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初会木下惠介》

初会木下惠介

我差点被青柳以三百万日元的价码卖给了松竹电影公司。细想起来，这件事确实太蹊跷，太滑稽，这件事也说明了电影界做事是何等轻率、何等马虎。且不说如果制片人也是松竹电影公司的话，情况会怎样，松竹电影公司的人竟听信了新东宝的制片人青柳的话和印章，支付了三百万日元这么一笔巨额演出费，而青柳也不怕事情很快会败露，策划出这么一出戏来。在收到《破鼓》剧本之前，青柳从没有跟我商量过到松竹拍片的事。或许，他想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到时再从这笔钱中拿出一点给我，剩下的就由自己自由支配吧……当然，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只是我的臆测，我痛恨青柳，但更让我不知所措的是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破鼓》的剧本已经完成，这意味着影片马上就要开拍。当时我想，与其绕弯子托人探听，不如自己直接去找木下惠介本人谈谈，或许问初会木下惠介写作背景决得会快些。于是，我立刻给木下惠介打了电话。我们虽是电影界同仁，但这样做还是有些失礼。

“我有件特别急的事，想见见您，跟您谈谈。”

出乎我的意料，木下惠介的态度很客气。

“那好。我明天要去银座考察外景，中途我腾出时间，咱们聊聊。”

第二天，我和木下惠介在银座的一家叫“花马车”的西餐馆里见了面。初次见面，我们匆匆寒暄了几句。我把出演影片《破鼓》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木下惠介听，他一脸吃惊状，好像事情和他无关一样，满不在乎地说道：

“这么预兆不好的工作就不要做了！你不感到难受吗？”

我本来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心想他可能会说一些让人不快的话，他的话让我愣住了，我直愣愣地盯着他的脸。从他的这句话看来，事情无疑可以解决了，但是，我一想到因为这件预兆不好的纠纷导致我和木下惠介导演错失合作的机会，还是觉得非常遗憾。他又微笑着对我讲：

“你说的事，我很理解。这部片子完了之后，我为你写个剧本。到时候，我直接给你打电话。你如果中意剧本，就由你来演。”

木下惠介说完后，看了看手表，然后站起身来。此时，“花马车”餐馆门口已经有三四个人在等他。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是木下摄制组的工作人员。

我还没来得及说句感谢或道歉的话，木下惠介已经像阵风似的消失了。我们的告别也是如此简单，我叹了口气，心想：

“刚才他说的那一席话，多半是为了安慰我的吧……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女演员，直接向影片导演提出拒绝出演，这太失礼了！……他肯定是不高兴的。我越级直接跟他面谈，真是太愚蠢了！”

我慢慢起身，站了起来，对自己说：“就这样吧！”我重新振作了精神，向新东宝公司社长室走去。

当时，新东宝公司的社长是佐生正三郎。他听完我的话，“嗯”了一声，然后双臂抱在胸前，对我说：

“青柳君今后还要像个男子汉继续他的工作，而你呢，即使把青柳君质问得张口结舌，又能怎么样？现在，由我来好好处理，你回家在二楼避开一个星期，这件事情被外边的人知道了，可就不好了。”

仔细想想，我并不是为了伤害或断送青柳的前途才到处奔走的，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却被逼到“不得不去做”的地步，我只是出于自怜，感到有点惊慌失措而已。

我认为，青柳信雄这个人并非本性很坏，正因为不是坏人，所以会愚蠢到这么快就露出马脚。

后来，我辞去新东宝电影公司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演员的时候，他为了表示“演出报酬支付不足的歉意”，曾为我改建住房支付的那笔费用，则被留下来视作我的借款。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我的演出报酬，在会计账面上注明已全部支付完毕。那笔钱到底到哪里去了，事情是很明显的。事到如今，旧话重提，已无济于事。与其发牢骚抱怨，不如反省自己的愚蠢，竟然上了他花言巧语的当。

我听从了佐生正三郎的话，从那天起便把自己关在家里的二楼（和黑泽明事件一样，这次《破鼓》事件的处理，也是让我躲在二楼）。一天早上，我在二楼翻看早报，忽然一个新闻标题让我大吃一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由地大叫了起来：“嗯？ ！”报道标题是：“拒绝出演《破鼓》的高峰秀子，已逃到轻井泽的山里避风头。”真是胡说八道！我的确不愿出演一部影片，但有必要逃走吗？另外，为什么非要逃到轻井泽去躲起来呢？谣言真是越来越莫名其妙！一个星期过后，我不是从轻井泽的山上，而是从自己家的二楼上走了下来，径直奔到了新东宝公司的社长室。据说，原本我演的那个角色改为小林寿子来演，另外，决定由青柳每月分期偿还松竹电影公司的借款。虽说社长不是“远山的阿金”，但这件事总算尘埃落定。

前面我曾写到过：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这两年，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个人生活上，都是我一生中最忙的两年，忙得连我自己都不愿再去回忆当时发生的那些事，趁我还没忘记，就赶紧再把一件事情整理一下。

后来我买下了摄影师早田雄二告诉我的今井町那块土地，我每天心情忧郁，该怎样向养母宣告分开住这件事情，到底由谁去和养母说呢？仅仅因为一颗钻石，就用一把大椅子砸我，如果我说要分开住，那肯定要拿菜刀来对我了。别人也许会嘲笑这是多么愚蠢，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我感到了生命危险。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这种事是无法托人去解决的。就在我烦恼不堪，犹豫不定到底该在什么时候跟养母摊牌时，一天，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我和养母对坐着吃晚饭，养母的态度特别奇怪，和输了麻将或被男朋友甩了时的样子迥然不同。她动作迟钝，一边观察我的视线和表情，但实际上态度气势汹汹，明摆着在生我的气。吃完饭后，茶端上了桌子，女佣回到厨房后，养母立即脸上浮现出浅浅的嘲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开口说道：

“听说你想和我分开住？”我心里“咯噔”一下，由于太出乎意料，一时语噎。

“刚才平尾来了，他说会把这个房子给我，让我一个人回北海道，你和平尾是策划好了吧！”

养母有时会出其不意地、巧妙地套出对方的真话，但是，当时养母那焦虑烦恼的表情和急促的气息非同一般，绝不是假装出来的。这时，我很害怕，怕养母的歇斯底里可能再次发作，但是比起害怕，更多的是震惊。我的确在后援会事务所拜托了平尾给我筹措一笔钱以购买今井町的地皮。但是我并没有拜托他和养母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想象我和养母之间的矛盾，擅自来见养母的。

养母怒目圆睁，像以前那样突然提高了嗓门，这样一来，任何解释都没有用了。家里没有其他声响，只听到养母的哭泣声、喊叫声和谩骂声，养母狂怒般哭诉着。就这样，我答应了和养母一起搬到今井町住……呜呼哀哉！

接下来，还是重新回到电影这个话题吧。

日本战败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四六年以后，日本电影作品的倾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常言道，电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在我四十多年的影坛生涯中，日本电影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而几度发生变化。在日本电影史上，不仅有大量拍摄爱情片和喜剧片的时代，而且还有音乐剧和武打片盛行的时代；既有惊悚片和魔幻片流行的时候，又有催泪电影和任侠片大受欢迎的时候。这些变化真实反映了当时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和兴趣取向。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认为，过去这两三年开始，日本的电影和文艺演出界出现了一种我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最坏”的倾向：差劲的电视剧、低级的喜剧片和色情片泛滥。记得一九三三年时，我国影坛也曾流行过色情、离奇和无聊的影片。但是，若与现在的影片相比，其糟糕程度，可谓小巫见大巫。

现在，日本社会已变成一种病态社会。因此，整个社会得病了，日本的电影也处于疾病治疗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丧失了魅力和可看度，变得粗制滥造、乌七八糟。电影演员萎靡不振，摄制工作人员也失去了干劲和自豪感。这样，当然不可能摄制出好的作品。以前那些走在时代前列，想创造新时代的电影剧作家们，如今究竟都跑到哪里去了？

视觉娱乐被电视取而代之，电影明星也纷纷投奔到电视的门下。电影明星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变得讨好起观众来。我认为：变化也是理所应当的。不过，因为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病态社会，所以如果所有的艺人也跟着都病了的话，那就糟糕了。如果因为是服务性行业，所以就向观众频送媚眼、献媚讨好的话，索性不如将“艺人”改名为“陪酒客”。

我不是个崇洋媚外的人，但我认为，西欧艺人们虽然也在千方百计地取悦观众，但绝没有献媚讨好观众。换言之，他们的艺术是“具有说服力的艺术”。对艺术精益求精，以吸引观众，但是不能低三下四地去随意迎合、巴结观众。演员能贴近观众是好事，但观众的评价如果由“太棒了！”变为“一般！”“我也能演！”“我演得更好！”“那傻瓜！”的话，那到底是“艺术”，还是“服务”呢？

最近，对于那些低级下流的节目，批评的声音渐渐地多了起来。我希望，观众们对我们艺人的表演眼光能更加犀利，我们艺人的职业就是要让观众哭，让观众笑，而且就像下坡比上坡容易一样，制作差的节目比制作好的节目要容易，人被娇宠惯了的话，能力就会下降至低谷。如果说观众是牵引风筝的线，那么在高空飞舞的风筝就是我们艺人，风就是调和两者关系的当前的时势。

我想，我的意见不会错。因为在那战败后不久的一九四六年，我们日本人还在废墟上颓废无力地徘徊之际，电影界就摄制出了许多清新的杰作。如黑泽明的《无愧于我的青春》、木下惠介的《大曾根家的早晨》。到了一九四八年，黑泽明又拍出了《泥醉天使》，木下惠介创作了《女》。一九四九年，今井正导演了《青色山峦》。一九五〇年，黑泽明摄制了《罗生门》、今井正拍了《来日再相逢》。黑泽明、木下惠介、今井正是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导演，看过他们三人的作品，即可了解战后大多数日本人的愿望以及面临的现实。

一九五八年，以城户四郎为团长的“日本电影巡展代表团”，带着十多部影片前往美国访问。同行有南田洋子、白川由美等五位女演员，我作为女演员的团长也参加了代表团。这次美国之行，最令我震惊，也最让我羡慕的就是：夏威夷、洛杉矶和纽约，我们所到之处，凡是日本电影巡展代表团举行的放映会和招待会，一定会有美国的政治家或市长前来参加。他们说：“对于我们这些从政的人来说，电影是很好的学习材料。因为无论好坏，电影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我听了他们这番话，头脑里便浮现出许多日本政治家的面孔。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曾多次参与日本一流政治家的谈话和座谈会。但是，每当他们说话时，开头总有那么一句口头禅：

“啊，很抱歉……我对电影艺术是个门外汉……”而且，我还注意到，他们的表情往往带有一丝轻蔑的笑容，仿佛在说：“不就是电影而已吗？”

我并不是希望那些日夜繁忙的政治家们变成影迷，而只是想说，不关心电影艺术并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我认识的日本政治家里，多少对电影感兴趣的只有三个人，他们是现在的外务大臣宫泽喜一、大藏大臣大平正芳和已故的佐藤荣作。

总之，我从来没有从日本的政治家嘴里听到过“电影是时代的反映”之类的话，所以当我从美国人那里听到这句话时，很是吃惊。

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我出演了多部影片，如《细雪》和《宗方姐妹》，还有东宝电影公司稻垣浩导演的《佐佐木小次郎》（前后篇）、松竹电影公司原研吉导演的《女人水中的倒影》、中村登导演的《快乐我家》等。村上元三原作的《佐佐木小次郎》是部大制作，请来了当时歌舞伎演员大谷友右卫门（即现在的中村雀右卫门）来出演，我扮演冲绳的“奈美”公主，当时传说演出费高达“七百万日元”，连我自己都非常吃惊。传言基本上都是半真半假，不可轻信。《破鼓》事件中的三百万都让我吃惊不已，就更别说七百万的演出费了。也许，把演员的酬劳说高些比说低些更具有宣传价值吧。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我家的经济状况是每况愈下。《宗方姐妹》和《细雪》这两部影片的酬劳，全部用于抵债，到头来只是白干一场，连全家十口人的生活费都很艰难。我从小就挣钱养家，懂得金钱的宝贵和肮脏。假使再次回到以前的贫困生活，我也有信心适应得了。但是，养母可不一样，她一旦过惯了好日子，决不会想再回到从前，她早早地开始与木工商量起今井町新居的装修设计，以此作为她生活的乐趣。

一天，我突然接到木下惠介打来的电话。

“高峰小姐吗？专门为你写的剧本已经完成了。我这就给你寄去，请你看一下。如果喜欢的话，就请你来演。”

此时离我们在银座“花马车”西餐馆初次见面后还不到半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当时的心情。我仿佛感觉到：木下惠介的一声“芝麻……开门！”矗立在我面前的厚厚墙壁如同电影的慢镜头一样，应声坍塌，一条光明大道展现在我的眼前……

《佐佐木小次郎》（一九五〇年，东宝）中与大谷友右卫门（现在的中村雀右卫门）合照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人生就像是一部电梯，上上下下起伏得厉害。有时，我深陷泥潭；有时，我遭人背叛和背信弃义；有时，我遭受贫困和忌妒。但是，繁忙的工作让我无暇顾及这些，我也遇上了许多好心人，恐怕有人会说这就是“命运”。但我认为：所谓的命运绝不是守株待兔、坐享其成，必须靠自己积极努力去开拓。不过，我的情况确实有些不同，每当我身陷困境时，总会有人给我带来机会和光明。

木下惠介为我写的电影剧本名为《卡门归乡》，这是日本第一部彩色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