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赏析、解读

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

欧阳修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锺。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平易朴实的文格对应不加矫饰的人格，让欧阳修成为令后世景仰的一代文宗。

翻开两宋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倡导的诗文改革运动，也许浮华空洞的“西昆体”真的会蔓延成一股不可扼制的文风，而有宋一代的文学也许会因此陷入文字佶屈聱牙、片面追求奇险的泥淖。在欧阳修生活的北宋中期，成型于魏晋的骈体文历经七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渐渐进入了一味追求声律对偶、刻意堆彻雕琢辞藻的误区，到了宋真宗时期，由于杨亿、刘筠等一批编修官合撰的一部骈文集——《西昆酬唱集》，在当时的朝野颇为盛行，空洞华丽歌功颂德的“西昆体”很快便成为“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的“时文”，天下学子参加科举考试，如果“西昆体”不入考官法眼，便很难登科入仕。彼时，少年丧父幸赖母亲以荻画地相教，及至后来博览群书颇负才名的欧阳修，对流行的“西昆体”颇不以为然，相比之下，他更喜欢韩愈朴实晓畅的文风。文学追求的不同，使欧阳修历经三试才最终以“时文”登第。然而一旦金榜题名，这位特立独行的青年才俊便彻底开始与“西昆体”叫板，入仕之后，欧阳修亲自校订韩文，使之刊行天下，在与几个朋友共同发起的诗文改革运动中，欧阳修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精神领袖，更是身体力行的文化先驱。在四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欧阳修创作的诗、词、散文堪居一时之冠，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而清丽畅达的文风，尤以其散文的成就最高。欧阳修一生共写下了五百余篇散文，在这些留芳后世的美文中行进，我们很少看到浮靡华丽的词汇，剪红刻翠的行文，但正是这些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的文字，让人们看到了一位大师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当以《醉翁亭记》为代表的欧氏风格一扫“西昆体”的矫揉造作，北宋文学便别开生面，吹进一缕清新质朴的新风。

领袖的意义不在于独善其身，而在于能够领导并影响更多的人。就在欧阳修自身垂范的同时，他也在广纳天下学子，将其招致自己的门下，这位北宋文坛领袖对很多晚辈后生不仅毫无保留地倾其所学，更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延誉奔走，正是在他的大力提携下，像王安石、吕公著这样的经天纬地之材被委以重任，成为北宋政坛的中坚力量。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被任命为权知礼部贡举，主持当年的贡举考试。彼时，“西昆体”已经渐渐偃旗息鼓，但另一种与之相类的“太学体”又呈抬头之势，为了真正实现为国选材，欧阳修坚持已见，对于一些只求险怪出奇却无治世观点的考生毫不留情。发榜之日，这些自视甚高的考生发现自己名落孙山，便聚众围攻欧阳修的车驾，更有甚者，一些轻薄学子还写了《祭欧阳修文》扔进欧府，咒其早死。然而，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欧阳修的坚持，让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章，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五载：是岁“赐进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进士与殿试者皆不落”。就是在这批考生中，曾巩、张载、王回、王无咎、吕大钧、程颢、苏轼、苏辙等一批科场翘楚日后成为了活跃在北宋中期文坛和政坛的明星，而纵观光耀文坛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更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击节不已的现象，那就是：在此八人中，除唐人柳宗元、韩愈外，另外六位宋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竟同聚于欧阳一门。正如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指出的：“庆历后，欧阳修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毕仲游撰《欧阳叔弼传》则云：“本朝欧阳庐陵文忠公起于天圣、明道间，主天下文章之盟三十年。”经过欧阳修及其后继者的共同努力，宋代诗文改革运动结束了骈文统治文坛的历史，开启了古文清新质朴的新历程。

与其倡导朴实无华的文风相对应的，是欧阳修正直磊落、不加矫饰的人格。宋史本传称其“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此评语可谓公允切当。欧阳修不仅是一介文坛领袖，更是一个政界直臣，这位曾任过几年朝廷谏官的文人一扫士林论卑气弱之貌，经常不畏权贵，犯颜直谏，“不怕身微而当众怒”，面对宋廷内外交困的局势，欧阳修曾积极上奏，揭示造成宋廷危局的“三弊五事”；对于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欧阳修则是鼎力支持，积极奔走；当改革派与保守派所形成的激烈“党争”令宋仁宗踯蹰不前，这位文坛盟主挥笔而就《朋党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建议仁宗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当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等人被贬，朝中大臣都噤若寒蝉时，还是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为范仲淹等人辩冤，痛斥奸臣吕夷简之流“不复知人间羞耻事”。

欧阳修的直率个性，导致其数度被贬，而其高洁的人格也多次受到诋毁和侮辱。景佑三年（1036），他因“朋党案”贬官夷陵；庆历五年（1045），保守派诬陷其与外甥女张氏通奸，再贬滁州；治平四年（1067），由于其刚直不阿，不徇私情，再次被人泼上了“扒灰长媳”的脏水，罢政出知外。然而，尽管欧阳修屡遭构陷，仕途蹭蹬，却始终不改其操，在其所写的《六一居士传》中，他淡泊明志，自号“六一居士”，即“藏书一万卷，金石拓片一千件，酒一壶，棋一局，琴一张，醉翁一人。”事实上，这位主编《新唐书》，苦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独树其声的文坛巨匠，一直都在以一颗平常心面对自己的文字和人生，时人誉其“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宗师”，并不为过。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锺。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在扬州任上，欧阳修曾建过一座平山堂，并亲自在堂前栽下一棵柳树，被人称为“欧公柳”。这首《朝中措》，是欧阳修八年后重返京师，送好友刘敞出知扬州所作，词中的“堂前垂柳”指的就是那棵“欧公柳”。及至北宋末年，有个叫薛嗣昌的官员，因其官声狼藉，行为不检，被贬扬州，在平山堂前，他也栽下一棵柳树，自命为“薛公柳”。但这棵“薛公柳”的命运实在不能和苍翠挺拔的“欧公柳”相提并论，就在薛嗣昌卸任不久，“薛公柳”便被愤怒的人们砍成了烧柴，倒是“欧公柳”一直笑傲风雨，矗立不倒。这位薛姓官员不会知道，要想在人们的心中栽下一棵大树，需要的不是赫赫官威，而是一份质朴无华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