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飞往巴黎》

飞往巴黎

一九五一年六月，我终于启程飞往向往已久的巴黎。

日本战败后的六年里，当时日本人不管做什么，都必须向美国占领军报告，为了取得去美国旅游的签证，必须去美国领事馆与大使面谈，接受心理测试。现在办理出国手续很简单，但在当时可是一个大工程。

当时，我们母女已从成城的旧家搬出来，搬进了麻布的新家，开始了各自的独居生活。虽然我们有缘结为母女，但不知是由于我的智力有限，还是因为养母糊涂，我们越是努力搞好关系，却越是适得其反，彼此之间越来越疏远。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养母由衷地感谢那些疼爱我的人，把我的幸福看作是自己的幸福。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为何缘由，大概在我十二岁时，我从一个少女变为一个女人，养母对我的看法开始发生了变化。她总是逞自己是母亲的威风，说话严肃冷淡，用看待一个外人的眼光来看我。现在想来，这可能是因为我慢慢长大成人，这让她害怕了，她很疑惑：“这孩子，该怎么对她才好呢？”而我，精神上还是不稳定，养母就像一个肿块一样，让我害怕。

我从松竹电影公司转到东宝电影公司后，工作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我有了助理，回到家也没时间和养母好好说说话，她被完全孤立了起来。俗话说得好，“爱之切，憎之深”。我看书，她就骂我自以为是，男性来家里拜访，便认为我和不明男子交往。尤其是我们搬到麻布的新居，分开住后，养母的爱憎更是达到了顶峰。养母看我的目光不再是一位母亲看待女儿，而是用女人那种满是嫉妒的怒目来看待一个女人。我不喜欢与养母交往的那些人，对于我交往的人养母视如仇敌，我们母女间如此险恶的感情不是外人能缓和的，那样反而会变得更糟糕，养母拼命用金钱来增加自己的同伴。

后来，养母故意找碴儿，有时我请朋友来家吃饭，因为特意买了肉和刺身，养母便让佣人把账单摆到我面前，让我报销。这个家的生活费及其他一切开销，都是出自我的演出报酬。我只能从养母那里得到一些零花钱，没有自己的存款，甚至连一分私房钱都没有。这种情况下，养母竟然还找我报销饭钱……其实，养母之所以要我报销刺身和肉的钱，是因为我跟别人关系好，一起吃个饭让她生气了而已。

当时，对于养母的行为，我已经习以为常，只觉得非常无聊。每次我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抽出几张纸钞时，我都感觉想呕吐。我只能把养母看作疯子，继续忍耐已经毫无意义。可是，如果我突然远离养母而去，她可能真的会发疯。所以，在麻布的院子里我为自己另外修建了一幢约五十平方米的房子，和她分开住的。

搬家那天，养母给我的东西只有我自己的被褥、碗筷和衣服。其余的东西，她只说了一句话—“请您挣钱自己去买吧！”便把我给打发了。帮我搬家的是我的亲哥哥平山实、亲生父亲锦司和他的后妻松子，还有年轻的姑娘、我的随从丰子。家附近的面馆送来预定的小笼屉荞麦面条时，实去向养母借陶壶和茶碗，端着茶具托盘的实怒气冲冲地回来，双手直发抖。

“姑妈真是太过分了，说用完了得赶紧还回去。”

无可奈何，我只好赶紧跑到百货商店买了许多生活必需的家具、锅碗瓢盆，甚至炊帚，毕竟五十平方米的家也是一个家。一个女店员看到我在逛厕所用品专柜时，好奇地问我：

“您是要结婚了吗？”

“？ ！”

虽然我不是要结婚，但我的心情却和要结婚了有点像。很长时间以来，我和养母从同睡一间屋，到各住上下楼，再到最后各住一栋房，一路走来可真不容易。我带丰子去上班时，松子帮我看家。从此，我开始和丰子、松子一起生活。

从那以后，养母不会再无缘无故地对我发火，养母虽然住在另外一幢房子里，但我还是能感受到她那焦躁不安和愤愤不满的表情。因为，要进入我的房子，必须经过养母家的厨房前，厨房的窗户总是开着一道缝。只要是出入我家的人，养母的两个佣人便瞪大了眼睛进行监视。客人前脚走，养母的佣人后脚便来了。

“太太说，刚才客人拿来的水果要给我们。”

我已不再生气，连声答应道：“好，好。”于是，让她们拿走，也许我的心已经麻木了吧。

我不久要启程飞往巴黎了，这是一次长时间的旅行，我要在巴黎待六个月，在美国逗留一个月，在这七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养母远远地分居两地，说不定我们二人能重新萌发母女之情，那该多好啊！……启程去巴黎的日子日益临近，我心中有两个“我”，仿佛在进行着激烈的击剑比赛，一个是烦恼不已的“我”，另一个是对于今后会怎样，一切都不在乎的好强的“我”。

巴黎之行在即，我开始了准备工作。我把以我的名义购买的房子转到养母的名下，我在巴黎期间，万一家里出了什么事，养母不至于为难。当时，即使我想给她一些现金，但我已经身无分文。我预支给丰子七个月的工钱，然后把她托付到一位朋友家里。我还要购买从巴黎到美国、再回日本的飞机票。此外，我还请了两名家庭教师，每周教我四次法语，这也需要一笔钱……俗话说，钱就像长了腿一样，不经花。一眨眼工夫，我的钱便像流水一样从钱包里流走。

我把梅原龙三郎大师赠给我的宝物—《高峰秀子像》以及两三个装日用品的箱子存放到银行里，然后把五十平方米的房子连同家具转售了出去。这幢房子总共卖了一百三十万日元，我拿着这笔钱跑到铃木崧那里，请他把钱汇往法国。这样一来，我身边只剩下两只装着旅行用品的旅行箱，一身轻松，但也有稍许不安，事已至此，我只能前行。“女人啊，就顺其自然吧！”虽然这不是林芙美子的小说《浮云》中幸田雪子的台词，但是我只能这样想，别无他法。

六月中旬，我提着两只行李箱，怀揣着一颗破碎的心，疲惫不堪地来到了羽田机场。大约有二百多人前来为我送行，他们当中有松竹和东宝电影公司的高层领导、制片厂的现场工作人员、男女演员以及报社、杂志社的记者和摄影记者……我露出应酬的笑容，这也许是我作为一名女演员最后的笑容了，在闪光灯下，我抱着一大束鲜花，东倒西歪地走入了机场内部。说到看惯了的东西，其实只有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就像一块金属丝网把动物园樊笼分成了内外两部分一样，羽田机场把美国和日本隔成了两部分。

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如同一头巨大的恐龙，发出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响声，慢慢地将旅客吸入腹内，一丝从未有过的不安掠过我的心头。

“快登机吧，到巴黎去。”

我鼓足勇气登上飞机舷梯，一口气直接登到舷梯顶部。身穿天蓝色制服的金发空姐微笑着迎接我：“Hello！”我再次回首望去，只见摄影记者们三三两两地跑到舷梯下面，又开始拍照。这时，在飞机引擎声中隐隐约约传来木暮实千代那甜美的呼喊声：

“秀子！多保重！……”

“再见！”

我朝黑暗中轻声说道，使劲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进入了飞机客舱。当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是螺旋桨飞机，需要往南方绕道途经冲绳、香港、曼谷、加尔各答、卡拉奇、贝鲁特、布鲁塞尔，每到达一站都要停靠，不断换机，让人厌烦，路上耗费三十多个小时。到了一九七六年，只要往北途经阿拉斯加，约十五个小时就能到达巴黎，谁都能轻而易举地前往巴黎，但在当时，给人真的是“千里迢迢”的感觉。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内部装饰漂亮、干净整洁、服务周到，精心制作的飞机餐也很少见，我一点也不觉得无聊。我还没有切实体会到自己热切向往的解放感，不想看书，也不想睡觉，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或在机舱内张望。

飞机每次降落，旅客都会有所变化，但是亚洲人只有我这一个日本人，这时我既不是明星，也不是有名人，只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二十七岁的日本人。我不会一句外语，也不懂外语，花费三十多个小时，究竟去法国干什么呢？……不是去观光旅行，也不是以留学生的身份去留学，只是一个从自己的祖国乘夜出逃，到外国去“拖延时间”的怪人，在那一大群旅客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是这种情况吧。不过，我去外国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拖延时间”，说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矫揉造作，但是我的确想亲眼看看，感受一下普通人之间在生活中是怎样相互关心、彼此珍爱、相互帮助的。

从不谙世事的五岁起，直到今天，我没有过过普通人的生活。社会上的人们看待我的目光，或羡慕，或忌妒，或鄙视，或关注。然而，我依旧是我，为了追求知名儿童演员或明星的虚名，不顾辛劳地一直疲于奔跑。我和家人的感情都靠金钱换取，即便钱包空无一文，也不会坐公交、省线和地铁。不坐公交和省线，并不是因为我自高自大，而是因为我不喜欢别人用一种好奇的目光把我看成是一个特殊人。有一次，我在《妇女公论》座谈会上谈过这番想法，评论家大宅壮一忧心忡忡地说道：

“高峰女士不会是被迫害妄想症吧？如果不迟钝一点的话，您会累死的。”

我也承认我是一个不健康的人，患了偏执症的“病人”。一九五五年，我结婚不久，我的丈夫松山善三凝视着我的脸，对我说道：

“真可怜，说句不好听的，你是一个畸形人。”

这句话说得非常贴切，让我终生难忘。我的丈夫这样说我，我并不憎恨他，反倒觉得他是一个能够正确理解我的人，所以一瞬间，我的内心变得坦率起来，感觉轻松多了。

在日本，我无法“体验普通人的生活”。我越是到偏远的地方去旅游，对我的好奇目光便会更加强烈和积极。说得夸张点，在这个形如红薯的小小岛国日本，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让我身心得到休息。从东京到巴黎，飞机足足飞了三十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打一会儿盹，一直在静静地回味自己这么多年来走过的人生道路，以一种还原本我的心情……就是说，让自己去正视“平山秀子”的人格，而不是面对“高峰秀子”。

泛美航空飞机飞抵了奥利机场，检疫检查结束后，简单地进行完关税检查，我走在一群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的最后面，乘上了开往终点站巴黎荣军院的公交车。公交车开得非常快，我紧紧抓住前排座位上的拉手，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首先让我吃惊的是，与日本的木造房屋不同，法国的房屋是非常结实的石造建筑。市场里堆着色彩鲜艳的蔬菜和水果的摊位前围满了人群……窗户也很时髦漂亮……到处都能见到教堂，埃菲尔铁塔、凯旋门……以前只在照片和电影中看过的巴黎就像一幅全景画般展现在我的面前。

公交车到达巴黎荣军院后，装在汽车后面的行李被取了下来，乘客们有的打出租车，有的坐上前来迎接的汽车，三五成群地离开了。我拿着两个行李箱，站在巴黎荣军院的圆形大建筑的中央，因为法国文学家、渡边一夫给我介绍的位于拉丁区的寄宿家庭女主人戴维南夫人会来接我，我已经通过电报告诉了她我的到达时间。一九五一年初，我给戴维南夫人写了封信，里面放了一张我的照片，写道：

“这是我的照片，为了您能方便地找到我，请您寄一张照片给我吧。”

“我不是个美女，去巴黎荣军院接您的时候，我会穿一件豹纹大衣，请找穿这样衣服的人。”

由于出发时间的一再推后，我到巴黎时已经是六月中旬，我看遍了巴黎荣军院每个角落，不要说是豹纹大衣，连一个穿大衣的人都没看见，我不安了起来，我站在那一动不动，等得厌倦了，就靠在一根柱子上。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人喊：

“Ideko小姐！”

随即，一个女人抱住了我。法语里没有H的发音，所以她不是叫我“Hideko”，而是“Ideko”。终于见到了戴维南夫人，感觉如同绝处逢生。生平第一次，我紧紧地抱住了一个女人，并且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法国女人。戴维南夫人帮我拿两个行李箱，扬手招来了一辆出租车。我总算放心下来，同时感到一阵疲劳感向身体袭来，我在心中嘀咕：

“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的人简直寸步难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