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赏析、解读

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

辛弃疾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本应是一位浴血沙场的将军，却不期成为有宋一代最高产的词人，辛弃疾，在晦暗的岁月用电一般的目光，照亮六百余首沉雄壮阔的长短句，却看不清崎岖的前路和命运的峰峦。

其实，活了六十八岁的辛弃疾永远是那个当年在金兵铁蹄下愤而揭竿的义军领袖。绍兴三十一年（1161），山东济南两千多农民不堪金兵蹂躏，呼啸而起，时年二十二岁的辛弃疾意气风发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彼时的辛弃疾已经颇负才名，但对这位胸怀壮志的青年将领而言，赋一首新词的快感远远不及斩杀金贼那样酣畅淋漓。当这支义军一路拼杀，最终与活跃在济南的另一支由耿京率领的义军合兵一处，整个山东立刻沸腾起来，成为一条不可阻挡的洪流。“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这支后来扩展到二十万多人的义军队伍中，辛弃疾像一道切入敌营的闪电，在刺目的光芒过后轰然炸响。彼时，人们所知道的辛弃疾，是一员横刀立马虎虎生威的猛将，谁都没注意到，在猎猎旌旗背后，他还是一位填词作赋的高手。

然而，辛弃疾最终让人记住的还是他粗犷奔放的词，而不是他浴血杀敌的剑。对于一位一心想当将军的壮士来说，这是一种悲哀吗？也许是。如果当年辛弃疾不是心怀一颗抗金救国之心，说服耿京率众义军弟兄投奔宋廷，他也许会在与金兵短兵相接的战场上杀他个昏天黑地痛痛快快，直至最后血染战袍马革裹尸；或者，干脆就来个拥兵自重，与疲软懦弱的宋王朝划江而治，分庭抗礼。然而，辛弃疾对南宋小朝廷所抱的信心实在太高了，他梦想着自己不是以一支游击武装的领袖出征，而是以一个国家正规军统帅的身份冲锋陷阵。但是，这个美好的初衷在宋廷一派议和之声中，更像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从1162年辛弃疾奉表南归开始，直至最后抱憾而死，这位力主抗金的英雄并没有得到一天重用，四十五年间，除了短暂地担任过几处地方的安抚史和知州，竟有一半的时间在江西农村赋闲。当充满真知灼见的《美芹十论》落上厚厚的灰尘，当言辞激切的《九论》被丢散在纸醉金迷的后宫，辛弃疾只能手执一柄锈迹斑斑的剑，向着漆黑的夜空挥舞。“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站在南京赏心亭上，拍遍城头的栏杆，辛弃疾将心中的孤愤化入感伤的词牌，秋风起处，有人看见，这位失意的英雄猛地推剑入鞘，任凭泪水风干。

这是辛弃疾没有想到的，他所赋闲栖居的江西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两地，竟会成为自己汩汩奔涌的创作之源。在屡遭弹劾的境地中，辛弃疾把江西当作了自己休憩心灵的港湾，在上饶带湖附近，他建了一片“带湖新居”。和众多官绅华丽堂皇的别墅不同，辛弃疾在新居旁单辟出一块稻田，并在田边修筑了一间书屋，取名“稼轩”，以表明自己欲躬耕田园的心境。满朝上下蝇营狗苟的空气令这位矢志抗金的武士“雕弓挂壁无用”（《水调歌头·寄我五云字》），只能在层层稻浪中想象驰骋沙场的英姿。闲居十年后，当朝皇帝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在已经淡忘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位偏居乡村的臣子，于是，辛弃疾再度被任命为福建安抚使，然而不到三年，便又被弹劾罢官，辛弃疾再次回到带湖居所。五十七岁时，带湖居所在一场意外的大火中焚烧殆尽，辛弃疾无奈迁至铅山瓢泉。这位豪情满怀却又始终不能披挂出征的老将军，其实生命的更多轨迹和水有关。带湖的清波碧水蕴润出辛弃疾荡气回肠的词风，而汩汩奔涌的瓢泉则承载了他永不枯竭的才思。“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身处孤独之中，独对青山绿水的辛弃疾将经史子集和民间俚语统统糅进笔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当五百首出自带湖和瓢泉的词作成为五百株洁白的蒲公英，随风飘进人们的心中，江西，已经成为以笔为剑的辛弃疾决胜词坛的福地。

南宋文人谢枋得在《祭辛稼轩先生墓记》中说“公有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所学皆圣贤之事”，但“平生志愿百无一酬”。辛弃疾的学生范开则称他是“一世之豪，以节气自负，以功业自许”（《稼轩词集序》）。现实与理想的严重错位，势必让辛弃疾这位“词中之龙”将生命的大悲痛悉数倾泻进文字。“器大者声必闳”，当“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当“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已经不自觉地在众多儿女情长的宋词中树立起自成一派的豪放词风。后人常将辛弃疾与苏轼并称豪放词派的代表，谓之“苏辛”，但与词风清雄的苏轼相比，辛弃疾好像更能让人感受到铁与血的声音。曾经的戎马倥偬，让这位壮志难酬的词人在字里行间渗进了一份不可替代的烽火之色，而有着这种色彩的宋词显然已不适合用红牙拍板演奏，演奏它们的乐器应该是刁斗和角弓。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在孤独的境遇中行走，辛弃疾异常挑剔地寻找着自己的知音。好在这颗孤独的心还有两个志趣相投的友人互答。他们是朱熹和陈亮，前者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后者则是以“救济时艰”为治学宗旨的著名学者。他们三人曾经同游铅山的鹅湖寺和瓢泉，纵情山水之间，抗金救国收复失地是他们共通的话题，“憩鹅湖之湖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互答，极论世事。”（辛弃疾《祭陈同父文》）当“鹅湖之会”成为一段中国词坛的佳话，又有多少人会想到，在语言和心灵遭受挤压的那个早晨，伫立在鹅湖之畔的这三个人负荷着怎样的孤寂与孤独。

据说，在辛弃疾当年隐居的铅山瓢泉附近的驿道上，曾有一座高大的石拱桥，当地人称其为“斩马桥”。当年骑马会友的辛弃疾和陈亮曾在此相遇，两人见面后相互激励，共同抒发爱国抗金之情怀，谈到兴奋处，辛、陈二人纷纷挥剑互斩坐骑，歃血为盟，对天发誓，表达矢志救国之心。如今，八百多年的沧海桑田过去，那摊殷红的马血早已化作了历史的尘埃，而那条曾经喧响过誓言的驿道如今也早已换成了开阔平整的柏油路。但是我相信，如果在这条马路边上静静地闭上眼睛，坐上一会儿，你应该会听到利剑出鞘的铿锵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