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十人之旗》

十人之旗

工会大会结束后，名为“青年行动队”的年轻人打开摄影棚大门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人们三五成群地从摄影棚里走出来，就像传送带上筛选后的零件一样，自然地分为左右两路，我再次犹豫了。

“我是向左，还是向右呢？”我感到，走错一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但又不能一直犹豫徘徊。于是，我想还是跟随我信赖的人一起走吧！这时，大河内传次郎和制片人青柳信雄从我的面前走过，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跟在大河内传次郎的后面走了出去，人流在演员课的门外停了下来。我看了看四周，大都是专属签约的演员、导演和摄影师，也有很多工作人员。这些人，一看就知道他们个个富有工匠精神，他们其实并不怎么关心工会活动，常常因为专心工作，废寝忘食。演员、道具师、导演和照明师，大家站在一起交谈着，气氛自然和谐。他们志同道合，彼此间有着亲近感。

那天的工会大会，的确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战争结束后的半年里，东宝电影公司原本运行正常。后来，发生了开除战时高层人员公职、发行新纸钞、工作人员过剩等事件，由于持续赤字，所以提出了裁员一千人左右的提议案，以日本共产党党员为核心的“日本电影演员劳动工会东宝分会”，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在制片人伊藤武雄的领导下，工会使出了最后一招——举行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与东宝公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工会大会未能取得效果，没有起到争取团结全体工会人员的作用，反倒发生了内讧。

电影人这种人群，虽然单纯，但决不顺从，他们性格执拗，像一匹狼，对自己的工作都很自负。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决不会顺从。日本共产党把这样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对他们施压，这样的算盘是打错了的。他们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反对派内部四分五散。最后，工会分裂成了几个分会，一千几百个人组成“营业部第二工会”，八百人组成“新东宝制片厂第三工会”，八百人组成“表演戏剧关系再建同志会第四工会”。

结果，在东宝电影公司主要构成的东宝砧制片厂内，在总人数达六千人的东宝员工当中，支持以两百名共产党员和三百名支持者为核心的第一工会的，只剩下了不足三千人。从此，东宝的制片厂被人们称为“红色摄影棚”。

一九四七年十月，根据美国占领军颁布的《战争协犯驱逐令》，当时东宝的经理大泽善夫以及其他公司的经理植村泰二、城户四郎、大谷博、森岩雄、川喜多长政等三十一人停职。一九五〇年九月，由于追查赤色分子，伊藤武雄等三十七人离开了公司。一九五〇年十月，解除了城户四郎等三十一人的停职处分。如此这般，始于一九四六年，长达四年之久的东宝公司劳资纠纷终于宣告结束。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八月爆发了一场大骚乱，由于劳资纠纷过于剧烈，在日本警视厅的要求下，美国第八军派出了坦克和飞机，将工会成员驱赶出制片厂。报纸和收音机以“就差军舰上阵东宝劳资纠纷”为题进行报道，此次劳资纠纷在战后是规模空前的。

前面讲到很多人聚集在演员课门外，不久之后人数达到了数百人，有人从演员课办公室搬来桌子，拿出砚台，并在桌上摊开卷纸。大河内传次郎毫无顾忌地在卷纸上签了名，接着，黑川弥太郎、藤田进等人也纷纷签名。我呆呆地在一旁看着，心想：

“这真像《忠臣藏》里的联名状啊！”我被催着也签了名。不知是被工会排挤出来的，还是自愿不参加工会的，在卷纸中签了名的这几百个人组成了一体。色子掷出去后，不知会投中几？谁也不知道明天自己的命运会怎样？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制片厂上班，在大门口迎接我们的是一排橡胶水管射出的水炮和扩音器播放的国际歌。我们被禁止进入厂内，有人执意进入，被抱肩挽臂的人墙阻止在外，双方僵持不下。有的人从头到脚被淋湿，仍不愿离开，相互推搡着，这幅情形看了让人觉得可怜。我们被骂是“叛徒”和“胆小鬼”，昨日的好友变成了今天的敌人。但是，不正常的是，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大摇大摆地走进厂内，有的却被淋水炮……无疑，昨天的联名状被人交到了对方手中。内奸？ ！我怒目圆睁地瞪着那一排手持橡胶水管的人。

我们无处可去，每天自带便当聚集在寺庙和客栈等处，商量今后的对策。不过，仅以第三工会为名称的话，不知该选谁做代表，幸好因为有很多演员，就决定以“十人之旗会”为名称，这十人分别是：大河内传次郎、长谷川一夫、藤田进、黑川弥太郎、入江高子、原节子、花井兰子、山根寿子、山田五十铃、高峰秀子。电影人没有了摄影棚和摄影器材就举步维艰。首先，没有了预计收入，每天难免心中没有安全感。过了两周的集体流浪生活，在制片人青柳信雄的带领下，总算在位于祖师谷大藏的东宝电影公司的备用摄影棚里安顿了下来，规模不大，让人有一种逃离京城，远赴他乡的感觉。演员和优秀的工作人员一样不缺，拍电影的条件都已具备。

“拍电影吧，无论如何要拍出好看的片子来。”昨天还无精打采的人们，今天已经意气风发地各就各位。我们这一派的名称正式定为“新东宝制片厂第三工会”，制片人们立即着手开始企划，这就是成立于一九五〇年的“新东宝”的前身。

一九四七年，东宝公司共摄制了二十九部片子，其中有九部是新东宝的作品，一九四八年，东宝摄制的三十四部影片中有二十部是新东宝摄制的；一九四九年，东宝的五十三部作品中有二十四部是新东宝摄制的。新东宝第三工会成员们在狭小不自由的摄影棚里，全力以赴地摄制影片。

我依然每年拍摄六部以上的影片，忙得不可开交。在新东宝摄制的影片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九四七年阿部丰导演的《不灭的爱情》、千叶泰树导演的《幸福的召唤》，以及一九四九年山本嘉次郎导演的《春天的游戏》、岛耕二导演的《再见！》和《银座康康舞女》。

我对《不灭的爱情》和《幸福的召唤》这两部影片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我第一次扮演了母亲的角色。

我的青春时代这一如花的岁月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扮演的角色从少女突然变成母亲，几乎没有拍过爱情片。回过头来想想，我所拍过的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片，只有于一九五五年拍摄的《浮云》这一部。

《不灭的爱情》描写了一个妇女从十六岁到三十五岁的经历。《幸福的召唤》是一部组合影片，它描述了一位老教师遍访自己以前所教学生的所见所闻。老教师由大河内传次郎扮演。我扮演一个寡妇，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拉扯着五岁的女儿，最后因无法忍受生活的困苦而自杀。虽然在这部影片中我罕见地不担任主演，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也是第一次表演自杀。虽然我曾经也看过死亡的真人，但从未研究过死人的脸，于是，我兴冲冲地拜访了友人樱井医生。

“人死后，脸会变成什么样子？”

“人死后，因为关节会松弛，下巴就会掉下来。”

原来如此，我等待着拍摄死亡场景这一天的到来。

也许没有人仔细看过影片中我死后的脸，但是我觉得非常满意。我看过不少电影和电视中人物死后的脸，诸如：被刀砍身亡、被射击身亡、病死、老死、自杀、事故死亡、压死、猝死等，还没有看过一次可以打满分的。尤其是女演员表演的死后的脸，我都无法认同，全都是一副如同美人做了美梦一般安详死去后的神情。我不喜欢电影过于写实，但是矫揉造作也是我最讨厌，无法容许的。我觉得，要用心表演的话，死亡也要用心去演，虽说是死的场景，但也不能随意拍。

《春天的游戏》改编自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创作的剧本《马里乌斯》（Marius），是一部以明治时期为时代背景的翻拍电影，导演是我熟悉的山本嘉次郎。战争快要结束时，在馆山的旅馆，山本嘉次郎激励失去了干劲的我，此后，我渐渐恢复干劲，他也为我感到高兴。我和山本嘉次郎有时会瞒着工作人员，搞点小恶作剧，作弄大家。有一次，剧本上只写了下面几句话：

〇沿海马路上

身穿和服上衣，围着围裙的花子挑着扁担，身子一摇一摆地走着。一个蹲在路边剥贝壳的年轻人怪声怪气叫道：

哦！……哦！好大的屁股啊！

山本嘉次郎笑嘻嘻地跑到我跟前，对我小声说道：

“秀子，正式拍的时候，再对他说一句什么。”

开拍了，我一摇一摆地走了起来，挑着担子走路，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年轻人叫了起来：“哦！……哦！好大的屁股啊！”

我也不服输地回应道：“哼，开始发育了呀！傻瓜！”

年轻人没想到我会说一句剧本上没有的话，于是停下了剥贝壳的手。山本嘉次郎和工作人员都笑得前俯后仰。

饰演“马里乌斯”的演员是我很早以前就十分尊敬的宇野重吉，宇野重吉的演技属于新剧派，而我属于电影派，但山本嘉次郎要求我们两人彻底按照新剧派的演技来演，这让我很震惊，因为新剧的男女主角都是帅男美女，而宇野重吉长得不是很帅，我也不是美女，并不是很符合新剧版的《春天的游戏》。

一九七五年，饰演“马里乌斯”的宇野重吉六十一岁，饰演“芬尼”的我已经五十一岁。如果是现在的话，应该演恺撒和奥诺雷吧，真不想老去啊！

太宰治四十岁时就离开了人世，他的作品至今仍然深深地吸引着年轻读者。我也熟读过《跑吧，梅洛斯》、《叮叮当当》和《亲友交欢》等作品，几乎都能背下来。一九四七年夏，制作人青柳信雄策划于一九四八年春天上映一部“太宰治新出作品·高峰秀子主演”的电影。太宰治不久便回复同意了。一天，我和太宰治终于见面了。

在制作人青柳信雄的斡旋下，我们在新桥车站见面，请他在镰仓的一家饭店吃饭。一九四七年，还是日本投降后两年，街上行人穿着贫穷寒酸，出现在新桥车站的太宰治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好像喝了一点酒，双手前后左右地摇晃摆动着，穿着一件肥大的土黄色短袖衬衫、一条皱巴巴的短裤和一双磨秃了的木屐。头发垂在宽宽的额头上，含胸驼背，细长的手脚，他脸上带着他那特有的羞涩的笑……虽然作家的长相并没有定式，但是首屈一指的人气作家太宰治却贫寒得像一条从臭水沟里爬出来的野狗。

下午四点，我们到达镰仓的饭店，天还没有黑，坐在壁龛前的太宰治总算放松了些，和青柳信雄以及制片人助理开始喝了起来，根本不理睬我。滑稽的是，我低头拿筷子的时候，他便偷偷地瞄我几眼。

过了九点，桌上已经是一片酒壶了，我开始着急回去，青柳信雄也准备起身，但是太宰治只是嘿嘿地笑着，不见起身。

过了十点，从镰仓和世田谷到成城的路程遥远，第二天早晨还要上班，我担心没有电车回去，在青柳信雄的再三催促下，太宰治终于站起了身来。出了大门，太宰治拖着拖鞋，摇晃着上身，对跪在房间门框处送行的女招待大叫道：

“再让我多喝点啊！小气！”

《亲友交欢》的加害者的原型是谁呢？其实就是太宰治自己。《再见！》的原作始终没有写出来，青柳信雄从太宰治那儿抢来的几张稿纸上，这样描述女主人公：“她是小圆脸，手和脚小而优雅。”优雅不优雅，我不知道，但在镰仓，太宰治醉眼瞄向我时，并没有丧失作家的正气。

一天早晨吃早饭前，我拿起报纸一看，一个醒目的标题把我吓了一跳：“太宰治，和情人山崎富荣跳玉川上水自杀”。《再见！》的原作没有完成，青柳信雄焦急万分。他把后半部委托给剧作家小国英雄，电影《再见！》终于赶上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上映。

每年六月十九日，都会在三鹰禅林寺举行太宰治的追思会“樱桃忌”。每次看到新闻报道，我都会想起在镰仓饭店门口大声喊：“再让我多喝点啊！小气！”侧脸瘦削的太宰治。

《银座康康舞女》给我带来的收获是与被称为“布基伍吉乐曲女王”的笠置静子合作。一九四七年秋天，笠置静子与服部良一组成搭档进军歌谣界，我被笠置静子那富有压倒性的演唱力迷倒，在拍摄间隙，我从丸之内跑到浅草，去听笠置静子演唱。身材小巧的她满面笑容地一出现在宽敞的剧场舞台上，整个舞台便变得璀璨夺目。东京布基伍吉乐曲……多情善感的戴伊娜……爱依勒……她全身心投入，在舞台上纵情放歌，观众被深深吸引。笠置静子她自己就是一首歌，我觉得她是一个难得的歌唱奇才。她说一口大阪方言，我所认识的她，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富有活力，有着大阪人特有的坦率。另外一方面，她又特别诚实耿直，也有些顽固。也许就是因为她的顽固让她有一天不惜舍弃她的演唱力，退出了歌谣界。对于歌迷来说，虽然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但是她的引退还算完美，并没有不痛快，值得我学习。

《银座康康舞女》是歌剧风格的喜剧，我和笠置静子是同居一室的好友，很多场景都是要在唱歌和对话之间转换。有时，要在录音棚里轮流将两人的演唱录下来，在现场播放时，却分不清我俩各自所唱的部分。我俩的音质相似，而且我听惯了她的歌，不知不觉我也学会了她的演唱特征。

可爱的姑娘，康康舞女，红色衬衫，脚穿拖鞋，在银座的街角，你在等谁？心神不定地看着时钟，这就是银座的康康舞女。

我问作曲者服部良一：“康康舞女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怎样的姑娘？”他一愣，含含糊糊地解释了一番，我还是不太明白。现在想想，去追究流行歌曲的歌名，是没用的。服部良一笔下的康康舞女形象展现出了布基伍吉曲调明快的旋律，这就行了。不善于唱歌的我灌制的《银座康康舞女》唱片竟然十分热销，执拗的我不禁追问：“这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也许是由于一九四九年这一年的时代因素吧，我认为《银座康康舞女》是顺应时代需求产生的一部作品。

《银座康康舞女》（一九四九年，新东宝）中与笠置静子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