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秀子《我的渡世日记·夕阳中的巴黎》

夕阳中的巴黎

每天，我就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巴黎的街头。在日本每天过得匆匆忙忙，而在这里，每天都过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说得好听点，是我的适应性强，说得不好听点，其实就是用野狗般的贪婪和机敏，拒绝日本饮食、日语和日本新闻，逐渐适应了巴黎的生活。

戴维南夫人和她的妈妈都非常疼爱我，但是有一件让我为难的事，那就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洗澡问题。法国人只要有了坐浴盆，就可以不必每天洗澡，但是我在日本养成了每天要洗澡的习惯。戴维南夫人家的浴室在戴维南夫人的卧室里，每次去洗澡都必须经过她的卧室。每次要洗澡时，我都得心情郁闷地敲开戴维南夫人卧室的门。并不是戴维南夫人觉得我洗澡麻烦，也不是我看到戴维南夫人觉得心情郁闷。而是因为当我要洗澡时，戴维南夫人的妈妈也跑进浴室来，浴室里常常因此忙乎起来。戴维南夫人先打开水龙头，当浴缸里热水装到一半时，戴维南夫人把一个大温度计放入水中，然后根据温度加入冷、热水，直到达到适宜温度为止。接下来，戴维南夫人的妈妈挽起袖子，搅拌洗澡水，然后再次测量水温。

戴维南夫人说，水太烫了的话，会引发心脏麻痹。我很感谢她们为我的健康着想，但是，等到她们离开浴室，我终于可以泡澡时，却发现水是温热的，简直没办法洗。我不喜欢洗澡水太烫，但水温过低，引起感冒也不行。除了每天傍晚为洗个澡而兴师动众外，戴维南夫人家还是无可挑剔的。

曾经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是精神紧张的我，终于松懈了下来，懒惰的本性开始显露无遗，一天中有大半天的时间，我总是在床上躺着，有兴致就去散散步，或漫无目的地坐公交车，或看看歌剧和戏剧，电影院我是不去的，我都快忘记我是一个女演员了。

我离开日本，来到巴黎后，养母给我发来电报：“速寄钱来”，东京到巴黎距离八千一百五十英里，是因为路途遥远，还是因为我变得健忘了呢？我竟不再生气，我写了一封回信：“我已不再是一名演员，挣不了钱，无法寄钱。”之后，养母就再也没有来信。“去者日日疏”，养母以及日本，就像被一层纱幕遮住了一般，变得日益模糊。在异国他乡，没有一个人让自己想念，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寂寞，倒不如说是不可思议。难道真的像养母说的那样，我是一个内心冷漠的人吗？还是，由于演员职业导致的“厌世”这一让自己都觉得羞耻的个性使然呢？

总之，像我这样的无用之人即便逃出日本电影界和日本，日本还是和昨天一样运转。不久前那个还在狭小的日本电影界打拼，拥有“电影明星”这一虚名的自己，仿佛是另外一个人。

在东京时，一切都不放在眼中的我到了巴黎，变得十分健忘，把钱包忘在出租车里，掉了水笔，遗失看歌剧的眼镜，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环境真是可怕啊！

二十五年前的巴黎和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的巴黎很有人情味，氛围也很轻松。比如，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咖啡厅外的阳台上坐个半天，也不会看到一个日本人。

当时住在巴黎的日本人，有画家荻须高德和雕刻家高田博厚，歌剧演员砂原美智子和法国民歌歌手石井好子。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宾馆里，住着中原淳一和法国民歌歌手高英男，高英男当时在巴黎学法国民歌。我们偶尔会见个面吃个饭，开开心心聊聊天。他们花费了金钱和时间来留学，我怕打扰他们，所以尽量不去找他们。

到了七月份，巴黎的人们开始准备度假旅行，巴黎的冬天很长，所以人们为了享受阳光和绿色，全家出动去海边或山上度假，以享受漫长的暑假。由于是一个多月的旅行，行李也特别多，很少有人会住宾馆，一般都是租比利牛斯或诺曼底的别墅，从厨房用品到随身用品，连婴儿车都塞进了车里，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日前后，巴黎的人口锐减到一半以下，走在街上，到处是紧闭的窗户和大门。

戴维南夫人和她的妈妈也再三亲吻我之后，去了瑞士。第二天，我从街上溜达回来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住的那幢五层楼建筑的窗户都关上了，连一楼入口处管理员的房间的门也关得严严的，我打开大门，走了进去，一片寂静无声，没有一个人影，连电梯也用一把大锁给锁住了。

“从今天开始，这幢五层楼的房子里，不会只有我一个人住吧？”我慢慢地走上五楼的楼梯，石台阶上那“哐哐”的脚步声在整幢公寓里回荡，楼道里一片黑暗。一楼墙壁上有个按钮开关，摁过后，电灯仅会亮一分钟，刚到二楼就灭了，然后再摁二楼开关……这个设计很好，但是有时正在爬楼时，灯就灭了，于是必须在黑暗中去摸开关。戴维南夫人家的餐厅关上了，厨房挂着帘子。我暂时可以从洗澡的一阵忙乎中解放出来了，也松了一口气，但是必须经过戴维南夫人的卧室才能进入浴室，这还是让我打不起劲来。

“巴黎有没有澡堂呢？”我突然想，于是，我拿着香皂和毛巾来到离我住的地方走路不用十分钟、中原淳一和高英男住的宾馆。这家宾馆是专门为学生而设，破旧不堪，房间里没有浴室，在走廊有个淋浴房，投入硬币就可以烧供一个人用的热水。一楼有个简单的食堂，可以吃到便宜的家常菜，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里AA制吃个晚餐。有一次，我们投入只够一个人洗澡的硬币，打算让两个人洗澡。高英男急急忙忙洗完后，我正准备接着洗的时候，水突然变成了冷水，满身是肥皂的我又不能出去，只能匆匆淋一淋，于是得了重感冒，真是报应啊！

由于高烧，我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屋外下着倾盆大雨，电闪雷鸣，出去买药又没有伞，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即便又喊又叫，这楼里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嘀咕道：

“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

烧退了之后，我感到饿了，雨过天晴，我穿上洋装，准备出去吃饭。这时，我发现天花板上有个小东西在动。几天没打扫，房间已经结了蜘蛛网了。我赶紧在法语字典上找到扫帚这个单词。

“扫帚……扫帚，balai，balai。”

我口里不断重复着balai，走向杂货店。在常去的一家餐馆吃完饭后，扛着长柄扫帚往寄宿地走。途中，我不经意返过头来，望天空看去，只见晚霞似火，一阵孤独感涌上心头，泪水打湿了我的眼眶。

“现在的这份孤独绝不会白白浪费，总有一天我会开心地回想起这段经历……一定会的！”

与其在这幢没有人迹的公寓里打扫卫生，还不如赶紧住到宾馆里去，可是，我还是固执地留在了这幢除了我之外，空无一人的公寓里。吃腻了餐馆里的饭菜，我就去背街小巷搜寻卖食品的小店。这里是学生街，所以单个包装的面包和糕点、一人份的菜，甚至很小一片的奶酪都可以买得到，所以非常方便。去了三次之后，店老板和店员都认识了我，我们很自然地打招呼问好。我一只手抱着按重量买的葡萄酒和牛奶瓶，另一只手拿着面包、奶酪和水果，回到寄宿地，慢慢地吃了起来。但是还缺了一点什么……巴黎夏天的晚上还是挺冷的，我想喝热茶和汤，可又不想去挂着帘子的厨房。

一天，散步途中，我路过一家登山用品专卖店时，突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进去买了酒精灯和饭盒，然后在隔壁食品店买了少许米和两个鸡蛋，回到了寄宿地。在盥洗室洗过饭盒和米后，在饭盒里加入适量水，点燃酒精灯，不久后饭盒就“扑哧扑哧”地响了起来。

“太好了！这次可以吃上热饭盖生鸡蛋了。”

我盯着饭盒的动静，不久，“扑哧扑哧”的声音消失了，饭盒盖的缝隙里开始冒水汽，没过多久，饭盒盖子被水汽掀起，不停地往上跳动，我赶紧用力按住盖子，可盖子往上跳得越来越厉害，我用穿着拖鞋的脚踩住盖子，几分钟后，差点爆炸的饭盒终于没有动静了。做好的饭挤满了整个饭盒，变成了夹生饭，还是没法吃。我的鸡蛋饭就这样泡汤了，那天我的晚饭就是两只生鸡蛋。

除了吃饭、睡觉和穿衣，人还需要什么呢？应该是常常被我们忽视的“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吧。如果人不能经常通过一些渠道来发散自己的意志的话，就无法去除孤独寂寞、失落和不愉快的情绪。在巴黎过上了独居生活后，我深刻体会到“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很多时候，我通过冲动购物——购买衣服和鞋子、煮饭，无意识中使情绪得以排解。不过，戴维南夫人和她妈妈出去旅行十天……二十天后，整天没有人和我说话，我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疲劳，因欲望得不到满足，我变得焦躁不安起来，渐渐演变成一种痛苦。去餐馆点菜吃饭或去买东西时，和店员聊上三言两语，并不能进行深入的交谈，别人也没有空暇理睬我。我本不是个爱多说话的人，后来却变得想尽情地发出声音来。一天，我在床上打哈欠时，嘴里发出了“啊啊”的声音，把我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

“这种没有交谈的生活再持续下去的话，真的会神经衰弱。”

我拿起钱包，冲出了家门，坐上公交车。我要去的地方是歌剧院后面的一个百货商店，我径直来到玩具专柜，我这个“厌世者”自小就不喜欢娃娃，但是这天我却要给自己买一个娃娃，真是太可笑了！二十七岁的我，第一次在商场的娃娃专柜认真地挑选娃娃。我挑中的娃娃是一个一岁半左右，有一对蓝眼睛的男娃娃，它身穿西装，头戴一顶藏青色带有刺绣的布列塔尼风格的帽子。娃娃的价格是一百美元，相当我一个月的住宿费，我的钱包里只有一百美元，但我还是狠狠心把娃娃买了下来。

“作为礼物的话，我帮您装入盒子里，再扎上装饰带吧。”店员说到，我点了点头，说了句：“谢谢。”

一九五二年一月回国

如果我的法语很好，我说：“不，这只娃娃是为了防止我得神经衰弱”的话，店员会是一副什么表情呢？我抱着一个大大的纸袋，回到了寄宿地。我把娃娃的蓝色衣服下摆展开，将它放在阴暗的公寓的壁炉上。娃娃的双唇微微打开，露出两颗小小的门牙，脸颊上还有两个小小的酒窝。即使我跟它说话，它也不会作答，所以我只是在心中和它说话，娃娃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不可思议的是，它帮我排解了孤独感。我出门去吃饭时，跟它说道：

“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回家后，我又跟它打招呼：

“我回来了！”

我卷起它的下摆，看看它的蕾丝镶边内裤，摸摸它柔软的小膝盖，睡觉时也抱着它，把它放在我的身边。一天早晨，阳光刺眼，我醒来后突然吃惊地发现躺在身边的娃娃那长长的茶色睫毛闭上了，原来娃娃是闭着眼睛睡觉的，我之前没有发现，原来这只娃娃是一只会睡觉的娃娃。

很快，我和娃娃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后，九月来临了。一天，我外出回来，打开房门一看，家里亮着温暖的灯光。戴维南夫人和她妈妈大声喊道：“秀子！……”她们从里面跑了出来，抱着我又是一阵亲吻。我的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娃娃被放在一个新拿进房间的大靠背椅上。现在想来，在巴黎的那半年，虽说主要是在睡觉中度过的，但也体会了很多只属于我的个人经历。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巴黎傍晚的火烧云，内心就会充满幸福感。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底，我将我唯一的朋友——娃娃放进了行李箱，告别了巴黎，飞往美国。在巴黎机场海关，当工作人员打开行李箱时，娃娃正闭着眼睛睡觉，工作人员笑着说了一句：

“真可爱！”并向我挤了挤眼睛。

我在美国逗留了两周左右后，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中旬，飞回了羽田机场。跟我离开日本时一样，许多电影界人士前来迎接我回国，记者的闪光灯跟随着在巴黎过得有些健忘和发胖的我。正在这时，我的养母大模大样地走到我的跟前，瞪着我，开口便甩出这么一句话：

“这下，你也懂得父母之恩了吧……”

我听了后，莫名其妙，不解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