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王楼贺韦华传第二十》文白对照

王楼贺韦华传第二十

王蕃字永元，庐江人也。博览多闻，兼通术艺。始为尚书郎，去官。孙休即位，与贺邵、薛莹、虞汜俱为散骑中常侍，皆加驸马都尉。时论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称焉，还为夏口监军。

孙皓初，复入为常侍，与万彧同官。彧与皓有旧，俗士挟侵，谓蕃自轻。又中书丞陈声，皓之嬖臣，数谮毁蕃。蕃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指，时或迕意，积以见责。

甘露二年，丁忠使晋还，皓大会群臣，蕃沈醉顿伏，皓疑而不悦，举蕃出外。顷之请还，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卫将军滕牧、征西将军留平请，不能得。

王蕃字永元，庐江郡人。王蕃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兼通天文历法。开始担任尚书郎，后辞去官职。孙休即帝位后，王蕃和贺邵、薛莹、虞汜同任散骑中常侍，都加官为驸马都尉。当时的人对这几人的评价很高。王蕃受朝廷派遣出使蜀国，蜀国人称赞王蕃，回来后任夏口监军。

孙皓即位初年，王蕃再次入朝担任常侍，与万彧官职相同。万彧和孙皓有交情，又是一个庸俗的人，依仗权势排挤打击别人，认为王蕃轻视自己。另外中书丞陈声，是孙皓宠信的大臣，多次陷害王蕃。王蕃的性格和习气清高坦诚，不能察言观色，顺从旨意，有时就违背了皇帝的心意，时间久了就受到孙皓的责备。

甘露二年，丁忠出使晋朝返回。孙皓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群臣，王蕃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地下，孙皓怀疑王蕃是假装的，就很不高兴，让人把王蕃抬到外面去。不一会儿，又把王蕃请回来，王蕃醉意仍未解除。王蕃生性就有威严的气势，此时王蕃的行为举止仍然保持和平常一样威严，孙皓大怒，喝令左右侍卫将王蕃拉到大殿下斩杀。卫将军滕牧、征西将军留平为王蕃求情，未能获准。

丞相陆凯上疏曰：“常侍王蕃黄中通理，知天知物，处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镇，大吴之龙逢也。昔事景皇，纳言左右，景皇钦嘉，叹为异伦。而陛下忿其苦辞，恶其直对，枭之殿堂，尸骸暴弃，郡内伤心，有识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时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属广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马起事，不为马用，见害。

丞相陆凯上书说：“常侍王蕃心怀美德，通达事理，懂得天文，又知晓万物，身处朝廷命官，忠诚正直，是国家的柱石，吴国的关龙逢。从前王蕃事奉景皇帝，在景皇帝身边进献良言，景皇帝钦佩并嘉奖王蕃，赞叹王蕃在臣僚之间出类拔萃。而陛下却对王蕃的苦心劝谏十分恼怒，对王蕃的直言对答十分憎恨，将王蕃诛杀在殿堂之前，将尸骨丢弃野外，郡内的人为王蕃伤心，有识之士为王蕃悲痛哀悼。”陆凯痛惜王蕃到达这个程度。王蕃死时三十九岁，孙皓将王蕃的家属流放到广州。王蕃的两个弟弟王著、王延都是杰出的人才。郭马起兵反叛时，二人因为不为郭马出力，被杀害。

楼玄字承先，沛郡蕲人也。孙休时为监农御史。孙皓即位，与王蕃、郭逴、万彧俱为散骑中常侍，出为会稽太守，入为大司农。旧禁中主者自用亲近人作之，彧陈亲密近职，宜用好人，皓因敕有司，求忠清之士，以应其选，遂用玄为宫下镇禁中候，主殿中事。玄从九卿持刀侍卫，正身率众，奉法而行，应对切直，数迕皓意，渐见责怒。后人诬白玄与贺邵相逢，驻共耳语大笑，谤讪政事，遂被诏诘责，送付广州。

楼玄字承先，沛郡蕲县人。孙休在位时楼玄任监农御史。孙皓即位后，楼玄和王蕃、郭逴、万彧同为散骑中常侍，出任会稽太守，后又入朝任大司农。过去皇宫中主管事务的人都选用亲近的人担任，万彧说在亲密的人中担任亲近的职务，应当选用品行忠顺的人，孙皓就命令有关官员，寻找忠诚清正的人，以作为备选，于是就选用楼玄作为宫下镇禁中候，主管宫殿内的事务。楼玄从九卿变为持刀侍卫的武官，端正自身，为众多下属做出表率，按照法令规定处理事务，对答问题恳切直率，因而多次违背了孙皓的意愿，逐渐被孙皓斥责恼怒。后来有人诬告楼玄和贺邵见面时，停住车马彼此低声耳语然后大笑，诽谤讥笑国家政务，于是楼玄遭到孙皓诏书的追问和斥责，并被遣送到广州。

东观令华覈上疏曰：“臣窃以治国之体，其犹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总其条目，为作维纲，众事乃理。《论语》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优游而自逸也。今海内未定，天下多事，事无大小，皆当关闻，动经御坐，劳损圣虑。陛下既垂意博古，综极艺文，加勤心好道，随节致气，宜得闲静以展神思，呼翕清淳，与天同极。臣夙夜思惟，诸吏之中，任干之事，足委仗者，无胜于楼玄。玄清忠奉公，冠冕当世，众服其操，无与争先。夫清者则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终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亲，擢之宰司，责其后效，使为官择人，随才授任，则舜之恭己，近亦可得。”皓疾玄名声，复徙玄及子据，付交阯将张奕，使以战自效，阴别敕奕令杀之。据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随奕讨贼，持刀步涉，见奕辄拜，奕未忍杀。会奕暴卒，玄殡敛奕，于器中见敕书，还便自杀。

东观令华覈上书说：“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就像治理家庭一样。主管田间农业生产的人，应该是贤良诚实的人。还应当有一个人总揽各项事务，制定规章纲领，这样各种事务才能处理好。《论语》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只有舜吧！舜只是严肃端正地坐朝廷做帝王罢了。’这是说舜委任的人都是合适的人才，所以舜就能过得悠闲而安逸。如今海内尚未完全平定，天下事情还很多，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过问处置。凡事都要惊动皇上，劳烦和损伤圣上的思虑。陛下既然关注博通古事，遍览经书典籍，加以思想勤勉，喜好天道，随着自然季节的更替处理政事，应该得到空闲安静，以舒展神思，呼吸清新纯净的空气，争取与上天同寿。臣日夜思考，在所有官员之中，能担负重要事务的，又可足以委任和信任的人，没有人能胜过楼玄。楼玄清廉忠诚，克己奉公，在当今时代是出类拔萃的，众人敬服楼玄的品德，没有人和楼玄争先。凡清正的人心境平和，意见直率，而忠诚的人只遵循正道行事，像楼玄那样的性格，是始终可以保证做到的，请求陛下赦免楼玄过去的罪行，使楼玄得以改过自新，然后提拔楼玄主管朝廷事务，观察楼玄今后的表现，使楼玄为国家选取人才，按照才能授任官职，那么像舜那样严肃端正地坐朝廷做帝王，眼前陛下也可以做到。”孙皓对楼玄的名声很大非常愤恨，再次将楼玄和楼玄的儿子楼据流放，交给交阯的将领张奕，让楼玄父子在战争中自行效力，又暗中另下诏令，让张奕杀死楼玄父子。楼据到交阯后，患病死去。楼玄孤身一人跟随张奕征讨敌人，楼玄持刀徒步行走，每见到张奕总是叩拜，张奕不忍心杀死楼玄。正好张奕暴死，楼玄将张奕尸体装殓入棺，在张奕的遗物中见到了孙皓的诏书，楼玄回到军营后就自杀了。

贺邵字兴伯，会稽山阴人也。孙休即位，从中郎为散骑中常侍，出为吴郡太守。孙皓时，入为左典军，迁中书令，领太子太傅。

皓凶暴骄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谏曰：

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统承皇业，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贤表善，以康庶政。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贸，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翼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而忠良排坠，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时趣，人执反理之评，士吐诡道之论，遂使清流变浊，忠臣结舌。陛下处九天之上，隐百重之室，言出风靡，令行景从，亲洽宠媚之臣，日闻顺意之辞，将谓此辈实贤，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闻。

贺邵字兴伯，会稽山阴人。孙休即位后，贺邵从中郎升任散骑中常侍，又出外任吴郡太守。孙皓当政时，贺邵入朝任左典军，升为中书令，兼任太子太傅。

孙皓凶残暴虐，骄横自负，朝政事务日益败坏。贺邵上书劝谏说：

古代的圣明帝王，之所以隐居深宫之内而知晓万里以外的事情，垂衣拱手地坐在席上，却使光明照到八方最远的地方，这是因为任用了贤人。陛下凭着极高的德行和温和善良的品质，继承了皇业，应该以身作则实行道义，恭敬地奉守帝位，褒扬贤人，表彰善行，以使局势安定，国家兴盛。近些年来，朝廷的官位混乱，贤臣与劣吏混杂，上下职位空缺，文官武将缺员，地方上没有得力的将帅和官吏，朝廷内没有弥补政事缺失的臣僚；奸佞谄媚的人飞黄腾达，操纵朝廷的大权，抢夺窃据荣誉和利益，而忠诚善良的人却受到排挤，忠信的臣僚反被伤害。因此正直的人士都被磨去了棱角，而平庸的臣子却苟且献媚，在陛下还没有表露旨意之先，就各自奉合趋时，操持违背公理的评议，口吐歪曲道理的言论，结果使清高的士大夫变得混浊不堪，忠诚的大臣缄默不言。陛下身处九重云霄之上，隐居在拥有百道宫门的室内，话一出口臣民顺风而从，诏令一发布，人们如同影子一般紧紧相随，陛下身边是亲近融洽受宠谄媚的臣僚，每天听到的是顺合心意的言语，陛下恐怕会认为这批侍臣真的是贤士，而天下也真的是太平了。臣心里有所不安，怎敢不据实禀报呢。

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让以进贤，虚己以求过，譬天位于乘奔，以虎尾为警戒。至于陛下，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臣，眩耀毁誉之实，沈沦近习之言。昔高宗思佐，梦寐得贤，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遗。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辅弼，以醉酒之间加之大戮。近鸿胪葛奚，先帝旧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后，礼所不讳，陛下猥发雷霆，谓之轻慢，饮之醇酒，中毒陨命。自是之后，海内悼心，朝臣失图，仕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诚非所以保光洪绪，熙隆道化也。

臣听说能振兴国家的君主乐于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荒淫昏乱的君主乐于听到别人对自己的美誉。喜欢听人指出过失的君主，过失就会一天天减少而福分日增；喜欢听人赞誉的君主，荣誉就会一天天减损而灾祸临头。因此古代的君主，拱手行礼请进贤才，虚心克己寻求过失，把身处皇帝之位视为乘坐奔马处处谨慎行事，像脚踩老虎尾巴一样警醒告诫自己。至于陛下，却采取严刑酷法来禁绝正直的言辞，用贬黜贤士来对付谏诤的臣下，区分不出毁誉是否真实，沉醉于身旁宠媚之臣的阿谀颂扬之辞中。从前殷高宗思念辅佐，在睡梦之中得到贤才，而陛下求贤就好像世界上没有贤才一样，轻视人才就像对待丢弃的东西一般。已故的常侍王蕃对朝廷忠诚，恪尽职守，其才能可任辅佐，就是因为喝酒醉伏而遭杀戮。最近大鸿胪葛奚，是先帝的老臣，偶尔讲了几句违逆的话，不过是酒后的醉语罢了。饮酒三爵以后，礼仪上是没有忌讳的。陛下却大发雷霆，说葛奚不恭顺，让葛奚喝下烈酒，致使中毒身亡。从此以后，海内人士感到伤心，朝廷大臣失却信念，做官的人把隐退视为幸运，朝内的人把到外地去视为福分，这确实不是保持发扬帝王基业、振兴道德教化的做法啊。

又何定本趋走小人，仆隶之下，身无锱铢之行，能无鹰犬之用，而陛下爱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宠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国议，手弄天机，上亏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进奸利，定间妄兴事役，发江边戍兵以驱麋鹿，结罝山陵，芟夷林莽，殚其九野之兽，聚于重围之内，上无益时之分，下有损耗之费。而兵士罢于运送，人力竭于驱逐，老弱饥冻，大小怨叹。臣窃观天变，自比年以来阴阳错谬，四时逆节，日食地震，中夏陨霜，参之典籍，皆阴气陵阳，小人弄势之所致也。臣尝览书传，验诸行事，灾祥之应，所为寒栗。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异，宋景崇德以退荧惑之变，愿陛下上惧皇天谴告之诮，下追二君攘灾之道，远览前代任贤之功，近寤今日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夺奸势，如是之辈，一勿复用，广延淹滞，容受直辞，祗承乾指，敬奉先业，则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

还有何定本来是个跑腿的卑贱小人，地位在奴仆之下，自身没有丝毫的德行，才能不能当鹰犬使用，而陛下却喜爱何定的奸佞谄媚，给予何定威权，使何定仗恃陛下的宠幸而放纵任性，擅自作威作福，张口竟敢改变国家的计议，手中则操弄着国家的权柄，对上损害了皇帝的日月之明，对下堵塞了君子被任用提升之路。凡小人谋求得到宠幸，必定要进献不正当的利益。何定近来妄自兴起事功劳役，征调守卫长江边的士兵去驱赶麋鹿，在山上设置绳网，砍伐森林草木，把四面八方的野兽赶出山林，聚集在重围之中进行捕猎，这样做对上无益于动物四季的繁殖，对下则损耗了人力物力。况且士兵因运送物资而疲惫不堪，人力因驱赶野兽而匮乏竭尽，老的弱的受饥挨冻，大人小孩怨叹不止。臣私下观察天象的变化，近年来，星象运行阴阳错乱，气候变化与四时季节不相对应，上有日食，下有地震，仲夏五月竟然降霜，参考典籍中的记载，这都是阴气压过阳气，小人操弄权势所造成的。臣曾阅读典籍，根据记载验证出现的各种现象，发现这些现象都是灾祥征兆的反应，令人为之不寒而栗。从前殷高宗修身行德消除了鼎雉预示的灾异，宋景公崇尚德义免去了荧惑之祸。希望陛下对上敬畏皇天的告诫责备，对下追随殷高宗、宋景公消除灾祸的做法，远看前代帝王任用贤才的功德，近察今日错误授予官职的过失，清理朝廷官位，表彰并任用有德有才的人，放逐驱退邪恶小人，抑制剥夺奸佞势力。对上面所说的那一类人，一律不再使用，广泛延揽阻滞在下面的人才，宽容允许直言劝谏的言语，敬顺天意，恭敬地奉守先帝的基业，这样就会使仁德教化光耀于民间，上天和人间的埋怨就会消除。

《传》曰：“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陛下昔韬神光，潜德东夏，以圣哲茂姿，龙飞应天，四海延颈，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于旦夕也。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特优育，以待有事，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慼。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愿陛下宽赋除烦，振恤穷乏，省诸不急，荡禁约法，则海内乐业，大化普洽。夫民者国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馀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

《春秋左传》里说：“国家兴盛的时候，就把民众当做婴儿一样爱护；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就把民众看做是草芥毫不重视。”陛下先前隐藏起神圣的光彩，在东边深修德义，凭着圣人一样的智慧和资质，如苍龙腾飞，顺应天意登上帝位，四海民众翘首期待，八方百姓拭目盼望，以为周成王、周康王的仁德风范必定会很快地在世间兴起。然而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法律禁令变得苛刻严酷，赋税征调更加频繁；宫廷中的宦官，分布到各个州郡，肆意兴起事役，竞相谋取不正当的好处；百姓遭到被搜刮一生的困苦，民众疲于官府无止境的索求，家家老幼受饥挨冻，户户民众面呈菜色，而所在的地方长官，迫于害怕承担罪责，便使用严厉的法令和残酷的刑罚，使民众遭受痛苦也要求照样执行。这样百姓的财力不堪承受，家家户户妻离子散，悲呼哀叹的声音感伤了祥和的气氛。另外，在长江沿岸的守卫部队，从远处着想应当用来开辟疆土，拓宽边境；从近处着想应当用来守卫边界，防备敌人入侵，因此对守卫部队应当特别优待养蓄，以等待战事发生时使用。而现在征发赋调，如烟云一般密集，使得守卫部队连粗布衣服都穿不上，吃的是有上顿没有下顿，守卫部队出去要抵挡刀刃箭头的危难，回来要承受无依无靠的悲伤。因此，父子之间相互抛弃，叛逃的人成群结队。希望陛下宽缓赋税，除去繁杂的征收，救济穷苦无靠的人，减少不急需的事务，清除烦苛的禁令，减少法律条文，这样海内百姓就会安居乐业，仁德教化就会普遍泽润天下。百姓是国家的根本，食物是民众的生命，如今国家没有一年的储备，家庭没有一个月的粮食积蓄，而后宫中坐着白吃饭的人就有一万多。内有男女长期别离的怨恨，外有损失消耗的费用，使得国库空荡无用，而臣民连粗劣食物都不足而忍饥挨饿。

又北敌注目，伺国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敌之不来，忽四海之困穷，而轻虏之不为难，诚非长策庙胜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体，创基南夏，割据江山，拓土万里，虽承天赞，实由人力也。馀庆遗祚，至于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爱民养士，保全先轨，何可忽显祖之功勤，轻难得之大业，忘天下之不振，替兴衰之巨变哉？臣闻否泰无常，吉凶由人，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号，据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倾覆。近刘氏据三关之险，守重山之固，可谓金城石室，万世之业，任授失贤，一朝丧没，君臣系颈，共为羁仆。此当世之明鉴，目前之炯戒也。愿陛下远考前事，近鉴世变，丰基强本，割情从道，则成康之治兴，而圣祖之祚隆矣。

另外，北边的敌人正注视着我国，观察我国的盛衰情况，陛下不去依仗自己的威力和德行，而依赖敌人不来入侵；忽略国家的贫穷困乏，而轻视敌人认为敌人不敢来造成祸难，这实在不是朝廷谋求长期稳操胜券的良策。从前大皇帝亲自劳苦，在长江以南创立基业，割据江山，开拓万里国土，虽然蒙受上天的帮助，实际上也有个人的努力。大皇帝遗留了美德，传下了帝位，到了陛下，陛下应当努力崇尚德行操守，来光耀前人的功业，爱护百姓，养育士兵，保全先帝制定的法则，岂能忽视先祖的功劳，轻视难以得到的帝业，忘却天下的不兴盛，不顾国家替代兴衰的剧变呢？臣听说盛衰没有一定，吉凶都是由人自己决定的，长江天险不可能长久依赖，如果我军不去守卫，那么只需一只小船就可渡过来。从前秦王嬴政创建皇帝称号，据有殽山、函谷关的险阻，但不施行仁德教化，法律政令苛刻残酷，祸害民众，逼得忠臣不敢说话，因此陈胜一人大呼一声，国家便灭亡。近前的蜀国刘禅，据有三关的险要，重山的坚固，可以说是铁打的城墙，石头砌造的房屋，坚固得足以使基业流传万世，但由于任授官职不用贤才，结果国家一下子就丧灭，君臣颈脖上系上绳索，一起成为被拴住的奴仆。这是当代的一面明镜，眼前醒目的告诫。希望陛下远考前代的事迹，近以当代的变故为借鉴，扩大帝王基业，加强根本，割舍感情，顺从道义，这样周成王、周康王那样的治世就会兴起，圣祖开辟的帝王大业就会隆盛。

书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贞正，亲近所惮。乃共谮邵与楼玄谤毁国事，俱被诘责。玄见送南州，邵原复职。后邵中恶风，口不能言，去职数月，皓疑其托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无一语，竟见杀害，家属徙临海。并下诏诛玄子孙，是岁天册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奏书呈上之后，孙皓非常憎恨贺邵。贺邵奉行公事，坚贞正直，孙皓的亲信宠臣都很害怕贺邵。于是共同诬告贺邵和楼玄诽谤国家政事，贺邵和楼玄都因此受到追问和斥责。楼玄被南送到广州，贺邵赦罪复职。后来贺邵患了中风，口不能说话，离职几个月，孙皓怀疑是假托生病，将贺邵拘捕交付管理酒务的官署，拷打上千次，贺邵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最终被杀害，贺邵的家属被流放到临海。同时下诏令诛杀楼玄的子孙，这年是天册元年，贺邵四十九岁。

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也。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掾，除西安令，还为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

时蔡颖亦在东宫，性好博弈，太子和以为无益，命曜论之。其辞曰：

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齿之流迈而惧名称之不立也，故勉精厉操，晨兴夜寐，不遑宁息，经之以岁月，累之以日力，若宁越之勤，董生之笃，渐渍德义之渊，栖迟道艺之域。且以西伯之圣，姬公之才，犹有日昃待旦之劳，故能隆兴周道，垂名亿载，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历观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契阔勤思，平居不堕其业，穷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黄霸受道于囹圄，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于夙夜，而吴汉不离公门，岂有游惰哉？

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县人。从小喜爱学习，善于写文章，从丞相掾出任西安令，回京任尚书郎，又升为太子中庶子。

当时蔡颖也在东宫，蔡颖生性喜好博局和围棋，太子孙和认为下棋没有益处，就命令韦曜论证这个问题。韦曜的文章写道：

听说君子为在年富力强时功业没有建立而感到羞耻，为在人之将死时名声还未传扬而感到悔恨，所以说学习知识犹恐赶不上，生怕失落。因此古代有志向的人，伤心岁月的流逝，而惧怕名声没有建立，所以振奋精神，磨砺节操，早起晚睡，顾不上安静休息，经过长久岁月，积累一天一天的功力，如同宁越那样的勤奋，董仲舒那样的执著，沉浸在道德仁义的境界中，止息于学识技艺的领域内。就是周文王那样的圣人，周公旦那样的贤才，都忙得过了中午还来不及吃饭，思考国家政事而坐等天明，从而使周朝兴盛，美名流传亿万年，更何况一般的群臣百姓，可以止步不前吗！逐一观察古往今来所有建立功名的人士，都有着日积月累非同寻常的经历，这些人亲身劳作，承受体力的辛苦，竭尽心力，勤奋思考，平时不放松自己的学业，穷困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因此卜式在牧羊时立有远大志向，黄霸在狱中从师获得学问，最终得到了荣耀显贵的福分，成就了不朽的功名。所以仲山甫日夜勤劳，而吴汉恪尽职守，不离官府，这些人哪里有时间游闲懈怠呢？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陈，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彰也。

现今世上的人大多不去致力于研究经学儒术，喜好玩博局、下围棋，从而废弃了事业，废寝忘食，从白天玩到天黑，天黑时点上蜡烛又继续玩。每当棋局交锋，胜负不分时，则专注精神，锐意争胜，弄得心神劳累，身体疲倦，应做的事耽误了而不去办理，来拜访的客人搁置一旁不去接待，虽有太牢之类的饮食，《韶》、《夏》之类的音乐，也无暇去顾及。以至于有人用衣服财物来打赌，移动棋局改变品行，廉洁知耻的心思没有了，而忿怒蛮不讲理的脸色出现了，然而这些人的志向不超出一个棋盘的范围，所追求的不过是方格之间的得失，取胜于对手没有封爵的奖赏，获得了棋局上的地盘没有实际土地的册封。这种技能不属于六艺的范围，说实用又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立身处世的人不能借用这种方法，征用选拔人才也不能通过博弈这条道路。研求战术阵形的部署，并不是孙武、吴起那一类的兵法；考究道德技艺，那又不是孔子所传授的内容；博弈致力于变化欺诈，这不是忠实诚信的事业；把拦劫杀掠作为名气，这又不是提倡仁义者的意思；而且这样白白地浪费时光荒废事业，最终毫无补益。这与放一块木板而后去敲一敲，放一些石头而后去摆一摆，又有什么不同呢！况且君子在家里也要勤劳身心，提高修养，在朝廷上也要竭尽生命来奉献忠心，遇到临时急事尚且还要无暇进食，又怎么能沉溺于博局下棋呢？如果说得不错，孝顺友善的品行就会树立，坚贞纯洁的名声就会显扬。

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圣朝乾乾，务在得人，勇略之士则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百行兼苞，文武并骛，博选良才，旌简髦俊，设程试之科，垂金爵之赏，诚千载之嘉会，百世之良遇也。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

当今大吴承受天命，海内还未平定，圣明的皇上自强不息，致力于招纳人才，骁勇善谋的人担当熊虎般的武将之重任，学问宽厚气质文雅的人进入文职官署为文臣，各行各业人才都兼容包揽，文官武将一齐并进，广泛选择优秀人才，表彰提拔俊秀，设立按规程考试的科目，赐予佩带金印紫绶的爵位，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时刻，百代一遇的良机。当代的士人，应该努力思考最完美的道义，热爱事业，珍惜精力，以辅佐圣明的时代，使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功劳记入盟府，这才是君子最重要的任务，当今最紧要急迫的事情。

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一块木制的棋盘哪里能比得上一方国土的分封呢？摆弄三百颗枯木头做的棋子哪里能比得上指挥上万人的将领呢？身穿绣着龙形图案的贵族礼服，听着用钟磬等乐器演奏的音乐，足以包容棋局的乐趣并取代博局下棋了。假若让世人转移博局下棋的精力，用于攻读儒家经典，就会有颜回、闵子骞那样的志向；用在智谋上，就会有张良、陈平那样的谋略；用在经营货物上，就会出现猗顿那样的富商；用在射箭驾车上，就会有将帅那样的本领。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功名就可以建立，而庸俗与卑贱就远离了。

和废后，为黄门侍郎。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覈、薛莹等皆与参同。孙休践祚，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又欲延曜侍讲，而左将军张布近习宠幸，事行多玷，惮曜侍讲儒士，又性精确，惧以古今警戒休意，固争不可。休深恨布，语在《休传》。然曜竟止不入。

孙和被废黜后，韦曜任黄门侍郎。孙亮即位后，诸葛恪辅佐朝政，上表荐举韦曜为太史令，撰写《吴书》，华覈、薛莹等人都参与一起工作。孙休登基后，韦曜任中书郎、博士祭酒。孙休命令韦曜依照刘向的旧例，校对核定各种典籍。又准备请韦曜给自己讲授各类典籍，而左将军张布是孙休宠幸的亲近之臣，做事和品行有很多缺点过失，张布害怕韦曜担任侍讲儒士，加之韦曜个性精明、意志坚定，怕韦曜用古今事例警醒告诫孙休的思想，就坚持争谏，认为不可。孙休非常恼恨张布，具体记载在《孙休传》里。然而韦曜终于被阻止，没有进入皇宫为皇帝侍讲。

孙皓即位，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时所在承指数言瑞应。皓以问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箧中物耳。”又皓欲为父和作纪，曜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如是者非一，渐见责怒。曜益忧惧，自陈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书，以从业别有所付，皓终不听。时有疾病，医药监护，持之愈急。

孙皓即位后，封韦曜为高陵亭侯，升迁为中书仆射，后这一职官被取消，韦曜转任侍中，长期兼任左国史。当时各地为迎合孙皓多次报告有祥瑞的征兆出现。孙皓就此事询问韦曜，韦曜回答说：“这就像平民百姓家中箱子里的东西一样，是很普通的事罢了。”另外，孙皓想要为父亲孙和作纪，韦曜坚持认为孙和没有登上帝位，应当取名为传。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韦曜逐渐引起孙皓的恼怒和斥责。韦曜也更加担忧恐惧，上表陈述自己年老体衰，请求辞去侍中、左国史两个官职，要求完成所撰写的书，把所从事的工作另外托付给别人，孙皓始终不答应。当时韦曜身患疾病，孙皓派人用医药进行护理和监视，更加急切地逼迫韦曜为孙和写本纪。

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至于宠衰，更见逼强，辄以为罪。又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时有愆过，或误犯皓讳，辄见收缚，至于诛戮。曜以为外相毁伤，内长尤恨，使不济济，非佳事也，故但示难问经义言论而已。皓以为不承用诏命，意不忠尽，遂积前后嫌忿，收曜付狱，是岁凤凰二年也。

孙皓每次宴请，没有一次不是整日进行的，在座的人不管能不能喝酒，一律以七升酒为最低限度，即使不能全部喝下去，也都要浇灌干净。韦曜平时喝酒不超过二升，当初韦曜受到孙皓特殊礼遇时，孙皓经常为韦曜减少喝酒的数量，有时还秘密地赐给茶来代替酒，待到宠信衰退时，就逼迫勉强韦曜喝酒，韦曜总是因此获罪。另外孙皓还在酒后让侍臣为难折辱朝廷大臣，用嘲弄中伤、揭发隐私和人所不知的短处来取乐。时或有失误，或无意中冒犯了孙皓的忌讳，就要被拘捕，甚至杀头。韦曜认为人们在言辞上相互诋毁伤害，内心里滋长着怨恨，使得官员间关系不和谐融洽，这不是件好事，因此韦曜只是讲些难于受到责问的儒家经典文义言语而已。孙皓认为韦曜这是不顺从诏令，不忠诚尽心，于是就把前后对韦曜的不满和恼恨聚集在一起，下令拘捕韦曜交付监狱，这一年是凤凰二年。

曜因狱吏上辞曰：“囚荷恩见哀，无与为比，曾无芒有以上报，孤辱恩宠，自陷极罪。念当灰灭，长弃黄泉，愚情㥪㥪，窃有所怀，贪令上闻。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白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写始毕，会以无状，幽囚待命，泯没之日，恨不上闻，谨以先死列状，乞上言秘府，于外料取，呈内以闻。追惧浅蔽，不合天听，抱怖雀息，乞垂哀省。”

韦曜通过监狱官员上书说：“罪囚我蒙受陛下的恩典和哀怜，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我没有一点儿可以报答皇上的东西，辜负辱没了皇上的恩宠，咎由自取陷入了死罪。想到我将化为灰烬，被永久地埋在地下，愚昧的心情仍对陛下勤恳恭谨，私下有所怀念，今冒犯禁令向皇上禀报。罪囚我过去看到世间流传着对古代历法的注释，上面的记载有很多虚妄的东西，而且那些书籍中也有错杂乖谬之处。罪囚我探寻查考经传记载，核对异同，采用自己耳闻目睹得到的材料，撰写成《洞纪》，从庖牺时代开始，一直到秦、汉，共为三卷，还准备从黄武年间开始以来，另外再写一卷，这件事还没有完成。另外，看到刘熙所写的《释名》，确实有很多绝妙之处，然而物类繁多，难以详尽考究，因此时有失误之处，而爵位的问题，又有不对的地方。我认为官位和封爵，是目前所急迫的问题，不应当出现错误。因此，罪囚我忘记自己极为卑贱的身份，又撰写了《官职训》和《辩释名》各一卷，想呈献皇上。新作刚刚写完，遇上因无礼而获罪，被关进监狱等待处置，在死亡之日，遗憾的是此书没有使皇上知道，谨在死前陈述，请求皇上告诉秘府，让秘府到外面选取，呈送朝廷以报皇上。自己惧怕所写的书浅薄愚昧不合圣听，害怕得像鸟雀一样轻声呼吸，请求垂怜省察。”

曜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书之垢故，又以诘曜。曜对曰：“囚撰此书，实欲表上，惧有误谬，数数省读，不觉点污。被问寒战，形气呐吃。谨追辞叩头五百下，两手自搏。”而华覈连上疏救曜曰：“曜运值千载，特蒙哀识，以其儒学，得与史官，貂蝉内侍，承合天问，圣朝仁笃，慎终追远，迎神之际，垂涕敕曜。曜愚惑不达，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系史官，使圣趣不叙，至行不彰，实曜愚蔽当死之罪。然臣㥪㥪，见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伏见前后符瑞彰著，神指天应，继出累见，一统之期，庶不复久。事平之后，当观时设制，三王不相因礼，五帝不相沿乐，质文殊涂，损益异体，宜得曜辈依准古义，有所改立。汉氏承秦，则有叔孙通定一代之仪，曜之才学亦汉通之次也。又《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馀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谨通进表，叩头百下。”皓不许，遂诛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学也。

韦曜希望用这种办法来求得免罪，而孙皓却又责怪韦曜的上书很脏乱，所以又以此责问韦曜。韦曜回答说：“罪囚我撰写的上书，确实是想上呈陛下，但惧怕内有错误，所以多次检查阅读，不自觉地弄脏了。受到责问，我寒战发抖，心里发慌，说话迟钝。谨此补加谢罪，叩头五百下，双手抽打自己。”华覈接连上书援救韦曜说：“韦曜的命运恰遇千载难逢之机，特别蒙受皇上的哀怜和赏识。凭韦曜在儒学方面的学问，得以任史官，头戴貂蝉之冠担任内宫侍从，承受应答皇上的询问。圣明的皇上仁爱笃信，谨慎地办好父母丧事，追怀远祖，在迎接先父神位进庙之际，垂泪敕令韦曜为父撰写本纪。韦曜愚昧昏乱不通晓事理，不能传播宣扬陛下大舜般的美德，却拘泥于史官的陈规，使得皇上的旨意不能体现，最高的德行不能彰显，这实在是韦曜愚昧无知犯下的该死的罪行。然而臣恭谨进言，看到韦曜从年轻时便勤奋好学，虽已年老仍孜孜不倦，探讨归纳古代的文献典籍，温习旧知识而能有新体会、新发现，以至于韦曜思想中熟知古今发生的重大事情，朝外的官员中，很少有人超过韦曜的。从前李陵身为汉代的将领，兵败未归而投降匈奴，司马迁对此不加以痛恨，反而替李陵讲情。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优秀史官的才能，想让司马迁完成所撰的书，宽忍而不加以诛杀，书终于得以完成，永远流传于后世。如今韦曜在吴国，也就是汉代的司马迁。臣看到先后有祥瑞征兆显露，神灵的旨意、上天的回应连续不断，多次出现，天下统一的日期，可能不会很久。天下平定以后，必定要观察时势，设立制度，三王不因袭礼仪，五帝互不沿袭乐章，质朴和文采各不相同，具体条文的增减体例有别，应当寻得韦曜这样的人依据古代的基本准则，进行修改制定。汉朝承袭秦朝，所以有叔孙通制定一代礼仪，韦曜的才学和汉朝的叔孙通差不多。另外，《吴书》虽然已经有了头绪，但序文和评论部分还没有写。过去班固写作《汉书》，文辞典雅，后来刘珍、刘毅等人写作《汉记》，就远远不如班固，叙传部分尤其低劣。当今《吴书》应当流传千载，按次序编排进各种史书当中，让后代有才学的人依次评论各种史书编撰的好坏，如果没有像韦曜这样的良才，实在不能使这部不朽的书没有缺漏。像臣这样愚昧笨拙的人，实在不是合适的人选。韦曜已有七十岁了，剩余的时间不多了，请求皇上减韦曜一等死罪，让韦曜充当终身奴仆，使韦曜完成撰写史书的任务，让这部书永远昭示后人，流传百世。谨此进呈章表，叩头一百下。”孙皓不准许，终于杀了韦曜，把韦曜的家属流放到零陵。韦曜的儿子韦隆，也有文采学问。

华覈字永先，吴郡武进人也。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以文学入为秘府郎，迁中书丞。

蜀为魏所并，覈诣宫门发表曰：“间闻贼众蚁聚向西境，西境艰险，谓当无虞。定闻陆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倾覆。昔卫为翟所灭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长远，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弃贡献之国，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圣仁，恩泽远抚，卒闻如此，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

华覈字永先，吴郡武进县人。起初任上虞县尉、典农都尉，因为有文采学问，被调入京城任秘府郎，升任中书丞。

蜀国被曹魏吞并以后，华覈来到皇宫大门呈上表章说：“近来听说敌国军队像蚂蚁般地聚向西部蜀国的边境，西部蜀国边境地势险要，应当说没有什么忧虑。直到陆抗的表章送到，才知道成都没有守住，蜀国君臣被迁徙，国家灭亡了。从前卫国被狄人灭亡，而齐桓公使卫国得以恢复建国。现在蜀国离我国路途遥远，不可能去挽救兴复，我国失去了依附于自己的土地，丢失了贡献物产的国家。臣虽像草芥一样卑小，私下也心怀不安。陛下圣贤仁德，恩泽抚慰远方，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必定产生哀悼之情。臣不胜忧伤怅惘，谨此叩拜呈上表章禀报。”

孙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宝鼎二年，皓更营新宫，制度弘广，饰以珠玉，所费甚多。是时盛夏兴工，农守并废，覈上疏谏曰：

臣闻汉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惨毒之苛政，归刘氏之宽仁，省役约法，与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汉室，当此之时，皆以为泰山之安，无穷之基也。至于贾谊，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为长叹息者六，乃曰当今之势何异抱火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而谓之安。其后变乱，皆如其言。臣虽下愚，不识大伦，窃以曩时之事，揆今之势。

孙皓即位后，封华覈为徐陵亭侯。宝鼎二年，孙皓重新修建新的宫殿，规模宏大，用珍珠宝玉进行装饰，花费特别多。这时又是在盛夏时节施工，农业生产和边防守备同时荒废，华覈上书劝谏说：

为臣听说汉文帝在位期间，天下安定，过去秦朝统治下的民众为除掉了惨遭残酷迫害的苛刻政令而高兴，投入到刘氏政权的宽厚仁爱中，汉朝廷俭省徭役，精简法令，与人民一道重新开始新时代，分封王室子弟，藩卫汉室王朝。在这个时候，都认为汉朝会比泰山还安稳，帝王基业会传之无穷。而贾谊独自认为可为之痛苦以及流泪的有三个方面，可为之长声叹息的有六个方面，还说当今的形势就像把火种放在堆积的柴草之下，而人却躺在上面睡觉一样，因为大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很安全。以后的变乱，都同贾谊先前所说的一样。臣虽然卑微愚钝，不懂得大的道理，却私下用以往的史事，去推测当今的时势。

谊曰复数年间，诸王方刚，汉之傅相称疾罢归，欲以此为治，虽尧舜不能安。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大半之众，习攻战之馀术，乘戎马之旧势，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其犹楚汉势不两立，非徒汉之诸王淮南、济北而已。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于今而急。大皇帝览前代之如彼，察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恤民重役，务养战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运未至，早弃万国。自是之后，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馀民耳。遂使军资空匮，仓廪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赡。而北积谷养民，专心向东，无复他警。蜀为西藩，土地险固，加承先主统御之术，谓其守御足以长久，不图一朝，奄至倾覆。唇亡齿寒，古人所惧。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昔海虏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于往年，钞盗无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惟恐农时将过，东作向晚，有事之日，整严未办。若舍此急，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之役，应烽燧之急，驱怨苦之众，赴白刃之难，此乃大敌所因为资也。如但固守，旷日持久，则军粮必乏，不待接刃，而战士已困矣。

贾谊说，再过数年，各分封王侯正值盛年，而汉朝廷派出去辅助诸侯王的傅、相就会借口有病被免职退回，要想对这些藩王进行治理，就是尧舜也不能使其安定。如今强大的晋朝敌人占据了九个州的土地，拥有一大半的民众，熟悉魏军留下的攻战的各种方法，习惯于过去乘马作战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中原地区竞争吞并敌方，就如同楚汉之争势不两立一样，不只是像汉代分封的淮南王、济北王举兵反叛那样而已。贾谊想为之痛哭的情形，比起今天吴国遇到的情况要缓和些；贾谊抱火卧薪的比喻，对于今日吴国来说更为急迫。大皇帝看到前代的情况是那样，又观察当今的严峻局势，所以广泛开展农田、蚕桑生产，积蓄无法计算的储备，体恤民众沉重的劳役，致力于抚养战士，因此人人感恩戴德，个个都想竭力效命。统一的使命还未完成，大皇帝就过早地离开了万国臣民。从此以后，强臣控制朝政，上违背天命，下不顾众议，不惜丢掉了安定生存的根本，希望获得一时的利益，多次出动军队，耗尽库府钱财，士兵劳苦，百姓贫困，没有一时得以安宁。如今幸存的人只是身受创伤的士兵，饱尝悲哀痛苦的残余百姓罢了。最后弄得军用物资匮乏，仓库空虚，布帛的赏赐，冷暖都不能周全，加上百姓失业，家家户户供应不足。而北方晋朝却积储粮食，养育民众，专心专意对付东吴，再也没有别的顾虑。蜀国作为东吴西边的藩属，土地险要坚固，加上承继先主统治的方法，以为蜀国的防守抵御足以长久，没有想到蜀国一下子就突然遭到灭亡。唇亡齿寒，这是古人所惧怕的。交州各郡，是我国的南部疆土，交阯、九真二郡已经失去，日南郡孤立危急，存亡难以保证，合浦郡以北地区，民心都动摇不定，由于接连躲避劳役，很多人离散叛逃，而且防备的军队减少，威慑的力量转而变轻，经常担心瞬息之间再次发生变乱。昔日海盗窥伺东部沿海各县，掳掠了许多离散的百姓，海盗对地形熟习，又在海上活动，比往年更加贪婪，没有一天不出来进行抢劫掠夺的。如今我国腹背受敌，首尾多难，使国家朝廷遭遇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应当停止兴建宫殿劳役，优先制定防备的计策，勉励垦荒养殖的事业，以作为对饥饿穷乏民众的救济。为臣担心农时将过，春耕农业生产推迟，一旦发生敌人入侵，军队行动前各项准备都还没有办好。如果放弃这些当务之急，尽力去修建宫殿，突然有了风云不测的变故，然后再放弃兴建土木的劳役，应付烽火警报的危急，驱使怨恨痛苦的民众，奔赴刀光剑影的战场，这就是给敌人提供了可利用的资本。如果只是固守，并坚持很长时日，那军粮必然匮乏，不等到交战，士兵便早已疲困了。

昔太戊之时，桑榖生庭，惧而修德，怪消殷兴。荧惑守心，宋以为灾，景公下从瞽史之言，而荧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于身而感异类，言发于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误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泽以感灵祇，仰惭俯愧，无所投处。退伏思惟，荧惑桑榖之异，天示二主，至如他馀锱介之妖，近是门庭小神所为，验之天地，无有他变，而征祥符瑞前后屡臻，明珠既觌，白雀继见，万亿之祚，实灵所挺，以九域为宅，天下为家，不与编户之民转徙同也。又今之宫室，先帝所营，卜土立基，非为不祥。又杨市土地与宫连接，若大功毕竟，舆驾迁住，门行之神，皆当转移，犹恐长久未必胜旧。屡迁不可，留则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为忧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会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举大事必有大殃。今虽诸侯不会，诸侯之军与会无异。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农月，时不可失。昔鲁隐公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戒。今筑宫为长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废敬授之上务，臣以愚管，窃所未安。

从前在太戊担任商朝国君的时候，宫廷庭院内长出了桑树、树，太戊心中害怕而勤修德政，很快这种怪树干枯死去，殷朝兴盛起来。火星停留在心宿的位置，宋国人认为将有灾祸发生，宋景公听从乐师史官的意见，火星就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宋景公的寿命也延长了。亲身修养德行就能感化异类，口出忠言就能通达神明。臣愚昧无知，错误地辱没了陛下身旁的官署，没有能够帮助宣扬陛下的恩泽以感动天地神灵，俯仰惭愧，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回家认真思考，火星、桑树、树的怪异，是上天告示两位君主的，至于其他细小的反常变异，近乎是普通百姓家的神灵所兴起的。考察天上和地下，没有其他异常的变化，而祥瑞征兆前后多次发生，明珠已经显露，白雀相继出现，这是万民的福祉，确实是由神灵主宰的。以国土为住屋，以天下为家庭，不能和老百姓一样一有不祥之兆就辗转搬迁。另外现在的宫室，是先帝时营建的，是经过占卜才确定奠基营造的，不能认为不吉利。还有杨市的土地和宫殿相连接，如果新的宫殿建成，皇帝圣驾迁往居住，那众多在门户巡行的神灵，都应当跟着转移，就恐怕时间一长久未必超过原来的宫殿。屡次迁移不合适，留在原处又产生疑忌，这正是愚臣之所以早晚担忧焦虑的原因啊。臣省察《月令》，农历六月，不可以大兴土木，不可以召集诸侯，不可以兴师动众，举行重大的活动必定会有大的灾难。如今虽然没有大会诸侯，但诸侯的军队聚合和召集诸侯没有什么不同。六月戊己日，土德正旺，本已不可冒犯，加上又是农忙季节，农时不可错过。从前鲁隐公夏季在中丘筑城，《春秋》记载了这件事，传示后人以为警戒。如今修建宫殿是千秋万代的宏伟基业，却冒犯了天地间最大的禁忌，沿袭《春秋》记载的错误举动，废弃了恭敬地劝勉百姓按照时令季节从事农耕活动的最重要的事务，臣愚昧提出浅陋的看法，私下仍未安心。

又恐所召离民，或有不至，讨之则废役兴事，不讨则日月滋蔓。若悉并到，大众聚会，希无疾病。且人心安则念善，苦则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天下未定，深可忧惜之。如此宫成，死叛五千，则北军之众更增五万，若到万人，则倍益十万，病者有死亡之损，叛者传不善之语，此乃大敌所以欢喜也。今当角力中原，以定强弱，正于际会，彼益我损，加以劳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忧。

还有所征召来的流散的百姓，恐怕有的会不来，讨伐就会因废弃营建宫殿的劳役兴起事端，不讨伐这种情况就会越发滋长蔓延。如果全部来到，大家聚集在一起，很少不会有疾病发生。况且人心安定时就会产生善良的念头，遭受痛苦时就会产生怨恨和叛逆之心。长江南岸的精锐军队，是北方敌国难以对付的，敌方要用十个士卒才能抵挡吴国一个兵。天下还没有平定，为臣深为士兵去修建宫殿而感到忧虑惋惜。如果宫殿建成，死亡和叛逃的有五千人，那么北方军队的人数等于又增加了五万人；如果死亡和叛逃的达到一万人，那北方军队的人数就成倍增加十万人。生病的人有死亡的损失，叛逃的人会传播不好的话语，这正是强大的敌人所喜欢的事情。如今正当敌我双方将在中原决战，以定强弱，在这关键时刻，敌国力量增强，而我国力量受损，加之劳累困乏，这是雄夫智士所深感忧虑的。

臣闻先王治国无三年之储，曰国非其国，安宁之世戒备如此，况敌强大而忽农忘畜。今虽颇种殖，间者大水沈没，其馀存者当须耘获，而长吏怖期，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州郡见米，当待有事，冗食之众，仰官供济。若上下空乏，运漕不供，而北敌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复出，不能为陛下计明矣。臣闻君明者臣忠，主圣者臣直，是以㥪㥪，昧犯天威，乞垂哀省。

臣听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如果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就认为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国家。安宁的时代尚有如此戒备，何况敌国强大而我国却忽视农业，忘却储备。如今虽有些种植，但是近来被洪水淹没，其存留下来的还必须除草、收获，而地方官员害怕误了建造宫殿征调的期限，东部各郡的官员亲自到深山老林中，尽力砍伐木材，废弃正常的农事和政务，官兵百姓的妻子孩儿瘦弱力小，开垦种植力量单薄，如果遇到水旱灾害就永无收获。州郡现存的米粮，应当留待有紧急情况时使用，白吃饭的人，还要依赖官府供给。如果上下粮食都空缺困乏，加上没有粮食运送供应，而北方敌国又侵犯边境，即使有周公、召公重新复苏，张良、陈平再次出现，也不能为陛下提出计谋这是很明显的。臣听说君主明察，人臣就忠诚，君主贤圣，人臣就正直，因此恳切陈辞，冒昧地触犯陛下的神威，乞求怜爱省察。

书奏，皓不纳。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覈上疏辞让，皓答曰：“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常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当飞翰骋藻，光赞时事，以越扬、班、张、蔡之畴，怪乃谦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职，以迈先贤，勿复纷纷。”

上书呈上后，孙皓不采纳。后来华覈升任东观令，兼任右国史，华覈呈上奏疏推辞。孙皓答复说：“收到奏章，认为东观是儒者聚集的官署，经常研究校阅文献典籍，处理决定疑难问题，汉代都是知名学者儒学大师才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希望改选优秀的贤人，我已知道了。卿精心研习文献典籍，博览群书，见闻很广，可以说是一个喜欢礼乐笃好诗书的人。卿应当用笔发挥文采，颂扬时政，以超越扬雄、班固、张衡、蔡邕这些人，我感到奇怪卿为什么这么谦虚，一味自我菲薄，卿应当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超过前代贤人，不要再多说什么了。”

时仓廪无储，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虏充斥，征伐禾已，居无积年之储，出无应敌之畜，此乃有国者所宜深忧也。夫财谷所生，皆出于民，趋时务农，国之上急。而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古人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惟农是务。军兴以来，已向百载，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推此揆之，则蔬食而长饥，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闻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谓求其为己劳也，求其为己死也。三谓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赏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则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实，民劳役猥，主之二求已备，民之三望未报。且饥者不待美馔而后饱，寒者不俟狐貉而后温，为味者口之奇，文绣者身之饰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赡，宜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而弃功于浮华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物力之损。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若实如论，有之无益废之无损者，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汉之文、景，承平继统，天下已定，四方无虞，犹以雕文之伤农事，锦绣之害女红，开富国之利，杜饥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离疆，甲不解带，而可以不广生财之原，充府藏之积哉？”

当时仓库没有储备，而社会风气更加奢靡。华覈上书说：“如今寇敌充斥，征战不止，平时没有多年的储备，出战没有应敌的积蓄，这是拥有国家的人所应该深思忧虑的。财物和粮食，都完全出自于民众，不误农时，致力于农耕，是国家最急迫的事。而京城的各官署的官员，所掌管的事务各不相同，各自向下面征调，不考虑民众的承受力，期限总是规定得很紧迫。地方官员害怕获罪，白天黑夜地催逼百姓，民众只好丢下农事，匆忙赶赴会集的日期，按规定被送到京都。有时征调来的人积压不用，白白地使百姓消耗精力失去农时。到了秋收月份，又督责百姓限期缴纳赋税，使百姓耽误了播种养殖的季节，却索求当年的赋税，如果有拖欠，就登记财物进行没收，所以家家户户贫穷困乏，穿的吃的都不够。应当暂时停止民众的劳役，使百姓专心从事农桑。古人说一个男的不耕种，有人就会遭受饥饿；一个女子不织布，有人就会遭受寒冻。因此古代帝王治理国家，把农业作为最主要的工作。汉末战乱兴起以来，已经将近百年，农民荒废了农田耕种，女工停止了纺纱织布的工作。由此可推测，以菜蔬为食而长年受饥挨饿，衣服单薄而践履冰霜的人，本来就不少了。臣听说君主要求民众的有两条，而百姓寄希望于君主的有三条。两条是要求百姓为自己效劳，为自己献身。三条是使饥饿的人能吃到饭，劳累的人能得到休息，有功的人能得到赏赐。民众做到了君主要求的两条，而在君主应当做的三条方面却使民众失去了希望，这样民众怨恨的情绪产生，千秋功业便不能建成。如今国库不充实，民众的劳役繁杂，君主的两条要求已经齐备，而民众的三条希望没有回应。况且饥饿的人不必等到有美味佳肴然后才能吃饱，挨冻的人不是等待有狐裘貉皮然后才能感到暖和，美味只不过使口中的感觉奇妙，刺绣纹彩只是身上的装饰而已。如今国家事务很多而劳役繁重，百姓贫穷而世俗却奢侈，众多工匠制作没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妇女追求绮靡的服饰，不努力做粗布衣服，穿着华丽纹饰的刺绣礼服，互相仿效，耻于自己唯独没有。士兵和百姓的家庭，也跟着追逐这股风气，家里没有多少口粮储备，而外出时却有绫绮丝织品做的服饰，至于富商小贩人家，则穿金戴银，随意奢侈更为严重。天下还未安定，百姓供应不足，应当一心使民众得以生存的根基，丰富谷帛的生产，却为追求浮华的巧饰而浪费劳力，为贪恋奢侈糜烂的生活而耽误时日，弄得上无尊卑等级的差别，下有耗费财力物力的损失。现今官员士兵的家庭，很少没有子女的，多的有三四个，少的有一两个，若发布通令使每户有一女，那十万户就有十万女子，每人纺麻织布一年一束，就有十万束了。假如全国女子同心协力，数年之内，布帛必定有积蓄。可任凭百姓选用各种色彩，做自己穿用的服饰，只禁止绮丽刺绣这类无用的装饰。况且貌美的女子不需要华丽纹彩的服饰来增添自己的美貌，姿色艳丽的女子无须穿漂亮的衣服来招致男人的喜爱，各种色彩的装饰，足以显示一个人的漂亮了。如果用尽粉黛，极尽盛装，也未必没有丑妇；废弃华彩，去掉文绣，也未必没有美人。如果确实像这里所说的，拥有无益没有无损的话，为什么舍不得放弃而不暂时禁止一下以补充府库的急需呢？这是救助困乏的上策，使国家富强的根本事业，即使管仲、晏婴重新复苏，也没有替换这种决策的办法。汉朝的文帝和景帝，秉承和平时代继承帝业，天下安定，四方没有忧患，尚且认为雕饰纹彩妨害农事，锦绣制作影响纺织，开创富国的利益，杜绝带来饥寒的源头。况且如今天下分离，豺狼充斥道路，军队不离边疆，士兵衣甲不解，国家却可以不广开生财的途径，充实国库的积蓄吗？”

皓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覈为文曰：“谘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圣，受恩特隆。越从朽壤，蝉蜕朝中。熙光紫闼，青璅是凭。毖挹清露，沐浴凯风。效无丝氂，负阙山崇。滋润含垢，恩贷累重。秽质被荣，局命得融。欲报罔极，委之皇穹。圣恩雨注，哀弃其尤。猥命草对，润被下愚。不敢达敕，惧速罪诛。冒承诏命，魂逝形留。”

孙皓认为华覈年纪已老，就诏令华覈草拟章表，华覈不敢。孙皓又诏令华覈用草书字体书写表文，并站在旁边等待华覈。华覈写的表文说：“可叹华覈卑微小臣，像小草一样平庸。受到圣明君主的眷顾，承蒙得到皇上特别隆盛的恩情。从低下卑微的地位，像蝉脱壳一样高居朝中。帝王之宫光芒四射，宫门可供依凭。清露沾湿了臣身，沐浴和暖的春风。没有丝毫报效，罪责过失如同山崇。甘露容忍污垢，皇上的恩赐累累重重。卑身披受荣耀，薄命得以久存。欲求报效无穷的恩德，只好托求皇天。圣恩如同倾注的雨露，洗涤了臣的过失。辱没诏命草拟应对，润泽浸及愚臣。不敢违背诏令，害怕立即招来罪诛。冒昧承受诏命，吓得魂飞魄散，只有形体存留。”

覈前后陈便宜，及贡荐良能，解释罪过，书百馀上，皆有补益，文多不悉载。天册元年以微谴免，数岁卒。曜、覈所论事章疏，咸传于世也。

华覈先后陈述对国家有益的建议，以及推荐贤能的人才，为有罪过的人进行辩解开脱等，共给皇上呈上了一百多次章表奏疏，都对朝政有所补益，因文字太多，不能全部予以记载。天册元年，因为小的过失韦曜受到责问免职，几年后去世。韦曜、华覈所论说政事的章表奏疏，都在世间流传。

评曰：薛莹称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才理条畅；贺邵厉志高洁，机理清要；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胡沖以为玄、邵、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覈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予观覈数献良规，期于自尽，庶几忠臣矣。然此数子，处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为幸耳。

评论：薛莹称赞王蕃器量不凡，博学多才；楼玄节操清白，通达事理；贺邵砥砺意志，品格高洁，秉性清简，善于把握事物的关键；韦曜专心学问，爱好古代文化，博览群书，有记述历史事件的才能。胡综之子胡冲认为，楼玄、贺邵、王蕃都是当时高雅完美的人才，大致分不出优劣高下。如果不得已一定要区别的话，楼玄应当在先，贺邵应当次之。华覈书写文章辞赋的才能，要超过韦曜，但撰写典册诰令一类书文不及韦曜。我看过华覈多次进献的极好的建议，目的在于竭尽自己的能力和责任，也称得上是忠臣了。然而这几位人士，处在天下扰攘夸胜的时代却获得了名声和地位，死于非命是理所当然的，能够免于一死算是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