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赏析、解读
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
欧阳修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锺。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平易朴实的文格对应不加矫饰的人格,让欧阳修成为令后世景仰的一代文宗。
翻开两宋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倡导的诗文改革运动,也许浮华空洞的“西昆体”真的会蔓延成一股不可扼制的文风,而有宋一代的文学也许会因此陷入文字佶屈聱牙、片面追求奇险的泥淖。在欧阳修生活的北宋中期,成型于魏晋的骈体文历经七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渐渐进入了一味追求声律对偶、刻意堆彻雕琢辞藻的误区,到了宋真宗时期,由于杨亿、刘筠等一批编修官合撰的一部骈文集——《西昆酬唱集》,在当时的朝野颇为盛行,空洞华丽歌功颂德的“西昆体”很快便成为“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的“时文”,天下学子参加科举考试,如果“西昆体”不入考官法眼,便很难登科入仕。彼时,少年丧父幸赖母亲以荻画地相教,及至后来博览群书颇负才名的欧阳修,对流行的“西昆体”颇不以为然,相比之下,他更喜欢韩愈朴实晓畅的文风。文学追求的不同,使欧阳修历经三试才最终以“时文”登第。然而一旦金榜题名,这位特立独行的青年才俊便彻底开始与“西昆体”叫板,入仕之后,欧阳修亲自校订韩文,使之刊行天下,在与几个朋友共同发起的诗文改革运动中,欧阳修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精神领袖,更是身体力行的文化先驱。在四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欧阳修创作的诗、词、散文堪居一时之冠,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而清丽畅达的文风,尤以其散文的成就最高。欧阳修一生共写下了五百余篇散文,在这些留芳后世的美文中行进,我们很少看到浮靡华丽的词汇,剪红刻翠的行文,但正是这些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的文字,让人们看到了一位大师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当以《醉翁亭记》为代表的欧氏风格一扫“西昆体”的矫揉造作,北宋文学便别开生面,吹进一缕清新质朴的新风。
领袖的意义不在于独善其身,而在于能够领导并影响更多的人。就在欧阳修自身垂范的同时,他也在广纳天下学子,将其招致自己的门下,这位北宋文坛领袖对很多晚辈后生不仅毫无保留地倾其所学,更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延誉奔走,正是在他的大力提携下,像王安石、吕公著这样的经天纬地之材被委以重任,成为北宋政坛的中坚力量。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被任命为权知礼部贡举,主持当年的贡举考试。彼时,“西昆体”已经渐渐偃旗息鼓,但另一种与之相类的“太学体”又呈抬头之势,为了真正实现为国选材,欧阳修坚持已见,对于一些只求险怪出奇却无治世观点的考生毫不留情。发榜之日,这些自视甚高的考生发现自己名落孙山,便聚众围攻欧阳修的车驾,更有甚者,一些轻薄学子还写了《祭欧阳修文》扔进欧府,咒其早死。然而,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欧阳修的坚持,让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章,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五载:是岁“赐进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进士与殿试者皆不落”。就是在这批考生中,曾巩、张载、王回、王无咎、吕大钧、程颢、苏轼、苏辙等一批科场翘楚日后成为了活跃在北宋中期文坛和政坛的明星,而纵观光耀文坛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更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击节不已的现象,那就是:在此八人中,除唐人柳宗元、韩愈外,另外六位宋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竟同聚于欧阳一门。正如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指出的:“庆历后,欧阳修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毕仲游撰《欧阳叔弼传》则云:“本朝欧阳庐陵文忠公起于天圣、明道间,主天下文章之盟三十年。”经过欧阳修及其后继者的共同努力,宋代诗文改革运动结束了骈文统治文坛的历史,开启了古文清新质朴的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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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倡导朴实无华的文风相对应的,是欧阳修正直磊落、不加矫饰的人格。宋史本传称其“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此评语可谓公允切当。欧阳修不仅是一介文坛领袖,更是一个政界直臣,这位曾任过几年朝廷谏官的文人一扫士林论卑气弱之貌,经常不畏权贵,犯颜直谏,“不怕身微而当众怒”,面对宋廷内外交困的局势,欧阳修曾积极上奏,揭示造成宋廷危局的“三弊五事”;对于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欧阳修则是鼎力支持,积极奔走;当改革派与保守派所形成的激烈“党争”令宋仁宗踯蹰不前,这位文坛盟主挥笔而就《朋党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建议仁宗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当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等人被贬,朝中大臣都噤若寒蝉时,还是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为范仲淹等人辩冤,痛斥奸臣吕夷简之流“不复知人间羞耻事”。
欧阳修的直率个性,导致其数度被贬,而其高洁的人格也多次受到诋毁和侮辱。景佑三年(1036),他因“朋党案”贬官夷陵;庆历五年(1045),保守派诬陷其与外甥女张氏通奸,再贬滁州;治平四年(1067),由于其刚直不阿,不徇私情,再次被人泼上了“扒灰长媳”的脏水,罢政出知外。然而,尽管欧阳修屡遭构陷,仕途蹭蹬,却始终不改其操,在其所写的《六一居士传》中,他淡泊明志,自号“六一居士”,即“藏书一万卷,金石拓片一千件,酒一壶,棋一局,琴一张,醉翁一人。”事实上,这位主编《新唐书》,苦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独树其声的文坛巨匠,一直都在以一颗平常心面对自己的文字和人生,时人誉其“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宗师”,并不为过。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锺。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在扬州任上,欧阳修曾建过一座平山堂,并亲自在堂前栽下一棵柳树,被人称为“欧公柳”。这首《朝中措》,是欧阳修八年后重返京师,送好友刘敞出知扬州所作,词中的“堂前垂柳”指的就是那棵“欧公柳”。及至北宋末年,有个叫薛嗣昌的官员,因其官声狼藉,行为不检,被贬扬州,在平山堂前,他也栽下一棵柳树,自命为“薛公柳”。但这棵“薛公柳”的命运实在不能和苍翠挺拔的“欧公柳”相提并论,就在薛嗣昌卸任不久,“薛公柳”便被愤怒的人们砍成了烧柴,倒是“欧公柳”一直笑傲风雨,矗立不倒。这位薛姓官员不会知道,要想在人们的心中栽下一棵大树,需要的不是赫赫官威,而是一份质朴无华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