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色与欲》

色与欲

我买了一颗昂贵的钻石，这让养母非常震惊，如同养女给她下了挑战书一般。我在二十五岁之前，养母给予我所有的爱，在我看来，九成都事与愿违或带来麻烦，我觉得这并不全是因为我是她的养女，即便是亲生的，有的也一辈子合不来。打开报纸，就可以看到家长杀了孩子，或孩子杀了家长的相关报道。每当我看到这种报道，加害者和受害者在骨子里对于“血肉至亲”存有的安心感和依赖感反而让我感到紧张。正是因为存在“因为是我生的孩子”、“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这种信赖感，一旦产生了争执，愤怒和悲伤的程度就会远比其他关系来得厉害，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我没有和亲生父母一起生活过，我自己也没有生过孩子，所以对于血肉至亲之间的爱无法说三道四。如果没有血缘关系，一些问题本可以客观思考，可正因为是亲生子女或亲生兄弟的关系，本以为可以相处得来，却无法相处，所以才会怒不可遏，甚至失去了控制。

“血缘关系”如果处理得好，则是人间最美好、最爽快的关系，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则是最令人郁闷、最棘手的关系。我和养母始终关系处不好，却能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其原因就在于“贫穷”二字。但是，正当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穷困，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又发生了致使我们母女关系彻底破裂的钻石事件。

“做女儿的竟买钻石，太自以为是了，不像话！”这是养母的想法。

“我花自己劳动挣来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用不着你来管。”这是我的想法。我们母女根本想不到一块去，所以如同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双方都累得气喘吁吁。

钻石事件确实成了给我们母女关系造成致命打击的导火索。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早已像个化了脓的恶性脓肿，差不多到破裂的时候了。

我家刚修建的房屋的确十分漂亮，女儿身为电影明星前途无量。和服店和洋装店的人频繁出入我家，挥金如土，两个女主人的身边佣人成群……在别人看来，我们母女过着何等奢华幸福的生活！然而，掩藏在这层外表下的是建立在沙地上的空中楼阁和我们母女之间丑陋血腥的战争。养母的那些打麻将的男朋友都是些有家室的中年男子，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旧日本海军上尉，有的是古董商。一般，他们出现三个月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在养母身上，多半是惦记着我的财产。其实我家既无存折，也没有股票，没有一点儿能称得上是财产的东西。他们知道了这个底细后，便扫兴地离养母而去。但生性好客的养母，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看到牌友们纷纷离去，很是着急。为了留住她的男朋友，她总是倾其所有，真是一个可怜又无知的女人。而我无言以对，因为，我曾亏欠了养母。

一九三四年，东海林太郎夫妇把我接到他家去住的时候，养母为了陪我，甚至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荻野。虽然养母知道当时荻野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但是最终促使养母和他决裂的，是我们母女离开他搬到了东海林家。虽说养母对荻野充满了厌恶、痛恨和鄙视，但她心中无疑是寂寞的。而且，我这个寄托了所有希望的唯一的女儿，随着长大成人，已经摆脱了她的控制，在她眼里，我是个难以亲近、对家人不和气的女人。寂寞的养母有一两个男朋友也是理所应当的，如果这样可以让养母得以放松，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欣慰，也是一件好事。

以上，我讲了养母许多坏话，但我不能只责怪她一个人。下面我要讲一讲另一个无知而可怜的女人，那就是我自己。

战后，我渐渐红起来了。在我这个妙龄单身的女子周围，总有很多人为我捧场。如果说没有一个年轻人对我抱有男女之间的恋慕之情，那不符合事实。每当养母自己交上了一个男朋友，不知为何，她总是找来一个看似与我般配的人，就像送一个玩具一样，强加于我。但是如果她被男朋友甩了，我的男朋友也必须扫地出门，不允许再来我家。因此，我和男朋友的关系总是半途而废，有头无尾。

我这样写，似乎我好像变成了养母手里的木偶，但并不尽然。因为我早就下定了决心：“三十岁前不结婚。”而且，我也认为：假如恋爱结婚，情况反倒不容乐观。回想起来，当时被养母选来做我男朋友的人，真是可怜，又丢面子。我与他们交往的时间都不长，关系也不深。但是，我的优柔寡断或许伤害了这些人的自尊心。对此，我深感惭愧，虽说道歉不解决问题，但我还是希望能得到谅解。

越是一心想全副武装起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内心又充满仇恨的女人，就越会落入陷阱。一九四〇年，我十六岁，被文化学院除名。当时，有六位好心人提出要收养我，让我接受正常教育。东宝公司的演员课长平尾，作为代表来到我家与养母心平气和地商量，结果，被养母一顿臭骂：“有我这个母亲在，难道还要你们收养？”平尾悻悻地逃了出来。我一言不发地送走了平尾，也许他觉得我可怜吧，每逢下班早的时候，他总是从演员课的窗口探出脑袋来对我说：“秀子，去吃好吃的吧！”“去看电影吧！”

当时，现在经营教育电影发行公司的金指英一任东宝的专务董事，他是平尾十分敬仰的一位具有英国绅士风度的人物，他俩经常带我去帝国饭店和新大陆宾馆吃奢华料理。记得一个冬天，金指英一看到我感冒咳嗽，马上跑到药店去给我买纱布口罩。本以为他会只买一个，没想到他竟买来二十四个硬纸包装的纱布口罩，让我目瞪口呆。一天，在帝国饭店吃完饭后，金指英一让我站在大厅的中央，并让我在那里来回走来走去。现在穿裙裤的人可以随便进入帝国饭店，但在当时，只有那些有名望的人才能出入，我要昂首挺胸地在大厅里走一走，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默不作声地、摇摇晃晃地在厚厚的地毯上来回走来走去。多亏了金指英一，我才不管去哪儿，走起路来都毫不胆怯。

二十四岁时的我

一九四六年东宝劳资纠纷事件之后，我脱离了东宝，和金指英一疏远了。平尾已经从演员课长改行当了制片人，我还是常向他讨教，并出演他企划的电影。平尾比我大二十岁。起初，我像自己父亲般信赖他。后来，当我猛然醒悟的时候，已经像梦游病患者一样，游走在他精心策划的“色与欲的交叉路口”。

男女问题不是一种很容易能辨明如何发展变化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谁是谁非的问题。不过，我所经历的道路，是一条泥泞的路。我在这条道路上曾经越陷越深。男女问题并不是一个说得清道得明、谁对谁错的问题。我走上了一条进退两难、没有退路、越挣扎陷得越深的泥泞之路。我内心充满一种擦拭不掉的肮脏感和憎恶感，却被他越拖越远。

别说平尾了，我根本不想跟任何有家室的男人结婚，现在的话，有人也许会认为：“不要想那么多。”但是，我是一个女演员，即便不是自己选择的职业，但既然要在大庭广众前抛头露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被人选择的人。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人和演员，我不能拥有不可告人的、不开心的秘密。只有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做人，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名演员”。

然而，我是个无知、可怜、苦命的女人。相比于我的稍许肮脏和不体面，养母那阅尽男人的直爽则显得更加天真无邪可爱。所有这一切，都会像泡沫般成为遥远的过去。再次去审视自己肮脏的秉性，只会让自己更加厌恶，没有任何益处。我为我经历的“丑事”，确实付出了不少代价，这也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成长阶梯，我只有这样来安慰自己：“没有白吃过的苦头。”

钻石事件发生后，养母对我的态度更坏了。养母的感情变化支配着家里每个人的感情变化。精神上的不稳定是最难熬的了。我终日思忖着：“逃出这个家”，“离开养母”。有一天，我捧着写生本，久违地出席了“丘吉尔会”。

如果我家是地狱，那么“丘吉尔会”就是天堂。藤山爱一郎先生仍旧在这里坚持画他那蹩脚的画，宫田重雄先生还是常常给大伙儿说笑话，会场笑声一片。我的眼睛近视，于是，就在靠近模特儿的地方坐了下来，打开了写生本。这时，坐在我旁边，正画着素描的早田雄二好像正等着我一样，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早田雄二是电影世界社社长橘弘一郎的弟弟，也是《影迷》月刊杂志的摄影记者，几乎每月都来给我拍照，所以我俩很熟，常以“秀子”和“阿雄”互称。

战争过去了四五年，但东京依然有很多被烧成一片废墟的土地。早田雄二家住在麻布区，据他说，在他家附近，三井财团正在出售一块很好的地皮，而且价钱便宜，他建议我去买。我立刻想到：

“把养母留在成城，我在那块土地上盖一所房子，然后与养母分开住！”

地皮的价格为每平方米一千三百日元，三百三十平方米总价约为四十万日元。我确实很想买，但没有钱。我中途从“丘吉尔会”溜出来，跑到位于银座的“高峰秀子后援会事务所”，找到当时的后援会顾问平尾，向他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情况，请他给我筹措四十万日元。但我并不是向平尾借钱，因为后援会以及会刊的运作资金都是来自我的演出费，因而筹措这样一笔款子并非不可能。

我拼死拼活地工作，身体都累出了毛病，收入本应该相应地增加。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生计都快出问题了。制片人青柳信雄送来的演出费越来越少。当时，我演一部电影的演出费是一百万日元左右，而青柳送来的只有二十万日元，有时只有十万日元。养母不太会算账，收了钱也不记账，只会大手大脚地花钱。而我连两位数加法都感到头痛，计算更不如养母。青柳总是一再推托：“下一次一定补齐。”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从来没有怀疑过，事后想来，是自己太容易受骗了。

因为电影演出费收入不稳定，我家的开支只能靠我在舞台和电台演出的收入来维持。但是，这类收入和电影演出费比起来，简直微乎其微，对于日益膨胀的生活费来说杯水车薪，连一向豪气的养母也只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开始担心起来。

一天，我从制片厂下班回家，刚一进门，就呆住了。三四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走进了我家客厅，正在往家具和摆设物品上贴小红纸条儿。我跑进里屋一看，养母垂头丧气地坐在暖炉前。

“妈妈！怎么啦？他们在干什么？”

“说是，执行官……要查封……”

我惊呆了，养母的衣柜、长方形火盆、餐桌上都贴上了红纸条，连厨房里的电冰箱上也贴上了红纸条，打不开了。我来不及向养母问明情况，到底是没交税金，还是没有钱交，就穿上刚脱掉的鞋跑回了制片厂。我气喘吁吁地向青柳诉说了家里的情况，他似乎也非常震惊。第二天早晨，青柳为我交纳了税款。傍晚，我回家的时候，红纸条已被取掉。这时，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疑问：

“他既然有钱替我交税，为什么不付给我演出费呢？”

我满腹狐疑。一天晚上，我接到以前认识的制片人大塚和打来的电话，电话让我莫名其妙：

“啊，秀子，松竹的剧本已经写好，明天给你送去，请多关照，拜托了！”

“？ ！”

电话就这样挂了，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是新东宝公司的演员，如果我被借到其他公司拍片，应该由新东宝公司正式通知我。至于剧本，到底是谁写的剧本？是否出演的问题尚未谈妥，这种事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发现过。但是我想：等剧本送来了，就一切真相大白了，所以我没有多想就睡了。

第二天傍晚，我从制片厂回到家，刚上二楼，便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印有“松竹电影公司”字样的牛皮纸信封。剧本的名字是《破鼓》，编剧、导演为木下惠介。木下惠介的作品中，我曾看过一部喜剧片《大小姐干杯》。当时，原节子和佐野周二演得非常到位，他们新颖、妙趣横生的演出，让我感受更多的是吃惊，而不仅仅是佩服。

在剧本的角色分配那一页，我的名字写在阪东妻三郎的后面。我越来越疑惑，但还是把剧本看完了。剧本倒是很有趣，我一边看一边笑出了声来。但是，剧本有趣和自己出演该剧是两回事。当时，我在出演的影片里都是当主演，我想：既然去松竹拍片，最好也得挑个有演头的角色。想到这里，我给大塚打了个电话。大塚立刻就跑到我家来。

“怎么样？剧本很有趣吧？”

“有趣倒是很有趣，但我不想演。”

“不演？……为什么？”

“要演的话，最好由我当主演。”

“那……事到如今，那可不行啊！”

“不行？为什么？”

“你要是不演的话，那就不好办啦！”

“不好办？谁不好办？反正我拒绝演！”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已至此，您不能说不演就不演啦！”

“事已至此？什么意思？请把话讲明白！”

“你现在说不演，那就乱套了！我们连演出费都付了！”

“演出费？……你到底把我的演出费付给谁了？”

“当然是青柳先生。真难办啊！”

“为什么把我的演出费给青柳？”

“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吗？我听说是这样的。”

“究竟给了他多少钱？”

“三百万日元。”

“三百万日元？ ！……”

我简直呆住了，惊讶得张大嘴巴。青柳竟然欺骗了我，更让我吃惊的是竟然有三百万的演出费。当时，我演一部电影的津贴仅为一百万日元，这演出费竟然是我津贴的三倍，我差点被青柳以三百万日元的价码卖给了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