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负担》

负担

一九四六年东宝发生分裂，新东宝成立之后，我和青柳信雄关系密切起来。我演出的《不灭的爱情》、《再见》、《银座的康康舞女》等影片，都是由他担任制片人。他每天都会到我家里来玩，和当时寄宿在我家的市川昆、我养母等人一起打麻将。好客的养母就喜欢客厅里热热闹闹的，青柳信雄对朝鲜陶器很有造诣，我也曾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解过。

到家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养母唯一的兴趣就是打麻将。太晚了的话，她的牌友就留下来过夜。刚刚搬来时，家还很宽敞整洁，不久便显得狭窄起来，到处是灰尘。我对麻将毫无兴趣，只爱看小说和画册。当我揉着惺忪睡眼走下楼时，有的男人像在自己家一样，脚伸到被炉里，吃着早饭；在另一间屋子里，陌生的男人呼呼大睡。

我讨厌见到养母的这些牌友，而且，家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养母很敏感，大概从我那冷淡的表情中察觉了我的心思，于是，很快找来了一所房子。房子位于成城北侧，刚好在山本嘉次郎家的斜对面，房子外面是一个三百多平方米的院子。价钱虽然便宜，但房子很破旧，我一眼就相中了，于是决定买下这所房子，因为二楼是一间三面有玻璃窗的宽敞画室。并不是我想在这里画画儿，而是我第一次想拥有自己的房间。

离开松竹电影公司，进入东宝公司后，我曾搬过四次家，都是租的房子。不管住在哪儿，我都和养母睡在一起，这种习惯渐渐变成了我的痛苦。有时因为夜间拍摄，我回到家就晚上九十点了，洗完澡，吃完夜宵后，就将近十二点钟。然后在床上看看剧本，确认一下第二天的台词，或写两三页随笔。只认得平假名和片假名，看不懂印刷文字的养母与其说她讨厌我台灯的灯光，倒不如说是养母嫉妒我读书，每当这时，她总是显得很焦躁。以前，这个在她膝上撒娇的女儿，一天天长大，现在变得有些骄傲自大起来，这让养母十分厌烦和不安。

我一直想和养母分开睡。我觉得搬到这所房子后，自己就有活路了。我到新东宝之后，根据合同，虽然每部影片的演出费是合同规定的，但是，公司以新的财务制度尚未制定为由，支付日期毫无规律，需要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分期经由青柳信雄支付。养母不太懂储蓄和会产生利息的银行存折的使用方法，拿到一沓一沓的钞票后就放在手边，需要时就随意拿出去花。有时，在我家的衣柜抽屉里存着几百万元现金，有时又分文没有，过着“心惊肉跳”般的日子。

《再见！》（一九四九年，新东宝）中与森雅之合照

在买这所破房子的时候，家里剩的钱并不多。要入住这所房子，估计它的装修费比房价还高。青柳信雄为表达“不能如期支付演出费的歉意”，把制片厂的木工派到我家来做工，除了地板下面的横木，对房子进行了全面修缮。二楼的画室隔成了两间，里面一间作为我的卧室。从此，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

画室的窗框漆成了白色，显得格外明亮。绿色的地毯上放了一架大钢琴。我的卧室里摆着一张小双人床，还做了一个固定衣柜。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靠自己的力量买了房子，我当然非常高兴，但养母却开始有些不快。养母占领了楼下两间连在一起的日式房间，并且造了一个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约十平方米的全扁柏木浴室，她很是开心。房子多了，需要的人手也多了。于是，除了我和养母原有的两个女佣之外，我家又雇了两个女佣。不知为什么，养母还把自己的哥哥、我的亲生父亲锦司和他的后妻松子也叫到我家来，让他们住在为将来停放汽车而盖的车库的二层。

如前所述，养母非常讨厌我和亲生父亲锦司见面和谈话。我给锦司的东西必须经过她的手才能给对方，我送给父亲的新款收音机经过养母之手后，到了父亲手中却变成了木屐，放入信封寄给父亲的零用钱，父亲收到后变成了一半。收音机变成了木屐，这让我大吃一惊。记得父亲给我寄来明信片，对我寄的木屐表示感谢，当时我真是莫名其妙。

锦司和松子不声不响地住在车库二层的房间里，松子整天忙于为我和养母缝制和服，锦司为了尽量不与我见面，只打扫房子周围和收拾庭院。有时我在饭厅里吃饭时，随意向院子里一望，发现锦司头戴麦秸帽子、趿拉着木屐的背影逃一般地匆匆溜走。有时我从制片厂回来时，看见锦司一副园林工的装扮，坐在走廊一端，和坐在起居室里的养母聊天，养母似乎从未让锦司和松子到起居室里面去过，也从来没有一起同桌吃过饭。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不得相见，真是憋气极了，真是一对不可思议的母女和兄妹啊！

我们搬进这所房子之后，以前的两桌麻将，如今变成了三桌。整天人来人往，牌声不断，真让人搞不清这是个女电影演员的家，还是个麻将赌场。

我从制片厂下班回来后，便立刻躲进二楼自己的房间里，晚饭也让人给我送上来，一个人在楼上吃。只在早饭和没有牌声的时候，我才和养母见见面。用养母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冷淡、薄情的女儿”。她对我已不抱任何希望，把目光从我转移到金钱的身上，她花了好多钱来增加朋友，构筑起自己的城堡。当时她把在精工会社担任社员的锦司夫妇叫来同住，或许也是想把我最亲的人拉拢过去吧。

自我还在松竹电影公司工作时起，长谷川惠子就是我的影迷，有一天，她和她妈妈来到了我的新家。惠子一见到我，便流下了大滴的泪水。我一听原委，不禁大惊失色。

惠子的家位于阪神竞马场内，惠子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已经出嫁了的妹妹，只有惠子是同父异母的姐姐，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长大的惠子，她变得精神沉闷，大大的眼睛里充满忧郁，性格郁闷。

她唯一的乐趣就是用辛苦攒下来的钱给我买礼物，来东京看我。她送我的都是非常奢侈贵重的礼物，有大红刺绣缎纹睡衣、法国出品的手套等。惠子看到我非常喜欢，她也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变得非常开朗。

惠子来东京旅游时，总是住我家，我去关西时，就住她家。早上，我们一起看竞马场的训练，我难得看到马在一个大水盆里洗澡，不禁目瞪口呆。

惠子的爸爸和弟弟是阪神竞马选手中数一数二的骑手，但是，在一次极富荣耀的天览竞马比赛中，并驾齐驱的父子俩未能顺利越过障碍，从马背上跌落下来，瞬间双双殒命。竞马选手表面上很风光，但是和艺人一样，从事的都是漂泊不定的职业。受人欢迎时，收入可观，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则没有任何保障。家中失去了两名主要劳动力，惠子和母亲被赶出了竞马场的住处，因无处着落，便来投靠我。这个世上，既有像我这样很懒惰但运气好的人，也有一辈子吃尽苦头，不懈努力，也出不了头、时运不佳的人。现在，我眼前的这个流着泪的人就是后者……我不忍心对她不管不顾。反正，我家里人已经不少了，嘈杂不堪，再多两人也无妨。我下定决心：

“既然这样，索性就收留下她们母女俩。”于是，在后院的棚屋里搭了个厨房，提供给她们当临时住所。让惠子的母亲做家中所有人的针线活，支付月薪给她，安排惠子在位于银座的影迷团办公室工作，也给她支付月薪。这样一来，我家变成了一个十来口人的大家庭。不仅如此，我的影迷也日益增多。

不知不觉，“高峰秀子影迷团”在银座最繁华的地方设立了事务所，甚至发行了会刊《DECO》。现在想来，我确实很傻，我的周围没人真正为我的前途和利益着想。虽然，大家都是好人，但他们只懂得大喊大叫，为我加油助威。大家把我抬上半空中的神轿里，我遥望远方，不知自己会被抬往何处，只是小声嘀咕着：“哪里，在哪里啊！”

我辛苦拍戏挣来的钱，都投进了影迷团和会刊。在这当中，最高兴的只有电影公司。因为影迷团声势越大，来看我的电影的观众就会越多。影迷团相关活动从一九四七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一年我去巴黎时才终止。其实，我并不想要这样的影迷团，也厌恶《DECO》之类的会刊。如果有人说：“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正因为有人捧你，你才能得以存在”，我也无话可说。在张贴着“DECO影迷团大会”毛笔字横幅的会场里，我被欢呼的成员围在中间，拍摄纪念照，或是面带笑容地接过一大把像弹子球游戏屋开张时用的红康乃馨时，总感到很不好意思，害羞得身子直打颤，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个性。

直到现在，我也最怕参加人群聚集的宴会，常常很不通人情地拒绝参加。对于胸前戴一朵很大的假菊花，跟人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的聚会，我尽量敬而远之。

有生以来，我只有一次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举办聚会，邀请客人前来参加，那便是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我的婚宴。当时，我只邀请了包括媒人川口松太郎和木下惠介、新郎新娘双方父母和亲戚在内的三十人，举办的是一场小型简单的婚宴。当时我只有五万日元，从媒人川口松太郎那里借了二十万日元，松山善三从松竹电影公司借了二十万日元，共花费四十六万日元筹办了这场婚礼，根本就不值得炫耀。

现在，我翻开二十年前的结婚典礼时的影集，看到原本应该邀请的人却没有被邀请，深感心痛。我五岁便开始在电影界摸爬滚打，曾经关照过我的人岂止三十人，甚至超出了三千人。当时，我不愿在个人私事上过于逞强，只好忍受欠下人情债的痛苦。由于没有预算，所以无法多准备几套婚宴礼服，从结婚仪式到婚宴，穿的只是一套白色婚纱，也没有准备婚宴的赠礼。

我也没钱去蜜月旅行，只在帝国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赶紧回到了当时位于麻布的家中。对于我的婚事，养母并没有表现得格外高兴，养母把我的好友送给我的结婚礼物——项链扔在地上，把朋友赶了回去，甚至还要求我们出钱给她买留袖和服。她也没有给我烧红豆米饭来表示祝贺。对于我邀请亲生父亲锦司来参加婚宴，她更是极力反对。

二十六日那天早晨，锦司身穿一套像是借来的、带有家徽的和服，在我家门口默默地目送我前往婚礼会场……锦司当时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我既是新娘，又是会计，既负责招待客人，又要当司仪。我一边拖着长长的婚纱，一边拎着装有现金和礼金的手提包四处走来走去，世上哪有这样的新娘啊！

教会仪式结束后，婚宴也总算顺利地结束了，结完饭店和花店的账。会场外面被影迷们挤得水泄不通，我好不容易挤开人群，如同死里逃生一般，跳上了媒人川口松太郎的汽车，请他把我送到帝国饭店。我走进饭店的房间，关上门，累得连脱婚纱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上，“哇哇”大哭起来。

《大江户之鬼》（一九四七年，新东宝）和长谷川一夫合照

极度紧张、疲劳和安心这三种心情交织在一起，我流下眼泪。我的丈夫松山善三同样也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脸色苍白。他一直在一旁守护着我，当我看到丈夫松山善三时，才开始感到自己已经“结婚”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流出了“任性”的泪水，我感到非常幸福。

虽说我的婚礼没有尽到人情，十分简陋，但是我并不后悔，也没有不满。时时刻刻都身披铠甲不停奋斗的我，一生中有这么一次为自己去活，这让我非常怀念，甚至感到骄傲。

话题好像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不管我喜欢与否，如果我硬是要下令解散“影迷团”的话，说不定也可以行得通。但是，即便不是我播下的种子，随着它的枝繁叶茂，它关联着很多人的生计，我不能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惠子等人的将来，我无法预测。

一九五一年春天，我逃离了日本，来到巴黎，于公于私我都身心疲惫，也想顺便逃离“影迷团”。现在想来，这或许是一种忽视影迷、自以为是的行为。但是，对于我来说，“影迷团”让我不堪重负，成了一个负担，要对一个既成事实做一个了结，是需要勇气的。人不懂得舍弃的话，就不会有所得。我又想起了一九四〇年，被文化学院开除时，我对自己说的话：

“好吧，我歪戴着斗笠，向马夫们打听这是哪里，回答道‘这里是故乡信州伊那’，各位！承蒙多多关照，请让我穿上草鞋，开始新的旅程。”

我决定去巴黎，重新穿一双新草鞋。如果不决心逃往国外，就无法预测我身边不断蔓延的火灾到底何时能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