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黄皮肤的美国人》

黄皮肤的美国人

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最终无条件投降。罹灾统计数据让人触目惊心，遭受空袭的城市多达百余所，六十万人被炸死，罹灾人数达一千五百万人，噩梦般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抵达东京厚木机场。人们议论纷纷，一时流言四起，说英美人是吃人恶魔，美军踏入日本本土后，会杀光男人，强奸妇女。就在此时，大量美国兵、宪兵和吉普车持续不断涌入日本，这些蓝眼睛的“吃人恶魔”脸上都带着温和的微笑。已故演员德川梦声在《梦声战争日记》中记下了一九四五年十月七日这天的情形。

由于是周日的缘故，秋高气爽，街上游人如织，美国士兵来来往往，有的长得十分英俊帅气。……我受辻君邀请去卡巴莱西餐厅，剧团成员也一同前往。听说这家餐厅是由旧公共会堂改建而成，入口有宪兵把守，拒绝日本客人用餐，我们作为表演演员才得以进入。……在卡巴莱西餐厅，美国士兵的行为让我叹服不止。……他们对女性格外绅士。他们来到舞蹈演员的休息室，毕恭毕敬地迎接大家，非常注重礼仪。……落座时，一定会让女性先坐下，占领方对被占领方的舞蹈演员非常殷勤有礼。

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日比谷东宝剧场被紧急改造，更名为美军专用的“厄尼·派尔剧场”，我也在这个剧场的舞台上，为满场的美国士兵演唱美国流行歌曲。在我的身后，不再是身穿国民服、绑着腿带的日本人乐团，而是演奏美国乐器、多达四十人的美国人乐团，他们身穿双层纯白上衣，系蝴蝶结，吹小号，敲鼓，吹萨克斯。每场表演结束后，场内掌声轰鸣，还有刺耳的口哨声，这场景常常让我惊吓得呆若木鸡。到了后台，美国士兵们纷纷抱着礼物来跟我套近乎：“Hello，Ms.Takamine”，礼物有糖果、巧克力、曲奇饼、花生米……每次一场舞台表演结束后，我的身边礼物堆积成山，都迈不开步子。最后一场表演结束后，剧场后台门口，就会停靠着凯迪拉克轿车，送我回成城的家。

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在为日本士兵们演唱军歌，帮他们鼓舞士气，高喊全民奋战，吃日本军队的粮食。不仅是粮食，我穿的上衣和裤子都是用日本陆军军官送给我的军装布料缝制而成的，颜色是土黄色，但是质地是民间买不到的高档毛料，从衣服里料到纽扣都是成套的。当时，我收到布料时，简直高兴得跳了起来。战争结束还不到半年时间，我又为美国士兵唱起了美国流行歌曲，吃腻了巧克力和曲奇，披上用美国海军军官西服料子缝制而成的精致灰色大衣外套，竟毫不觉得羞耻。

“不久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分明格格不入，但是我却闭起眼睛，对过去视而不见。多么贪图眼前利益，转变又是多么快。虽说自己从事的是靠人气吃饭的演员职业，但是这样真的可以吗？我感觉到一种对人无法启齿的内疚，像利爪般不分昼夜不停地在我的后背抓着。当时，听了我演唱的《同期之樱》之后，一定有几位年轻的军人决意与炸弹同归于尽，也一定有军人看到我的眼泪后，誓言与“生”诀别，那天，有几个军人是被我的眼泪杀死的。我站在厄尼·派尔剧场的舞台上，内心却非常混乱。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山下奉文大将被追究虐杀马尼拉居民的责任，在马尼拉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一九四六年二月，裕仁天皇发布了《人间宣言》，并到全国各地巡幸。

没有哪一年比一九四六年更瞬息万变的了。整个国家前进的方向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政府和国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这一全新的“统管”之下，出现了左倾和右倾两种路线。举行了男女平等的总选举，颁布了日本国宪法。宪法是国家乃至个人生存下去以及维护社会秩序所必不可少的重要之物，但是对于食不果腹的我们来说，关心的不是宪法，而是今天的大米、酱汤和酱油。据说，饿死的人多达几百万，人们争抢粮食，道义沦丧。但是奇怪的是，日本全国的市町村被烧毁，所有人都变成了穷人，大家都是一副穷酸可怜相，反而让人感觉内心坦荡。战败后不久的日本人表现出非常悠闲的一面，甚至是非常开朗，这或许是由于所有人都一穷二白，没有差距之分的缘故。不过，名为“自由市场”、“青空市场”的黑市上，食品排列成山，还出现了卖菜粥和拉面的小摊。“银舍利”这一词就出现在这个时期，一碗白米饭售价十日元，十分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物价之贵。战争时期的十日元相当于一个月的房租，当时通货膨胀的速度和程度与当今不可同日而语。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个人和公司的存款统统被冻结，以“延期偿付”这一让人不解的名义，每户一个月只能消费三百日元，人均消费不超过一百日元，即使有储蓄，也拿不出来，不久就发行了“新元”这种新玩具一样的纸币。战争期间，有钱也买不到粮食，而战后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粮食，然而极短的时间内所有人都变得一无所有，现实在人们心中投射出忽明忽暗的影子。

如果所有人都一样，大家都没有吃的话，还能让人理解，如果并不是这样，有的地方搞特殊的话，自然就有人会喊：“给我们吃的！”“获取大米区民大会”、“获取米饭人民大会”在各地召开，有些女人带头发起号召。看到女人们如此积极，男人们开始流行说“战后变强大了的，是女人和袜子”这句话来。这句话中所包含的，与其说是嘲笑，倒不如说是家庭中男女地位被颠覆后的丈夫自虐的心境。当男人们说这句话时，他们的嘴角边总带有一丝苦笑。

战败国日本的政治被胜利方美国占领军介入后，“妇女参政权”被第一次使用，于是女警察诞生了。在战败前，日本人接受的教育是：“女人是男人的追随者”，一直躲在男人背后的女人们突然站到了前面，这让男人们瞠目结舌，女人们也显示出了一副让身边的男人们刮目相看的态度。

大红的口红和指甲油、花哨的薄围巾、长裙、单肩包、美国造高跟鞋，这些年轻女性的装扮和一九七五年的流行式样完全一样，她们给漆黑荒凉的街头装点上了有毒之花般的美艳色彩。她们是一群卖淫女，被占领军官兵称为“吉普女郎”。

我吸着香烟，吹着口哨，流浪在无尽的黑夜。人们回头看我，我身影憔悴，街灯孤寂，是谁让我变成了这样的女人？

别人回头看也好，灯影孤寂也罢，必须得活下去。是谁让她们变成这样的女人的？即便去责骂男人，那些可怜的男人们也只会移开视线，背过身去。“男人们发动了战争，输了战争，这都是他们自作自受。吃亏的都是女人，我们可不能奉陪到底。”这些都是女人们的真心话。但是，我并不认为战后的日本女人变强了。我认为：由于战败，女人看清了男人的真面目，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男人们无所事事，整日在黑市闲逛，空虚度日。当年，由于集体疏散，许多家住城市的学童被迫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分开，被遣散到乡下。后来他们陆续返城，男人们再无精力照顾他们，曾经的家被烧得无影无踪，父母不知去向，很多孩子顷刻间变成了孤儿，流落街头。这些孩子被称为“战争孤儿”，不多久便成群结队，睡在上野车站地下道里，甚至被坏心肠的大人利用，干起了擦鞋、乞讨、行窃、拾烟头等行当，性情变得冷漠暴戾。这些“战争孤儿”不知不觉变成了令人讨厌的“流浪儿”。

二十一岁的我

到处都播放着《苹果之歌》那走调变样的旋律。制片厂的男人们，和那些在废墟上流浪、精神恍惚的男人不一样，他们富有活力，有干不完的活。他们忙得没有时间去想变节或变革，不久前还沉迷于使用烟火炸弹和枪弹还原战斗场面，这回又必须制作让人们学习主权在民、自由解放的主题电影。还制作了大量与战争毫不相关的喜剧、历史剧和情节剧等娱乐作品。一九四五年的电影制作数量只有十二部，一九四六年为二十部，一九四七年为二十九部，一九四八年为三十四部，一九四九年更是达到了五十三部，增长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相信。

女性电影又复活了，我一年平均要拍六部电影。丢弃裙裤，换上用稀罕的布料缝制而成的礼服或长裙，戴上仿制项链，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似乎这一切都理所应当。当时的状况是：如果总是拘泥于过去的话，就无法生存下去。但是，连我自己都很吃惊：人这种动物，它的适应性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呢？

从战败那年到次年，我出演了六部电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部是成濑巳喜男导演的《浦岛太郎的后裔》。一九三五年，成濑巳喜男离开松竹电影公司，进入东宝电影公司，拍摄了数部佳作，一九三五年他拍摄了《愿妻如蔷薇》，一九三六年拍摄了《桃中轩云右卫门》，一九三八年拍摄了《鹤八鹤次郎》，一九四〇年拍摄了《旅行艺人》，一九四三年拍摄了《歌行灯》，一九四四年拍摄了《芝居道》。不知是因为他不喜欢指派题材，还是因为他没有去迎合当时右倾化世风，他的其他作品多为一些非社会主题性电影。我觉得，此后多年里，成濑巳喜男导演的作品中，很少有成熟精湛、让人感触深刻的电影。

《浦岛太郎的后裔》是一部佳作，浦岛太郎由战争时期扮演军人演员第一人、身材魁梧的藤田进扮演，我扮演爱慕太郎的少女，当女国会议员的舅妈由杉村春子扮演。杉村春子是位知名演员，我观看她于一九四〇年出演的《小岛之春》时，被她的精湛演技深深打动。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向往拥有杉村春子那样的演技，但是我知道“我不是杉村春子”，所以和这位知名演员合作，我并不拘谨，一副“你是你，我是我”满不在乎的态度。杉村春子一定觉得我是个傲慢的人吧。多年后，杉村春子告诉我一件事，在拍摄《浦岛太郎的后裔》时，我教了她粉扑的清洗方法。这不是多管闲事吗？有那闲工夫，不如多向她讨教演技，自己的演技也能有点提升。她现在都没有忘记我教过她清洗粉扑，还笑着说：“我还教了文学剧团的年轻人们呢！”而我早就忘了这件事，不好意思地缩成一团。我这种人，说话总是无遮无拦的，真是让人头痛啊！

《浦岛太郎的后裔》（一九四六年，东宝）中与杉村春子（左）和藤田进

制片厂里常常可以看见开着吉普车来参观的美国士兵。我在拍戏空档到日比谷的东宝剧场（当时改名为厄尼·派尔剧场）唱歌，美国士兵手捧装满巧克力和糖果的纸袋，进出于我的后台房间。后来不知不觉，有几位常客坐上我后台房间的榻榻米，随意地聊起了天，发出无忧无虑的笑声。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些总觉得很奇怪的士兵，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他们的长相和日本人一模一样，但是穿的是美国军装，说的是英语。我和陪在我身旁的养母相互看了看，养母鼓起勇气，对黄皮肤的士兵，用日语问道：

“你是哪国人？”

“我？……是日本人啊。”

“你不是美国士兵吗？ ！”

“是的，我既是美国人，又是日本人。”

“你从哪来？”

“夏威夷，我们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

“当年是去打仗的吗？”

“不，意大利……没跟日本人打过。”

“？……”

黄皮肤士兵操一口广岛口音，既是美国人，又是日本人，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我和养母都没听明白。士兵们在一旁吵闹不止，我们拿出自带的便当吃了起来。养母做的饭团整齐美观地摆放在便当盒里，我们得赶紧吃，第三场舞台表演的时间就要到了。

“妈妈，我可以吃一个饭团吗？就一个。”

我和养母吃惊地转过头来，只见一个黄皮肤士兵半蹲着，看着我们的便当盒，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说。

“来，吃吧！”养母递给他一个。

“喔哦，谢谢！谢谢！”

黄皮肤士兵把饭团放入口中，“嗯”的一声，然后往后仰，一副高兴得眼泪都要流出来的样子。另一个坐在房间角落的黄皮肤士兵盯着我们看，养母也递了一个饭团给他，他也毫不犹豫地用他那黄色的手指捏起饭团，放进嘴里。两人一边嚼，一边用英语聊着什么，我和养母呆呆地看着他们。这场面感动了养母，她的侠义心肠又冒了出来。

“明天舞台表演就结束了，你们如果想吃饭团，就来我家里吧。”

“喔哦，太好了！我可以带我的朋友去吗？”

“可以，可以！”养母笑着拍拍胸脯，点了点头。

这天他们约好六点来我家，傍晚我从制片厂回到家，养母开始煮饭。大门处响起了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打开大门一看，一辆超大的美国大巴停在门前，足有两辆卡车连起来那么大，一个个穿军装的士兵走下巴士，那个黄皮肤美国士兵走在最前面，手里捧着军人服务社纸袋。

这把我和养母吓了一跳，黄皮肤美国士兵的朋友装满了一辆巴士。他们欢呼着，喊声纯真可爱，一眨眼工夫，他们便穿着鞋子走进了家门，我用不熟练的英语大声喊道：

“Take off shoes please！”（请脱鞋）约三平方米的玄关处眨眼之间便堆满了他们脱下的靴子，里面还有女士的高跟鞋，大概有三十人左右吧，我家十六平方米左右的客厅可坐不下这么多人。他们挤坐在客厅沙发和两边凸窗上，坐在地上，每个人都很开心。我和养母一片茫然，黄皮肤美国士兵笑着对我们说：“妈妈，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有饭团吗？”

养母赶紧跑进厨房，因为妈妈只煮了三个人的米饭，必须还要煮五六次，这可得花时间煮。为了打发时间，我只好放起了唱片。战争时期，西洋音乐，即敌国唱片都被没收了，家里只有日本流行歌曲的唱片，他们一边听一边拍手，十分开心。唱片放完了，他们就唱了起来。有人带了夏威夷四弦琴来，弹奏出甜美的琴声。两三名女兵站了起来，伸出涂满指甲油的双手，扭着腰跳起了舞，这是我第一次看草裙舞。他们都是黄种人，没有一个白人。

内厅的餐桌上，放上了家里所有的餐具，饭团堆成了山，就好像在赈济灾民一样。他们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口大口地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粗茶。

“没有这个，肚子没力气，打不了仗。”

“在意大利战线，我们用钢盔煮过米饭吃。”他们说话和日本士兵没什么两样，他们说，肤色之所以特别黄，是因为服用了预防疟疾的药。他们的父母毫无疑问都是日本人，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士兵能吃饭团，可是不会说日语。这些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几乎都是出生在美国本土，因为日本人少，不像夏威夷有日本人学校，只和不会说英语的父母说日语，但是即使听得懂对话，应答只是片言只语，就和婴儿说话一样。不过，他们的父母用大米把他们喂大，日语渐渐忘记，但是吃米饭的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所以他们才会说：“不吃米饭，肚子很容易饿。”他们一手拿着饭团，一边努力地跟我们解释，我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应和。他们之所以殷勤地往厄尼·派尔剧场我的后台房间里跑，并不是因为被二十一岁的我的美貌和魅力所吸引，而是企图和会做饭团的日本女性结交朋友，为了能吃到饭团。在意大利战线上，他们甚至用头盔煮米饭吃。在意大利，米饭被称作“肉汁烩饭”，和蔬菜一样，被当成一道菜，所以大米很容易买到。但是，战争结束后，他们占领的是战败国日本。

美国占领军的帐篷、军人服务社、剧场等地，日本人禁止入内，美国官兵也不能进入日本人的家。据说，这是因为“不能给战败国人民增添粮食负担”和担心“传染病”传播。所以，第二代日裔美国人虽然身在大米之国日本，但还是吃不到一个饭团。或许是得不到满足的缘故吧，且不管是什么原因了，现在他们终于吃到了饭团，如此开心，我也由衷地高兴。他们摸着圆滚滚的肚子，打着饱嗝，似乎终于心满意足了。作为答谢，他们留下了很多个纸包裹，乘着巴士，兴高采烈地回去了。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门口等着的司机是个白人。

在那之后，他们三五成群地又来过几次。他们带着朋友、朋友的妻子或妹妹、妹妹的叔叔婶婶，叔叔的弟弟或姐妹，人数不断增加。我从制片厂回到家时，起居室的暖炉处总是坐着第二代日裔美国士兵和军属。起居室虽然小，但是有榻榻米和绿茶，这种日式房屋比他们基地和兵营的拱形宿舍更舒适吧。

作为答谢茶泡饭和饭团的回礼，他们给了我各种关照。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汽车的后方都装着一个带有烟囱、样子像锅一样的东西。这种利用锅内燃烧的小木片产生的气体，使汽车得以运行的车称作“木炭车”。这种车根本跑不快，简直就是在地上爬行。一旦抛锚了，司机便拿着团扇走下车，抱怨道：“唉，又熄火了！”于是把盖子打开，用扇子“呼……呼……”地扇起来，这种车就像是童话故事《噼啪噼啪山》里那只被兔子烧伤后背的狸猫。但是，这种车非常少，并不是随时都能坐的。看到我很是为难，第二代日裔美国士兵非常乐意地开着吉普车接送我。

吉普车的座位硬，台阶很高，像长方形铁块般的吉普坐起来并不是很舒服，但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湿滑的泥泞路，甚至石阶都能轻而易举地驶过，着实让人吃惊不已。除了用车接送我，还送给我SK—Ⅱ的化妆品、威士忌、罐头、尼龙长袜等美国货，这些东西在我家里应有尽有，这些都是饭团的回礼，让我们感激不尽。

有一天，一个第二代日裔美国士兵对我说：

“今天我们开车去兜兜风吧。”吉普车载着我，却来到了位于横滨的红杉树医院。这里是美国军队医院，自然日本人是不能入内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感恩节和圣诞节时，我参加过在美国俱乐部和兵营举行的宴会，医院还是第一次来，不会是请我在医院的食堂吃一顿吧。我看着医院的红十字，有些不安起来。

“这里是美国士兵的医院吧，我可以进去吗？”

“OK，OK，我已经拜托医生了。”

“医生？……我没有生病啊！”

“No，No，就打一针。”这个第二代日裔美国士兵在自己的手臂上做了一个模仿打针的动作，我一听，吓得跳了起来，我是最怕打针的。

“注……注射？打什么针？”

《东京演艺船》中和中川三郎合照

“霍乱和伤寒预防针，原本要打三次，但是秀子你只要打一次就可以了。”

“？ ！”

“东京很不卫生，秀子你生病了可不行，这预防针是我送你的礼物。”

这可不是开玩笑，这礼物太让人意外了！我想说点什么，可是身体因为恐惧变得僵直，一时说不出话来。而且，一旦交流的内容变复杂点，他就听不懂。对了，他是个美国人，我竟然跟着一个语言无法顺畅交流的人来到了医院，我真是个笨蛋……

从诊疗室白色帘子后面出来一个光头白人军医，正如第二代日裔美国士兵所说的那样，都事先打好了招呼。军医微笑着点了点头，“咔嚓咔嚓”地取出了注射药剂，他那大力水手般粗壮手臂上长着一撮撮金色的汗毛……一切为时已晚！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那天晚上，我便发了高烧，烧高得嘴巴都合不拢，都是因为一次注射了三次剂量的霍乱和伤寒预防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