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两个我》

两个我

自从看了杉村春子在影片《小岛之春》中扮演麻风病患者的精湛表演后，深受震撼的我第一次懂得：必须从第三者，即观众的视角去看待银幕上的自己的表演。在此之前，我都是忙于拍片，没有好好看过自己主演的影片。

在此之前，我仅仅是为了赚钱，遵从导演的口令，鹦鹉学舌般念台词。我不想和别人竞争，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就行”。

如果没有遇见银幕上的杉村春子，我可能会一直这么认为：拍片和演戏就是准确无误地记住剧本台词，只要在镜头和观众面前形象生动地表演出来就足够了，只要记忆力好，就能胜任演员一职。如果这样的话，演员不就变成了一只八哥了吗？

当然，当时只有十六岁的我，无心与给我带来震撼感的杉村春子一争高低。但是，银幕上的杉村春子似乎在骂我、向我挑衅：

“你虽然很红，但是这就是你当演员的目的？”

我无言以对。首先，我从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没有读过一本表演方面的理论书籍。我想，我首先必须好好看一看银幕上自己的表演。

我去看了，认认真真地看了银幕上自己的表演。

我认为，我的演技可以说是“质量低劣的儿童饼干”，我既不是演技拙劣的演员，也不是演技出色的演员。首先，那些我认真念的台词，听起来却非常单调，而且吐字不清，听起来非常不舒服，甚至想骂自己：“念清楚！”

“这可不行，得从发声开始学！”

我下意识地朝试映室的“音乐部”走去。

东宝从P·C·L事务所时期开始，就开始拍摄台词中间穿插歌曲或穿插舞蹈表演的音乐剧风格的电影。就和现在的歌手演唱时会穿插表演一样，当时东宝几乎所有的演员都会唱歌，这一点都不稀奇。因为歌曲就是配上旋律的台词。我也为《女儿唯一的愿望》和《秀子的应援团长》演唱了影片主题歌。

在电影中唱歌的场景，是先在录音室录好演唱歌曲，在摄影棚拍摄时，演员再跟着录音对口型拍摄而成的。

音乐部配有一位毕业于上野音乐学校，名为“铃木敬子”的钢琴家，为了方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的演员们学习唱歌。铃木敬子自己不唱歌，但是她的耳朵特别敏锐，不允许敷衍了事和音阶不准，特别严谨认真，性格并不适合在制片厂工作，但是我一直对她有好感。一天，她坐在音乐部的一个角落里，穿着干净利落的和服，正看着一本书，我跑到她跟前，对她说：

“铃子老师，请教我正确的发声吧，拜托了！”

由于我的请求过于突然，铃木敬子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这时，坐在窗户旁边的音乐部长挂下先生插嘴说道：

“想学的话，我给你介绍老师吧！”

挂下部长给我介绍的老师是当时歌剧界的权威奥田良三和长门美保。这可把我给吓坏了，这两位老师堪称顶级啊！在《我们是教官》这部影片中，我和丸山定夫表演了竖笛和古筝的合奏。为了学古筝，我被突然带到宫城道雄的家中，那种贯穿浑身上下的紧张感让人非常痛苦，但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下定决心和两位老师学习发声。无知者无畏，没有比无知更强大的东西了。

不久，挂下音乐部长把我带到位于千驮谷的奥田良三的私邸。宽敞的日式房间铺着上等地毯，在沙发对面，摆放着一架锃亮的黑色钢琴。

身穿深红色礼服、系着领巾式领带、表情严肃的奥田良三出现在我们面前。我第一次见到他，被他那像猫头鹰般的大眼睛给镇住了，急忙低下了头。奥田良三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份乐谱，可是我不识谱。我的心好像跳到了嗓子眼，这时奥田良三已经“噔……噔……噔”地弹起了钢琴。我已经逃无可逃了！

我一边听着钢琴的弹奏，一边像蚊子一般，“啊……啊……”地练起声来。仔细一听，原来他弹奏的是童谣《鸽子》，这时奥田良三的大眼睛才显露出笑意。

奥田良三对着钢琴调整了一下呼吸，自己练唱起童谣《鸽子》的旋律。

“uwawawawa—”

那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音量大得像开炮，我好像快被暴风给吹跑一样，双手紧紧抓住椅背，支撑住身体。

长门美保这位老师也如出一辙，只要她一张嘴，那声音足以震动房子，震得窗户“哗啦哗啦”地乱响。不管我怎么努力地喊，我发出的声音还是不够大，敌不过长门美保运用技巧发出的低音。

长门美保的家在小田急线代代木八幡车站的附近，电车驶过时发出的巨大声响都被她发声的声音遮盖。这千真万确，丝毫没有夸张。

上完奥田良三和长门美保的课后，我变得走路摇摇晃晃，精神恍恍惚惚，好不容易才回到成城的家。

我只有一只耳朵能听见声音。我七岁时，半夜中耳炎引起发烧，我捂着耳朵，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养母只知道干着急，一个晚上一会儿给我保暖，一会儿给我降温，去看医生时为时已晚，鼓膜已经没有用了。我心里非常担心：难道我唯一的一只耳朵也要因为上奥田良三和长门美保的课给震聋吗？

我原本是为了说清楚台词去学习发声的，由于拍摄工作忙的缘故，学了不到两年，我就没有学了。我从两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调息都会变成声音。

面对点着的蜡烛练习发声，哪怕有一点吐气，蜡烛火焰都会摆动，如果所有的调息都变成声音的话，蜡烛火焰就不会有丝毫的摆动。我知道了：不光可以使用肺部呼气，还可以把气息存储到背部。我写过这么一句话：“超一流水平的老师最棒”，根据我的经验，学生越是差，就越不能让温和不严格的老师教，应该选择水平高、严格的老师来教。

学费很贵，正因为是用自己辛苦赚的钱去支付学费，所以我会更加贪婪地去吸收老师教的新知识。现在想来，我甚至觉得：没有家长可以亲力亲为给我支付学费，还真是件好事。这种想法绝不是逞强。世界上，什么东西会带来运气，还真不好说。

在两位老师的特训下，我含混不清的声音基本变清晰了，我看到自己对自己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别提有多高兴。虽然，没有其他人为我高兴，我只有一个人偷着乐。

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漫长的演员生涯中，遇到过几次必须做出决断的时候，每次，我都是自己绞尽脑汁，自己做主，有成功，也有失败，有伤痛，也有丢丑，丢脸的事数不胜数。我很喜欢中国的一句话：“黎明前的黑夜”，并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而是为了明天的光明而努力。如果不这样想的话，只会背负着无数耻辱，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我五岁时便被扔进成人的世界，像野草般顽强地活了下来，靠“听”学到学问，一旦事情纷乱复杂，便会迷路，全然不知该往何处去。所以，在我心中总是藏着两个“我”，她们总是争执着“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一个我小气、狡猾、愚蠢，贪吃贪睡，非常懒惰。另一个我总是责骂那个懒惰的我，拿起鞭子不断鞭笞我，找我算账，就像马戏团的团长一样。

难得少有的是，“学习发声”是那个懒惰的“我”突发奇想去做的，另一个严格的“我”则眯着眼睛开心地说道：“特训是很有意义的。”不，或许是观看《小岛之春》时，那个严格的“我”坐在我的身边，杉村春子一出现，她便鞭笞着我要好好学习。对于电影的兴趣，银幕上自己演技的疑惑和不安、喜悦和失望，让我心潮澎湃。“看我的！”正当我脚踩上起跑线，准备好好干一场的时候，整个社会突然呈现右倾化态势，拍摄电影的数量急剧减少。

一九四一年，东条内阁成立。

“夏威夷吉他不激昂，太伤感，会打消志气，必须禁止！”宝塚少女歌剧团、松竹歌剧团的《男装丽人》这一节目也被废止。电影自不必说了，连戏剧也不能违抗、违反军人的命令。

《男装丽人》的小夜福子和苇原邦子等演员都告别了大礼帽和晚礼服，重新恢复饰演女性角色。水江泷子穿着不合身的裙子，创立了“蒲公英剧团”，创作了《风俗音乐剧》等没有音乐的节目。美国和英国电影禁止上映，全国电影院都被勒令强制上映军事检阅的新闻和文化相关的电影。

一个月有两天禁止吃肉，牛肉猪肉店也被强制停业，香烟一人限买一包，连食盐也实行配给制，煤气使用量按人头计算。我常常在制片厂下班后回家的路上，偷偷跑到小树林去拾些枯树枝带回家烧洗澡水。黑市的大米从一升五十分涨到七十分，人们的目光日渐严峻和紧张。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见到街头的军人，不再觉得可靠，而是感到厌恶和恐怖。

一九三七年应征当兵、后来退役回到家的平山力松的儿子巴一直体弱多病，后来因感冒病情加重去世。平山家失去唯一的男劳动力，只剩下女人、孩子和老人，生活难以为继，只有靠我的接济过活。养母平时爱慕虚荣，没有能够应对意外支出的存款，我们只有去东宝预支工资，或者我增加额外工作量。

我连续接拍了《昨天消失的男人》、《马》、《阿波舞女》、《女生日记》、《售票员秀子》这五部电影，期间我还抽空在日剧、新宿东宝、涩谷东宝、江东剧场等地出演自己演的电影中间的加演节目。我不会念蒲公英剧团的乐谱，但是十多人的乐团站在我的身后，我不自量力地唱着歌曲。上演时间是三十分钟，唱四首歌，周六周日要演四次，平日演三次，我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观众席坐满了身穿国民服和裙裤的观众，在观众席后面站着一排监视的警察和宪兵。

观众是自掏腰包买票来观看自己想看的节目的，我不可能穿着裙裤站在舞台上表演，在两首歌曲之间的中场休息时间里，我会换演出服。演出服是我自己准备的，我每次都会新做两三件，我希望演出服可以弥补唱歌的不足。演出服的费用超支，一半以上的演出收入都用来制作长裙摆的礼裙。有人可能会不可思议：“你工作这么辛苦，却没有生病。”可是，我也是个普通人，最终我还是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

这五部电影中，《马》这部影片讲述一头名为“太郎”的马从小被精心呵护养育长大，是一部描述它与农村姑娘稻子之间内心交流的田园电影。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它是历经三年的拍摄完成的一部巨作，但并不是从头至尾一直拍了三年。这部电影的外景取景地分别处于四个季节中的东北地区，所以不到相应的季节，就无法进行拍摄。

《售票员秀子》（一九四一年，南旺电影）中的我

摄影是当时位于第一线的四位摄影师担任，选取了各自擅长的季节进行拍摄。夏季镜头和摄影棚的拍摄是三村明，秋季外景的拍摄是铃木博，冬季的拍摄是唐泽弘光，春天的拍摄是伊藤武夫，美术是松山崇，编剧和导演是山本嘉次郎，导演助手是年轻的黑泽明和谷口千吉，这一超豪华阵容在东宝历史上是前所未闻的，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马》这部电影后来获得了文部省推荐等多个奖项，获得一片盛赞。它被视为我少女时代的代表作，但是在我心里，它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虽说是大制作，但是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只是在影片中我第一次说非常拗口的东北方言。

影片《马》定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上映，在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开始进行最后的拍摄。当时我兼拍三部电影，一天夜里，为了去拍摄《马》的外景，熬了几个通宵的我刚卸完妆，和初子像行李一样，被带到上野车站。

坐着最后一班夜间列车，到达山形县时天才蒙蒙亮。在山形车站，导演组的外景负责人睡眼惺忪地等着我们的到来。然后，赶往旅馆，重新化妆，将卷曲的头发烫平，梳成辫子，穿上和服外衣和飞白花纹裙裤，围上大摆围裙，不知不觉就到了出发时间的八点。

外景巴士来到门前，工作人员嘈杂地搬运起摄影器具，我蹲下来吃早饭，将酱汤倒入米饭，匆忙吃了起来。布袜的搭扣都没有空搭好便慌慌忙忙地乘上车，赶往拍摄现场。

突然，我脑中一片空白，眼睛半闭半睁，感觉下腹部往下沉，紧绷抽搐……到了拍摄现场，我也没有意识到，迷迷糊糊地坐在车里。副导演阿银说道：“让你们久等了！”门一开，我条件反射般地跳下车，只见眼前是一片宽广的水田，太阳十分刺眼，我有生第一次感觉到一阵眩晕。

我看见远处有一群人围着摄影机，在朝我这边看。阿银喊道：“开拍！”击板的声音响彻秋天田野的上空。

马慢慢地走了起来，我用力想去握住沉重的锄头的手柄。我的记忆停留在这里，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就不记得了，因为我昏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