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赏析、解读

念奴娇　赤壁怀古

苏　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当自己不能掌控命运之舟的走向，便以一颗沉静淡泊的心做锚，随遇而安，气定神闲。苏轼，在逆风飞扬的时候，选择用两千七百余首清雄豪放的诗词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人生。

旷达洒脱是苏轼称雄文坛的基础，更是他笑看沉浮的前提。这位北宋时期的诗文大家，在二十一岁出蜀入京时，已经“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他以礼部复试第一名的身份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同时，又以出色的政治才能博得宋英宗赏识，年纪轻轻便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不久英宗病逝，神宗即位，这位志在成为尧舜之君的皇帝即位伊始，就立刻起用锐意变革的王安石，意气风发地开始了一场史称“熙宁变法”的革新。按理说，以苏轼的政治禀赋，对这场由皇帝牵头的变革只需“少加附会，进用可必”（《杭州召还乞郡状》），但他没有这么做。尽管这场变革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解决了不少前朝遗留的痼疾，但与之相生的诸多负面效果也层出不穷。针对这种情况，言直口快的苏轼向皇帝上书，直陈变法之弊。正在兴头上的皇帝当然不喜欢这样的声音，而随着新党势力的日趋壮大，苏轼的年轻气盛不流于俗更使他陷入危机之中，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说：“（苏轼）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当他率性地在自己的诗文中针砭时弊，他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宦海沉浮行将开始。

1071年到1079年的八年时间，对于苏轼来说，可谓仕途辗转，八年间，苏轼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和密州、徐州、湖州三地的知州，始终远离京畿。怀抱治世之才的苏轼渴望回朝效力的一天，然而，他不会想到，当他真正踏上赴京的征途，竟会被戴上一副沉重的镣铐！1079年六月，就在苏轼到湖州任上短短几个月之后，一个生命的劫数降临到这位诗豪身上。苏轼没有料到，自己的几篇信手写来的诗词会成为新党一干人治罪的口实，御史中丞李定指陈苏轼有“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等四条“可废之罪”，御史何正臣也认为苏轼愚弄朝廷，必须严惩，“大明诛赏，以示天下”。众口铄金之下，神宗终于动怒，马上命御史台派人赴湖州押解苏轼入京。家被抄了，多年积累的诗稿散落一地，当困顿的诗人在狱中度过一百三十天备受煎熬的岁月，苏轼，已然成为北宋开国以来第一个文字狱的直接当事人。因为汉代御史府遍植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故御史台又被称“乌台”，后世史家遂将这个当时震惊朝野的事件命名为“乌台诗案”。

经历过一番牢狱之灾后，苏轼于当年被赦，官贬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相当低微的官职，初到黄州，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答秦太虚书七首》）饥馑岁月，苏轼被迫领着家人将屋后的坡地开出一片菜畦以贴补生活。在宦海的狂涛巨浪中，人们看到的是苏轼愈发放达的个性和坚强的神经，这位以文字罹祸的大师，并没有因文字的张扬受累而放弃文字，相反，他更将激昂的文字变成了直抒胸臆的利器，在黄州的四年中，苏轼的诗词创作达到了顶峰，风格已成一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在黄州的赤壁上把酒临风，这位正值盛年的诗人手抚悄然出现的白发，荡漾于胸的却是冲天的豪气。在“诗庄词媚”已成传统的北宋时期，大多数文人雅士早已将绵软的词风当作了抒发满腹牢骚的载体，然而在这样一种文学创作的氛围中，最有牢骚可发的苏轼呈现给人们的却是他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宋人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评价东坡词时说：“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宛转绸缪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柳永）为舆台矣。”当东坡肉飘散的悠香成为中国菜系发展史中的一段佳话，当一片绿意盎然的小山坡成为一个独特的精神后院，谁都不会想到，痛苦的牢狱之灾、拮据的黄州生活会成为苏轼这位北宋文坛领袖一段弥足珍贵的人生偏得。

“人亡政息”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常态。1085年，随着宋神宗赍志而没，声势浩荡的“熙宁变法”随之偃旗息鼓。当倾向旧党的高太后坐在年仅十岁的哲宗身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一班反对改革的旧党成为了风光显赫的一群。由于当年对改革提出诸多质疑，旧党成员们对苏轼视若羽翼，几个月时间，苏轼的官职便大幅升迁，从低微的黄州团练擢升到京师重职。官职失而复得，生活境遇大大改善，按理说应当倍加珍惜才是，但回京后的苏轼却始终不改其本色。当看到司马光等人矫枉过正，实行“元祐更化”，全面废除新政，苏轼遂像当年指陈变法之弊那样，再次秉笔直言，批评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杞子二首》其二）。本来司马光对苏轼有提拔之恩，可偏偏生性耿直的苏轼却并不买账。与当权者相抗的直接后果就是被继续外放、孤立，不久，苏轼再度被外放杭州。

在朋党的夹缝中生存，注定了苏轼的孤独。1093年，当高太后去世，十九岁的哲宗亲政，已经下野的新党再次执掌权柄，卷土重来的新党对旧党的打击可谓不遗余力。1094年，苏轼以“语涉讥讪”“讥斥先朝”之罪，在一年之中数度遭贬，而贬所则一路向南，最后竟跨过琼州海峡，到了儋耳（今海南儋州）。儋耳比之当年的黄州，更加偏远，同时，也更加荒蛮，苏轼在《恍榔庵铭》中称此地是“海氛瘴雾，吞吐呼吸。蝮蛇魈魅，出怒入娱”。然而，在海氛瘴雾中行走，充斥苏轼眼中的却是颇具情调的椰风海韵，这位在宦海中颠沛流离的老人，面对着海南这座巨大无比的政治监狱，迸发而出的却是旺盛的“少年狂”。南荒七年，苏轼创作了四百余篇诗文，在中国的最南角，苏轼轻捋长须，没有行路的落寞，只有生命的礼赞。

1101年，苏轼死在遇赦北归的中途，时年六十四岁。在多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状态，据宋代费衮《梁溪漫志》载，苏轼曾笑问婢女自己腹中有何物，众婢女答曰：“都是文章。”“都是见识。”苏轼皆不以为然，轮到宠妾王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不合时宜”的个性让这位文坛巨擘经受了岁月的坎坷，但也磨砺了他旷达的个性。“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当苏轼临终前在自画像上写下这句概括自己一生的按语，相信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不是在慨叹命运的不公，而是在高歌生命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