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史学、经学和散文

两宋史学、经学和散文

宋代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编撰唐代的历史。其实，之前后晋历史学家刘昫已经写成一部唐史，史称《旧唐书》。不过，就各方面而言，《旧唐书》尚存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于是，人们期待新的唐代历史作品出现，以弥补《旧唐书》的不足。真正实践这一目标的是北宋两位著名学者欧阳修和宋祁。欧阳修和宋祁都是当时文学界的领军人物。欧阳修出身贫寒，他的母亲用芦苇秆教会他读书识字。十五岁时，欧阳修的学识开始赢得人们的关注。最终，在科举殿试中，他获得一甲第三名的好成绩。他的仕途历经曲折，这主要由于他耿直的个性。对于自认为正确的事，他总是坚持己见，甚至不计个人得失。除了主修史书，欧阳修还写过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他既写严肃的文学作品，又写诙谐的文学作品。其中，还有一部关于诗文的作品，包含古代的碑文、当朝的奇闻趣事、有关牡丹的诗文、诗歌散文……下面选取他的一篇幽默作品《醉翁亭记》。这篇文章让后人敬仰的是其飘逸的文风，它也是后世学人经常拜读的作品。正如读者所见，这篇作品描述的是作者本人：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这篇文章除了透过描写美丽的风景表现时代风貌，更令评论者惊讶的是其中的助词“也”，听上去很像希腊语中的“YE”，并且“也”在文中重复二十次之多。

下一篇文章题为《秋声赋》，描述了夏天突然远去这一惯常的天气现象：

欧阳修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潇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 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

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这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是宋祁。他曾在考试中成绩排名位列其兄长宋庠之前。不过，最终放榜时，哥哥宋庠是状元，宋祁排到第十名，原因是要遵循长幼先后的顺序。宋祁官居高位，著作等身。在宫中，宋祁受到众人喜爱。据说，一次宫中过节，他穿得单薄遂觉寒冷。皇帝请求后宫的妃子们借给他一件披肩，随后有十几位妃子送来各自的衣裳。但宋祁不想接受任何一位妃子的衣裳，因为他不想得罪其他人。于是，他只好选择坐着发抖。宋祁和欧阳修一道负责编修《新唐书》。这部作品后来被世人认定为一部杰作，因为它大大超越刘昫编纂的《旧唐书》。不过，《新唐书》没有完全取代后者，因为《旧唐书》保存了很多唐代的重要史料。事实上，《新唐书》和《旧唐书》共同被保存下来。

司马光

北宋还出现一位与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齐名的天才司马光。司马光步入官场后，曾官至宰相。但他反对改革家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在公元1070年辞官。随后，司马光潜心编撰《资治通鉴》，这部让他名垂青史的巨著。该书的书名是公元1084年当朝皇帝宋神宗赵顼所赐，意在“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资治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即公元959年，征淮南期间的历史，涵盖十六朝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资治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他们分工合作，各自做出重要贡献。最后，这部著作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概出自司马光。司马光年少时十分好学，经常将手放在一个木制圆枕上。每次看书困乏时，司马光的手一碰到这个圆枕就会清醒。小时候有一次，一位小朋友掉进水缸，要不是司马光急中生智想出办法，这位小朋友可能会淹死。当时，司马光拿起一块大石头朝水缸砸去，水缸裂了，水流出来。作为一名学者，司马光有一座巨大的私人藏书馆。他更善于保管图书，即使使用多年，他的藏书仍然跟新书一样。司马光不让自己的学生们用指甲刮书页，而是让他们用右手食指翻书。公元1085年，司马光回到朝廷。然而，他没在京城待几个月便生病去世，全因他一如既往地为国家的利益辛勤工作。人们深深地敬佩他，也为他的离世惋惜。

下面的内容节选自《谏院题名记》，是他对谏官制度新出现的危险苗头做出的论述。在古代中国行政体系中，谏官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呜呼！可不惧哉？

周敦颐与司马光同处一个时代，是一位能将军事指挥才能与长期不懈的学习融合的文人。长期用功学习及十分关心人民疾苦，使周敦颐的身体垮了下来。周敦颐最主要的作品《通书》是为《易经》这本神秘莫测的书做的阐释。不过直到他去世，《通书》才经他的弟子们整理完成，并且得以面世，朱熹还为《通书》做过评论。下面的小短篇《爱莲说》，透过莲花这一意象讽喻，是中国文人们十分熟悉也十分喜欢的作品：

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程颢和程颐两兄弟因渊博的学识享有盛名，特别是弟弟程颐写过一部珍贵的《易经》注解。哥哥程颢曾因大胆推倒一尊佛像引起不小的关注。据说，这尊佛像的头能发光。这尊佛像被推倒后，很多善男信女聚集起来不肯罢休。在下一章中，我们会读到程颢的诗歌。程颐曾写过有关诗歌创作的文章，《二程语录》将其收录其中。这篇文章提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某所以不常作诗”。

程颢

程颐

王安石

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和政治家。不过，不幸的是他生前亲眼见证自己的改革成果被推翻。在文学方面，他一直笔耕不辍。到了老年，他依然像年轻人一样勤奋。据说写作时，他的笔能在纸上飞舞。事实上，他性格执拗又十分节俭。王安石时常穿着脏衣服，甚至不洗脸。因此，苏洵还骂他是个野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王安石十分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愿承认自己的一点儿错误。因此，他得到“拗相公”的绰号。王安石曾试图改革科举考试，意在纠正科举考试过分注重文采而轻视实用性和多样性的弊端。结果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乡间学堂的学童们都扔掉诗赋之类的书，转而学习更实际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王安石晚年还曾著有一部研究汉字的书《字说》，认为汉字以音、形包含着万事万物之理。《字说》重点从楷书的点画释字，违背古文字学的“六书”原则。可以说，王安石《字说》对字的解释，已经脱离严肃的文字学意义，趋向拆字游戏。下面是王安石写的一封信《答曾子固书》，信中谈到读书不注重取舍的问题：

某启：久以疾病不为问，岂胜向往。前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故语及之。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

然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

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而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

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为如何？

苏轼常常被人称作苏东坡。苏轼少时由其母教导读书识字。在科举殿试中，苏轼考得很好，导致主考官欧阳修怀疑苏轼是由他人替考。不过，最终，他名列榜首，并且开始仕途。然而，苏轼在官场中树立的对手比交到的朋友多，并且需要时时与恬不知耻的政坛对手们斗争。苏轼曾被贬官到海南，一个当时十分偏僻落后的地方。苏轼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散文家，其作品深受中国人喜爱。下面的选文是《前赤壁赋》，是他在中秋夜探访九百多年前的古战场，抒发人生感伤的作品。作者想象水边的古战场曾燃烧战船，照亮旁边的悬崖峭壁：

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苏轼新建的亭子落成，可以让他从繁忙的事务中脱身，偶然前来休息。此时，恰逢久旱得雨，苏轼记录下劳动人民遭受的痛苦。这座别馆以雨入其名，纪念雨带给人们的喜悦。他的《喜雨亭记》以如下话语结尾：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放鹤亭记》描述了一位山中隐士：

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

《放鹤亭记》以如下的诗歌结束：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婉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在《睡乡记》中，苏轼对睡乡的描绘根据王绩的《醉乡记》：

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广大，无东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适，无疾痛札疠。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万事，荡然不知天地日月。不丝不谷，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车，极意而远游。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也是一位诗人和朝廷官员。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对道教的研究，并且曾对《道德经》做过注释。

黄庭坚是其所处时代的四大学者之一^[1]。黄庭坚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书法家。与此同时，他还是二十四孝中的大孝子，其母生病后他曾衣不解带地整整服侍一年。下面是他的一篇书信体作品《书嵇叔夜诗与侄榎》：

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

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沉于世故者，暂而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何况深其义味者乎？故书以付榎，可与诸郎皆诵取，时时讽咏，以洗心忘倦。

余尝为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

黄庭坚

郑樵是在完全与世隔绝的境况下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随后，郑樵开始四处云游，遍访名胜古迹，一心寻访传奇风物，探究古玩，研读在旅途中遇到的所有图书。公元1149年，他首次献出撰写的一百四十卷《诏藏秘府》。随后，他回到家乡，抄录自己撰写的《通志》。《通志》涵盖了上到公元前2800年，下到公元600年之间的历史。《通志》的精装版分四十六本，公元1749年由皇室主持出版，并且由乾隆皇帝作序。另外，郑樵还写过散文、诗歌，另有研究石鼓的论著《通志·金石略》。这些石鼓现存于北京，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而不是之前公认的公元前10世纪或者公元前11世纪。

朱熹

朱熹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十九岁科举及第，随后的仕途一帆平顺。朱熹早期的思想明显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说他本人是位佛教教徒。不管怎么说，后来，他逐渐感受到研究的方向性错误，便一心一意研读儒家经典。朱熹著述甚多，他曾根据司马光所著史书编撰成《通鉴纲目》。《通鉴纲目》被认为是标准的史书。朱熹更被认定为最权威的儒家经典注释者。他对经典的诠释跟汉代的诠释完全或者部分相左，但朱熹的诠释被认为更准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朱熹的诠释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道德标准。朱熹诠释的一大原则是一致性。他反对在孤立的语境下单一解释词语含义，而是尽量寻求该词在多种语境下的不同含义。总体而言，这种方法能更好更快阐明经典的意义，而不是像汉代学者那样阻断词语间的联系，使经典变得难懂。不过，朱熹偶然有不如前人之处。下面的两个例子分别来自朱熹和汉代学者对《论语·为政》中一处内容的注释，可以明显看出前人的注释更可取：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汉代学者认为这句的含义是，孟武伯向孔子请教行孝之道。孔子说，孝是让你的父母不为除你的健康之外的其他事烦忧。

朱熹认为这句的含义是，孟武伯向孔子请教行孝之道。孔子说，父母对儿女的身体抱恙忧心过重，会生出痛苦。但朱熹又认为“旧说，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亦通”。

后一种解释似乎不太完整，但朱熹又注释道，儿女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而不让自己的父母操心的责任。

王步青曾为朱熹的《论语集注》做过注解。这部书的书名为《论语集注本义汇参》，公元1745年问世。在序言中，王步青认为，邵雍曾试图用数字解释《易经》，程颐用事物的永恒相适性解释《易经》，朱子深刻洞察《易经》的奥义，用原作者的思路解释。朱熹知名的著作有《启蒙》—一部为幼儿编写的书。有人争论说“蒙”字并非指蒙童，而是指这部书的内容浅显，特别在与《大学》比较时。朱熹另有一本形而上学著作，其中包含他后半生的思考和领悟。引文节选自《启蒙·小学敬身》，其内容更多指向蒙学、蒙童，这或许才是《启蒙》标题的正解：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将适舍，求毋固。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毋践屦，毋踖席，抠衣趋隅，必慎唯诺。毋拔来，毋报往。

毋渎神，毋循枉，毋测未至。

朱熹与当时的画家郭拱辰相熟。朱熹曾为郭拱辰写过一篇《送郭拱辰序》，并且对其画作大加赞赏，“世之传神写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称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与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斯亦奇矣”。

随后，他还补充了一些个人趣闻：

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亦有以知其为予也。

只是不知现在，朱熹的后人是否保存着这两幅肖像。

据说，朱熹去世后，他的棺材曾悬浮到离地三英尺处停住。直到他的儿子跪在棺材附近，背诵逝者魂灵曾提倡的优秀学者的标准后，棺材才慢慢回到地面。

【注释】

[1]此处记述有误，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