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文白对照

钟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尝与族父瑜俱至洛阳，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桥，马惊，堕水几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贵繇。而供给资费，使得专学。举孝廉，除尚书郎、阳陵令，以疾去。辟三府，为廷尉正、黄门侍郎。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太祖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惟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数听荀彧之称繇，又闻其说傕、汜，益虚心。后傕胁天子，繇与尚书郎韩斌同策谋。天子得出长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并录前功封东武亭侯。

钟繇字元常，颍川郡长社县人。钟繇曾与族父钟瑜一起去洛阳，路上遇到一个相面的人，对钟繇说：“这个小孩有贵人相，然而小孩命中要受困于水，要努力谨慎啊！”走了不到十里路，过桥的时候马惊了，钟繇掉在河里险些淹死。钟瑜因为相面人的话被说中，更加看重钟繇，供给钟繇费用，让钟繇专心求学。钟繇被举荐为孝廉，朝廷任命钟繇为尚书郎、阳陵县令，后来因病去职。不久，又被三府征召，出任廷尉正、黄门侍郎。当时，汉家皇帝在西京长安，李傕、郭汜等人在长安城中作乱，与关东的联系中断。太祖兼理兖州牧，才开始派遣使节上书汉帝。李傕、郭汜等人认为“关东人想要自立天子，现在曹公虽然派使者来，但这不是曹公的真情实意”，商议着要扣留太祖的使者，拒绝太祖的好意。钟繇劝李傕、郭汜等人说：“现在英雄并起，各自假借帝命专制一方，只有曹兖州心存王室，诸君却要拒绝曹兖的忠诚之心，这可不是符合想来归顺人愿望的做法啊。”李傕、郭汜等人采纳了钟繇的建议，对太祖的使节厚加答报，从此太祖的使节才得以上通汉室。太祖已经多次听到了荀彧对钟繇的称赞，又听到钟繇劝说李傕、郭汜的事情，心中更加向往钟繇。后来李傕胁迫天子，钟繇与尚书郎韩斌共同谋划。天子得以逃出长安，钟繇出了很大力气。朝廷任命钟繇为御史中丞，又升任侍中尚书仆射，一并嘉奖钟繇前边的功劳，封为东武亭侯。

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馀匹给军。太祖与繇书曰：“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其后匈奴单于作乱平阳，繇帅诸军围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到河东，众甚盛。诸将议欲释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仇？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且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若渡汾为营，及其未济击之，可大克也。”张既说马腾会击援，腾遣子超将精兵逆之。援至，果轻渡汾，众止之，不从。济水未半，击，大破之，斩援，降单于。语在《既传》。其后河东卫固作乱，与张晟、张琰及高幹等并为寇，繇又率诸将讨破之。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太祖征关中，得以为资，表繇为前军师。

当时关中众将马腾、韩遂等人，各拥强兵，相互争斗。太祖正在山东征战，很为关右的事情担忧。于是上表朝廷，举荐钟繇以侍中的职位兼任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把后方的事情都委托给了钟繇，并特别命令钟繇可以不拘于法令条文，见机行事。钟繇到长安后，送书信给马腾、韩遂等人，为对方分析祸福形势，于是马腾、韩遂各自派遣儿子入朝为侍从。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时，钟繇特地送马二千余匹给太祖军前使用。太祖给钟繇写信说：“得到君所送来的马，很应我这里的急。关右平定，朝廷没有西顾之忧，是君的功劳。从前萧何镇守关中，保证军粮兵源充足，君今日的事与萧何相比，也很相当。”此后匈奴单于在平阳作乱，钟繇率领诸军围攻匈奴，尚未攻下；而袁尚所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又来到了河东，军势很盛。魏军众将计议，想要撤围而去。钟繇说：“袁氏势力目前正强，郭援的到来，关中众将也暗中与郭援来往。关中众将还没有全部背叛的原因，正是顾虑到我威名的缘故。现在如果放弃撤离，向关中众将显示出我军势弱，那我军所在之地的百姓，哪一个不是我军的仇敌呢？即使我军想要撤军，能回得去吗？这是还没有交战就先自取败的做法。况且郭援刚愎好胜，一定认为我军容易对付。如果我军渡过汾河扎营，等到郭援军渡河未完之时就攻击，可以大胜。”这时张既劝说马腾与钟繇会击郭援，马腾派遣儿子马超率精兵迎击郭援。郭援军来到后，果然很轻率地下令涉渡汾河，众人劝阻，他不肯听从。郭援军渡汾水未到一半时，钟繇挥军进击，大破郭援军，斩杀郭援，逼迫匈奴单于投降。这段事情记载在《张既传》。此后河东卫固作乱，与张晟、张琰以及高干等人一并为寇，钟繇又率领诸将讨伐攻灭作乱者。自从汉天子西迁之后，洛阳的百姓就很稀少，钟繇迁徙关中百姓至洛阳，又招纳了许多叛逃人众充实洛阳，数年之间，洛阳的民户逐渐充实起来。太祖后来西征关中时，得以用这些民户为兵源，上表朝廷，举荐钟繇为前军师。

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釜，为之铭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干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数年，坐西曹掾魏讽谋反，策罢就第。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及践祚，改为廷尉，进封崇高乡侯。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文帝罢朝，谓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明帝即位，进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户，迁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时华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

魏国刚刚建立时，钟繇任官大理，又升任相国。文帝为东宫太子时，曾赐给钟繇一个五熟釜，并为钟繇刻上铭文说：“威严赫赫的大魏，是汉室的藩国辅佐。大魏的相国姓钟，实在是国家的辅政重臣。日夜勤劳谨守政务，没有时间安居休息。堪为臣工百僚的师表，是度量臣子行为的标准楷模。”几年后，钟繇因为受西曹掾魏讽谋反一事的牵连，被罢官回家。文帝即魏王位，钟繇又出任大理。等到文帝称帝，钟繇改任廷尉，晋封为崇高乡侯。又升任太尉，转封为平阳乡侯。当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与钟繇同为前代的名臣。文帝下朝后，曾对左右说：“这样的三公，都是一代的伟人啊，后世恐怕很难有这样的人才了！”明帝即位后，晋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以前封的共一千八百户，升任太傅。钟繇膝盖上有毛病，跪拜起身不方便。当时华歆也年高病重，明帝因此让二人乘车来朝见，用虎贲卫士抬上宫殿就坐。从此以后，三公朝见时如有疾病，就以二人的做法为先例。

初，太祖下令，使平议死刑可宫割者。繇以为“古之肉刑，更历圣人，宜复施行，以代死刑”。议者以为非悦民之道，遂寝。及文帝临飨群臣，诏谓“大理欲复肉刑，此诚圣王之法。公卿当善共议”。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继踪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圣德，固天所纵，坟典之业，一以贯之。是以继世，仍发明诏，思复古刑，为一代法。连有军事，遂未施行。陛下远追二祖遗意，惜斩趾可以禁恶，恨入死之无辜，使明习律令，与群臣共议。出本当右趾而入大辟者，复行此刑。《书》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此言尧当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审问于下民之有辞者也。若今蔽狱之时，讯问三槐、九棘、群吏、万民，使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虽斩其足，犹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张苍除肉刑，所杀岁以万计。臣欲复肉刑，岁生三千人。子贡问能济民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又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诚行之，斯民永济。”书奏，诏曰：“太傅学优才高，留心政事，又于刑理深远。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议。”司徒王朗议，以为“繇欲轻减大辟之条，以增益刖刑之数，此即起偃为竖，化尸为人矣。然臣之愚，犹有未合微异之意。夫五刑之属，著在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为减。施行已久，不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然后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惨酷，是以废而不用。不用已来，历年数百。今复行之，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雠之耳，非所以来远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之髡、刖。嫌其轻者，可倍其居作之岁数。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无以刖易骇耳之声”。议者百馀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且寝。

当初，太祖下令，让朝臣评议判死刑者可否改判为宫刑。钟繇认为：“古代的肉刑，曾经历过许多圣人名王，应当恢复施行，用它来代替死刑”。参加评议的人认为这不是取悦于民的办法，于是被搁置。等到文帝宴飨群臣时，下诏说，“大理钟繇想要恢复肉刑，这确实是圣王之法，公卿们应当一起好好地商议一下”。结果评议还没有定论，正好赶上有战事，此事又被搁置。太和年间，钟繇上书说：“大魏接受天命，追踪虞舜夏禹之道。汉孝文帝革除旧法，不合古道。先帝的圣德，本来就是上天所赐予的；典籍上记载的功业，可以一直贯穿下来。所以继世的君主，才接连发出明诏，想要恢复古代的肉刑，以作为一代成法。但因为战事连连，就没有施行。陛下远追武皇帝、文皇帝二祖的遗意，看重斩趾之刑可以禁止罪恶，遗憾没有死罪的人被处死，让明习法律条文的人，与群臣共同评议此事。放出那些本当断去右趾却被投入死牢的人，再度施行肉刑。《尚书》说：‘皇帝询问下民情况，鳏寡无辜小民对有苗氏有埋怨之词。’这是说帝尧在将废除蚩尤、有苗氏的酷刑时，先到下民中对有苗氏之刑不满的人那里去查问。就好像现在断狱有疑问时，就去问讯三公、九卿、群吏、万民一样，使情况就如汉孝景皇帝诏令中所说的，本该处弃市死罪的，如愿意被斩右趾以充死罪，允许。原该治以黥刑、劓刑、刖刑、宫刑的人，自然应该像汉孝文帝那样，分别用髡刑、笞刑代替。能够作奸犯科的人，大体年龄在二十到四五十岁之间，虽然斩掉了脚，但仍然可以生育。现在天下人口少于汉孝文帝那个时代，臣的建议所能全活的，每年有三千人。汉代张苍废除了肉刑，但每年所杀的人数以万计。臣想要恢复肉刑，每年可以存活三千人。子贡曾问过，能救助百姓可以说成是仁吗？孔子说：‘哪里仅仅是仁呢，那一定是圣德了，尧舜或许都难以做到呢！’孔子又说：‘仁这个东西离众人遥远吗？只要我想行仁，这个仁也就来了。’如果真的能实行肉刑，百姓们就永远地得救了。”钟繇的表章上奏后，明帝下诏说：“太傅学识优秀，才华出众，留心政事，对刑法的道理理解得很深远。这是大事，公卿群僚们好好地共同评议。”司徒王朗评议此事，认为“钟繇想要减少判处死刑的条文，以增加判处刖刑的条文，这就是要使躺着的人站立起来，把死尸变为活人。然而以臣之愚，仍然有一些与钟繇不合稍有差异的想法。墨、劓、刖、宫、大辟这五刑之类，明著在法律条文之中，其中本来就有减死一等的规定，当死不死就是减刑了。这种办法施行已久，不用等待远远地假借斧凿实行那些肉刑，然后罪罚才有等次。前世的仁者，由于不忍肉刑的惨烈残酷，所以才废而不用。不用以来，已经过了数百年。现在再施行，恐怕减免刑罚的条文还没有让百姓的眼睛看分明，而关于肉刑的消息就已经传到寇仇敌国的耳朵里了，这可不是用以招徕远人的做法。现在可以把钟繇所想要减轻的死罪，改为减死的髡、刖之刑。如果有这样判决觉得太轻的，可以将他们服苦役的年限增加一倍。这样，内有以生换死这样不可比量的仁恩，外无用刖足之刑改为剁脚趾之刑的恶名”。参加评议的有一百多人，与王朗意见相同的人居多。明帝因为吴、蜀尚未平定，暂且把这件事情搁置了起来。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临吊，谥曰成侯。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户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孙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为散骑侍郎，机捷谈笑，有父风。太和初，蜀相诸葛亮围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贵庙胜，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决胜千里之外。车驾宜镇守中土，以为四方威势之援。今大军西征，虽有百倍之威，于关中之费，所损非一。且盛暑行师，诗人所重，实非至尊动轫之时也。”迁黄门侍郎。时大兴洛阳宫室，车驾便幸许昌，天下当朝正许昌。许昌逼狭，于城南以毡为殿，备设鱼龙曼延，民罢劳役。毓谏，以为“水旱不时，帑藏空虚，凡此之类，可须丰年”。又上“宜复关内开荒地，使民肆力于农”。事遂施行。正始中，为散骑常侍。大将军曹爽盛夏兴军伐蜀，蜀拒守，军不得进。爽方欲增兵，毓与书曰：“窃以为庙胜之策，不临矢石；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诚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纳原寇，不必纵吴汉于江关，骋韩信于井陉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惟公侯详之！”爽无功而还。后以失爽意，徙侍中，出为魏郡太守。爽既诛，人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听君父已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毓所创也。

太和四年，钟繇去世。明帝身穿素白衣服亲临吊唁，谥号为成侯。儿子钟毓继承爵位。当初，文帝分出钟繇部分食邑，封钟繇的弟弟钟演和钟演的儿子钟劭、孙子钟豫为列侯。

钟毓字稚叔，十四岁时就出任散骑侍郎，谈笑机智敏捷，有父亲的风度。太和初年，蜀丞相诸葛亮率军围攻祁山，明帝想亲自西征，钟毓上书说：“计策贵在朝中制定好克敌制胜的办法，军功崇尚军营帐幕中的谋划，人在殿堂上还没下来，就已经决胜于千里之外了。陛下应当镇守中土，作为给四方助威长势的后援。现在陛下如果亲率大军西征，虽然前线有百倍的威势，但对于关中的人力财力，所损害的却不止一端。况且盛暑时节行军，是被诗人所批评的事情，现在实在不是陛下车驾启动的时候。”钟毓升任黄门侍郎。当时正大规模兴建洛阳的宫室，明帝便到了许昌。于是天下应当朝拜的人便都去许昌。许昌宫室局促狭小，就在城南用毡幕搭建宫殿，鱼龙曼延等装饰作乐物品齐备，沉重的劳役使百姓疲惫不堪。钟毓上书劝谏，认为“水旱灾害并至，国库空虚。凡是鱼龙曼延一类东西，可以等到丰年时再说”。又上书说“应当再让关内的人开垦荒地，让百姓尽力于农业生产”。这件事情于是施行。正始年间，钟毓任散骑常侍。大将军曹爽在盛夏时兴军征伐蜀国，蜀军拒守，魏军不能前进。曹爽正准备增兵，钟毓给曹爽写信说：“我私下以为，在朝廷上制定取胜妙策的人，用不着亲临矢石；王者的大兵，只要征讨敌方就会不战而胜。这实在是因为夏禹舞干戚就可以征服有苗，晋文帝主动后退一舍就足以使原国的贼寇投降，不一定非要让吴汉纵横于江关，韩信驰骋于井陉。看到可以就前进，知道困难就后退，这是自古以来的战略战术。希望公侯详察！”曹爽最终无功而返。后来钟毓因为不合曹爽的心思，被调任侍中，又出任魏郡太守。曹爽被杀以后，钟毓入朝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准许君、父死亡以后，臣、子可为其君、父申诉君、父生前所受的诽谤，以及军士封侯以后，君、父的妻室不得再配夫嫁人的规定，都是钟毓所创制。

正元中，毌丘俭、文钦反，毓持节至扬、豫州班行赦令，告谕士民，还为尚书。诸葛诞反，大将军司马文王议自诣寿春讨诞。会吴大将孙壹率众降，或以为“吴新有衅，必不能复出军。东兵已多，可须后问”。毓以为“夫论事料敌，当以己度人。今诞举淮南之地以与吴国，孙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过三百。吴之所失，盖为无几。若寿春之围未解，而吴国之内转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将军曰：“善。”遂将毓行。淮南既平，为青州刺史，加后将军，迁都督徐州诸军事，假节，又转都督荆州。景元四年薨，追赠车骑将军，谥曰惠侯。子骏嗣。毓弟会，自有传。

正元年间，毌丘俭、文钦谋反，钟毓持节到扬、豫二州颁行赦免令，晓谕士人百姓。还朝后，出任尚书。诸葛诞谋反，大将军文王司马昭计议亲自前往寿春征讨诸葛诞。正巧赶上吴国的大将孙壹率众前来归降，有的人认为：“吴国刚刚发生了这么大的乱子，一定不能再出兵策应诸葛诞。东方的兵力已经够多了，大将军亲征的事可以等等后边的消息。”钟毓认为：“论事料敌，应当以己方的情况和心理去揣度别人。现在诸葛诞把整个淮南之地都给了吴国，而吴国孙壹所带来投降的，人口不到一千，士兵不过三百。吴国所损失的，实在没有多少。如果寿春之围不解，而吴国国内的形势又转而安定，不能保证吴兵一定不出来。”大将军说：“好！”于是带着钟毓出发。淮南平定以后，钟毓出任青州刺史，加官后将军，升任都督徐州诸军事，假节。又转任都督荆州。景元四年钟毓去世，朝廷追赠钟毓为车骑将军，谥号为惠侯。儿子钟骏继承爵位。钟毓的弟弟钟会，另外有传。

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也。高唐为齐名都，衣冠无不游行市里。歆为吏，休沐出府，则归家阖门。议论持平，终不毁伤人。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见过歆。时王芬与豪杰谋废灵帝。语在《武纪》。芬阴呼歆、洪共定计，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废立大事，伊、霍之所难。芬性疏而不武，此必无成，而祸将及族。子其无往！”洪从歆言而止。后芬果败，洪乃服。举孝廉，除郎中，病，去官。灵帝崩，何进辅政，征河南郑泰、颍川荀攸及歆等。歆到，为尚书郎。董卓迁天子长安，歆求出为下邽令，病不行，遂从蓝田至南阳。时袁术在穰，留歆。歆说术使进军讨卓，术不能用。歆欲弃去，会天子使太傅马日安集关东，日辟歆为掾。东至徐州，诏即拜歆豫章太守，以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长者，待以上宾之礼。后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征歆。孙权欲不遣，歆谓权曰：“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未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为养无用之物，非将军之良计也。”权悦，乃遣歆。宾客旧人送之者千馀人，赠遗数百金。歆皆无所拒，密各题识，至临去，悉聚诸物，谓诸宾客曰：“本无拒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单车远行，将以怀璧为罪，愿宾客为之计。”众乃各留所赠，而服其德。

华歆字子鱼，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是齐地有名的都邑，衣冠士族没有不在街市上游行玩耍的。华歆做府吏，每逢休假日出官署，就回到家中闭门不出。华歆议论人事持正公允，始终不肯诋毁别人。与华歆同郡的陶丘洪也很知名，自认为聪明和见识都超过华歆。当时王芬与一些豪杰密谋废掉汉灵帝，这些事情记在《武帝纪》中。王芬暗中招呼华歆、陶丘洪一起商定大计，陶丘洪想去，华歆劝止陶丘洪说：“废立君主的大事，伊尹、霍光这样的人做起来都很难。王芬生性粗疏，缺乏勇武，这件事一定不会成功，而且大祸将会连及家族。不要去！”陶丘洪听从华歆的建议就没有去。后来王芬果然失败，陶丘洪这才心服华歆。华歆被举荐为孝廉，又被任命为郎中，后因病离开官位。灵帝去世后，何进辅佐朝政，征召河南人郑泰、颍川人荀攸和华歆等人。华歆到京后，被任命为尚书郎。董卓迁徙天子去长安时，华歆请求出京任下邽县令，因为有病没去赴任，于是从蓝田到了南阳。当时袁术在穰城，留下了华歆。华歆劝说袁术进军讨伐董卓，袁术没有采纳华歆的建议。华歆想弃袁术而去，正巧赶上天子派遣太傅马日安抚招集关东州郡，马日征召华歆，任用华歆为掾属。华歆随马日东至徐州，朝廷下诏当即任命华歆为豫章太守。华歆到任，因为为政清静不烦，那里的吏民都很爱戴华歆。孙策夺取江东时，华歆知道孙策善于用兵，就头戴幅巾主动奉迎孙策。孙策因为华歆是长者，就用接待上宾的礼仪接待华歆。后来孙策死去。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时，又上表奏请天子征召华歆。孙权想不放华歆走，华歆对孙权说：“将军遵奉王命，刚开始与曹公交好。你们之间的情分还不牢固，假如我能为将军略效忠心，难道没有好处吗？现在将军空自留下华歆，是养了一个无用的人，这不是将军的好计策。”孙权听了很高兴，于是放走华歆。华歆的宾客故人们来送华歆的有千余人，馈赠给华歆的财物值数百金。华歆对送来的礼物一无所拒，但却秘密地在各人的财物上写上赠主名称。到临离去时，华歆把各种赠物都集中在一处，对诸宾客说：“本来没有拒收诸君礼物的想法，但收受的东西太多了。念及我单车远行，将会因为携带财宝而招来灾祸，希望诸位宾客替我想一下如何办。”众人于是各自留下所赠的礼物，但对华歆的品德都很佩服。

歆至，拜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荀彧为尚书令。太祖征孙权，表歆为军师。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国，封安乐乡侯。及践祚，改为司徒。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帝叹息，下诏曰：“司徒，国之俊老，所与和阴阳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无谓也。”特赐御衣，及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华歆到京，被任命为议郎，参司空军事，又入朝任尚书，转任侍中，代替荀彧出任尚书令。太祖征讨孙权，上表奏请华歆为军师。魏国建立以后，华歆出任御史大夫。文帝即魏王位时，任命华歆为相国，封安乐乡侯。等到文帝称帝，改任华歆为司徒。华歆素来清贫，朝廷给的俸禄和赏赐，都用来施舍救济亲戚故人，家中连一石粮食的储备都没有。公卿曾一起接受过朝廷赐给的没入官府为奴婢的人口，只有华歆将朝廷分给自己的奴婢放免出嫁。文帝很是感叹，下诏说：“司徒，是国家卓越的元老。司徒参与的是调和阴阳协理众事的重任。现在的大官都享受着丰盛的膳食，而司徒却只是粗茶淡饭，这很没有意义。”于是特赐给华歆自己穿的御衣，并为华歆的妻子儿女及家中男女都做了衣服。三府奏议说：“荐举孝廉，本来是以德行为标准的，不用再加试儒家经籍。”华歆认为：“自从丧乱以来，儒家的六籍荒废。现在应该极力保存和振兴，以崇行王道。制定法令的目的，就是要用法令来治理世道的盛衰。现在准许孝廉的荐举不再通过经籍考试，恐怕学业从此就要废弛了。如果有德行优异的人，朝廷可以特加征用。担忧的是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担忧什么得不到呢？”文帝听从了华歆的话。

黄初中，诏公卿举独行君子，歆举管宁，帝以安车征之。明帝即位，进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户，并前千三百户，转拜太尉。歆称病乞退，让位于宁。帝不许。临当大会，乃遣散骑常侍缪袭奉诏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万几，惧听断之不明。赖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屡以疾辞位。夫量主择君，不居其朝，委荣弃禄，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顾以为周公、伊尹则不然。洁身徇节，常人为之，不望之于君。君其力疾就会，以惠予一人。将立席几筵，命百官总己，以须君到，朕然后御坐。”又诏袭：“须歆必起，乃还。”歆不得已，乃起。

黄初年间，诏令公卿举荐有独特品行的君子，华歆举荐管宁，文帝就用安车去征召管宁。明帝即位，晋封华歆为博平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合并从前封的共一千三百户，转任华歆为太尉。华歆称病乞求辞官，要把自己的官位让给管宁。明帝没有答应。将要举行朝堂大会时，明帝派遣散骑常侍缪袭奉诏晓谕华歆说：“朕刚刚亲政处理众事，日理万机，常常担心听政断事不明。要依靠有德的大臣，左右辅助朕，然而君却屡次以病辞让官位。考察和选择君主，不在君主的朝中任职，抛弃荣禄，不计较自己的官位，古人中本来是有这样做的，但朕认为对周公、伊尹这样的人来说就不能这样。洁身全节，是常人所做的事，但朕却不希望君这样。君就勉力到会，以此加惠朕一个人吧！朕将站立在几席旁，命令百官全体站立，以等待君到来，然后朕才就坐。”又诏令缪袭说：“要等华歆一定起身前来，才能回来。”华歆不得已，才起身赴会。

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车驾东幸许昌。歆上疏曰：“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臣备位宰相，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惟陛下裁察！”帝报曰：“君深虑国计，朕甚嘉之。贼凭恃山川，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之哉！诸将以为不一探取，无由自弊，是以观兵以窥其衅。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朕敬不忘所戒。”时秋大雨，诏真引军还。太和五年，歆薨，谥曰敬侯。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户邑，封歆弟缉列侯。表，咸熙中为尚书。

太和年间，明帝派遣曹真从子午道进军讨伐蜀国，自己向东进至许昌。华歆上书说：“自从战乱以来，已经二十多年。大魏秉承天意接受帝位，以陛下的圣德，正当像周成王、周康王时代那样地治世。应当继续弘大一代之治，继古代三王的圣迹。现在虽然还有吴、蜀两个贼寇依凭险阻，苟延残命，但如果大魏圣德教化日见兴盛，远方的人感怀德化，便会扶老携幼前来归附。兵器，到不得已的时候才能用，所以要把兵器收藏起来，在需要的时候再使用。臣实在希望陛下先留心于治理的圣道，把征伐作为后一步的事情。况且千里转运军粮，对用兵很不利。翻越险阻深入敌境，也没有打败敌人的必胜把握。比如臣听说今年百姓因为承担兵役徭役，已严重影响了农桑生产。治国的君主以百姓作为根基，而百姓又以衣食作为生活的根本。能使中原没有饥寒的忧患，百姓们没有离乡背井的想法，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吴、蜀二贼自己的内乱，坐着就可以等来了。臣官职在宰相的高位上，但年迈多病，日益沉重，犬马之命即将耗尽，恐怕不能再侍奉陛下了。臣不敢不竭尽臣子的忠怀，希望陛下去裁断明察！”明帝回复说：“君为国家大计深思熟虑，朕非常嘉许。贼寇凭恃山川险阻，武皇帝、文皇帝二祖在前世历尽征伐之劳，尚且未能平定。朕哪里敢自夸，说一定能消灭贼寇呢！不过众将认为如果不试着进攻一下，贼寇不会无缘无故地自己灭亡，所以才出兵显示军威，也借机寻找一下贼寇的破绽。如若灭蜀的天时还没到，像周武王出兵再还师退军，也是可以借鉴的前事。朕不敢忘掉君所告诫的话。”当时正逢秋季大雨，明帝诏令曹真率军退回。太和五年，华歆去世，谥号为敬侯。儿子华表继承爵位。当初，文帝分出华歆的食邑，封华歆的弟弟华缉为列侯。华表，咸熙年间任尚书。

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人也。以通经，拜郎中，除菑丘长。师太尉杨赐，赐薨，弃官行服。举孝廉，辟公府，不应。徐州刺史陶谦察朗茂才。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朗为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曰：“《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会稽太守。孙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策又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策以朗儒雅，诘让而不害。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

王朗字景兴，东海郡郯县人。王朗因为通晓儒家经典，被任命为郎中，又出任菑丘县长。王朗师从太尉杨赐，杨赐去世后，抛弃官位为杨赐服丧。被举荐为孝廉，公府征召，没有去赴任。徐州刺史陶谦举荐王朗为茂才。当时汉献帝在长安，关东诸侯起兵，王朗出任陶谦的治中，与别驾赵昱等人劝陶谦说：“《春秋》之义，想求得诸侯的信任，没有比尽力于王事更好的了。现在天子流亡到了西京长安，应当派遣使节去奉承王命。”陶谦于是派遣赵昱奉送奏章西至长安。天子嘉许陶谦的这番心意，任命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王朗为会稽太守。孙策渡江攻城略地，王朗的功曹虞翻认为自己力量无法抗拒孙策，不如避开。王朗自己认为本身是汉室的官吏，应当保卫城邑，于是率兵与孙策交战，大败，王朗于是从海上乘船到了东冶。孙策又追击到东冶，大破王朗军。王朗就去拜见孙策。孙策因王朗是个儒雅之士，只是责问王朗为何不降，没有杀害王朗。王朗虽然屡屡流离迁移，穷困潦倒，朝不保夕，但收容抚恤亲朋故旧，把多余的东西分给贫乏的人，品行节义著称于世。

太祖表征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初建，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迁少府、奉常、大理。务在宽恕，罪疑从轻。钟繇明察当法，俱以治狱见称。

太祖上表奏请征召王朗，王朗从曲阿辗转于江海之间，一年时间才到达京师。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刚刚建立时，王朗以军祭酒的职位兼任魏郡太守，升任少府、奉常、大理。王朗为政务求宽松仁恕，对有疑问的罪行则从轻发落。钟繇明察案情，执法恰当，王朗与钟繇都以善于审理案件著称。

文帝即王位，迁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劝育民省刑曰：“兵起已来三十馀年，四海荡覆，万国殄瘁。赖先王芟除寇贼，扶育孤弱，遂令华夏复有纲纪。鸠集兆民，于兹魏土，使封鄙之内，鸡鸣狗吠，达于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远方之寇未宾，兵戎之役未息，诚令复除足以怀远人，良宰足以宣德泽，阡陌咸修，四民殷炽，必复过于曩时而富于平日矣。《易》称敕法，《书》著祥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慎法狱之谓也。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路温舒疾治狱之吏。夫治狱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囚；丁壮者得尽地力，则无饥馑之民；穷老者得仰食仓廪，则无馁饿之殍；嫁娶以时，则男女无怨旷之恨；胎养必全，则孕者无自伤之哀；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壮而后役，则幼者无离家之思；二毛不戎，则老者无顿伏之患。医药以疗其疾，宽繇以乐其业，威罚以抑其强，恩仁以济其弱，赈贷以赡其乏。十年之后，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后，胜兵者必满野矣。”

文帝即魏王位时，王朗升任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王朗上书劝谏文帝抚育黎民减免刑罚，说：“自从兵乱兴起以来，已有三十余年了。四海振荡倾覆，天下残破凋敝。依靠先王太祖消灭寇贼，扶持贫弱，抚育孤寡，才让华夏大地又有了纲常法度。在大魏这方土地上，聚集起百姓，使得疆域之内，鸡鸣狗吠的声音，达于四境，百姓高高兴兴，喜遇升平盛世。现在远方的贼寇尚未宾服，征战之事也还没有止息。如果真的能够减免租税徭役，足以招徕远方异国的人们，贤良的宰辅足以宣扬陛下的德惠恩泽，那么田间垄亩都得到修治垦殖，士农工商四民聚集繁荣，一定会再超过前代而富于平日。《易经》称扬敕法，《尚书》著录祥刑。‘一人有可庆的善政，亿万百姓都赖以得福’，就是针对要慎重于刑罚之事说的。从前，汉代的相国曹参把刑法狱讼和集市交易之事托付给后任，路温舒痛恨那些从严审理案件的酷吏。如果审理案件的人能访得真实的案情，就不会有冤死的囚犯；如果健壮成丁的人能在田地中尽力，就不会有受饥荒的百姓；如果贫穷衰老的人能依赖于官府的仓库施给，就不会有人饿死在野外；如果嫁娶能够适时，就不会有男女长期分离的怨恨；如果怀胎和生养一定能保证安全，孕妇就不会有自伤其身的哀叹；如果新生的婴儿一定能免除赋税徭役，婴孩就不会有得不到养育的忧患；如果等壮健以后再服劳役，年幼的人就不会有离家的苦思；如果头发斑白的人不参军从戎，老年人就不会有跌跤摔倒的祸患。用医药治疗百姓的疾病，减免徭役让百姓安居乐业，执行刑罚来抑制豪强，恩惠仁爱来扶贫济弱，赈贷钱粮来赡给贫乏。这样，十年之后，已经成年可以出嫁的女子一定会充街盈巷，二十年以后，能够当兵的人一定会满山遍野了。”

及文帝践祚，改为司空，进封乐平乡侯。时帝颇出游猎，或昏夜还宫。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则饰周卫，内则重禁门，将行则设兵而后出幄，称警而后践墀，张弧而后登舆，清道而后奉引，遮列而后转毂，静室而后息驾，皆所以显至尊，务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帝报曰：“览表，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将帅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至于夜还之戒，已诏有司施行。”

到了文帝称帝，王朗升任司空，晋封为乐平乡侯。当时文帝经常出宫游猎，有时到黑夜才回宫。王朗上书说：“帝王的居所，外边要设置周围的警卫，里边要重视门禁的严守。将要出行，需要先设卫兵，而后再出帷幄；先称警戒，而后再踏上宫殿的台阶；卫兵先张开弓，而后再登上车舆；先清除道路，而后再由人在前侍奉导引而行进；先遮挡住队列，而后再转动车毂；先清静室宇，而后再休息。这些，都是用来显示至尊，务必保持警戒谨慎，垂范礼法和教化的。近日听说陛下出宫亲临捕虎，午后出行，天黑归来，这是违背帝王出行的警跸常法的，也不是万乘帝王至慎的行为。”文帝回答说：“览阅了君的表章，即使魏绛称赞虞人用箴言讽谏晋悼公，司马相如用猛兽来告诫汉武帝这两件事情，都不足以与君相比。现在吴、蜀二寇还没有消灭，将帅们要远征，所以要时常进入原野狩猎以练习武备。至于君提到的夜晚才还宫的告诫，已诏令有关官员参照施行。”

初，建安末，孙权始遣使称藩，而与刘备交兵。诏议“当兴师与吴并取蜀不？”朗议曰：“天子之军，重于华、岱，诚宜坐曜天威，不动若山。假使权亲与蜀贼相持，搏战旷日，智均力敌，兵不速决，当须军兴以成其势者，然后宜选持重之将，承寇贼之要，相时而后动，择地而后行，一举更无馀事。今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无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帝纳其计。黄初中，鹈鹕集灵芝池，诏公卿举独行君子。朗荐光禄大夫杨彪，且称疾，让位于彪。帝乃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诏曰：“朕求贤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称疾，非徒不得贤，更开失贤之路，增玉铉之倾。无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见违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后辞。”朗乃起。

当初，建安末年，孙权刚开始遣使称臣时，正赶上魏军与刘备交战。朝廷诏令群臣商议“应该出兵与吴并力攻打蜀国吗？”王朗建议说：“天子的大军，重于华山、泰山，实在应当先安坐夸耀天威，按兵不动就像大山一样。假使孙权亲自去与蜀贼相持，双方搏斗激战，旷日持久，智均力敌，一时不能分出胜负，将需要我出兵以成对蜀的必胜之势时，然后才可以挑选老成持重的将领，抓住寇贼的要害，选择合适的时机出动，选择有利的地势再进兵，一举成功而不再留下什么后患。现在孙权伐蜀之师还未出动，那么协助吴军的我方也不用先出征。况且眼下雨水正盛，也不是行军动众的时候。”文帝采纳了王朗的建议。黄初年间，鹈鹕鸟飞集在灵芝池上，文帝诏令公卿举荐有特异品行的君子。王朗举荐光禄大夫杨彪，而且自己称病，要把官位让给杨彪。文帝就为杨彪配置吏卒，把杨彪的官位定得仅次于三公。文帝下诏说：“朕向君求贤人还没有求得，君却反而称病了。朕不仅仅没得到贤人，反而自己开了失去贤才的路，带来了辅弼大臣的辞职。这莫非是因为朕‘居住在君子的居室中却出言不善’，有违于君子吗！请君不要再推辞了。”王朗这才起身任职。

孙权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时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婴齐入侍，遂为冢嗣，还君其国。康居骄黠，情不副辞，都护奏议以为宜遣侍子，以黜无礼。且吴濞之祸，萌于子入，隗嚣之叛，亦不顾子。往者闻权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军戒严，臣恐舆人未畅圣旨，当谓国家愠于登之逋留，是以为之兴师。设师行而登乃至，则为所动者至大，所致者至细，犹未足以为庆。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耀烈威，内广耕稼，使泊然若山，淡然若渊，势不可动，计不可测。”是时，帝以成军遂行，权子不至，车驾临江而还。

孙权想要遣送儿子孙登入侍文帝，但却没有来。这时文帝正驾临许昌，大兴屯田，准备举大军东征吴国。王朗上书说：“从前南越王谨守善道，派遣儿子婴齐入侍，后来婴齐就成了南越的嫡子，回国后就做了南越王。康居王骄横狡黠，言行不一，汉西域都护奏议认为应当让康居王遣送儿子入侍，以此来处罚康居王的无礼。况且汉朝吴王刘濞为祸作乱，就缘于朝廷让刘濞送儿子入侍。隗嚣叛乱时，也没有顾惜隗嚣的儿子。以往听说孙权有过遣子入侍的话，但却没有来，现在我方六军戒严，臣恐怕众人不能畅达圣旨，将会说国家恼怒孙登稽留不来入侍，所以为此而兴师。假设伐吴之师出动后，孙登就来了，那么为此所做的举动极大，而所得到的却极小，而且也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假设孙权傲慢不驯，根本就没有入侍的意思，臣恐怕吴国那些未能晓得陛下旨意的人，会同心怀念自己的邦邑。臣认为，应该敕令那些在别处征战的众将，严格奉行禁令，以谨慎约束住自己的部队。这样，对外夸耀天朝雄武的军威，对内广行耕稼农桑之事，使大魏泊然若山岳，淡然若深渊，威势不可摇动，计谋不可揣测。”当时，文帝因为大军已经集结，便率军出发了。孙权的儿子没有来，文帝率大军到达长江后还师返回。

明帝即位，晋封兰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使至邺省文昭皇后陵，见百姓或有不足。是时方营修宫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来，恩诏屡布，百姓万民莫不欣欣。臣顷奉使北行，往反道路，闻众徭役，其可得蠲除省减者甚多。愿陛下重留日昃之听，以计制寇。昔大禹将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用能尽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践欲广其御儿之疆，馘夫差于姑苏，故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国，定霸华夏。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孝武之所以能奋其军势，拓其外境，诚因祖考畜积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自汉之初及其中兴，皆于金革略寝之后，然后风阙猥闶，德阳并起。今当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阊阖之象魏，使足用列远人之朝贡者，修城池，使足用绝逾越，成国险，其馀一切，且须丰年。一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国无怨旷，户口滋息，民充兵强，而寇戎不宾，缉熙不足，未之有也。”转为司徒。

明帝即位，晋封王朗为兰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合并以前封的共一千二百户。明帝派遣王朗到邺城巡视文昭皇后的陵墓，在那里见到百姓们有的还不富足。这时正在营建宫室，王朗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施恩的诏书屡屡颁布，百姓没有不感到欢欣鼓舞的。臣前不久奉命北行，往返于道路，听到还有众多的徭役，其中可以免除省减的很多。希望陛下重新保留废寝忘食勤于政事的治理，以谋划制伏敌寇。从前大禹将要拯救天下最大的忧患，故而先使自己住的宫室卑矮低小，节俭衣食用品，所以大禹能把九州尽数拥有，将天下分为五服。句践想要扩大御儿一带的疆界，把吴王夫差斩首在姑苏，故而也节俭自身和家人，把节俭出来的财富用于国家，所以句践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在中原建立威势，奠定在华夏的霸主地位。汉朝的文帝、景帝也想要弘大祖业，增进世代流传的帝业，故而能抛弃建造百金露台的主意，用身穿弋绨这样粗糙的衣服来显示节俭，对内减少太官用度而不接受臣下的贡献，对外省减税赋而大力发展农桑，所以文帝、景帝为帝时能号称升平之世，刑罚几乎被闲置了起来。汉孝武皇帝之所以能奋扬军队的威势，拓展疆界，实在是因为孝武帝的祖父和父亲蓄积充足，所以才能成就大功。霍去病，是中等才略的将领，尚且能因为匈奴未灭，不肯建造个人的府第。这都说明顾及久远大业的人会忽略眼前的微利，有事业于外部的人会对内部比较简朴。自从汉朝初年至其中兴，都是在战事大体停息之后，然后再让凤阙龙楼交叠环绕，德阳诸殿一时并起。而现在建始殿之前足可用来布列朝会，崇华殿之后足可用来排列内官，华林园、天渊池足可用来游玩饮宴。如果暂且先建成阊阖的观阙，使排列朝贡远人的场地足够使用，修筑城池，使城池足以用来阻绝敌军的逾越，建成保卫国家的防御险地，那么其余的一切，且等到丰年时再说。如果一心以勤耕力农为急务，以演习武备为要事，那么国中就不会有长期分离的夫妻，人口也会滋生繁衍，百姓充足兵势强盛，而寇贼羌戎还不宾服，光辉仍不能普照，那是不会有的。”王朗转任为司徒。

时屡失皇子，而后宫就馆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广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鲜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树圣德，无以相过，比其子孙之祚，则不相如。盖生育有早晚，所产有众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圣，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时矣，而子发未举于椒兰之奥房，藩王未繁于掖庭之众室。以成王为喻，虽未为晚，取譬伯邑，则不为夙。《周礼》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诸经常说，咸以十二为限，至于秦汉之末，或以千百为数矣。然虽弥猥，而就时于吉馆者或甚鲜，明‘百斯男’之本，诚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务广也。老臣㥪㥪，愿国家同祚于轩辕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则不能便柔肤弱体，是以难可防护，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缊袍，不至于甚厚，则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寿于南山矣。”帝报曰：“夫忠至者辞笃，爱重者言深。君既劳思虑，又手笔将顺，三复德音，欣然无量。朕继嗣未立，以为君忧，钦纳至言，思闻良规。”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子肃嗣。初，文帝分朗户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详。

当时皇子屡有夭折，而后宫嫔妃移往别室临产的很少。王朗上书说：“从前周文王十五岁就生了周武王，于是享有十子的福气，并以此增多了姬姓的子孙后代。周武王到老了以后才生了周成王，所以成王的兄弟很少。周武王和周成王这两位王，各自都建立了圣德，无人能够超过，但二人享有子孙的福气与二人的圣德相比，就不相称了。这是由于生育的年龄有早晚，所生的儿子有多少的缘故啊。陛下已兼有这二代圣王的圣德福运，年龄也比周文王生育周武王时要大了，然而像周武王姬发那样的太子却还没有在后宫的椒兰密室中生育，藩王也还没有繁盛于内廷众室。以周武王生成王时来喻比，虽然还不算晚，但若以周文王生伯邑考时来喻比，就不算早了。《周礼》说，天子六宫可有内官一百二十人；而诸经一般的说法，都是以十二名为限。到了秦汉的末年，后宫女官有时就以千百为数了。然而后宫女官虽然越来越多，但与皇上适时到吉馆中相见的却很少。这说明所谓‘百斯男’的根本，实在是在于专心一意，而不仅仅在于贪多。老臣恭谨思量，希望大魏的福运，与生有二十五个儿子的黄帝轩辕氏一样兴隆，现在还未及周文王十个儿子之数，臣为此忧郁。而且臣少小时，常常为被褥太过温暖而愁苦。被褥太过温暖对孩子的柔肤弱体没有好处，所以很难防病护理，容易得病、夭折，而给人留下感慨。如果能常让孩子少小时穿的棉袍不至于太厚，那孩子们就一定都能保持像金石一样强健的体性，就可以寿比南山了。”明帝回报王朗说：“忠义至极言辞就会诚挚，爱心持重语言就会深沉。既劳烦君思虑，又亲手动笔将文辞理顺。君仁德的声音再三重复，朕高兴得无法限量。朕的继承人未立，成为君的忧虑。朕佩服并接纳君的至理忠言，愿意听到君的良言规劝。”王朗著有《易经》、《春秋》、《孝经》、《周官》传，王朗的奏议论记，也都流传于世。太和二年王朗去世，谥号成侯。儿子王肃继承爵位。当初，文帝分出王朗的部分食邑，封王朗的一个儿子为列侯，王朗乞求转封给哥哥的儿子王详了。

肃字子雍。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黄初中，为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骑常侍。四年，大司马曹真征蜀，肃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县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言之前代，则武王伐纣，出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所谓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者哉！兆民知圣上以水雨艰剧之故，休而息之，后日有衅，乘而用之，则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矣。”于是遂罢。又上疏：“宜遵旧礼，为大臣发哀，荐果宗庙。”事皆施行。又上疏陈政本曰：“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禄厚，则公家之费鲜，进仕之志劝。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能之与否，简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设官分职，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后惟龙为纳言，犹今尚书也，以出内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详。《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则备矣，五日视朝，公卿大夫并进，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记》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及汉之初，依拟前代，公卿皆亲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书五人。自是陵迟，朝礼遂阙。可复五日视朝之仪，使公卿尚书各以事进。废礼复兴，光宣圣绪，诚所谓名美而实厚者也。”

王肃字子雍，十八岁时，师从宋忠读《太玄经》，而且为这部书重新作了一部注解。黄初年间，王肃出任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三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太和四年，大司马曹真率军征蜀，王肃上书说：“《前汉书》记有这样一句话：‘从千里外来运送军粮，士兵就会面有饥色；临时打柴然后再做饭，军队就不会常有饱饭吃。’这说的还是在平路坦途行军的情况。更何况对于那些深入险阻、需要凿路而进的军队来说，则军队所付出的辛劳一定还要多出百倍。现在又加上连月大雨，山坡险峻陡滑，士众互相挤迫而无法展开，粮食又运途遥远难以为继，这实在是行军者的大忌。听说曹真率军出发已超过一月，而所行才只有子午谷路程的一半，开凿修道路的工程，战士们要全部参加。这样贼兵一方正好可以以逸待劳，这是兵家所害怕的事情。说到前代，则有武王伐纣，率军出关又返回的事情；论到最近的事，则有武皇帝、文皇帝南征孙权，兵临长江却没有渡过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所谓顺应上天，知晓时务，通于权变的例证吗！人们知道圣上是因为雨水太大艰巨难行的缘故，才让大军退回休息的，日后敌军有破绽时，再乘机用这些将士出征，这就是所说的‘让人们对犯难的事情高兴后，他们就会舍生忘死’。”于是撤回征蜀部队。王肃又上书说：“应当遵循旧有的礼制，为去世的大臣发丧举哀，向宗庙进荐果品。”这些事都得以施行。王肃又上书陈为政之本一事说：“现在应当除去没有实事可干的职位，减免不是急需的俸禄，停止不劳而食的费用，合并从容悠闲的官员。要使得凡是官员一定有职守，有职守就要承担所管的事务，承担事务就享受俸禄，用国家的俸禄代替在农田中的耕作，这是自古以来的常式，也是当今所应当施行的制度。官额少而俸禄优厚，那样公家的费用就会减少了，人们入仕为官的志向也得到了鼓励。人们就会各自施展才智能力，而不会相互依靠了。让人们口头奏陈各自的政绩，然后明察人们的实际功效，人们的贤能与否，都存在于帝王的心中。所以唐尧、虞舜的设官分职，是向公卿们申明任命，让各人忠于自己的职守，然后只任命龙一个人为纳言官，就好像今日的尚书，专掌传达帝王的诏命而已。夏代和殷商设官分职的情况已经不大清楚。《尚书·甘誓》说‘六事之人’，这说明六卿也是掌管职事的人。《周官》的记载则已比较详备：天子每五日一临朝，临朝时公卿大夫一同进入朝堂，而由司士来认定公卿大夫的位置。其《考工记》说：‘坐在那里讲论国家治理大事的，称之为天子诸侯；起来执行政令的，称之为士大夫。’到了汉朝初期，仍依仿前代的旧制，公卿们都亲自带着政事入朝。所以汉高祖可以亲自追回入而复返的周昌，汉武帝远远地批准汲黯的奏章。汉宣帝诏令公卿们五日一朝见，汉成帝时才开始设置尚书五人。从此以后，公卿五日一朝见的制度废弛，天子升朝的礼仪于是短缺。现在可以恢复古代五日一临朝的礼仪，让公卿、尚书们各以所掌的职事奏报。这样，废弛已久的礼制得以复兴，帝王的圣业得以延续光大，这实在是人们所说的名声美好、效果实惠的事情啊！”

青龙中，山阳公薨，汉主也。肃上疏曰：“昔唐禅虞，虞禅夏，皆终三年之丧，然后践天子之尊。是以帝号无亏，君礼犹存。今山阳公承顺天命，允答民望，进禅大魏，退处宾位。公之奉魏，不敢不尽节。魏之待公，优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榇殓之制，舆徒之饰，皆同之于王者，是故远近归仁，以为盛美。且汉总帝皇之号，号曰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则皇是其差轻者也。故当高祖之时，土无二王，其父见在而使称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赠终，可使称皇以配其谥。”明帝不从，使称皇，乃追谥曰汉孝献皇帝。

青龙年间，山阳公去世，他是原先的汉献帝。王肃上书说：“从前唐尧把帝位禅让给虞舜，虞舜把帝位禅让给夏禹，都是为前任帝王服完三年之丧，然后才登上天子之位的。所以旧君的帝号没有什么亏损，尊敬旧君的礼仪也还都存在。现在山阳公承顺天命，顺从万民的愿望，把帝位禅让给大魏，本人退居宾客的位置。山阳公侍奉大魏，不敢不尽臣节。大魏对待山阳公，优厚尊崇而不把山阳公当做臣子。到了山阳公去世以后，棺榇殓葬的规制，车舆侍从的服饰，都与帝王相同。所以远近都归心于大魏的仁德，认为这是一件盛美的事情。而且汉代总合帝、皇之称，号称皇帝。有时被别称为帝，而没有被别称为皇的，那么皇、帝二字相比，皇的分量是稍稍轻些的。故而在汉高祖时，一国之内没有两个帝王，汉高祖的父亲在世时，就称他为皇，明确表示没有一国两个帝王的疑问。况且这乃是对山阳公死后的追赠，可以让山阳公称皇以配成他的谥号。”明帝没有听从王肃的建议称山阳公为皇，于是追赠山阳公的谥号为汉孝献皇帝。

后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景初间，宫室盛兴，民失农业，期信不敦，刑杀仓卒。肃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极，生民无几，干戈未戢，诚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迩之时也。夫务畜积而息疲民，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穑。今宫室未就，功业未讫，运漕调发，转相供奉。是以丁夫疲于力作，农者离其南亩，种谷者寡，食谷者众，旧谷既没，新谷莫继。斯则有国之大患，而非备豫之长策也。今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显阳之殿，又向将毕，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诚愿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取常食廪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有三百六十万夫，亦不为少。当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馀，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仓有溢粟，民有馀力：以此兴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区区之晋国，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虽将降，顾信而归，用能一战而霸，于今见称。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有司徒营其目前之利，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以后，倘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宁复更发，无或失信。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谓为仓卒。故愿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钧其死也，无使污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孟轲称杀一无辜以取天下，仁者不为也。汉时有犯跸惊乘舆马者，廷尉张释之奏使罚金，文帝怪其轻，而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之，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为大失其义，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言犹不戏，而况行之乎？故释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陈“诸鸟兽无用之物，而有刍谷人徒之费，皆可蠲除”。

后来王肃以常侍的职位兼任秘书监，又兼任崇文观祭酒。景初年间，大肆兴建宫室，百姓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服役的时间期限不能履行，刑罚杀戮率意而行。王肃上书说：“大魏承帝业于百王的末期，幸存下来的百姓本来就没有多少，战乱又久久得不到止息，实在是应当让百姓休息，并惠赐给百姓以远近安静环境的时候。现在要想尽力于蓄积财物而让疲惫的百姓休息，在于减免徭役而让百姓勤于农桑。现在建筑的宫室没有完工，统一天下的大业也没有完成，漕运调发，转运供奉。所以服劳役的壮丁疲于劳作，农民纷纷离开了自己的耕田。种粮的人少，吃粮的人多，陈粮已经吃完，新粮却接续不上。这是国家的大祸患，而不是早作预备的良策啊！现在正在劳作的人役有三四万人，九龙宫已经可以安居陛下的圣体，那里面也足以置列六宫妃嫔了，而显阳殿又即将竣工，只有泰极殿的前边，所余的工程还比较大。眼下时节正日近严冬，疾病很可能会在役夫中流行。臣实在希望陛下能发仁德之声，赐下英明的诏令，深深地怜悯役夫们的疲劳，多多地同情众百姓贫困不足，只留下平常食官粮的士兵，另外非急要之务的劳役人丁，选择其中强壮的，保留一万人，让这一万人丁干完一年就可更换。这一万人丁知道自己休息和被人替换都有日子了，就没人不高兴去做事，劳苦也不会有怨言了。合计一年也有三百六十万个役夫在做工，数量也不算少了。本当一年完工的工程，且准许工程三年完成。分别发遣其余的役夫，让役夫都回家务农，这是消除贫困的好办法。这样仓里就会有充足的粮食，百姓就会有剩余的人力：用这种办法去兴功建业，什么功业建立不了？用这种办法去推行教化，什么教化推行不成？对人民讲信用，这是国家的大宝啊！孔子说：‘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如果百姓对政府缺乏信心，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像区区的一个晋国，小小的一个重耳，想要使用百姓，要先向百姓显示信用，所以原国的人虽然即将投降，但重耳顾及信用还是先将军队后退一舍之地，所以能一战成就霸业，至今还被人称颂。前些时陛下将要巡幸洛阳，征发百姓修建行营，有关官吏当时命令建成行营后，这些百姓即可结束劳役返回。可是行营建成后，又贪图使用这批劳动力，不肯及时让这批百姓走。有关官员只知营求眼前的利益，不顾及治理国家的根本。臣愚见以为，从今以后，倘若再要使用百姓，应当申明有关的命令，让官府必须如期遣返。如果下面还有别的事，宁可再征调一批百姓，也不要失信于民。大凡陛下临时要判处死刑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是应该死的人。然而天下百姓不知详情，说是陛下仓促之间判人死刑。故而臣希望陛下对于这些罪吏要公开罪行。同样都是让罪吏死，但不要让罪吏玷污了朝廷的仁德，而被远近的人所疑虑。而且人命最为重要，杀起来容易，活过来难，人的气断了是无法再接续的，所以圣贤很重视生命。孟轲称，如果用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取得天下，仁德的人是不会做的。汉代时有冒犯警跸惊了皇帝乘舆马的人，廷尉张释之的陈奏是让犯人交纳罚金，汉文帝怪张释之判得太轻，但张释之说：‘当犯事的时候，皇上让人杀了也就算了。现在将犯人交付廷尉，廷尉是天下审案齐一的标准，廷尉如果一倾斜，天下人行使法令都会以此来做标准，百姓还往哪里置放手足呢？’臣认为张释之这段话大失臣子的道义，不是忠臣所应当陈奏的。廷尉只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可以失去齐一的标准，难道天子本身，却反而可以迷乱而随意杀人吗？张释之看重自己能否按法律行事，却轻视君主能否按法律行事。张释之对君主太不忠诚了。周公说道：‘天子不说开玩笑的话。天子说话史官就要记录下来，乐工就要朗诵起来，士人就要称颂起来。’说话尚且不能儿戏，何况是做事呢？故而对张释之所说的话不可不察，对周公的告诫也不可不遵奉。”王肃又陈奏说“诸般鸟兽等没有用的东西，却还要在鸟兽身上花费草料粮食人力，都可以免除”。

帝尝问曰：“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言：‘帝者，谛也。是帝欲不谛。’当何得不死？”肃对曰：“但为言失逆顺之节。原其本意，皆欲尽心，念存补国。且帝者之威，过于雷霆，杀一匹夫，无异蝼蚁。宽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广德宇于天下。故臣以为杀之未必为是也。”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明帝曾经询问说：“汉桓帝时，白马县令李云上书说：‘帝，就是细察详审的谛。现在天下这个样子，是皇帝不想细察详审。’当时李云怎么才能不被赐死呢？”王肃回答说：“李云说话只是失了人臣说话逆顺的小节。推原李云的本意，都是想要尽尽忠心，心思放在为国家弥补过失上。况且帝王的天威，胜过雷霆，要杀一个平民百姓，与杀死一只蚂蚁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宽容赦免李云，可以显示汉桓帝能容纳臣下的直谏忠言，推广自己的仁德胸怀于天下。所以臣以为杀李云不一定对。”明帝又问道：“司马迁因为受了宫刑的缘故，内心怀有怨恨，所以他著《史记》时非议贬低汉武帝，让人切齿痛恨。”王肃回答说：“司马迁记史事，不虚假地赞美谁，也不隐瞒谁的过恶。刘向、扬雄都心服司马迁善于叙事，具有优良史官的才能，称司马迁的记叙为实录。汉武帝听说司马迁撰述《史记》，就索取汉景帝以及自己的本纪来阅读，看后大怒，就把这两篇都削砍后扔掉了。至今这两篇本纪都只有目录而没有内容。司马迁后来遇上李陵的事，于是汉武帝将司马迁下蚕室受了宫刑，这说明怨恨在汉武帝那里，而不在司马迁那里。”

正始元年，出为广平太守。公事征还，拜议郎。顷之，为侍中，迁太常。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论及时政，肃正色曰：“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爽闻之，戒何晏等曰：“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坐宗庙事免。后为光禄勋。时有二鱼长尺，集于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其后果有东关之败。徙为河南尹。嘉平六年，持节兼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城。是岁，白气经天，大将军司马景王问肃其故，肃答曰：“此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则天下乐安者归德，唱乱者先亡矣。”明年春，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景王谓肃曰：“霍光感夏侯胜之言，始重儒学之士，良有以也。安国宁主，其术焉在？”肃曰：“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景王从之，遂破俭、钦。后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薨，门生缞绖者以百数。追赠卫将军，谥曰景侯。子恽嗣。恽薨，无子，国绝。景元四年，封肃子恂为兰陵侯。咸熙中，开建五等，以肃著勋前朝，改封恂为氶子。

正始元年，王肃出朝任广平太守。后因公事被征还，任命为议郎。不久，出任侍中，升任为太常。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人。王肃与太尉蒋济、司马桓范论及时政，王肃严肃地说：“这些人就是弘恭、石显一类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曹爽听说，告诫何晏等人说：“诸君应该都谨慎些！公卿已经把诸位比作前世的恶人了。”王肃因为宗庙的事犯罪而被免职。后又出任光禄勋。当时有两条鱼长一尺，集聚在武库的屋顶上，有关官吏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王肃说：“鱼本来应该生长在潭渊中却高高跃到了屋顶上，这是带甲鳞的东西要失去了自身应在的地方。边将恐怕要发生丢盔弃甲的突然事变吧？”此后果然有东关之败。王肃改任河南尹。嘉平六年，王肃持节兼任太常，奉天子车驾到元城迎请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这一年，有一道白气直贯天空，大将军景王司马师问王肃这是什么缘故，王肃回答说：“这是蚩尤的旗帜，东南方是要有兵乱了吗？君如果修身以安百姓，那么天下乐于安定的人就会归顺君，而倡乱的人就会先败亡了。”第二年春天，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叛，景王司马师对王肃说：“霍光感念夏侯胜的话，开始看重儒学之士，是大有道理的。安定国家，使主上安宁，应该用什么办法呢？”王肃说：“从前关羽仅率荆州的兵众，就在汉水之滨降服了于禁，于是有向北争夺天下的志向。后来孙权袭取关羽将士的家属，关羽的军队一下就瓦解了。现在淮南从叛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在内地各州，只要赶紧派人前去防守护卫，使这些人不能到前方投向叛军，叛军就一定会出现像关羽那样的土崩瓦解之势。”景王司马师听从了王肃的建议，于是消灭毌丘俭、文钦叛军。后来王肃升任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增加食邑三百户，合并前边封的共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王肃去世，穿着缞绖丧服为王肃服丧的门生数以百计。朝廷追赠王肃为卫将军，谥号为景侯。王肃的儿子王恽继承爵位。王恽去世后，没有儿子，封国取消。景元四年，朝廷封王肃的儿子王恂为兰陵侯。咸熙年间，开建五等爵制，因为王肃在前朝曾建立过卓越功勋，改封王恂为氶子。

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馀篇。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著书十馀篇。自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

当初，王肃喜爱贾逵、马融的学说，而不爱好郑玄的学说，王肃汇集诸家经解的异同，给《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氏传》作了解释，又撰定了父亲王朗所作的《易传》，都列在学官的课程之中。王肃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等方面的文章，一共有百余篇。当时乐安人孙叔然受学于郑玄门下，人称东州地区大儒。朝廷征召他为秘书监，孙叔然没有赴任。王肃编集《圣证论》一书讥刺批评郑玄，孙叔然写文章给予批驳并作解释。孙叔然还作过《周易》、《春秋例》，并为《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书作注，又著书十余篇。自魏国初年不肯应朝廷之召的隐士敦煌人周生烈之后，明帝时代的大司农弘农人董遇等人，也遍注经传，在世上都很流行。

评曰：钟繇开达理干，华歆清纯德素，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

评论：钟繇开明通达，治术干练；华歆清廉纯洁，仁德高尚；王朗学识渊博，富有文才，确实都是一时的伟人。魏室初建，这三人开始登上三公之位，真是兴盛啊！王肃坦诚正直，博见多闻，能继承父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