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镰仓山女王》

镰仓山女王

堆积成山的废胶片静静地燃烧着，火光冲天。

神情感慨万千、默默无语的人们，围着橙色火焰，站成了一个圈，就如同野外火葬场的见证人一般。那天是松竹蒲田制片厂搬迁的日子，摄影器材等主要物品都已搬完，最后只剩下焚烧堆积在仓库里的废胶片。在这些废胶片里，不知道记录了哪部电影的哪个场景，谁和谁的相恋或武打的情景，演员和工作人员恋恋不舍地围站在熊熊燃烧的火焰旁，直到所有的废胶片烧尽为止。

夸张点说，每卷胶片都倾注了电影人的热情，他们相互角逐，拼命一搏。在这时，自然会十分伤感。废胶片的焚烧工作非常草率地开始了，但是制片厂的人们纷纷驻足，最后场景变得像仪式般，不知是谁唱了起来。

梦想之都，电影之都，我们的蒲田……

大家自发地齐声唱起了《松竹之歌》，目送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胶片变成了火焰，化成一缕青烟，直冲云霄。最后这令人感动的一幕是当今生存在某种企业或组织中的电影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五十辆包租汽车和二十辆大型巴士首尾相连，浩浩荡荡地离开创立于一九二〇年的蒲田制片厂，奔赴松竹大船制片厂新址。

即使是车队经过了川崎、横滨和保土谷后，我的耳旁仍回荡着逐渐变弱的方才人们合唱的歌声。房子变得稀疏起来，绿树越来越多，道路两旁是一片片宽广的稻田。那规模庞大的大船制片厂就坐落在远方的一片稻田中。如果说蒲田制片厂像一个杂乱的小镇工厂的话，那么大船制片厂就像一所庞大、散漫、不规整的俘虏收容所，这便是我对大船制片厂的第一印象。

我下了车，赶紧去看表演部大楼。一楼有表演办公室、发型部、服装部、洗澡间，二楼除了有两间很大的男、女演员室和儿童演员室外，还有一排演员的个人单间。当时的松竹电影公司效仿剧院的后台化妆室，演员室也按照诸如大干部、干部、准干部，分为三六九等。我自然是去儿童演员室，首席大干部则去二楼的拐角房间，门前挂着一块崭新的小木牌，上面写着“田中绢代”四个字。

一九三五年，蒲田制片厂搬迁至大船时，日本电影正处于婴幼儿期。无论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都被人瞧不起，被称为“河边乞丐”和“流浪儿”。但是，我们依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地去工作。日活电影公司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电影—《时间之神》，导演是沟口健二，主演是夏川静江。

一九三二年，东京东方写真工业创立了现为东宝电影重镇、以森岩雄为中心的东方电影社，拍摄了由水谷八重子和大日方传主演的《浪子》，赢得一片喝彩。一九三三年，京都的进口商人、很早就对电影的未来抱有梦想的大泽善夫在京都的太秦创立J·O有声电影制片厂。

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日活、新兴和松竹这三大电影公司分别于多摩川、大泉和大船新创立了专门拍摄现代剧的制片厂，相互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一九三四年的票房冠军是由小津安二郎执导的《浮草物语》，主演是坂本武和饭田蝶子，讲述了一对流浪艺人夫妇的悲惨感情遭遇以及对于孩子的爱和挣扎无奈。

一九三五年的票房冠军是成濑巳喜男执导的《愿妻如蔷薇》，主演是丸山定夫、千叶早智子和英百合子，剧本作者是中野实。讲述的是一个女儿原本想把与情人同居在乡下的父亲重新带回到母亲的身边，但当她看到父亲和情人之间充满爱意的生活后，让她开始深思起女人的生活方式。

一九三六年的票房冠军是沟口健二执导的《祇园姐妹》，该片由山田五十铃和梅村蓉子主演，依田义贤编剧。影片讲述了深受人情纠葛折磨的姐姐与自私的妹妹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

这三部作品堪称日本影坛的古典佳作，也是之后现代剧电影的起源。

一九三六年，东京宝塚和P·C·L、J·O三家公司合并，诞生了现在的东宝电影公司。世田谷区成城町的P·C·L录音厂引入了美国好莱坞的技术和设备，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第一大制片厂，这动摇了松竹电影王国的地位。

过去和现在不同，当时的电影人几乎都是专属合同工，不能随意去其他制片厂参观。新制片厂还有另一个魅力，“东宝电影”的首映馆是位于数寄屋桥桥头十分气派的日本剧场和日比谷电影院，电影票票价都是五十分，对于注重外形美观气派的电影人来说，这正中他们的泪点，让他们感叹不已。

然而，并不是制片厂设备好，就能拍出好的电影来的，一九三七年的票房冠军是日活作品、由内田吐梦执导的《无止尽前行》，不知是应该将其称为文艺片，还是高级情节剧。自从松竹电影将制片厂迁到大船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断拍摄出如横光利一原作、岛津保次郎执导的《家族会议》，菊池宽原作、由五所平之助执导的《新路》等作品。《新路》的女主角是田中绢代，佐野周二饰演她的搭档，十二岁的我出演她的妹妹。我饰演一个多嘴顽皮的妹妹，却是一个对姐姐的恋爱起了重要作用的角色，正如《仲夏夜之梦》中的波克（Puck）这一角色。

那时，我终于可以不需要养母的陪同，独自一人去大船上班，还能一人去外景地。住在诹访湖畔时，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独立单间，特别高兴。从大房间到独立单间……意味着作为一个演员又上了一个台阶。但是，更让人高兴的是，大干部、大演员、大前辈的田中绢代把我看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喜欢我。

午饭时，我走出摄影棚准备去员工食堂吃饭，田中绢代的徒弟或助手就会把我叫住，带我去田中绢代的房间。她的房间采光好，有壁龛，约十二三平方米左右。房间里有三面镜的梳妆台，小小的折叠式饭桌上摆放着自带的便当，换上便服的田中绢代笑容可掬地等着我的到来。便当盒是画着泥金画的三层套盒，我第一次看到涂着朱红色漆的筷子，饭菜简直就像女儿节时摆在装饰坛上的供食一样。

不久，当天拍摄结束后，田中绢代就会带着我乘坐她的私家车去她位于镰仓山的家。拍摄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不再回大森的家，住进了田中在镰仓的家，每天早晚和她一起乘车来回制片厂。

她在镰仓的宅邸被称作“绢代公馆”，是一座豪华美丽的日式住宅，家具极其精致优雅考究，与小巧玲珑、装扮奢华的她非常相称。

傍晚，我们一起回到镰仓山后，田中绢代便催着我一起去洗澡。我生来第一次见到薄如纸般的扁柏木泡澡桶和盆，印象非常深刻。洗好澡，起居室的餐桌上已经摆好晚餐，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盛放在小巧精致的碗盘里，简直就像公主的晚宴。三名女佣人偶尔才露个面，家中没有其他客人，静悄悄的，窗外是漆黑的群山，我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雨月物语》中的贵族小姐。

不，贵族小姐应该是眼前的田中绢代小姐。当时她才二十七岁，没有结婚成家。田中绢代刚洗完澡，未化过妆的脸上扑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总是微笑着。她身穿一件厚厚的友禅织染和服，纤细的手指动作非常优雅、从容，静静地品尝着菜肴。她是当时日本最有名的大明星。当时的明星正如天上的星星一样，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只能透过云朵和彩霞模模糊糊地看到一点。而在我看来，这位蜚声日本影坛的明星是如此朴实和坚实，并且在她的身上也有几乎所有知名人士所具有的“孤独感”。

吃完饭后，她兴致勃勃地起身去衣橱里翻找衣服。也许是她觉得我的穿着打扮太寒酸了吧，只要是适合我穿的洋装和毛衣，她都会送给我。当时，我的个子和她差不多高，都是一米五左右，每件洋装都像量身定做的一般，合身极了。连衣裙轻而柔软，仿佛轻轻一碰就会飞走似的，还有外国制毛衣，每件都十分高档，和我的身份并不相称。我很是犹豫不决，为了让我不多想，她拍着手笑着说：“你穿着比我合身呢！”

一九七四年，我在观看田中绢代出演的《望乡》这部电影时，影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田中绢代扮演的“打工妹”阿崎与朝夕相处、感情深厚的一名女性分别时，恳求对方：“请把你用过的那条手巾送给我吧！”阿崎接过手巾后先是满脸笑容，接着又捂着脸嚎啕大哭，看到这一幕，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也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因为我懂得：对于阿崎来说，一块手巾是用钱买不到的“血肉相连的宝贝”。

三十八年前，田中绢代把自己的许多高档衣物毫不吝啬地送给了我这个穷人。比起这些衣物的高档和昂贵，更让我喜欢的是因为它们是给过我关爱的人穿过的衣物。事实上，每次我穿上这些衣服时，都能切身感受到仿佛被田中绢代的温暖包裹着，内心更加充满幸福感。

但是，还没过一年，我个子长高了，衣服都变小了，悲伤难过的我只好把它们放进箱子。几年后，战败前慌慌张张把它们放进疏散行李里，寄往宇都宫。但是由于遭受空袭，家虽未被烧毁，但行李被烧成了灰烬，田中绢代和我都穿过、让人怀念的衣物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久前，在一个和服展览会上，我遇见了久别的田中绢代，我不由得大声说道：

“以前，在镰仓的时候，您曾送过我很多衣服呢！”

她立刻打住我的话题，说道：

“哪儿的话，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那都是一些旧衣服，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本想说：“正因为是旧衣服，我是多么喜欢啊！”

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口。有人想听我们的谈话，于是开始停留在我们两人的旁边。田中绢代微笑着摇了摇头，示意不要再说了，于是扯开了话题。

眼前的这个人，对已经从十二岁变成五十岁的我仍然心怀深深的关爱吧！最后，我只是向她轻轻鞠了一躬，然后作别。

失去了东海林太郎的援助后不久，多亏了田中绢代，我在穿着上像一个大家闺秀。回到大森的家，等待我的是养母的愁容，我的心马上又回到艰辛的现实。

那时候，我的月薪是六十日元左右，加上明治果品公司的巧克力广告的演出费用，还有一点收入，除去十一日元的房租，我们母女俩还是可以生活得下去的。但是，北海道的爷爷把财产挥霍殆尽，破产后，便带着全家来东京投靠养母，不！应该是靠着十二岁的我挣的工资来寻求活路。

养母的父亲力松及其后妻，他们的长子巴夫妇及三个孩子，还有澈子和幸子……一共九人在千驮谷的出租房里落下脚后，他们暂时的生活费就需要养母从我的工资里挤出来。养母是力松和前妻的女儿，我是力松长子锦司的女儿，即他的孙女。当今的日本，家族观念淡薄，很多人没有父母，也没有子女。但是在那时却截然不同，作为一个社会常识，哪怕是把自己榨干，也要帮助自己的家人。

养母总是焦急地等着我发工资，每个月工资一到手，她便拿着一些钱赶往千驮谷。剩下的钱供我们母女俩勉强度日。我穿着昂贵的外国毛衣和裙子，钱包里却没有一分钱。不是我说大话，那时我还当过小偷。从文具店的店门口偷拿了一块橡皮，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

俗话说：“老天不会总是眷顾你”，从小时候起，我就要工作，深受同事们的喜爱，但是却得不到丝毫家庭的关爱，而且越是挣扎，就越是被金钱所困，如同陷入泥沼般，不得动弹。

钱总是还没到手，就用光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为谁在工作。对于四岁就来到东京的我来说，千驮谷那一大家子人里，我只对祖父平山力松还有记忆，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见面，虽说他们是我的叔父、婶母，都是我的亲戚，但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我甚至认为说“摸不着头脑”这一说法都勉强。养母气愤地说“尽孝”呀、“人之常情”呀，她越是这么说，我越是觉得不可思议：“那为什么要让我为这群人工作？”

祖父力松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精力旺盛，他变得有些恍惚，一头稀疏的白发，整日迷迷糊糊地晒着太阳，长子巴把不熟悉的东京跑了个遍，把家改装后，最终开了一个小饭馆。说得好听点是小饭馆，其实就是个只有二十几张简易圆凳，供人吃碗饭的地方，不可能养得起一家九口人。

养母在大森公寓附近发现了一栋有很多房间、不错的两层小楼，她想用来做出租屋，以便接济祖父。但是，她拿不出押金等需要预先垫付的一笔钱。走投无路之下，养母硬着头皮去找大船制片厂的演员课长古田想预支我的工资。

但是，遭到了古田的一口回绝，养母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对他恨之入骨，百般诅咒。没想到，之后不到半年，古田真的被免了职，我心里不免暗暗自喜：“真不愧是妈妈啊！干得真漂亮！”同时，令人遗憾的是养母变得脾气火爆，就像一团火球般，一触即发，让人束手无策。

我的哥哥平山实留在东海林家当学仆，他从夜校退学，进入了利根钻探公司工作。我和他也不亲近。他的固执倔强以及作为男人的野心肯定比别人要更强许多。后来他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报名去了利根钻探公司的“满洲”分公司，“满洲”可以说是当时失业者的另一条出路。

他只有一件暗红色的校服和满是汗臭味的柔道服，于是养母和我把平时省吃俭用、一分一分积攒在空紫菜罐里的钱全都倒出来，给他买了三件衣服。哥哥个子矮小，手脚又短，戴着副近视眼镜，就像一头棕熊，根本买不到适合他穿的成衣。养母便把西服的袖子剪短，裤腿裁掉一截，把西装背心的胸围改小。让哥哥穿上西裤和西装背心后，发现从西装背心的侧边飘落下一根带有金属配件的带子。原来那是用来调节西装背心胸围大小的带扣，我们三人笑成了一团，这笑声好像已经多年没有过了。

电影《新路》获得一致好评，接着，松竹电影公司继续拍摄了由五所平之助执导、田中绢代、佐野周二和我这同一班人马出演的电影《花篮之歌》。故事以炸猪排店为舞台，招牌女招待由田中绢代扮演，她的大学生恋人由佐野周二扮演。由于大学生恋人的朋友需要一个会念经的演员来演，寺庙出身的笠智众被相中，当时的他还是一个闷在大演员室里的无名之卒。笠智众性格洒脱超然，一口独特的地方口音，在这部电影中大获成功，之后，成为松竹电影公司不可或缺的顶梁柱。恋上田中绢代、最后又失恋的炸猪排店厨师由德大寺伸扮演，此前一直扮演美男子的他在这部影片中也施展了高超的喜剧演技，受到了评论家们的一致好评。

继田中绢代之后，又出现了一位喜欢我的人，那就是德大寺伸。拍完《花篮之歌》后，他也常带着我到处去玩，有时去宝塚少女歌剧院或帝国剧院看戏，有时去高级西餐馆这种对于孩子来说非常奢侈的地方用餐，两人脖子上围着白色餐巾，简直就像一对情侣一样。

只有和德大寺哥哥一起坐在宝塚少女歌剧院里全神贯注地观看演出时，我才又突然感受到了孩子般的快乐。当时十二岁的我，担负起供养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也许正是多亏了田中绢代和德大寺伸吧，我才最终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