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马》

马

我苏醒时，已经躺在旅馆的被子里。

我没有系腰带，穿着黑色领子的棉布田间工作服，法兰绒衬衫，涂有粉底霜的手伸在被子外面，呈现出紫铜色……不久前，我还站在《马》的外景拍摄地的水田里。马的脸看起来特别长，太阳光照射得双眼炫目，脑袋“嗡嗡嗡”作响，然后……

我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守候在一旁的初子和制片主任黑泽明满脸担心地向我俯过身子来，初子眼睛眯了起来，上齿咬住下唇说道：

“小姐！没事吧？你刚刚晕倒了，是黑泽君把你抱回来的。”

“晕倒？干得漂亮！”我想对初子笑一笑，可是太阳穴一阵刺痛。

黑泽明拿起医生留下的药粉，将它打开，说道：

“喝药吧！”

“……”

“必须喝，喝吧！”

“……”

“秀子，拜托你，喝了吧！”

“……”

我害怕喝药粉，不知怎么回事，每次喝药粉，水下去了，但是药粉还黏在气管上，呛得难受极了。而且，还不清楚是什么病，不想喝药。我拼命地摇头，初子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黑泽明一怒之下，张开自己的嘴把药粉倒了进去。我吓了一跳，盯着黑泽明的嘴。他闭着嘴，咕哝着说：“我喝了，一点事也没有，很安全，秀子也喝了吧！”

黑泽明真是一个怪人，我觉得好笑，一下子笑了起来，黑泽明看着我也笑了。

自从拍摄影片《作文课堂》起，黑泽明就担任山本嘉次郎的助理导演，个子特别高，眼神如同一匹悍马，双拳总是紧握着，性格敏感，脾气暴躁。在还是个少女的我看来，他是个很可怕的人，他常常会替山本嘉次郎提醒我演出时的注意事项，帮我修正台词，但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私人对话。

喝了药的他也不好意思地看着初子。初子目瞪口呆，咬着下嘴唇看着他沾满白粉的嘴。黑泽明生气也好，初子为难也罢，我就是不喝药。黑泽明抓起放在一旁的白色编织帽戴上，“嗖”地站了起来，恶狠狠地推开门扬长而去，终于不用吃药的我向初子吐了吐舌头。

傍晚，医生诊断的结果为：极度疲劳、胸膜炎、盲肠炎和急性中暑。医生打开一个鼓鼓的包，取出注射器。我怔住了，我不喜欢喝药，更害怕打针，特别讨厌酒精棉的味道。但是医生二话不说，挽起了我的袖子，开始注射。我害怕得心怦怦直跳，盯着注射液注入静脉，当针头被拔掉后，我总算松了口气。但是，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拔掉针头后的静脉流血不止，血慢慢地流出、晕开，就像水滴在和纸上般，手腕附近肿成了紫色。医生大叫起来：

“不好了！血管不会收缩，必须马上送医院。”初子斜着身子，在走廊快步跑着，黑泽明急忙赶了过来。我又一次被抬进汽车，接着坐夜间火车赶回东京。第二天下午，在养母和平尾演员课长的陪同下，我被送进了一家位于荻窪的德国人开的医院。这个医院前面有个教堂，还有花坛，两层楼建筑，从外观看根本不像一家医院，这倒让我放心了。医生也是德国人，护士是身穿黑衣的修女。诊断的结果还是干性胸膜炎和盲肠炎。

护士带我走进病房，病房的布置让我大为吃惊。整个房间是淡绿色，摆放着白色三面镜梳妆台和衣柜。床上铺着平整的床单，窗户挂着蕾丝窗帘，就像高档宾馆的房间一样。养母可能是听到我住院的消息受到了打击的缘故吧，无力地呆坐在三面镜梳妆台前的椅子上，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护士给我换上白色烹饪服般的病号服。这是一家完全看护制医院，所以养母无法一直坐在病房里。护士催养母离开，她站起身，眼神飘忽不定地看了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离开了。

傍晚，做弥撒时钟声敲响了。我喝完护士给我端来的番茄汁，然后伸展开发烫的手脚，平躺在床上。直到昨天为止，我还忙得像蚂蚁一样团团转，与今天判若两人。我望着淡绿色的天花板，竟想：“就这样死了算了！”觉得一切都太麻烦、愚蠢和没意思，觉得活着没有意义。

“不知死后会去什么地方，但是一直辛勤工作到晕倒，应该不会下地狱吧……”我一边想着，不知不觉陷入沉睡。

第二天，开始了忙碌的胸膜炎和盲肠炎治疗。我早就听说：对于那些能通过“自然疗法”治愈的疾病，德国医学不会胡乱采用药物治理。我住院的两周里，没有服过药，也没有打过针。

早晨七点半，量体温和喝果汁，八点吃早饭，九点去诊疗室开始芥末湿敷疗法。先在上身裹上滚烫的浴巾，然后敷上一块涂有厚厚一层芥末的布，然后再盖上滚烫的浴巾，这样重复多次。另外，还要把双腿浸入装有热水的方形水桶，一直浸没到小腿部位。这样治疗之后，浑身像火烧般发烫，胸口一阵刺痛。除去芥末湿布后，胸部红彤彤的，就像足柄山的赤豆刨冰一般。用毛巾擦去残留在胸口的芥末后，接下来我被带到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洗澡间。护士把手上的毛巾搓出肥皂泡沫，然后仔细地为坐在椅子上的我进行全身擦拭，之后把全身肥皂泡的我推入一间仅容一人进入的冲淋室。接下来可就难受了，冲淋室的上下左右前后斜方向都喷出温水来……水温慢慢变热，冲淋室内热气腾腾，我被烫得喊叫起来，不一会儿水温开始慢慢下降……水温一直下降至冷水的温度时，喷水止住了。护士递给我一块床单大小的浴巾，我包住身体后，被送回病房。之后，就是安静地睡觉。

医院伙食让人很是期待，是西餐式精进料理，少油的精制肉排、木薯粉、浓汤、新鲜面包，都非常美味，在两餐间喝的大杯果汁饮料也非常新鲜，让身体充分吸收营养。我那疲劳干枯的身心也慢慢被滋润，恢复了元气。

说到德国医学的“自然疗法”，我又想起一件事。

我的先生松山善三动不动就生病，“生病”就像是他的家常便饭，而且在国外旅行时尤其会这样。一九五八年，我们夫妻两人去德国波恩旅行，住在一家名为“国王宫殿”的宾馆，正玩得开开心心时，一个夜晚丈夫突发高烧，他捂着左耳不断呻吟。我打电话拜托朋友第二天带我们去看医生，那个晚上我一夜守护在丈夫的身旁，给他的左耳降温，擦拭全身的汗水。第二天早上，丈夫乘坐朋友的汽车去波恩大学附属医院，我则在宾馆等待他们的联系。一个小时左右后，电话响了。

“是我，我住院了。”

“什么？住院？”

“我在床上给你打电话，是中耳炎，说三天可以痊愈，我说要回宾馆拿些东西再过来，但是医生不同意。说我一个病人还说这些话。”

照我们日本人的感觉，“住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按照常识，医生让住院意味着“回家和家人商量一下”。但是想一想的话，即便回家和家人商量，中耳炎也好不了。耽误了治疗的话，只会拖延治愈。因为生病才去医院，只有信任医生。我信服地帮丈夫收拾好梳洗器具、睡衣和长袍赶往医院。

丈夫无精打采地躺在高高的病床上，听说仅在耳朵里滴了一滴甘油，除此之外，没有进行任何治疗。病房墙壁上装有各种插座，还有我不懂意思的文字和小器具。病床靠背很高，后来我才知道病床可以临时作为手术台使用。

丈夫一脸不解的表情说道：“在东京的话，打一针青霉素就可以回去了。”这时，一位一看便知是健康状况良好的护士微笑着拿来了一个小小的冰枕靠在丈夫的耳根处，然后离开了。

病房里有卫生间、衣橱、桌椅和大沙发，墙壁上挂着画，从大大的窗户往外望去，可以看见一个很大的公园庭园。病房是贵宾级的，伙食也像餐馆的饭菜一样丰盛，炖牛肉、煮卷心菜、土豆、面包、甜品，还有擦拭得发亮的刀叉、洁白的餐巾，与日本的大学附属医院大不相同。

一天测量体温两次，医生会定时来巡诊，一天三次各滴一滴甘油般的药液，鼻子里也滴入一滴含有薄荷醇的药液，每天重复这样的治疗，吃完饭后便好好休养，第四天的早晨，和医生说好的那样，丈夫退烧痊愈出院了。出院时，医生说道：

“我们无法治疗疾病，人本身具有对抗疾病的能力，我们只是起到帮助和引导的作用。”医学专业中途退学的丈夫听后，显露一副非常佩服的神情。

我经过芥末湿布和冲淋疗法治疗后，并没有完全治愈，两周后病情得到控制，和住院那天一样，在养母和平尾演员课长的陪同下出院了。然后，立刻赶往影片《马》的剧组人员等待着的岩手县盛冈。山本嘉次郎等全体剧组人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我。当时外景队的汽车是这样分配的：导演和摄影师同乘一辆，摄影助手和器材一辆，主演乘一辆，其他演职人员乘两辆大巴，照明器具、移动车和小道具等摄影器具放在一辆专用卡车上，作为另一主演的马装入一辆专用卡车，队伍浩浩荡荡。

到了早晨八点的出发时刻，旅馆前面聚集了一大群车、演职人员和观看人群，就像在战场上一样嘈杂不堪。山本嘉次郎、摄影师、黑泽明和外景主任乘坐的汽车打头阵，六辆大巴、卡车和包租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跟在后面，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

我原本是坐在主演用汽车上的，但是不知何时起，后来坐上打头阵的导演用车辆上了。我梳着辫子，穿着细筒裤和和服外衣，黑泽明打开两条大长腿，把身材矮小的我抱坐在身上，我拘谨地坐着。我之所以坐上导演用车辆，是因为我是拍摄的必需品，并没有其他意思。外景拍摄时，即便外景拍摄器械已经支好，由于当天的天气和光线的原因，有时会突然改变拍摄场地。如果突然找到山本嘉次郎中意的地方的话，大家便赶紧跳下导演专用车，站到现场，并把我放在景色当中，这才有了影片画面中的感觉，所以我也是山本嘉次郎导演构思影片画面的必需品。在导演决定拍摄地点的这段时间里，后继部队的车辆陆续到达。大家根据黑泽明的指示，从卡车上取下必需的拍摄器械。黑泽明是无法将作为动物主角的“马”抱上车的，为了节约宝贵的野外拍摄时间，只有把人物主角、影片中扮演“稻子”的我抱进了车。

我坐在导演专用车上最大的乐趣就是从博学的山本嘉次郎的讲述中获得学问。我曾好不容易进了文化学院，不到两年的时间，因为“出席天数不足”的名由被学校劝退，但是我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从所见所闻中去学，我如饥似渴地希望学到知识。

一九三七年，我离开松竹电影公司，进入东宝电影公司后拍的第一部作品是山本嘉次郎导演的《良人的贞操》（前后篇）。之后，我们又合作拍摄了《作文课堂》、《马》、《希望的蓝天》、《春天的游戏》等影片。不仅如此，山本嘉次郎导演还曾提出收养出生于不幸家庭的我为义女。所以，他真的是我的恩人。

山本嘉次郎导演兴趣广泛，多才多艺，还有个外号叫“万事通”，但在他的身上没有只专注“电影导演”的悲壮感，他的工作态度也丝毫没有所谓的巨匠、电影艺术家身上常见的不好相处，大家都说：“山本导演组总是和和气气的”，获得大家一致好评。他这个“万事通”可并不浅尝辄止。对于新知识，他会锲而不舍地去钻研，直到变成自己的东西为止，这种精神着实让人叹服。另外，山本导演表面上看起来幽默、深谙世故、小有才气，但这只是人们看到的冰山一角，在他的身上还有耿直忠厚、深思熟虑、严谨认真的一面，却常常不被人们发现。

与山本嘉次郎合影

一九四六年，我二十二岁。有一天，东宝进行新人面试，山本嘉次郎对我说：“你也去物色一个将来可以和你搭档演情侣的人吧。”于是，我坐在评委席的最边上旁听。面试很简单，一个又一个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时，年轻的三船敏郎就在这批面试者当中。他身穿一条旧西服裤和一件运动衫。但是，他眉毛浓密，目光炯炯有神，面部轮廓清晰，宛如刀削一般，而且他有着日本人少见的精悍体魄，评委们都被他的风度迷倒了。但是，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难为情吧，三船敏郎的举止非常不礼貌，对评委的问题也不好好回答，双唇紧闭，时不时还对评委怒目相向，让人无所适从。

评委们的意见呈现两大对立，大家争论不休。最后，以“性格不够稳重”为由，决定对三船敏郎不予录用。就在这时，一直抱着胳膊，沉默不语的山本嘉次郎开口说话了。

“不要一开始就断定他不行，先试用一下吧，试用一下才知道他有没有才能……想辞掉，随时都可以，我来负责！”

这一句话，改变了三船敏郎的人生，才有现在的知名演员三船敏郎。一九四七年，三船敏郎在谷口千吉导演的影片《银岭之巅》中初登银幕，之后又出演了黑泽明导演的影片《泥醉天使》和《野良犬》，一举成名。他还出演了《七武士》、《用心棒》和《红胡子》等著名影片。他根本不是一个“性格不够稳重”的人，他对长辈非常尊敬，厚于礼仪，同事们都对他颇有好感，评价很高。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社会的剧烈变化让山本嘉次郎痛苦不堪，他开始酗酒和吸毒，身体渐渐垮了下来。山本嘉次郎身上缺少“勇往直前的坚韧和厚脸皮”，他比常人更加敏感，战后的混乱让他精神崩溃，他无处可逃，只有酗酒和吸毒。一个失去体力和干劲的导演，对于电影公司来说，他成了“过去的人”。他晚年几乎没有什么作品，靠写一些食物的随笔借以消愁解闷。

山本嘉次郎去世后，为他举办葬礼的地方，是在三船敏郎辛勤工作的东宝制片厂，葬礼非常冷清，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为一位曾经的知名导演举办的葬礼。前来参加葬礼的老同事们也都放弃了电影行业这一夕阳产业，很多人从事着与电影无关的工作。原定为两小时的烧香祭奠，一个小时就没有人来了。这时，四五个男子急急忙忙地赶来，立在山本嘉次郎导演的遗像前，双手合十祭拜。他们身穿工作服和橡胶凉鞋，手脚沾满泥土，呼吸急促。我一看就知道是拍摄现场的照明人员，他们从忙碌的摄影棚中抽出身来，赶来参加葬礼。一阵心酸涌上我的心头，心想：他们能来烧香祭拜，躺在祭坛棺木里的山本嘉次郎导演该是多么高兴啊！

对于在拍摄现场工作的人来说，最让人高兴的就是得到同事们的敬仰，山本嘉次郎导演的喜悦就是我的喜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山本嘉次郎导演是一个让人嫉妒的“幸福的人”，他是我永生难忘的老师，是我的兄长，也是我远去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