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白鹤的化身》

白鹤的化身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海军航空队袭击了珍珠港，几乎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开始了进攻马来半岛。之后，部队南下直指新加坡，十二月十日占领了关岛，二十三日占领了威克岛，二十五日占领了香港。一九四二年一月占领了马尼拉，二月十五日新加坡沦陷。慰问袋的寄送越来越多，我的照片也一路畅销，寄给我的军事邮件从来自中国大陆扩大到整个亚洲。有的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陆海军士兵给我寄来敌对国美国的商品，诸如一块力士香皂或MITCHELL口红。也许是部队移动频繁或者因为是敌对国的商品的缘故吧，包裹没有寄件人的落款，只有诸如“来自南方的一名士兵”、“新加坡昭南中尉”等字样的落款，这让我无法寄回礼答谢对方。

当时的日本实行统治统管制度，要什么没什么。MITCHELL口红成了我的一个宝贝，我把力士香皂藏在化妆柜的抽屉里，时不时拿出来偷偷闻一闻。

军队纪律严格，士兵们军务繁忙，用自己的军俸买来香皂和口红，包装成小包裹，送给既不是恋人也不是姐妹的我，这份礼物里面到底蕴含了他们怎样的一份心思呢？

东条英机首相的军人政治的势力也延伸到电影界。制片厂里经常出现身穿军装，佩带军刀的陆军将校。因为真刀沉重，导致他们走路有点失衡，看起来非常有震慑力。但是，相比之下，电影明星佩带竹子制造的军刀要更加“英姿飒爽”。

有一天，在制片厂进行了一场绝对保密的试映会，是日本陆军在南方战场上缴获的电影的特别公演。试映室里面的门被死死反锁，几名军人也加入观看试映。两部电影是当时日本禁止放映的美国片，分别是我生平第一次观看的彩色影片《乱世佳人》以及沃特·迪士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幻想曲》。我不知道军方是出于何种目的进行试映，但是对影片留下了深刻印象：《乱世佳人》的女主人公费雯丽的美丽、故事情节的欢快有趣，《幻想曲》中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

我在黑暗中兴奋不已，不断被感动、被震惊。在两部电影放映的五个多小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营养”浸润我的全身带给我的快感，使我忘了自我，忘了时间，也忘记了战争。试映结束后，门被打开，我走入天色渐渐变暗的户外，仿佛听到有人在小声嘀咕，仿佛又像是自己在小声自言自语：“和制作出这种影片的国家交战，可真不明智啊！……”

电影人原本就血气方刚，如果当时没有陆军将校在场的话，真不知大家会吐出怎样一些话来。对电影赞不绝口、深受感动的可不止我一人。绝密试映会上，制片厂厂长、董事、制片人、数位导演等极其有限的电影相关人员围着几位军人而坐。我不知道是出于何种目的秘密进行这场试映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姑娘也会参与进去，肯定是巧合，有人出于好意把我也带了进去。

《乱世佳人》这部电影在战后上映了两三次，每次都刷新票房纪录，深入人心，至今它依然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我感兴趣的是：那时一起观看试映片的军人们是怎么想的？这是一段让我难以忘怀的记忆。

伴随着战争时局的变化，我拍摄的电影的题材越来越窄，但是工作仍然忙碌，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每年我都拍摄了六部电影。此前，不知是顺应时代潮流，还是因为受到强制，本以拍摄“文艺片”为招牌的东宝电影公司也制作了大量战争相关题材的影片。一九四二年，东宝制作了二十二部作品，其中四部是战争片：《南方归来的人》、《南海花束》、《天鹰凯歌》、《夏威夷马来海战》。一九四三年，东宝制作了《望楼决死队》和《前进吧！独立旗》等六部电影。一九四四年东宝制作的十二部电影中，有七部是关于“战争士气昂扬”、“击败英美”的战争题材影片。

《南方归来的人》这部影片虽说是战争片，但是并不粗暴，原本是剧作家菊田一夫为古川绿波新创作的一部舞台剧，讲述了一名从南方回来的中年男子和一名曾是自己恋人的寡妇之间的爱情浪漫故事，是一部雅致细腻的作品。舞台剧起用了来自宝塚歌剧团的园井惠子饰演美丽的寡妇，我饰演绿波女儿的女学生，在日比谷的有乐座剧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公演。虽然该剧以战争为背景，但描述了中年男女间的爱情，乍一看故事情节很简单，但是反而抚慰了战时人们不安的心，公演获得了一片称赞声。之后，东宝立即制作了该剧的电影版，影片中的寡妇由入江高子扮演。

在《四次结婚》（一九四四年，东宝）中与入江高子合照

入江高子、原节子和山田五十铃是日本电影史上公认的三大美女。其中，入江高子是东坊城子爵的千金，兼具美貌、修养和人品三者于一身，是位绝代佳人。出生于具有爵位的显赫高贵门第，身为贵族的她竟然从事被称为“河滩乞丐”的演员这一职业，在电影画面中抛头露面，在我们常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想而知，她的选择遭到了周围人的坚决反对。

对于各种争议心痛不已，始终下不了决心的并不是悠然自得的入江高子，而是在宫中当女官的她的姐姐敏子。敏子意外遇见了一个救星，这就是大正天皇的皇后。贞明皇后只说了一句话：“为什么不能当演员？……职业没有贵贱之分。”这句话平息了风波，造就了女演员入江高子。

从我进入东宝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良人的贞操》到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那天仍在拍摄的《直逼美国》为止，我和入江高子共同合作了七部电影。我们两人差异悬殊，一个是温文尔雅、有教养的名门千金，一个是出生于贫穷人家，没有教养的野丫头，但是我们两人很投缘。在东宝工作期间，我和入江高子总是形影不离。合作拍片时，我就像一只忠实的小狗一样伴在她的身边，她也像姐姐般疼爱我。

战后不久，作为美国驻军的专用娱乐剧场，现在的东京宝塚剧场被征收，改名为“厄尼·派尔”。厄尼·派尔本是一名美国战地记者，在冲绳战役中阵亡。我不知道是谁把东宝剧场更名为“厄尼·派尔剧场”，当我从一个第二代日裔美国人那里得知了一些关于厄尼·派尔的事迹后，我似乎感受到了美国人的善良和率直。在日本没有一个剧场是用人名来命名的。

作为战败国，日本有义务向战胜国美国贡献贡物和提供娱乐享受。接到国家命令，东宝计划在“厄尼·派尔剧场”为美国士兵提供娱乐表演节目。我也要作为一名歌手登上舞台。但是，让人为难的是，我没有表演服。战败前，卡车运走的疏散物资在宇都宫遭到空袭，我所有的东西都被烧为灰烬，成城家中剩下的衣服只有裙裤和睡衣。站在美式大型乐队前，我不可能穿裙裤和木屐去表演，又不可能买到做连衣裙的布料。入江高子看到我快急哭了，于是拆开一件闪光色的雨衣，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亲手给我缝制了一件长连衣裙。记得那晚制片厂里夜深人静、空无一人，身穿浴衣的入江高子坐在自己的房间化妆镜前的灯下，一针一针缝制着，她宛如白鹤的化身，美丽动人。我看着她的侧影，静静地等待着她做好连衣裙。

我曾经观看过由木下顺二创作的一部歌剧《夕鹤》，其中有一个场景：一位名为“御通”的女子化身为白鹤，拔下自己的羽毛，一心一意地用羽毛编织绫罗绸缎。我看到这个场景时，突然想起战后不久，拆掉自己的雨衣为我缝制连衣裙的入江高子那美丽动人的侧影。

对于入江高子的记忆，数不胜数：蹲在浴室炉口前生火烧水的入江高子；在厨房切菜的入江高子；细致地帮我整理穿着的入江高子；午饭饿着肚子，等我拍摄结束的入江高子；用手指测量我粗粗的脚脖子，满脸为难表情的入江高子。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耗费几个小时为我缝制连衣裙，她那长长低垂的睫毛，宛如白鹤化身的美丽动人的侧影。

海风吹来，吹动停靠在海边那帆船的帆，如果有情，请告诉我，我的姐姐，在哪里等着我？

这首歌出自一九四三年上映的影片《鸦片战争》的主题曲。导演是牧野正博，林则徐由歌舞伎演员市川猿之助扮演，英国人由头戴红色假发的青山杉作和铃木传明扮演，原节子和我扮演姐妹。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穿着入江高子亲手缝制的连衣裙

我扮演的是一个盲人，不能眨眼睛让我拍得很是辛苦，越是告诉自己不能眨眼睛，结果反而越想眨。在《鸦片战争》这部电影中，我与优秀演员丸山定夫合作，使我受益匪浅。一九三九年，我曾和丸山定夫在《我们是教官》中扮演父女，但是那时我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还不懂得他的演技的细腻。在《鸦片战争》中，丸山定夫扮演一名鸦片中毒的流浪者，让我懂得了“这就是所谓的艺术”。继杉村春子之后，丸山定夫成了又一名我尊敬的知名演员。然而，在那之后不到三年，丸山定夫便去世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丸山定夫在广岛进行慰问演出时，遭受到原子弹的袭击，在寺庙的水井旁不断地被水淋着，最终还是喊着“烫！烫！”悲惨地死去。

在《南方归来的人》中一起合作过的园井惠子也是在剧场巡回演出地广岛遭受到原子弹袭击，在神户朋友的家中病倒，她每次梳头都哭着说：“头发全掉了！头发全掉了！”不久，便再也没能回来。

一九四二年五月，政府颁布了回收金属的命令。从城镇村落到家里的厨房，所有的金属，特别是铁制品都必须上交。寺庙的吊钟、佛具、铜像，学校的火炉、锅子、茶壶、菜刀等物品必须强制上交，人们一边小声唠叨着：“竟然用这些东西来造子弹和军舰，日本要完了。”一边眼睁睁看着金属制品被装上两轮推车和卡车从眼前消失。到了八月份，政府又下令了，为了防范美军的空袭，每家每户都要挖一个“简易避难所”，即“防空洞”。租户市川昆和制片厂的人在我成城家的小院子里，挖了个约六平方米的防空洞，上面盖上废旧薄铁皮和胶合板，再铺上薄薄一层土，尽管美军的炸弹并不是很强大，但还是让人无法相信这可以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没有院子的人家则在公园或人行道上挖细细长长的避让壕，为了防止火势蔓延，木制结构房屋被强行拆除。所有的灯罩必须遮盖黑色覆盖物，窗户要挂黑布窗帘，窗户玻璃要用裁成细条的和纸贴成“米”字形，就如同苎麻叶子的纹路一样，说是这样可以防止爆炸冲击波造成玻璃四处飞散。为了应对空袭，还举办了学习捏饭团的宣讲会，以家庭主妇为代表的女人们都被发动起来。为了对付乘降落伞着陆的美军飞行员，老人们认真地制作弹弓和竹枪。这不是一些荒诞的故事，在过去的的确确发生过。

男人们必须入伍，否则的话就是逃兵役，逃亡者必须判处极刑—“死刑”。文科学生兵役召集延期制度被废止，学生出征战场的队伍浩浩荡荡。身挂白色斜肩带的大学生们看起来威风凛凛，精神抖擞。但是，在《日本阵亡学生手记》这本遗稿集当中，记满了一群未满二十五岁的年轻学生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声，读后实在是让人心痛。

寄宿在我成城家中的二哥隆三也于这年大学毕业，二十三岁就当了一名日本海军航空队士兵。人们疯传着“东京危机”的消息，女人、孩子和老人开始被隔离。我的弟弟孝市郎从旭川养父母身边来到我家，我的养母承诺供他读完大学。这年，孝市郎已经上到初中，他适应了东京的生活，随着他的成长，不仅无法给养母解闷儿，反而棘手得无法应付。我们母女也无力引导一个争强好胜的初中生。养母后悔了把他带在身边，后来以战争为由，让孝市郎回到了旭川养父母的身边。

一九四四年，继东京第一次受到美军B—29轰炸机的空袭后，美军不分昼夜地对东京进行狂轰滥炸，不断投放炸弹和燃烧弹。当抬头看到一两百架B—29轰炸机那如同一群大鲨鱼的白肚皮般的机腹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制作的弹弓和竹枪是多么可笑。要说稍微有点作用的也许是防空头巾。夜间空袭时，照明弹把街道照得如同白昼，成千上万的人有的被炸弹击中，被炸得无影无踪，有的被冲击波吹跑，有的被燃烧弹烧成骷髅。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在广岛投放了原子弹，可怕的蘑菇云下方，二十多万条生命瞬间化为灰烬，八月九日美国在长崎也投放了原子弹，最终日本彻底投降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战争的“战中派”来说，八月十五日的早晨，当时在何处？以何种状态收听天皇的广播？都会对在那之后的生活方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那天，我在航空基地——千叶县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