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筒

鹤西兄：

昨夜我回了你一封信，恕我在这里又把你捉住了​‍‌‍​‍‌‍‌‍​‍​‍‌‍​‍‌‍​‍​‍‌‍​‍‌​‍​‍​‍‌‍​‍​‍​‍‌‍‌‍‌‍‌‍​‍‌‍​‍​​‍​‍​‍​‍​‍​‍​‍‌‍​‍‌‍​‍‌‍‌‍‌‍​。咱们的老老板提议，说《骆驼草》要设一个通信栏，天下人之不弃咱们者，都可以来，截至今日为止，“邮筒”尚是空的，我想咱们两人是老乡，情谊应该不同一点，不妨先来它一手​‍‌‍​‍‌‍‌‍​‍​‍‌‍​‍‌‍​‍​‍‌‍​‍‌​‍​‍​‍‌‍​‍​‍​‍‌‍‌‍‌‍‌‍​‍‌‍​‍​​‍​‍​‍​‍​‍​‍​‍‌‍​‍‌‍​‍‌‍‌‍‌‍​。

我劝你还是做点文章，“瞎想”不定是平安的勾当，“瞎过”或者无妨​‍‌‍​‍‌‍‌‍​‍​‍‌‍​‍‌‍​‍​‍‌‍​‍‌​‍​‍​‍‌‍​‍​‍​‍‌‍‌‍‌‍‌‍​‍‌‍​‍​​‍​‍​‍​‍​‍​‍​‍‌‍​‍‌‍​‍‌‍‌‍‌‍​。我所谓的瞎过，即是“冲上前去”的意思，并不是平白的往上前“冲”，人是不会那样的，逼得来了似乎就可以冲，大可以“大无畏”儿。好比失了业，吃饭的问题来了，这是多么一件重大的事，岂可以捆肚子“挨”吗？又好比恋爱，又是多么一件大事，更应该大胆，不妨摆开一切。常言道，“天不生无路之人，”我以为是有点儿对的，而世上总没有一条直路，有之或者是人工的火车道，像地图上画的那样，那我只是小孩子的时候好奇的看它一看罢了。冲上前去，而又自然要绕几个湾儿，这一绕湾，非同小可，我们生而为人的本领就在这里发现了。然而这是信笔这一乱写，与你完全无关，我也丝毫不负责任，落得说大话了。你的几句话，虽然是匆忙写的，我可仿佛很能懂得，很喜欢。Flaubert老师，我也是那样想，他总算是文艺女神的一个孤忠的祭司，辛苦了一生，看他同GeorgeSand的通信，真是可怜死了，我们能不敬而爱之！他自己说他是沙漠上的骆驼，他的好朋友说他是一个鹰。人寿几何，在一切生物当中自己愿做骆驼——其实不好说是“愿”，总之做了罢了，一件冷淡的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然而我们是同类，人生的意义这里也是有的。我近来很喜欢谈“做文章”，或者也就是你所谓的“能把这故事渲染得真好的，是顶会作文章的人”的意思。不然我们谈什么呢？空虚得很，没有着落，也无从谈起。圣门也有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又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或者我们也可以自喜。但我相信中国的人一点儿也不懂，所以人家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我也要这样说。中国人无论正面反面，反正都是非愚则妄。远古不说，中间有一位陶潜先生，他真是生活过了，算得一个“顶会作文章的人”，不管后来人怎样学他，恭维他，我以为到底是一个寂寞的事。中国有一个传统，至今日而不衰，就是，学优而不仕便失了他的“国民一份子”的资格似的。我当然不是劝人都学Flaubert先生，我那里有这样呆，这岂是我们学得来的？外国人，就是天天在社会上打滚的，并不就穷则怎样达则怎样，也辛苦的过了一生，而且前人栽树后人乘阴，我们此刻也可以躲到他的大树之下休息一番了，而且忍不住要叹息一声。我是想到了莎士比亚与西万提司他们两位。他们似乎不像Flaubert那样专心致志做文章了，只是要碗饭吃。他们真是“顶会作文章的人”！他们的文字并不是做得不多不少，你不可以增减一字，他好像就并不在乎，而我们在这里看得见一个“完全”的人了。顶会作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一个生活的能手，乘风破浪，含辱茹苦，随处可以试验他的生存的本领，他大概是一个“游民”，逐水草而居了。可惜中国是特别国情，中国的人可以分成两类，如果不是“不得志”便是“得志”了。然而天下事也很难说的，我当然也不必固执己见，屠格涅夫说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是代表一个理想派，到今日中国的文士还引经据典，把屠氏的文章大介绍过来，我的意思则适得其反，他是——他是一个“经验派”！耍了一个猴戏给我们看。他“将这故事渲染得很好”。这一来两叶稿纸已经满了，我也不知说了一些什么，反正你大约也懂得我的意思，而且向来见面我是爱说话的，这些话大约也都胡乱说过，现在则是一个“官样文章”罢了，盼望我们

这个邮筒不寂寞，有列位大家好的好的通信在后。

废名，十五日。

近来作诗没有？这个行当也大不可以让它衰落，还应该好好的生长一下。我的少数的朋友一半都是做诗的，我总是混在当中乱发表意见，我真真的是同新诗恋爱，总巴不得你们出几个好诗集子，那我真是感到一种光荣。

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