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6日星期三
首页/三国志/三国志《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文白对照

三国志《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文白对照

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也。太祖平河朔,召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令,入为东曹议令史。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后领陇西太守,转为南安。文帝践祚,历谯相,平阳、安平太守,颍川典...

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也。太祖平河朔,召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令,入为东曹议令史。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后领陇西太守,转为南安。文帝践祚,历谯相,平阳、安平太守,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在著称,赐爵关内侯。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子反毙于榖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迁抚军大将军军师。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县人。太祖平定河北,征召徐邈为丞相军谋掾,试代理奉高县令,又入朝任丞相府东曹议令史。魏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徐邈任尚书郎。当时法令禁酒,而徐邈却私下痛饮而沉醉不醒。校事赵达查问徐邈本曹的公事,徐邈说:“中圣人。”赵达把这事报告给太祖,太祖特别愤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言说:“平常那些喝酒的人把清酒称为圣人,把浊酒称为贤人,徐邈性情谨慎,不过是偶尔说些醉话罢了。”竟因此获罪但被免于刑罚。后来兼任陇西郡太守,转任南安郡太守。文帝即位,徐邈历任谯国相,平阳、安平二郡太守,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在之任都留下好名声,赐爵关内侯。文帝到许昌,问徐邈说:“还经常‘中圣人’吗?”徐邈回答说:“过去子反因醉酒失职而自杀,御叔因嗜好饮酒而受罚,臣的嗜好与那两个人相同,不能以那两个人为戒,时不时地还‘中圣人’一下。然而古时的宿瘤因相貌丑陋被人们记述,臣却因为醉酒被陛下记住。”文帝大笑,对左右的人说:“果然名不虚传。”升迁徐邈为抚军大将军军师。

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馀,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然后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讨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将军。邈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部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赏赐皆散与将士,无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闻而嘉之,随时供给其家。弹邪绳枉,州界肃清。

明帝因为凉州遥远,南与蜀敌相接,任徐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兼任护羌校尉。到任后,正碰上诸葛亮出兵祁山,陇右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叛,徐邈自作主张派参军及金城太守等进击南安叛贼,打败了对方。河右地区少雨,经常苦于粮食缺乏,徐邈上书请求修建武威、酒泉两郡的盐池,用盐来换取敌人的粮食,又广开水田,招募贫民租种土地,使得家家丰收,仓库中堆满了谷物。又支出州中军费的余额,购买金帛犬马,供给中原之用。还逐步收缴民间的私人武器,收藏在库房中。然后宣讲仁义,建立学校推行教育,禁止厚葬,取缔不合礼制规定的祭祀,劝善抑恶,好的社会风气广为流行,百姓都衷心拥护徐邈。与西域交往,远方少数民族前来进贡,都是徐邈的功劳。因讨伐反叛的羌人首领柯吾有功,被封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加授建威将军官号。徐邈与羌人、胡人打交道,不追究小的过失;如果羌人、胡人犯大罪,先告知部落首领,让羌人、胡人知道,应处死的便斩首示众,所以人们都信服和惧怕徐邈。赏赐的物品全都分给将士,从来不入自己家门,妻子儿女常常衣食不足;皇帝听说后很是嘉许,随时供给徐邈家衣食物资。惩治邪恶,纠正冤枉,州内秩序井然。

正始元年,还为大司农。迁为司隶校尉,百僚敬惮之。公事去官。后为光禄大夫,数岁即拜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诏曰:“夫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历事四世,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馀财,朕甚嘉之。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邈同郡韩观曼游,有鉴识器干,与邈齐名,而在孙礼、卢毓先,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卢钦著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正始元年,入朝为大司农。又升迁为司隶校尉,百官们都敬畏徐邈。后因公事离职。又任光禄大夫,几年以后朝廷派人到徐邈家里拜授司空,徐邈叹息说:“三公是讨论和制定治国大政方针的官员,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应当空缺,怎么能让我这个又老又有病的人担任呢?”便坚决推辞不接受。嘉平元年,徐邈在七十八岁的时候,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中去世,朝廷用三公的礼仪安葬徐邈,加谥号为穆侯。儿子徐武承袭了爵位。齐王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高有节操的官员,下诏说:“显扬表彰贤明有德行的人,是圣明帝王重视的事情;推崇善行以教育众人,是孔子所赞美的行为。已故的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都曾在前朝任职,侍奉我四代君主,出朝统率兵马,入朝辅佐国政,忠清为公,忧国忘私,不置家产,身死之后,家里没有多余的财物,朕特别嘉许三卿。赐徐邈等人的家庭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徐邈同郡人韩观字曼游,有见识和才干,与徐邈的名气相当,而在孙礼、卢毓之上,任豫州刺史,很有政绩,死在任上。卢钦著书,称赞徐邈说:“徐公志向高远,行为廉洁,富有才能,气势刚猛。徐公的为人,清高而不固执,廉洁而不孤傲,富有才能而不一一炫耀,气势刚猛而能宽容他人。圣人认为做人要达到清高的境界很难,而在徐公那里是容易的事。”有人问卢钦:“在武帝的时候,人们认为徐公通达,自从当了凉州刺史和回京师任职后,人们认为徐公孤傲了,这是为什么?”卢钦说:“过去毛孝先、崔季珪等人主事,重视推崇清廉朴素的人,当时人都改换车辆和服饰以追求名声,而徐公不改自己的常态,所以人们认为徐公通达。近来天下讲究奢靡,竞相仿效,而徐公清雅高尚仍然一如从前,不与世俗相同,所以以前的通达,就变成了现在的孤傲了。这是因为世人变化无常,而徐公是始终不变呀。”

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也。少与蒋济、朱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州郡。蒋济为别驾,使见太祖。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综事过之。”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县民郭政通于从妹,杀其夫程他,郡吏冯谅系狱为证。政与妹皆耐掠隐抵,谅不胜痛,自诬,当反其罪。质至官,察其情色,更详其事,检验具服。

入为丞相东曹议令史,州请为治中。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辽见刺史温恢求请质,质辞以疾。辽出谓质曰:“仆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质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贪,奔北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武伯南身为雅士,往者将军称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况质才薄,岂能终好?是以不愿也。”辽感言,复与周平。

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县人。年轻时与蒋济、朱绩都在江淮一带很知名,在州、郡府中做事。蒋济任荆州别驾,受命去见太祖。太祖问蒋济说:“胡通达,是个有道德而性情温和的长者,有子孙没有?”蒋济说:“有个儿子名叫胡质,气度谋略不如父亲,但在公务处理的精密上却超过了父亲。”太祖当即便召胡质为顿丘县令。县民郭政与堂妹通奸,并杀死了堂妹的丈夫程他,郡吏冯谅作为证人也关在监狱。郭政和堂妹全都忍住拷打隐瞒抵赖罪行,冯谅却受不了拷打的痛苦,被迫承认自己诬陷他人,要承受本应加给郭政的刑罚。胡质到任,观察当事人的神情脸色,重新深入审问此案,在胡质的审问下罪犯供认了全部罪行。

胡质入朝任丞相东曹议令史,扬州请胡质任治中。将军张辽与自己的护军武周有矛盾。张辽见扬州刺史温恢,求温恢让胡质为自己下属,胡质称病推辞。张辽出来对胡质说:“我对君是真心实意的,为什么辜负我的厚意呢!”胡质说:“古人在与朋友交往时,看到朋友多取利益也知道朋友并不是因为贪婪,在战场上逃跑也知道朋友不是因为胆怯,听到关于朋友的流言也不相信,所以这样的交往才能坚持到底。武伯南本是个文雅之士,以前将军对武伯南赞不绝口,今天因为一点点不满意,便酿成仇怨。更何况我才智浅薄,怎能与将军交好到底?所以我不愿意。”张辽被胡质的话所感动,重新与武周和好。

太祖辟为丞相属。黄初中,徙吏部郎,为常山太守,迁任东莞。士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军功赏赐,皆散之于众,无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将士用命。

迁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支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迁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楫,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太祖任命胡质为丞相属官。黄初年间,胡质改任吏部郎,又任常山郡太守,又改任东莞郡太守。士兵卢显被人杀害,胡质说:“这个人没有仇人,但有个年轻的妻子,这大概是卢显被杀死的原因吧!”便把与卢显相邻居住的年轻人全都叫来,一个在官府抄写文书名叫李若的小吏见到胡质后神色异常,胡质便深入询问。李若随即交代了罪行,杀害卢显的罪人便抓住了。每当胡质受到军功赏赐,全都分发给众人,从不带回家去。在东莞郡任职九年,官民安定,将士效力。

升迁为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官号,赐给关内侯的爵位。孙吴大将朱然围攻樊城,胡质率轻军前往救援。议论的人全都认为敌人太强不能靠近,胡质说:“樊城地势低下,兵少,所以应当进军给予支援;否则,樊城就危险了。”便指挥兵马逼近敌人的包围圈,城中军心才安定下来。朝廷升任胡质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州、徐州诸军事。胡质在任时大兴农业,积蓄谷粮,屯储的粮食够吃两年以上。又设置东征台,一边种田一边守卫。又修建通往各郡的渠道,便利船只往来,严加戒备以待来犯之敌。海滨地区平安无事。

性沉实内察,不以其节检物,所在见思。嘉平二年薨,家无馀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军师以闻,追进封阳陵亭侯,邑百户,谥曰贞侯。子威嗣。六年,诏书褒述质清行,赐其家钱谷。语在《徐邈传》。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有殊绩,历三郡守,所在有名。卒于安定。

胡质性情沉稳实在,对事情心里看得十分明白,不用自己的节操去要求别人,所到之处受到人们的怀念。嘉平二年去世,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只有朝廷赏赐的衣服和书箱而已。军师把情况上报朝廷,朝廷追封胡质为阳陵亭侯,封邑一百户,加谥号为贞侯。儿子胡威承袭了爵位。嘉平六年,皇帝下诏褒扬称赞胡质的清高品德,赐给胡质家钱财谷物。这件事记载在《徐邈传》中。胡威,咸熙年间官做到徐州刺史,政绩突出,历任三个郡的太守都留下好名声。死在安定郡。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也。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长,昶兄事之。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践祚,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馀篇,又著《兵书》十馀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之。

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

王昶字文舒,太原郡晋阳人。年轻时与同郡人王淩都很有名。王淩年长,王昶把王淩当哥哥对待。文帝为东宫太子时,王昶为太子文学,后升任为太子中庶子。文帝登帝位,改任王昶为散骑侍郎,又任洛阳典农。当时京城周围树木成林,王昶砍树开荒,劝勉百姓,开垦出大面积土地。后升迁为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后,加王昶扬烈将军官号,赐给关内侯的爵位。王昶虽在朝外做官,但心中关心朝廷,认为魏朝在秦汉衰落之后建立,法治严苛细碎,如果不大力改变国家制度,以从前圣明帝王的风范为标准,要想达到整治和教化的振兴,是不可能的。于是撰写《治论》,大体上依照古代制度又合乎当前政治需要的内容写了二十多篇,又著《兵书》十多篇,论述用兵的一般原则和特殊手段的运用,青龙年间上奏给朝廷。

王昶为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取名字时,都依据谦虚和诚实的内容,以表现自己的志趣,所以哥哥的儿子取名王默字处静,王沈字处道,给自己的儿子取名王浑字玄冲,王深字道冲。又写信劝诫四人说:

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匄对秦客而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于晋,王叔负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子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做儿子的方式,没有比珍爱自己的身体,养成好的品行,从而让父母享受荣誉更重要的了。这三件事人人都知道好,而有的人却身死家破,陷入灭亡的灾祸中,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种人所学习效法的不是正道。孝敬仁义,是各种品行中最重要的,做到了就能立得住,这是立身的根本。孝敬家族内部就会安定,仁义就会受到乡亲们的尊重,这就是说自身的品德修养好了,好的名声就会传到外面去。人如果不切实培养品德,而去舍本求末,就会陷入到互相吹捧、拉帮结派当中;互相吹捧就会追求虚伪,拉帮结派就会有亲有疏。这两方面的鉴戒,是非常明显的,然而仍有很多人蹈袭覆辙,更加厉害地追逐末节,这都是因为受到当时虚名的引诱,被眼前小利迷惑蒙蔽的结果。富贵和名声,人人都喜欢,而君子有时候得到了而不要,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君子厌恶不由正道而得来的名利。人生的忧患是知进而不知退,只知道欲望而不知道满足,所以才会遇到困辱,才会产生悔恨。俗话说:“如果不知足,得到也会失去。”所以知足的人总是富足。观览以往的成败,考察将来的吉凶,那些追逐名利,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却能保持家族不败,长久享有福禄的人是没有的。我想让尔等立身处世,遵照儒家的教导,信奉道家的原则,所以用玄默冲虚给尔等起名字,想让尔等顾名思义,不要违背。古代盘盂上铸有铭文,倚几和手杖上刻有告诫,低头抬头都能看见,因此不会有越轨的行为;更何况是成为自己的名字,能不时时警戒吗!事物成长得快,衰亡也快,成就得晚,结果就好。早晨开花的草,晚上就凋零了;而松柏的茂盛,在严冬时也不枯萎。所以大雅君子不喜欢速成,孔子曾因此发出过劝诫。从前范匄在秦国客人面前显示才能,被祖父武子打得折断发簪,是因为范武子厌恶范匄掩盖了别人的才能。人有优点很少有不自夸的,有点才能很少有不自傲的,自夸就会掩盖别人的优点,自傲就会凌驾于别人之上。掩盖别人的优点别人也会掩盖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别人也会凌驾在自己之上。所以,晋国的郤锜、郤犨、郤至三人被杀,王叔成为周朝的罪人,不正是因为这些人自夸自傲争名夺利的结果吗?所以君子不称赞自己,不是为了谦让,是因为厌恶掩盖别人。如果能够以屈为伸,以让为得,以弱为强,没有不万事顺遂的。诋毁和赞誉,是爱和恨的根源福与祸的关键,所以圣人对此特别谨慎。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诋毁了谁赞誉了谁呢?如果有所赞誉,一定会有根据。”又说:“子贡喜欢讥评别人,难道汝端木赐就够好了吗?我倒没有闲空去讥评别人。”像圣人那样地具有品德,尚且还是如此,平庸之辈又怎能轻易地诋毁或赞誉别人呢?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人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其害深矣。夫虚伪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虽刑于钺,大为烱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可不慎与!

过去伏波将军马援告诫自己的兄侄,说:“对于听别人的坏处,就应当像听到自己父母名字一样忌讳;耳朵可以听,嘴巴不能传出去。”这个告诫真是对极了。别人如果诋毁自己,应当退下来反省自己。如果自己有可以被人诋毁的行为,那么别人的言论就是恰当的;如果自己没有什么过错,那么别人的言论就是虚妄的。言论恰当就不要怨恨对方,言论虚妄对自己也没什么害处,又何必反过来报复别人呢?况且听到别人诋毁自己就愤怒的人,就会用更加恶毒的语言回敬别人,别人的报复也会更加厉害,不如默默地修养自己。谚语说:“御寒没有比穿上厚重的裘皮衣更管用的,修炼自己品德是制止别人诽谤的最好办法。”这话千真万确。对于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尤其是那些凶狠险毒的人,靠近这种人尚且不可以,更何况与这种人面对面地争论是非呢?这样做的危害很深呀。虚伪的人,言论不遵循道义,行为不符合自己的言论,这种人的肤浅行为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但世人被这种人迷惑,是因为不对这种人的言行加以比较。近来济阴郡人魏讽、山阳郡人曹伟全都因为邪恶而被处死,二人迷惑世人,心怀奸邪,煽动年轻人。虽然二人被诛杀,成为对世人明显的警戒,但二人污染了社会风气,影响的人确实很多。能不谨慎吗!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馀;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淡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幹,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

至于那些隐居山林的人士,像伯夷、叔齐那样的人,甘于长期在首阳山忍饥挨饿,还有像介子推那样安于在绵山被烧死,虽然这些人的行为可以警戒贪婪,激励风俗,但是圣人不赞成这样做,我也不愿意汝等去效法。如今汝等的先人世代为官,只追求仁义名声,恪守谨慎,讲求孝义,致力于向师友学习。我和世人交往,虽然有的出来做官,有的在家闲居,但都有可以学习的东西。颍川郡的郭伯益,为人通达,聪明而有智能。但为人心胸不够宽广,过于轻率高傲,喜欢的人就十分敬重,不喜欢的人则视若草芥。我因为和郭伯益相知,所以和郭伯益亲近,但不希望汝等像郭伯益一样。北海国人徐伟长,不求高名,不喜欢随便得到好处,以淡泊自守,一心追求道义。即使徐伟长有所表扬和批评,也都假托古人的话来表示,从不直接对人进行褒贬。我敬重徐伟长,也愿意汝等效仿徐伟长。东平国人刘公干,博学有高才,既有忠诚的节操又有远大的志向,然而刘公干的性情和品行不很端正,很少有约束和顾忌,优点和缺点正好相互抵消。我喜欢和看重刘公干,但不愿汝等企慕刘公干。乐安国人任昭先,淳朴而遵行道义,内心聪敏而对人宽恕,谦逊忍让,处身不畏避困苦,看起来好像胆怯实际上有义有勇,在朝当官公而忘私。我与任昭先友善,希望汝等以他为榜样。如果汝等对这些能加以引申,触类旁通,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分财产的时候首先考虑家族其他成员,施舍时主要周济那些急需的人,家内家外关心抚恤老年长辈,发议论时不要对人进行贬低,做官要尽忠尽节,选择朋友要注重朋友的实际表现,处世要戒骄戒淫,贫贱时慎勿忧虑,进取与退身要想到是否合乎时宜,做事之前要再三思考,如此而已。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青龙四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昶以为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馀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

青龙四年,魏明帝下诏“想得到有才智能写文章,有深谋远虑,对长远预见准确,观察力强,筹划都有结果,策划都能成功,专心谨慎,清廉沉静,孜孜不懈,一心为公的人,不论这种人年龄大小,不管出身贵贱,要求九卿和校尉以上的官员各自举荐一人”。太尉宣王司马懿推举了王昶。正始年间,王昶转任徐州刺史,封为武观亭侯,又升任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王昶认为国家总是有人的,但战争未必总是胜利;地势的险峻是不变的,但是防守却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如今屯驻在宛城,离襄阳三百多里,官军驻扎分散,战船停泊在宣池,襄阳一旦有紧急情况来不及相救,便上表把治所迁到新野县,在二州演习水军,广开农田,仓库中积蓄了大量的粮食。

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实禄,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于朴。诏书褒赞。因使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嘉平初年,太傅宣王司马懿诛杀了曹爽以后,上奏请求朝廷向大臣广泛询问政治得失。王昶陈述了五条治国方略:第一,应该崇尚道义加强教育,制止拉帮结派的浮华之风,让达官贵人的子弟进入太学学习从而使学校兴盛;第二,应该设立考试制度,考试就是准绳,不可能丢弃准绳而判断曲直,废除升降制度,空论官员有无能力;第三,应该让官员长久地居任其职,有政绩的要升官赐爵;第四,应该精简官职,以实发放俸禄,用廉耻激励官员,不让官员和百姓争利;第五,应该杜绝奢侈淫靡,崇尚节俭,使官员的服饰有别,上下有序,储备谷帛,让人们返璞归真。皇帝下诏书褒扬王昶的建议,便让王昶制定考核百官的制度。王昶认为唐尧、虞舜时虽然有升降官吏的记载,但是考核官吏的具体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周朝设置冢宰的职务,大量考核官员政绩然后进行诛杀或奖赏,又没有说明如何进行一年一次的具体考核。由此看来,圣明君主明白如何任用贤人,只是大略提出升降官员的方针,把具体工作交给执政大臣去做,自己只是总揽大政方针,所以能够知道官员能否胜任。王昶的意思大致就是这样。

二年,昶奏:“孙权流放良臣,適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两岸引竹为桥,渡水击之。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追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斩其将钟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王基、州泰皆有功。于是迁昶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毋丘俭、文钦作乱,引兵拒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侯,进位骠骑将军。诸葛诞反,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诞既诛,诏曰:“昔孙膑佐赵,直凑大梁。西兵骤进,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谥曰穆侯。子浑嗣,咸熙中为越骑校尉。

嘉平二年,王昶上奏说:“孙权流放贤良大臣,嫡子和庶子兴起继承权的纷争,可以乘孙吴出现问题而制伏吴、蜀两国;白帝城、夷陵县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等县都在长江北面,那里的汉人和夷族与新城郡连接,可以袭取这几个县。”朝廷便派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击巫、秭归、房陵等县,派荆州刺史王基进军夷陵,王昶进军江陵,在长江两岸用粗竹索作桥,渡江进攻。敌人逃向南岸,又开通七条道路进攻。于是王昶让弓弩同时发射,敌人大将施绩连夜逃入江陵城,曹军追杀敌人数百。王昶想把敌人引到平地与之交战,便先派遣五支军队沿大路撤退,使敌人看见而高兴,同时又派骑兵拿着缴获的战利品,在江陵城的四周驰跑使敌人看见而愤怒,暗中却埋伏下军队等待时机。施绩果然追击曹军,王昶与之交战,大败施绩。施绩逃走,曹军斩杀了孙吴将领钟离茂、许旻,缴获了敌人铠甲、旌旗、战鼓、珍宝、兵器等大量战利品,得胜而归。王基、州泰也都立有战功。于是升迁王昶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晋封京陵侯。毌丘俭、文钦反叛,王昶率兵抵抗有功,朝廷封王昶的两个儿子亭侯、关内侯,升任王昶为骠骑将军。诸葛诞反叛,王昶占据夹石逼近江陵,牵制孙吴将领施绩、全熙使对方不能够东进援救诸葛诞。诸葛诞被杀后,皇帝下诏说:“过去孙膑帮助赵国,设计直驱大梁。现在王昶率军从西面推进,也成就了东征胜利的局势。”便增加王昶的封邑一千户,与以前所封加在一起共四千七百户,又升迁王昶为司空,仍旧持节、都督各军。甘露四年王昶去世,加谥号为穆侯。儿子王浑承袭了爵位,咸熙年间任越骑校尉。

王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也。少孤,与叔父翁居。翁抚养甚笃,基亦以孝称。年十七,郡召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学。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时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请基为别驾,后召为秘书郎,淩复请还。顷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书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淩犹不遣。淩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未至,擢为中书侍郎。

王基字伯舆,东莱郡曲城县人。年少失去父母,与叔父王翁住在一起。王翁对王基的抚养特别尽心,王基也以孝顺著称。十七岁时,郡里征召王基为办事人员,这并不是王基所喜欢的事,便辞职而去,到琅邪郡去游学。黄初年间,被举为孝廉,任郎中。当时青州刚刚平定,刺史王淩特地上表请王基为州别驾,后朝廷召王基为秘书郎,王淩又把王基请回来。不久,司徒王朗任命王基为下属,王淩不放。王朗上书弹劾王淩说:“古时候凡是诸侯国卿大夫的家臣中有优秀的,就提任为诸侯国君主的辅佐,诸侯国君主的辅佐中有优秀的,就提升为天子的朝臣,所以古时候诸侯有进贡人才的礼仪。如今州里却取朝廷宿卫的官员,强留朝廷秘阁的官吏,这是很少听说的事呀。”王淩仍然不放王基。王淩在青州美名流传,是与王基的协助和辅佐有关。大将军宣王司马懿任命王基,还没到任,朝廷又提升王基为中书侍郎。

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惟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

明帝大建宫室,百姓劳苦。王基上书说:“臣听说古人用水比喻老百姓,说‘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所以,在老百姓之上的天子,不可以不戒惧。百姓安逸则百姓的心态就平和,如果受苦百姓就想着发难,所以先代圣王的生活都很简朴,使国家不至于发生祸患。过去颜渊批评东野子驾驭马车,马的力气已经用尽了却仍然驱赶不止,所以知道东野子将要失败。如今从事劳役的人劳苦不堪,男女长期分离而不能聚合,希望陛下能深思东野子的教训,留心舟和水的比喻,在奔马的力气没用完之前让奔马休息,让从事劳役的民工还没累倒之前能够喘一口气。过去汉朝拥有天下,到孝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却对此担心说:‘如今的形势好比是把火放在柴堆的下面点燃而在上面睡觉,还说是很安全。’如今敌人还没有消灭,猛将在各地握有强兵,约束众将则无法对付敌人,长久下去又为后人留下隐患,在这圣明的时期,不全力扫除忧患,如果以后子孙能力不强,国家可就危险了。假如能使贾谊再生,忧虑一定比过去更加深切呀。”

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迁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出为安丰太守。郡接吴寇,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加讨寇将军。吴尝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攻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基曰:“昔孙权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后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无功而还。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定支党,还自保护耳。”后权竟不能出。时曹爽专柄,风化陵迟,基著《时要论》以切世事。以疾征还,起家为河南尹,未拜,爽伏诛,基尝为爽官属,随例罢。

散骑常侍王肃为各部儒家经典撰写解释以及评论朝廷礼仪,改变郑玄的旧理论,而王基坚持郑玄的解释,常与王肃争论。后来出任安平郡太守,因公事离职。大将军曹爽请王基任从事中郎,又出为安丰郡太守。安丰郡与孙吴邻接,王基行政清正严明,恩威并用,严加防备,孙吴不敢侵犯。朝廷加其讨寇将军之号。孙吴曾经在建业大规模集结军队,扬言要攻打扬州,刺史诸葛诞让王基作判断。王基说:“过去孙权两次进攻合肥,一次进攻江夏,后来全琮出兵庐江,朱然进犯襄阳,全都无功而返。如今陆逊等人已经死去,而孙权又已年老,内无优秀的继承人,朝中又没有主要的谋臣。孙权自己出兵则害怕内部突然发生变故,各种矛盾一起爆发而导致崩溃;若派将出征则老将已经没有了,新将又不能够信任。这次不过是要取得一些局部的好处,回去以自保而已。”后来孙权终究没有能够领兵出击。当时曹爽专权,风气衰败,王基撰写《时要论》来评论世事。因为有病被调回都城,又从家中被任为河南尹,还没有正式就职,曹爽被杀,王基因为曾任曹爽的属官,也照例被免职。

其年为尚书,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征南王昶击吴。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馀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日。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赐爵关内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时朝廷议欲伐吴,诏基量进趣之宜。基对曰:“夫兵动而无功,则威名折于外,财用穷于内,故必全而后用也。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则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分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则拒天诛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后率合蛮夷以攻其内,精卒劲兵以讨其外,则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绝,交绝而吴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于是遂止。

同年王基任尚书,出朝任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官号,随征南将军王昶进击孙吴。王基率军另外在夷陵攻击步协,步协闭营自守。王基表面上做出进攻的样子,而实际上却分出兵力攻取雄父的粮仓,获得米谷三十多万斛,俘虏了安北将军谭正,收纳敌人降民数千人。于是朝廷把这些降民迁移,设置夷陵县。赐王基关内侯爵位。王基又上表请求在上昶建立城池,把江夏郡的治所移到那里,以进逼夏口,从此敌人不敢轻易过江。王基在任严明制度,整顿军队、农事,又修复学校,南方人都称赞王基。当时朝廷商议要讨伐孙吴,下诏让王基考虑适当的进攻计划。王基说:“出动军队而不能取得成功,对外威名受损,对内耗费钱财,所以必须要考虑周全才能用兵。如果不凭借通畅的水路聚集粮食做好水战的准备,那么虽然在江北屯兵,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渡过长江。如今江陵有沮水、漳水两条河流,灌溉肥田千亩。安陆郡一带,也有池塘和大片沃土。如果水军和陆军都在那里进行屯田,积累充足的军用物资,然后出兵到江陵、夷陵,分兵占据夏口,借着沮水、漳水的水路,用船载着粮食顺流而下;那么敌人知道我军有持久作战的势头,抗拒我军征伐的人就会斗志沮丧,有心投降的人就会更加坚定。然后我军联合孙吴境内的蛮夷从其内部攻击,用精兵劲卒从外部征讨,那么夏口以西的地方必定会被攻克,长江以南的各郡也会守不住。如果是这样,吴、蜀就会绝交,绝交孙吴就会束手就擒。不这样做,出兵是否有利,未必能够断定。”于是朝廷取消了出兵的想法。

司马景王新统政,基书戒之曰:“天下至广,万机至猥,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景王纳其言。

景王司马师刚刚执掌朝政,王基上书告诫司马师说:“天下极大,政事极多,君确实不能不兢兢业业,日夜操劳。志向端正,各种邪念就不会滋生;内心平静,处理各种事务就不会急躁;深思熟虑,政令就不会繁杂;亲近任用忠良,远近的人就会一致服从。所以,人们知道使远方的人归顺关键在于自身,要使民众安定关键在于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都是当今的正派人士,有正直的品质而没有多变的内心,可以与这些人一起处理政事。”司马师采纳了王基的意见。

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常乐亭侯。毌丘俭、文钦作乱,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适与景王会于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胁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临逼,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县于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议者咸以俭、钦慓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基以为:“俭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俭等所迫胁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进据水。既至,复言曰:“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欲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据坚城,保壁垒,以积实资虏,县运军粮,甚非计也。”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争欲往,发十馀里,闻基先到,复还保项。时兖州刺史邓艾屯乐嘉,俭使文钦将兵袭艾。基知其势分,进兵逼项,俭众遂败。钦等已平,迁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上疏求分户二百,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以报叔父拊育之德。有诏特听。

高贵乡公即帝位,晋封王基为长乐亭侯。毌丘俭、文钦叛乱,朝廷以王基为代理监军、假节,统率许昌军队,正好与景王司马师在许昌会合。司马师说:“君估计毌丘俭等会怎么样呢?”王基说:“淮南地区的反叛,不是那里的官吏百姓想作乱,不过是由于毌丘俭等人诓骗威胁强迫恐吓,百姓害怕被马上杀戮,所以临时凑在一起罢了。如果大兵进逼,百姓必然土崩瓦解,毌丘俭、文钦的头颅,不到一个早上就会悬挂在军门前面了。”司马师说:“很好。”便令王基居于军前。议论者都以为毌丘俭、文钦剽悍,很难与之对抗。朝廷下诏让王基停止进军。王基认为:“毌丘俭等人可以举兵长驱直入,却久久不进兵,正暴露了毌丘俭等人的欺诈虚伪,军心疑虑沮丧。如今我军不张扬声势来满足人民的愿望,而停滞不前高筑壁垒,好像我军怯懦,这不是用兵的办法。如果毌丘俭等人大量挟持民众,而且州郡兵的家属被毌丘俭等人所俘获,州郡的士兵就更会产生背离之心;毌丘俭等所胁迫的士兵,觉得自己罪责深重,也不敢叛逃,这就是把军队放在无用武之地,反而帮了反叛者的忙。如果孙吴再趁机出兵,那么淮南地区就不再为国家所有,谯郡、沛国、汝南郡乃至整个豫州就会面临危险不安定,这是最大的失策呀。现在大军应该立即进占南顿县,南顿有大粮仓,那里的粮食足够军队吃上四十天。凭借积存的粮食,守卫坚固的城池,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这是平定叛贼的关键。”经过王基多次请求,朝廷才准许王基进据水。到达水以后,又上言说:“兵贵神速,没见过迟缓之军可以长久。如今外有强敌,内有叛臣,如果再不当机立断,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势就难以预测了。议论的人都想让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对的,而停军不进就不对了。持重并不是说不前进,而是前进时使敌人没有侵犯的机会。如今我军占据坚城,保守壁垒,把积存的粮食资助敌人,自己却要远道运粮,这很不是办法呀。”司马师想等待各路军马到齐后再前进,所以还是不听王基的建议。王基说:“将军在外面的军队中,君主的命令有的也可以不接受。如果敌人得到对敌人有利,我军得到对我军有利,这就是军事上所说的争城,南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便自作主张进据南顿,毌丘俭等人从项县出发也想争夺南顿,行十多里以后,听说王基先到,又回去保守项县。当时兖州刺史邓艾屯驻在乐嘉,毌丘俭派文钦率兵袭击邓艾。王基知道毌丘俭的兵势已分,进兵逼近项县,毌丘俭兵败。平定了文钦等人以后,王基被升迁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兼任豫州刺史,晋封安乐乡侯。王基上书请求分出自己的封邑二百户,赐给叔父的儿子王乔关内侯的爵位,以报答叔父的养育之恩。朝廷下诏特予批准。

诸葛诞反,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时大军在项,以贼兵精,诏基敛军坚垒。基累启求进讨。会吴遣朱异来救诞,军于安城。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尽,昼夜攻垒,基辄拒击,破之。寿春既拔,文王与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谘等子弟,因衅有荡覆吴之势。基谏曰:“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转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基上疏固让,归功参佐,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

诸葛诞反叛,王基以镇南将军的身份代行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豫州诸军事。当时大军在项县,因为敌人兵精,朝廷下诏让王基收兵筑垒坚守。王基多次上表请求进兵讨伐。正好赶上孙吴派朱异前来救援诸葛诞,驻扎在安城。王基又接到诏书让自己带领各军转守北山,王基对将领们说:“而今我军的营垒已经修筑坚固,兵马即将会合,只需严加防备不让敌人逃脱就行了,而在此时把兵力转移到险峻的北山驻守,会给敌人以冲出的机会,那时再聪明的人也不能收拾局面。”于是根据情况又上书说:“而今我军与敌人对峙,当像大山一样不动摇。如果转移到险要的北山,则军心有可能不安,大损于当前的形势。各路军马都据守在深沟高垒的工事中,人心安定,不能动摇,这是目前统领军队最重要的事。”书表奏上去以后,得到了批准。大将军文王司马昭进兵占据丘头,部署包围,各有所统。王基督统城东城南二十六军,司马昭向自己的下属发布命令说,军队进入镇南将军的辖区,一概不准向镇南将军派遣任务。城中敌人的粮食吃完,昼夜进攻王基的营垒,王基都给予迎击,打败了敌人。攻克寿春后,司马昭给王基写信说:“当初人们议论纷纷,主张移动兵力的人很多,当时我没有亲临现场,也说应当如此。将军深算利害,独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上违背诏命,下拒绝众议,最后战胜了敌人,即使是古人所记述的战例,也超不过这个。”司马昭想派遣诸将率轻兵深入敌占区,招降迎接唐咨等人的子弟,乘机造成扫荡孙吴的形势。王基劝谏说:“当初诸葛恪乘东关的胜利,出动全部江东的兵力,围攻合肥新城,城也没攻克,而兵众死伤大半。姜维乘在洮水取得胜利,派轻兵深入,结果军粮供应不上,在上邽全军覆没。这是因为在大胜之后,上下都会产生轻敌思想,轻敌就会对困难考虑得不充分。如今敌人刚刚在外打了败仗,内部的忧患又没有平息,正是敌人思虑专一、严加防备的时候。并且我军出兵已经超过一年,人人都盼着回家,现今俘获和杀死十万叛军,罪人也已经抓到,历代的征讨,没有像今天这样用很小的伤亡取得这样大的胜利的战例。武皇帝在官渡打败袁绍以后,认为已经有很大收获了,不再追击,就是害怕威风受挫呀。”司马昭便停止了进兵。因为淮南刚刚平定,转任王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封为东武侯。王基上书坚决推让,归功于手下的参谋和属官,因此王基手下的长史、司马等七人全被封为侯。

是岁,基母卒,诏秘其凶问,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追赠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转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即尊位,增邑千户,并前五千七百户。前后封子二人亭侯、关内侯。

景元二年,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基被诏,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其诈,驰驿陈状。且曰:“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务,在于镇安社稷,绥宁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文王报书曰:“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后由等竟不降。

是岁基薨,追赠司空,谥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基著勋前朝,改封基孙廙,而以东武馀邑赐一子爵关内侯。晋室践祚,下诏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用励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

这一年,王基的母亲去世,皇帝下诏暂不把消息告诉王基,把王基父亲王豹的灵柩移到洛阳与王基的母亲合葬,追赠王豹为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转任王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即帝位,增加王基封邑一千户,与前面所封加在一起共五千七百户。前后封王基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关内侯。

景元二年,襄阳太守上表说孙吴人邓由等人想来投降,王基接到诏书,让自己乘此机会进攻东吴。王基怀疑孙吴有诈,派使者乘驿站快马进朝陈述情况。并且说:“嘉平年间以来,多次发生内难,当今所应全力从事的,是稳定国家,安抚百姓,不应该出动兵力谋取对外作战的胜利。”文王司马昭回信说:“和我共事的人,大多都是曲意顺从,很少有人能够明确地向我充分说明道理和实情。我确实感到了君的忠诚和厚爱,常常得到君的规劝和指示,就恭敬地采纳了君的意见。”后来邓由等人也没有前来投降。

这一年王基去世,朝廷追赠王基司空,加谥号为景侯。儿子王徽承袭了爵位,死得很早。咸熙年间,建立五等爵位制度,因为王基在前朝功勋卓著,改封王基的孙子王廙,而把东武县其余的封邑赐给王基的另一个儿子,赐爵关内侯。晋朝建立后,皇帝下诏说:“已故司空王基既立德立功,又修养自身,清廉高尚,不经营私人产业,久居重要职位,家中没有私人的财产,可以说是身死之后品行显扬,足以激励风俗。赐给王基家两个奴婢。”

评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质素业贞粹,王昶开济识度,王基学行坚白,皆掌统方任,垂称著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

评论:徐邈清廉高尚,宽宏通达;胡质操守坚定,崇高纯洁;王昶开创大业,拯救社会;王基学业品行坚贞清白。这些人全都掌握着一方的权力,留下美名和卓著功绩,可以说是国家的良臣,当世的优秀人才了。

非特殊说明,本文由诗文选原创或收集发布,欢迎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