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锦堂春慢》赏析、解读

锦堂春慢

司马光

红日迟迟，虚廊转影，槐阴迤逦西斜。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绕幽砌寻花。奈猛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始知青鬓无价，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在中国儿童的启蒙读物中，“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历久不衰。这个机智勇敢的孩子，在玩伴跌进水缸的时候，并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惊惶失措，而是沉稳如常，果断地投石砸缸，救出了困在水缸中的同伴。这个故事早在北宋时期就已脍炙人口，当时的汴梁、洛阳一带人们还将故事绘制成图，流传甚广，而今，这则故事仍是中国幼教的重要读本。

其实，沉稳的个性对于司马光而言，更像是决定其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刻度，在这个刻度的左边，是沉稳带来的保守，求稳守成的政治观点使其成为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最坚决的反对者；而在这个刻度的右边，我们看到的，则是因沉稳而生出的严谨，一部疏密有秩内容详信的《资治通鉴》，足以让他彪炳千秋。

史载，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由于学习刻苦，司马光入仕很早，在担任天章阁待制等职时，对朝廷不合理法的事总是抗颜直谏。英宗爱妃董氏去世，英宗决定在董氏的葬礼上使用天子出行时的仪仗，司马光认为有违礼法，遂上书道：“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东西，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英宗无奈，只好收回成命，按礼制处置。初入仕途的司马光，已经将先王礼法看得很重，为了礼法，他不惜触龙颜，逆圣听。

然而，司马光一直恪守的“先王之法不可变”，到了神宗朝，开始受到改革派王安石的有力挑战。这位一度与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并称为“嘉祐四友”的“拗相公”，在宋神宗刚刚即位不久，便提出了“三不足畏”（天命、祖宗、人言皆不足畏）的说法，主张进行政策和制度上的改革。王安石坚信，存在于财政军事上的诸多痼疾，必须通过雷霆手段，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奏效；而司马光却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蔽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一个是激进的改革派，一个是求稳的保守派，这两个挚友在政见上的势同水火，拉开了北宋党争的序幕，当司马光最终申请外调，赴洛阳设局编书，一场有年轻皇帝撑腰的改革随之大张旗鼓地铺开。

从后来的事实看，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是一次完美的变法，而身为旧党领袖的司马光也不能简单地被界定成变法的绊脚石。在变法初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王安石个性的偏执和用人的不当，在后期的执行过程中开始暴露出诸多问题。正因如此，当神宗病逝，哲宗继位，高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再被起用，这位在洛阳一直隐忍着的老臣出山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尽废新法，彻底回到变法之前的政治体制。当“元祐更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矫枉过正的代名词，司马光、王安石，这两个水火不容的政敌，都因其性格的弱点，走偏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这首《锦堂春慢》，为司马光退居洛阳时所作，当求稳守成的政治主张在狂飙突进的神宗时代格格不入，这位“文辞纯浑，有西汉风”的臣子开始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投向历史的深处。早在英宗朝，司马光就有意编纂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记录历代执政得失，给皇帝以镜鉴。到了神宗执政，他认为此举“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将该书赐名为《资治通鉴》。那么，中国历史卷帙浩繁，究竟从何处起笔呢？司马光选择了这么一个年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而之所以将这一年作为《资治通鉴》的起点，是因为就在这一年，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弃了“先王之礼”，废了“祖宗之法”。将自己的政治态度缝合进史书之中，司马光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让步入“变法歧路”的宋神宗“迷途知返”。

这也许是司马光不曾想过的，退居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十五年，消解了政治生涯的郁气，却成就了一部旷世之书。彼时，那个在朝堂上保守的臣子又回复到了其沉稳的性格刻度，并将这份沉稳熔炼成治学修史的严谨作风。一部《资治通鉴》共耗时十九年，而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在洛阳潜心著述的十五年无疑是卓绝的时期，司马光助手刘恕之子刘羲仲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曾云：“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司马光字）笔削。”据说，司马光每天修改的稿子不仅达到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无一草字，尤其是他对史料的考究极其认真，为了一个事件，一个年代，常常反复斟酌，思量再三；除了批览十七史外，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对前代留下的大量史籍也是广泛引用，在他洛阳的宅邸，“聚书出五千卷”，而据后人的统计，《资治通鉴》所引用的史籍达到了三百种之多，当全书编纂完成，未用的残稿足足堆满了两间屋子。“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神宗元丰七年（1084），当六十六岁的司马光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的《资治通鉴》进呈宋神宗，宋神宗看到的，是这个墨守成规的保守派生命中的另一面。

由此，《资治通鉴》注定让司马光的名字光耀学林。这部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记载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的史学巨著，成为后世学者无法逾越的标杆，其流畅的行文，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考据令历代封建帝王和学者推崇备至。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曾云：“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恶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更是将《资治通鉴》推向一个高峻的学术海拔，认为它是“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关于司马光的故事，除了“砸缸”广为流传，他发明的“警枕”，同样也为人津津乐道。所谓“警枕”，其实就是用一截圆木作枕头，只要“警枕”一滚动，司马光便起身读书，由此可见这位史学大家的刻苦用功。其实，在我看来，这个“警枕”，更像是其沉稳性格中的那个“刻度”，无论它滚向哪一边，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为国操劳，夙兴夜寐、秉烛疾书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