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哥哥曾是盗马贼》

哥哥曾是盗马贼

中国的夜，中国的夜，港湾的灯火在紫色的夜幕里，航行中的船只好像在梦中一样。

现在，渡边滨子演唱的《中国之夜》这首歌曲的旋律还会在街头听到。甜美的歌声表达了对作为日本士兵在“中国战线”战斗的父亲和兄弟的思念，在祈祷他们平安的同时，也稀释了战争的苦难感，让在后方的我们感受到甜美的异国情趣和某种优越感。不管男女，只要聚集在一起就会哼唱这首歌曲。

人们认为：女人的斜视很有魅力，似乎有点偏差，反而不错。李香兰的歌曲的音程也有一点点偏差，有种说不清的异国情趣和优美。在战争结束前，我们都以为李香兰是中国人，其实她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一九三七年，“满洲国”建立了“满洲电影协会”，理事长是甘粕正彦。这个组织不断从日本输入电影经营和制作工作人员到中国东北，打着“日中亲善”的旗号，在当地合作拍摄了一百多部电影。现在想来，其实那只是日本单方面的“亲善”，电影只不过是一种国策而已。

东宝将出生于北京的“山口淑子”改名换姓培训成“中国女演员”李香兰，演唱歌曲《中国之夜》，与长谷川一夫搭档接连不断出演爱情浪漫电影《白兰之歌》和《热砂誓言》。然后，计划从北京的“中华电影公司”，借调名为“汪洋”的年轻女演员来东宝电影工作三年，作为交换，送我去“中华电影公司”学习三年，就是现在所说的交换留学生。

汪洋当时已经来到日本，出演了电影《热砂誓言》，获得了和李香兰不相上下的影迷群体，她的明星照卖得也非常好，片言只语的日语反而让人觉得她很可爱。我也开始学了一些中文，买来初中的亚洲历史教科书，开始阅读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可是突然交换留学的计划被搁浅，我没能去成中国。理由仅仅只是：“鉴于预测到中日两国间的将来……”这么一句话，我没有去问是预测到了怎样的将来？即便是问了，我也不明白的吧。

当时的我就像一个人偶，中国之行泡汤后，我也只是默认此事，并没有放在心上。我不知道中国之行这件事情进展到哪个地步了，汪洋不久也回中国了。“如果那时我也像士兵那样被送到中国，或许现在汉语讲得非常流利，在中日缔结和平条约时就可以起到作用。”这种想法未免过于肤浅了。说不定，战败后，无法顺利回国，然后被心地善良的中国人收留，后来成为一名中国太太，再后来又不好意思地申请回到日本吧。人的命运啊！真的无法预测！

中国留学事件告吹后的一天，成城家中的门被推开，一个背着帆布背包、身穿夹克衫和皱巴巴长裤的男人走了进来，我以为是卖橡皮筋和肥皂的小商贩，定睛一看，原来是三年前去了利根钻探公司“满洲分公司”的平山锦司的长子、我的亲哥哥平山实。当年，是我和养母为他送的行，当时他穿着我和养母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买的三件衣服。

我和养母看到他面目全非的样子呆住了，他从夹克衫的口袋里摸出一些小石块，然后一言不发地交到我的手中。很小的一颗颗，一颗红宝石、一颗锆石和一颗粉红色宝石。虽说他是在利根钻探公司工作，但是他开采的绝不是宝石，我害怕起来。哥哥从中国大陆直奔我家，将爬满虱子的内衣扔进洗衣桶，洗完澡后，他扒拉完一大碗饭，穿上养母的浴衣坐在起居室，才开口道来：

“秀子，帮我到浅草仲见世的佛具店买五百个有头盖骨的佛珠来，东西一拿到手，我就走……”

一听到“头盖骨”，记忆在我脑海里浮现。

一九三五年，我和养母寄居在东海林太郎家中。哥哥为了考大学，从北海道函馆来东京投靠我们，在东海林太郎家里当书生。他白天在东海林太郎家里打扫卫生、带狗散步、做差事，晚上去上夜校。他住在走廊尽头仓库旁边的一间约五平方米的房间里，房间没有窗户，木板地上铺着席子，阴森森的。他故意不开灯，点着蜡烛学习。我偷偷窥视过那间房子，但是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乱糟糟的书桌上摆放着一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头盖骨。在昏暗的烛光中，漆黑的眼窝阴森可怕。

男人们总是收集并装饰一些女人们不可想象的东西，哥哥面对着突出上下牙齿的头盖骨学习的那幅场景，就像看鬼怪电影一般，让人毛骨悚然。

所以，当我听到哥哥说头盖骨佛珠时，我并不特别吃惊，让我吃惊的是“五百”这一数字。

“哥哥，你买这么多佛珠，究竟要干什么？”

哥哥又搜了搜夹克衫的口袋，这次拿出的是名片大小的两张照片，从帆布背包里翻出一把约三十厘米的刀具。精雕细刻的银质质地上，镶嵌着珊瑚和绿松石，里面还装有银筷和象牙牙签，是一把非常精美的“蒙古刀”。

照片上有如同小盒子般大小的建筑，那是沙漠尽头的西藏喇嘛寺。

“去西藏的时候，加上苦力在内，总共有五十多个人……途中，因为饥寒交迫，人和马一个个死去。我们吃死马的肉，烧掉马拉的马车来取暖……到达目的地时，只剩不到二十人。回来时更惨，没办法只好当起了盗马贼。”

盗马贼？ ！听到头盖骨佛珠时，我不吃惊，但是听到这个词时，我着实大吃一惊。来自北海道的深山，如熊一般笨重，认真又不走运，在公司任职的哥哥竟然干起了盗马贼的勾当！

究竟是什么时候、为何辞去了利根钻探公司的工作？他口中的“他们”是什么人？去沙漠尽头的西藏干什么？……对这三个问题，哥哥闭口不谈。

一九三二年，日本和“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自从“满洲国”事实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不仅仅是军人，无数普通百姓也都纷纷涌入那个地方。军人和普通百姓都希望在那里获取特权，简言之，就是很多人想在那干“坏事”。

我们皱着眉头称那些在中国没有固定工作、梦想着一夜暴富、四处流浪的人为“满洲流浪汉”、“满洲流氓”，那些远离让人身心疲惫、苦闷不堪的日本，突然来到“满洲”这片广袤土地的男人们，可想而知如同被松绑的囚犯一般，远眺着地平线，重获新生。作为女人，我理解不了这种心情。

我哥哥的成长经历并不幸福。母亲过世后，我被父亲的妹妹收为养女，弟弟孝市郎被母亲的妹妹收为养子，实、政二和隆三这三个哥哥则没有了母亲，在函馆祖父的身边长大，读完小学和初中。

进入利根钻探公司前，在行动迟缓、如同一头樊笼中的棕熊般的哥哥看来，只要踏上“满洲”这片新天地，就可以恢复重回山野的棕熊本性，“开拓满洲”这一旗号慢慢地演变成他的野心。哥哥原本一心想在遥远的“满洲”老老实实苦干，从事钻探事业，没想到竟然跨上马背，在荒野四处狂奔，干起了“盗马贼”的勾当……

但是，无论我是多么震惊，当时我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无法给出什么意见来，养母也只是一脸不解的神情看着哥哥。

第二天，哥哥便立即赶往了浅草仲世见。傍晚，我从制片厂回来后，里屋里堆满了头盖骨佛珠，头盖骨是动物的头盖骨。从小拇指指尖般大小的头盖骨眼窝往里看，透过贴着的薄薄玻璃片，可以看到印在日本纸上的“观音像”。按当时的价钱，价格不足一日元，八十分左右一个。当然，这又是从我的工资存折里拿出的一笔钱。

在采购齐五百颗佛珠前，哥哥在家里闲待了一周。他住我家期间，养母、我和哥哥三人并排睡里屋，一次在睡觉前，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

养母在洗澡，哥哥和我在看书。突然，他一个转身，压在仰卧着的我的身上。我以为哥哥在胡闹，没想到的是，哥哥将他油乎乎的脸贴住我的脸，对我说：

“秀子，下次我能活着回来的话，我们就结婚吧。”我吓了一跳。他把我抱得紧紧的，我一时无法呼吸，紧接着，他又一个翻身睡好。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第一次被男人这样抱住，吓得全身大汗淋漓，呼吸急促。

一九二九年，在我四岁的时候，我和哥哥在函馆分开后，只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四〇年再次重逢，只是名义上的兄妹关系，从没有像兄妹般交谈过、打闹过和玩耍过，一直保持着距离。

但是，对于我这个不懂兄妹亲情的人来说，长兄实是我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接触最多的人，我们在一起生活过，在我的心中他是唯一的“血肉至亲”。所以，我对这个哥哥会百依百顺，在经济上任他随意摆布，巧取豪夺，帮他还一笔笔借债。我相信对待“血肉至亲”就应该这样，我没有对他不管不顾，也没有心存怨恨。

采购齐五百颗佛珠后的第二天早晨，哥哥把佛珠装进帆布背包，然后像风一般消失了，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但是，我手中三颗光闪闪的宝石和放在房间角落的蒙古刀又证明这一切并不是梦。我和养母要面临的又一个现实是：我们的生活费全被用来买了五百颗佛珠，一分不留。

在那之后，哥哥音讯全无。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中日战争进而演变为太平洋战争。四年后，日本战败时，我听到哥哥的一些传闻，据从上海回来的复员兵说，战争期间哥哥住在上海高级住宅区一套皇宫般的大宅里，有十多名佣人伺候，两名年轻女子跟随着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我不知道当时的世道是怎么了，几乎就在听到这番话的同时，我收到了哥哥的电报：“拜托来车站接我”，我和养母如期赶往东京站。

我忘了电报是从哪里发来的，只记得见到哥哥时，他瘦弱憔悴得像个幽灵，如果不是我和养母搀扶着，他寸步难行。他身穿豪华驼毛大衣和羊绒西服，除此之外，身上没有一分值钱的东西，他说靠喝水从上海熬到了东京。

哥哥把八十分一颗的头盖骨佛珠带到西藏，再以五十日元一颗转卖给西藏的喇嘛，赚了一大笔钱。哥哥第一次去西藏是受陆军之命去进行地质考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担当资源开发的秘密侦探。来往西藏间，哥哥九死一生，却被他发现了赚钱的门道，于是在浅草寺购入佛珠，并再次前往西藏。八十分变成五十日元，可不是一般的危险。对于哥哥来说，去西藏是千载难逢的、实现发财梦的好机会。

说到底，那都是我的钱，即使全部赔光，他也不会心痛。他是一个对钱本身并不痴迷的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分不清别人的钱和自己的钱的区别。一夜花光从我这里死乞白赖要到的钱，他也不管家里要供养几个人吃饭，在他的身上有种如同大陆般不着边际的“豪爽”。

在上海，哥哥过着挥金如土、王侯贵族般的生活，在他身边人群聚集，最后他走上了贩卖毒品的犯罪道路，还干上了“满洲流氓”的勾当。战局风云变幻，后来贩卖毒品被告发，只有哥哥一人被抓进了监狱。一夜之间，哥哥沦落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只能再一次投靠自己的妹妹。

在成城的家，哥哥慢慢恢复了健康。与此同时，他在国外养成的野性又恢复原形，他又开始做起了一夜暴富的美梦，打起了我这棵“摇钱树”的主意。我一次又一次为他垫付创业资金和亏损额。期间，他还因倒卖驻日美军的汽车被逮捕，作为妹妹的我被传讯到盟军驻日本司令部。他结婚后，老婆离家出走，造房子又遇火灾。只要哥哥在，我从东宝的借款就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停不下来。

欠债是有限度的，但是，哥哥的欲望没有限度。终于，他趁着酒意，把刀亮在我的面前，逼迫我：“拿出钱来！”此时，没有马可以偷，不能称他为“盗马贼”，但是他全然一副强盗的嘴脸，我吓得缩成一团。如果按现在的钱来算，我被哥哥夺走的钱，远远超出了一亿日元。令人不解的是：每次哥哥从我这里夺走钱时，他都会立下借据并画押。他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小偷呢？还是出于男人的面子呢？

匣子很快装不下借据，当匣子再也关不上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对哥哥的憎恨以及对于“骨肉至亲”这几个字的恐怖。我把哥哥立下的所有借据，连同“骨肉至亲”这几个字狠狠地扔进了垃圾桶。

从早到晚，我在制片厂不辞辛劳地工作，有时灰头土脸，有时冷得浑身哆嗦，有时大汗淋漓，辛苦得来的报酬有多么不易，只有我自己知道。

哥哥所谓的事业，不是“挖掘埋在信州深山的武田信玄的财宝”，就是“打捞海底达官贵人的宝船”，一本正经的哥哥唤来“满洲时代”的朋友，摊开地图，大吃大喝，就像一群梁山泊好汉齐聚一堂。

以前，在国外时可以独断专行，为非作歹。可战后的日本变得一穷二白，艰辛困苦，创业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成功。哥哥的后半生在发财梦的屡战屡败、醉生梦死中度过。年老的他的唯一慰藉不是在上海时享用过的高级鸦片，而是他随手可以买到的廉价酒。

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一个夜晚，五十八岁的哥哥被发现死在家中的澡桶里，死因是因酒精中毒导致的心肌梗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