为那些违背众意、抵触世人的行为是奉公，行踪诡秘、告发别人的人是在尽臣节。哪里有通人大才而做不了这种事的呢？实在是因为顾及道义而不肯这样做罢了！如果让普天下的人都背弃道义而去追逐利益，这是君主该忧患的事情，陛下对这样的做法又有什么高兴的呢，为什么不切断这个苗头呢！预先揣摸然后顺承君主的意旨说话办事，以求得容身和表扬，这大抵都是天下最浅薄而没有德行道义的人。这些人一心想的就是如何适合君主的心思而已，不是想要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陛下何不试着改变一下原定的主意向这些人示意一下，这些人难道能坚持自己意见而违背圣意吗？人臣能得到君主的欢心，这是安全的事情；能处在尊贵显赫的官位上，这是荣耀的事情；能享用千钟的俸禄，这是丰厚的待遇。做人臣的即使再愚笨，也没有不乐意这些而专喜欢触犯、违逆君主的。人臣有时不这样做，那也是迫于道义，强迫自己做的。臣实在以为陛下对这种臣子应当加以怜惜和佑护，对之稍加委任，怎么能反而采纳廉昭等倾轧陷害他人的私意，而忽视这样的人呢？现在外有伺机乘虚而入的寇贼，内有贫穷怨旷的百姓，陛下应当充分考虑天下损失补益和朝廷政事的得失，实在是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呀。

恕在朝八年，其论议亢直，皆此类也。

出为弘农太守，数岁转赵相，以疾去官。起家为河东太守，岁馀，迁淮北都督护军，复以疾去。恕所在，务存大体而已，其树惠爱，益得百姓欢心，不及于畿。顷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当世之和，故屡在外任。复出为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时征北将军程喜屯蓟，尚书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倾田国让于青州。足下今俱杖节，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为意。至官未期，有鲜卑大人儿，不由关塞，径将数十骑诣州，州斩所从来小子一人，无表言上。喜于是劾奏恕，下廷尉，当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为庶人，徙章武郡，是岁嘉平元年。恕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终致此败。

杜恕在朝为官八年，所议论的刚正忠直，都像上面这些事一样。

杜恕出京任弘农太守，数年后又转任赵国国相。因为有病离开官位。又在家中被起用出任河东太守。一年多以后，升任淮北都督护军，又因为疾病离开官位。杜恕任职所在之处，治政务求大体而已，在普施恩惠仁爱，深得百姓爱戴方面，不如父亲杜畿。不久，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因为与方方面面不甚和睦，故而屡屡被放外任。后又出京任幽州刺史，加官建威将军，使持符节，护乌丸校尉。当时征北将军程喜屯驻蓟城。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说：“程申伯在先帝时，就曾在青州排挤田国让。足下现在与程申伯都持有杖节，让足下与程申伯共同屯驻在一座城中，应当深加小心，有所准备。”而杜恕对此并没有在意。杜恕到任还不满一年，鲜卑大人的儿子不通过关塞，擅自率领数十名骑兵来到了幽州城，幽州有关官吏杀了随鲜卑大人儿子来的一个少年，杜恕没有写表章向朝廷奏报。程喜于是上表弹劾杜恕，杜恕被逮捕，送到廷尉问罪，依法当判死罪。因为父亲杜畿勤劳王事被水淹死，得以减刑，被免去官职沦为平民百姓，流放到章武郡居住，这一年是嘉平元年。杜恕生性豪爽洒脱适意而为，不考虑如何防备祸患，最终导致失败。

初，恕从赵郡还，陈留阮武亦从清河太守征，俱自薄廷尉。谓恕曰：“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器能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谓有其才而无其用。今向闲暇，可试潜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体论》八篇。又著《兴性论》一篇，盖兴于为己也。四年，卒于徙所。

当初，杜恕从赵郡回京，陈留人阮武也从清河太守任上被征召进京，二人都亲自到廷尉那里受审对证。阮武对杜恕说：“我看君才气品性可以遵循公忠之道，但坚持得却不够严格；器度能力可以担任高官，但仕途却不够顺利；才能学识可以阐述古今之事，但志向却不够专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这样的才能却没有这样的用场。现在君将有闲暇时间了，可以试着凝神潜思撰著，成一家之言。”杜恕在章武郡，便撰著《体论》八篇，又撰著《兴性论》一篇，这些大概都是有感于自己的命运而作。嘉平四年，杜恕在流放地死去。

甘露二年，河东乐详年九十馀，上书讼畿之遗绩，朝廷感焉。诏封恕子预为丰乐亭侯，邑百户。

恕奏议论驳皆可观，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甘露二年，河东郡九十多岁高龄的乐详上书，为当年杜畿所留下的功绩和杜畿子嗣的不幸申诉。朝廷被感动，于是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百户。

杜恕的奏议、论、驳议等各种文章都很值得一读，这里只是掇拾了其中一些切中时世大事的论著记录在篇中。

郑浑字文公，河南开封人也。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浑兄泰，与荀攸等谋诛董卓，为扬州刺史，卒。浑将泰小子袤避难淮南，袁术宾礼甚厚。浑知术必败。时华歆为豫章太守，素与泰善，浑乃渡江投歆。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复迁下蔡长、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辟为丞相掾属，迁左冯翊。

郑浑字文公，河南郡开封县人。曾祖父郑众，以及郑众的父亲郑兴，都是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郑浑的哥哥郑泰与荀攸等人曾谋划诛杀董卓，曾被任命为扬州刺史，去世。郑浑带着郑泰的小儿子郑袤到淮南躲避战乱。袁术以郑浑为宾客，待遇很优厚。郑浑知道袁术一定会失败。当时华歆担任豫章太守，素来与郑泰关系很好，郑浑便渡江投奔华歆。太祖听说郑浑品行忠厚，征召郑浑为掾属，又升迁郑浑为下蔡县长、邵陵县令。当时天下还没有安定，百姓都剽悍随意，不想着农业生产和生育。百姓生了孩子因为没有办法养活，大都抛弃不肯抚养。郑浑任职所到之处，将百姓手中捕鱼、打猎的器具全部没收，督促百姓耕田采桑，同时又让百姓开垦稻田，并加重了对遗弃婴儿者处罚的法令。百姓起初是害怕获罪按郑浑的法令行事，后来生活渐渐富裕，对所生婴儿没有不加以抚养的；于是百姓所生育的子女，大多用“郑”来做名字。朝廷征召郑浑入朝，任命郑浑为丞相掾属，升任左冯翊太守。

时梁兴等略吏民五千馀家为寇钞，诸县不能御，皆恐惧，寄治郡下。议者悉以为当移就险，浑曰：“兴等破散，窜在山阻。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敛吏民，治城郭，为守御之备。遂发民逐贼，明赏罚，与要誓，其所得获，十以七赏。百姓大悦，皆愿捕贼，多得妇女、财物。贼之失妻子者，皆还求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其妻子，于是转相寇盗，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兴等惧，将馀众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渊就助郡击之，浑率吏民前登，斩兴及其支党。又贼靳富等，胁将夏阳长、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硙山。浑复讨击破富等，获二县长吏，将其所略还。及赵青龙者，杀左内史程休，浑闻，遣壮士就枭其首。前后归附四千馀家，由是山贼皆平，民安产业。转为上党太守。

当时梁兴等人劫掠了官民五千余家，胁迫这些人抢掠地方。各县不能抵御，都很恐惧，把县衙治所移至郡城。议论的人都认为应当把郡衙治所移往有险可守的地方去。郑浑说：“梁兴等人是一批散兵游勇，流窜在山野险阻之中。虽然也有些跟随的人，但都是些胁从者罢了。现在应当为这些胁从者广开归降之路，向胁从者宣传晓谕朝廷的恩德威信。如果凭借险要之地自守，这是向胁从者示弱。”于是郑浑把官吏百姓们聚集到一起，修治城郭，做守城御敌的准备。随后发动百姓追捕叛军，严明赏罚制度，与大家立约盟誓，凡是有所俘获，十分之七拿出来奖赏给本人。百姓们大为高兴，都愿意出力捕杀叛军，获得很多妇女和财物。叛军中丢失了妻子的人，都回来乞求投降。郑浑责令这些人参加追捕，等获得其他妇女，然后再将妻子归还。于是这些人转头又去向其他叛军攻击，叛军的党羽很快就离散瓦解。郑浑又派遣官吏百姓中素有威信的人，分头到山谷中去晓谕叛军，让叛军赶快投降，于是出来归降的人络绎不绝。郑浑便让各县的县令长官回到本县的治所去安抚召集自己的百姓。梁兴等人害怕，率领余下的士众聚守鄜城。太祖命令夏侯渊帮助郡里进攻叛军，郑浑率领官民首先登上敌城，斩杀梁兴及其党羽。又有叛军首领靳富等人，劫持夏阳县长、邵陵县令及二县的官吏百姓逃入硙山。郑浑又进兵讨伐击破了靳富等人，救出了二县的县令长官，带领被劫掠的百姓返回家乡。又有一个名叫赵青龙的人，杀死左内史程休。郑浑听说后，立即派遣精壮士卒赶去斩了赵青龙的首级。前后从叛军中出降归附的有四千余家，从此山贼尽皆荡平，百姓也都安居乐业。郑浑转任上党太守。

太祖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入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又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复入为丞相掾。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患水涝，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洿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转为山阳、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明帝闻之，下诏称述，布告天下。迁将作大匠。浑清素在公，妻子不免于饥寒。及卒，以子崇为郎中。

太祖征讨汉中时，任用郑浑为京兆尹。郑浑因为百姓们刚刚聚集起来安居，为百姓们制定了有关移家迁居的法令，让家族人口众多与家族人口很少的家庭相邻居住，让温和诚信的人与孤寡老人作邻居，让百姓们勤于农耕，又严明法令，以便发现奸恶之人。从此以后百姓安心务农，而盗贼也止息不见了。等到大军进入汉中，军粮的运输供应以郑浑所领的京兆承担的最多。郑浑又发遣京兆的百姓到汉中去屯田，没有人逃亡。太祖更加赞赏郑浑，又调郑浑入朝出任丞相掾。文帝即魏王位时，郑浑出任侍御史，加官驸马都尉，升任阳平、沛郡二郡的太守。这两个郡地势下洼潮湿，水涝为患，百姓们饥饿困乏。郑浑于是在萧、相二县地界上兴建堤坝蓄水，开垦稻田。郡中的人都认为这样做不便利，郑浑说：“此处地势低洼，正适宜引水灌溉，这样做终究会有养鱼种稻长久的利益，这是使百姓富裕的根本。”于是亲自率领官民，开始兴建水利工程，用了一冬天的时间全部建成。第二年大获丰收，生产的粮稻逐年增加，交纳的租税是常年的两倍，百姓依赖郑浑大获其利，撰文刻石歌颂郑浑，把那个水利工程取名叫做郑陂。郑浑转任山阳、魏郡太守，在那里的治理也是一样。郑浑又因为郡内百姓缺乏木材生活不便，于是督令百姓栽植榆树作篱笆，而且再加种五种果树。后来家家榆树都长成了高高的篱笆墙，五种果树都果实丰硕。进入魏郡地界，村落整齐如一，百姓家家都是财产丰足，物用富裕。明帝闻知后，下诏予以表扬，布告天下。升任将作大匠。郑浑为官清廉朴素，一心为公，妻儿们常不免于饥寒。等到郑浑去世以后，朝廷任用郑浑的儿子郑崇为郎中。

仓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为郡吏。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黄初末，为长安令，清约有方，吏民畏而爱之。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先是属城狱讼众猥，县不能决，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阅，料简轻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岁决刑曾不满十人。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

仓慈字孝仁，淮南郡人。仓慈最初在郡中任郡吏。建安年间，太祖在淮南招募流民屯田，任命仓慈为绥集都尉。黄初末年，仓慈出任长安县令，在县为政清静简约，治民有方，官民对仓慈既敬畏又爱戴。太和年间，仓慈升任敦煌太守。这个郡远在西部边疆，因为战乱与中原隔绝，没有太守已经二十年，郡中的大姓豪门强横嚣张，在当地成了习俗。前任太守尹奉等人，只是因循守旧而已，没有什么匡正改革。仓慈到任以后，抑制打击大姓豪门势力，抚恤贫弱百姓，深得治理之道。早年豪门大族的田地绰绰有余，而小民百姓却贫无立锥之地；仓慈到任后都按人口分割土地交纳租赋，并逐渐让小民百姓偿还所受土地的价钱给豪门大族。此前所属各县城堆积的案子众多而又繁琐，县里不能判决，大都集中到了郡里；仓慈到任后亲自审视查阅，估量审查犯人罪行的轻重，只要不是必判死刑的，就处以鞭笞杖责的刑罚释放，一年中被判决死刑的连十个人都不到。又，平常日子里西域的杂胡想来朝廷纳贡，而郡中的众豪门大族多横加阻隔；即使有时进行贸易，也是对胡人欺诈侮辱，是非大多无法弄清楚。胡人常常为此怨恨，仓慈到任后都好言慰抚胡人。胡人中想去洛阳的，都为胡人办理好沿路过境文书；想要从郡城中回去的人，官府则为胡人的货物平价取值。郡府还用现成的物品与胡人进行交易，并派官吏百姓沿途护送他们，从此汉民与胡人都同声称颂仓慈的恩德仁惠。数年后仓慈在任上去世，官吏百姓们悲痛感伤，就好像是自己的亲戚死了一样，大家图画仓慈的肖像，思念仓慈的遗容。等到西域的众胡人听说仓慈去世，全体会聚在戊己校尉及县令长官的治所下，为仓慈发丧举哀，其中有的人甚至用刀划破脸，表明对仓慈的情意像血一样的真诚，又为仓慈建立祠堂，一起对仓慈遥拜祭祀。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擿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

自太祖一直到咸熙年间，魏郡太守陈国人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人任燠、京兆太守济北人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人令狐邵、济南相鲁国人孔乂，这些人中有的人能怜悯百姓从宽断案，有的人能推诚待人惠爱百姓，有的人能严守自身清白廉洁，有的人能揭发奸人缉拿逃犯，都是贤良的二千石郡守。

评曰：任峻始兴义兵，以归太祖，辟土殖谷，仓庾盈溢，庸绩致矣。苏则威以平乱，既政事之良，又矫矫刚直，风烈足称。杜畿宽猛克济，惠以康民。郑浑、仓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屡陈时政，经论治体，盖有可观焉。

评论：任峻最初兴举义兵，来归附太祖，继而开辟田地，种植粮谷，使得粮仓充盈，建立了大功绩。苏则运用威严来平息叛乱，执政既属优良，又能刚直不阿，品行和功绩都值得称道。杜畿执政宽猛相济，以仁惠康宁百姓。郑浑、仓慈二人，体恤百姓，治理有方。这些人也都是魏代有名的郡守吧！杜恕屡屡陈说时政利弊，论述治国的要旨，实在也很有可观之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