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之人物透镜

《左传》之人物透镜

○周海燕

《左传》很伟大，它既是经学著作，又是史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而且无论从哪个学科讲，它都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它的作者左丘明更伟大，仅用18万余字的篇幅，以叙事记言的笔法，记载了短短250多年历史阶段里有名有姓的人物近三千个，其中数以百计的人物表现出了一定的个性，有几十人的形象尤其鲜明。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左传》又是一部收罗宏富的人物传记。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音到弦不到、意到笔不到的表达艺术，通过上至天子诸侯、下到平民百姓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思想修为和性格特征，通过他们不同的心理和目的，通过他们不同的活动和作用，标举了他自己对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微、真诚与虚伪、谦逊与傲慢、美好与丑恶的态度和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又是一部透视人性、拷问灵魂的著作。两千多年来，《左传》一书一直颇受人们欢迎，与这一点牵牵相结，紧密相连。

透视人性才能认识人性，拷问灵魂才能曝光灵魂。《左传》通过透视人性和拷问灵魂，向后人揭示了历史更深层次里的以下三项内容。

一、忠义爱国是高尚的精神品格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他们以国富民安为己任，以忠义爱国的高尚精神品格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左传》中描写了三千多个人物，这些人物寄寓着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追求，具有忠义爱国精神品格的人物形象是作者不惜笔墨、倾心表现的重点，正如清代评论家所评论的那样：他们的“声音笑貌，千载如生”。春秋时期，人们对君与国的观念相对淡漠，国家可以选拔能人志士，贤能之人也可以选择国家或君主，有些人是碰到明君就尽心辅佐，遇到昏君则敬而远之，正因为如此，《左传》中那些忠义爱国人士显得弥足珍贵。

忠义爱国之士对国家命运常存忧虑之心。春秋时，秦国大夫蹇叔是有先见之明且忧国虑远的老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后人认为蹇叔是立身的榜样、做人的楷模和爱国的典范。《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载，公元前627年，秦国大夫杞子从郑国派人给秦国送信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国都北门的钥匙，如果悄悄派兵前来，就可以占领他们的国都。”秦穆公就打算发兵攻打郑国，和安插在郑国的奸细里应外合，夺取郑国都城。秦穆公向秦国老臣蹇叔征求意见。蹇叔认为此事不可行，他说军队辛劳出征，精疲力竭，那么远的路程，对方肯定会知道消息并做好防备，士兵们辛辛苦苦前去却没有收获，必定会产生叛逆的想法。蹇叔把战争形势和可能的后果分析得很清楚，但是秦穆公却不听蹇叔的劝阻，执意让三位将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从东门外面出兵。蹇叔哭着对他们说：“孟明啊，我看着大军出发，却看不见他们回来了！”秦穆公闻知此事，竟然特意派人对蹇叔说：“你知道什么？要是你蹇叔只活个中寿就去世的话，你坟上的树都有两手合抱一般粗了。”意思是，蹇叔你现在离中寿都过去多少年了，早已昏聩，你的担忧不足为虑。蹇叔的儿子随军队出征，他哭着送儿子说：“晋国人必定在崤山抗击我军，崤有两座山头，南面的山头是夏王皋的坟墓，北面的山头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你们一定会战死在这两座山之间，我到那里收拾你们的尸骨吧。”秦国军队依秦王命令东行，最后真如蹇叔所料定的那样被晋军在崤山打败。清代文人陆云士对此评论道：“蹇叔以言谏不从，继之以哭，一哭再哭，以哭谏也。而穆公终不悟，而丧师枉死其子，是秦国再无第二个有识如蹇叔者，真所谓一个忠臣矣。至今读之，似闻青山犹哭声也。”蹇叔凭借自己丰富的阅历和政治经验指陈利害后，穆公不采纳他的建议，蹇叔无可奈何，先哭师，次哭子，一再哭谏，期望君王醒悟，他的确是谋虑深远，其忠君爱国、情深意长打动人心。

鲁国大夫曹刿是《左传》中另一个名留史册的爱国者。他以国事为重，在国家陷于危机时能够毅然挺身而出。鲁庄公十年，齐国以鲁国曾帮助齐国的公子纠争夺齐国君位为借口，兴兵攻鲁。当时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双方强弱对比悬殊。鲁庄公准备迎战。面对鲁国的困境，曹刿主动请求拜见鲁庄公。他的同乡对他说：“当权的人自会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直率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意思是：“当权的人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为国家出力。齐军压境，他不能再让国家败在“肉食者”手中。曹刿和“乡人”的对话，一方面可以看出鲁国那些有权位的人见识浅薄且尸位素餐的状况，另一方面也能看出曹刿关心国事，具有护国安邦的责任感和忠君爱国的品德。在战斗中，曹刿采用适当时机出击、追击，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指挥鲁军在“齐人三鼓”之后才开始反攻，确认了齐军确实是败逃时才决定追击，最终以弱胜强，赢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抵御住了齐国的进攻。

总之，《左传》中那些以忠义爱国为精神脊梁的人，或舍身救国，纵死不辱君命；或以国家为重，挽国家于将颓；或不二于君，宁死不事他主。他们是光耀千古的历史名人，他们是彪炳史册的精神典范。

二、机谋善辩是卓越的政治才干

春秋时期，各国纷争不断，一些机谋善辩之士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往往是各国争相抢夺的资源。这些具有卓越政治才干的人凭借特有的思维和巧妙的言论参与政事，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甚至搅动、左右政局，成为这一时期政坛中的重要力量。

精谋略、善权术是这类人物的典型特征。在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和秦晋殽之战两大战役中，都出现过一个人物：先轸。他的运筹帷幄、能谋善划给后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先轸是春秋时期以谋略著称的名将，晋国以善于识人、举贤而闻名的赵衰即评价“先轸有谋”。公元前632年，楚国带着诸侯联军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国是否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宋国是建立霸权的关键问题。晋文公陷入犹豫不决的困境。不救宋，不仅会失去宋国，也会使得其他小国不再信任晋国；救宋，难度不小，一是楚国实力比晋国强，二是晋国距离宋国较远，还有曹国、卫国这两个楚国的盟国隔在中间，劳师远征，不太容易。这时，中军元帅先轸提供一个计策，非常巧妙地离间了楚国与齐国、秦国的关系。先轸对晋文公说，我们不应当收宋国给我们的重礼，而是要让宋国的使臣带着礼物分别去贿赂齐国和秦国，让齐国和秦国两个国家出面和解，向楚国表示希望楚国不再继续围攻宋国。但是因为这场战役对楚国来说好处太多了，所以楚国自然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样一来，楚国与齐国、秦国就产生矛盾了。齐国和秦国对楚国的做法不满意，自然就会与我们同心协力抗击楚国了。先轸又建议，晋国可以私下许诺曹、卫两国，同意他们复国，但是曹、卫必须断绝与楚国的关系。晋文公一一采纳先轸的计谋，最终在城濮将楚国打得落花流水。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霸主。

公元前628年冬，晋文公逝世，晋襄公承继大业。秦国乘此机会偷偷越过晋国国境奔袭郑国，但是很快被郑国发觉，秦军就临时改变计划，灭掉了晋的邻国滑国后便返回了。晋文公还没下葬，晋国的霸权竟然遇到如此巨大的挑战。晋国内部对于如何行动，意见不能统一。先轸主张阻击秦军，但襄公与栾枝等都认为，晋国还未回报秦国出兵平乱、拥立晋文公的帮助，反而与他们为敌，这样的做法对不起先君。但先轸坚持己见，他认为秦国没有来吊丧已经是不合于礼，又偷过晋国国境，想要灭掉晋国的同姓国，秦国如此狂妄无礼，晋国根本不必讲什么恩施，现在攻秦正是合乎先君想法的有益之举，子孙后代会得到好处。于是晋国用先轸的计策在崤的狭路设伏，秦军经过崤时，被晋军打败，这就是“崤之战”。这一战，秦军孟明视等三名主将被俘，几乎全军覆没。先轸在秦国强大之前抓住战机，狠狠打击了这个潜在的敌人。先轸以其勇猛谋略在晋国的霸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善辩也是卓越政治才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人深谙说话的艺术，洞察人心，能言善辩，在一场场危机中留下俊逸洒脱的身影。其中有一个人，民间对他的评价是：“五论救弱国，妙语退秦师。”这个人就是郑国大夫烛之武。僖公十三年，晋军和秦军包围了郑国，形势危急之时，郑国大夫佚之狐推荐了烛之武。郑文公派烛之武去见秦穆公，希望能够劝说秦国撤兵。烛之武临危受命，向秦国陈述郑国的存亡和秦国、晋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其说辞从四个角度展开：第一，郑国灭亡对秦国非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他指出，越过邻国把远方的郑国作为（秦国的）东部边邑是很困难的，结果是增加晋国的实力。第二，放弃攻打郑国对于秦国来说不但无害反而有益。不灭郑国，可以把郑国作为秦国通往东方道路上接待过客的主人，这一点对于位于西方且颇有野心的秦国来说很有吸引力。第三，用晋国背弃秦国的事说明晋国不可靠。第四，指出晋国“东封郑”之后，又得扩张西面的边界，势必损害秦国的利益。以上四个角度，烛之武凭借事理和事实，处处为秦国设想，把利害得失剖析得非常清楚。从心理层面上说，他首先是示弱，先说“我们郑国知道一定要灭亡了，就请拿灭郑这件事麻烦您”，以退为进，明确秦灭郑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让秦穆公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赢得了对方的好感，才有了继续劝说的可能。面对强秦，他不能硬碰硬，以柔克刚是绝佳选择。烛之武处处为秦国着想，想其之所想，想其之未想，想其之所忧，想其之未忧。心理学认为：一个势力强大的人，特别反感别人的强大；一个性格强硬的人，也特别反感别人的强硬，因为本身的强势、强硬，所以他并不畏惧别人的强势与强硬，但是往往却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柔和。烛之武的说辞一共一百二十余字，层层深入，既简练又不失谨严，他运用自己的机智和巧妙的外交辞令最终使得秦穆公不仅撤兵回国，还留下了一支军队帮助郑国抵御晋国，化解了国家的危机。

除了烛之武，郑国还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子产，他在内政外交方面政绩显著。郑国介于晋国和楚国两大强国之间，生存环境比较艰难。子产当政的时候，巧妙地周旋于大国之间，他善用外交辞令，显露出极高的辩才。《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陪同郑简公到晋国访问、纳贡，晋国不把郑国这个小国放在眼里，且不满于郑国又亲晋又亲楚，接待他们的住所条件很差，郑国带去纳贡的礼物没有地方安放。子产让人把住所的墙垣拆掉，把车马放进来。晋平公派人来兴师问罪。子产不卑不亢地从六个方面批评晋的无礼，陈述郑国必须毁掉墙垣的理由，句句针锋相对，有礼有节，事理俱明，最后使晋平公为之折服，向子产谢罪。晋平公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郑简公，宴会和礼品规格也特别高。待郑简公回国后，晋国建造了接待诸侯的专属住处。这一段文字之后，作者以晋国大夫叔向的赞语评论了子产：“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意思是：“辞令不可废弃就是这样的啊！子产善于辞令，诸侯靠他的辞令得到了好处，为什么要放弃辞令呢？”这段话充分肯定了子产的机敏和辩才，他为郑国争得了尊严，使他的国家和国君获得了晋国的尊重。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的确，《左传》中如蹇叔、烛之武、子产这样兼具智谋、勇气、辩才的人物比比皆是，他们往往语言生动形象、精辟透彻，常常产生“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巨大效果。他们凭借不凡的才智和卓越的政治才干，拨开层层迷雾，厘清复杂的政治局势，深谙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心理和利益原则。他们常常陪伴在诸侯霸主或执政者的身旁，为他们出谋划策，献计出力，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

三、卑鄙阴险是丑恶的人性病灶

《左传》中有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人，同样也有刁滑奸诈、卑鄙阴险之徒，他们或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或者心怀鬼胎掀起政坛的血雨腥风……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后世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左传·哀公十六年》中写道：卫庄公做了一个梦并要占卜他的梦。他的宠臣向太叔僖子要酒，没有得到，就和卜人勾结，而告诉卫庄公说：“您有大臣在西南角上，不去掉他，恐怕有危害。”于是就驱逐太叔僖子。太叔僖子逃亡到晋国。求酒不得，就陷害大臣，挑动君主和大臣的矛盾，这样的事情实在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楚国佞臣费无极由于担心太子建继位后对自己不利，就不断挑拨楚平王和太子建的关系。他陷害太子建与伍奢密谋叛乱，平王信以为真，太子建被迫逃到宋国，伍奢和伍尚被杀，伍子胥侥幸逃到吴国，这给后来楚国大乱埋下了伏笔。费无极的手段可谓卑劣至极。《左传·宣公二年》里还记叙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宣公二年的春天，郑国公子归生领兵攻打宋国。宋国派华元、乐吕对战。本来，在春秋诸侯混战的背景下这不算是什么大战，但这次战争的小细节却引起后世的注意。宋国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其主帅华元被俘、乐吕战死。主帅被俘也很平常，但《左传》却揭示了这件事的另一个原因。书中记载：华元杀羊慰劳士兵，却忘了分给驭手（驾车人）羊斟，因此与敌人交战时，这个驾车人竟然因为心怀不满而故意把车赶进敌人的重围之中，让华元成了俘虏。他说：“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大致是说：前天的羊，你做主；今天打仗，我做主。因此，一军主帅就这样被俘了。作者认为不管是在政治方面还是从道义上说，羊斟都是“以其私憾，败国殄民”，是“残民以逞”的没有良心的罪人。自私不顾大局、故意坑害主帅，这是其丑恶的人性病灶。当然，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重警示意义：从华元将军这面看，他应做到平等对待每一位下属，不忽略任何一人，特别是身边直接为其服务的下属。这是为上之道，也是为人之道。

卑鄙阴险不单见于羊斟这样的小人物，一些“大人物”卑鄙阴险起来危害更大。“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常被人们引用的话即出自《左传》里的一段故事。故事讲述的是郑庄公因为出生的时候难产，他的母亲姜氏竟然因此而讨厌这个儿子，偏爱另一个儿子段（因为他在兄弟之中年岁最小，所以称“叔段”，谋反失败后出奔到共，所以又称“共叔段”）。这个矛盾成为庄公与共叔段兄弟相残的导火索。庄公即位后，姜氏为段请求“制”这个地势险要、便于攻守的地方作为封邑，庄公借口虢叔死在这里不吉利而没有答应。姜氏又为段请求“京”地作为封邑。段在京地建造违制的城墙，扩大自己的封地，为夺取王位做准备。大臣祭仲对郑庄公指出应该早点儿做出安排，否则以后很难控制。但郑庄公却说：“姜氏欲之，焉辟害？”他表示他母亲要这样，他也没办法，显得很无奈。他又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思是说，一个人若不仁义的事情做多了，必定会自取灭亡，你就等着吧！面对段已经表露出来的野心，他没有选择及时制止，而是等待着段一步步走向不能回头之路。接着，段又使本属于郑国的西部和北部的边地同时属于自己，大臣劝说时，庄公说：“将自及。”意思是不用有所行动，段将自取其祸。不久，段把这两个地方完全收归自己所有，扩张到廪延，子封认为再这样下去，段势力越来越大，将会得到民心。庄公却说：“不义，不暱，厚将崩。”他认为时机还没到，段不义的事情做多了，别人不会亲近他，早晚会垮台、崩溃。段修整盔甲武器，准备好兵马战车，将要偷袭郑国，而且已经和他母亲约定好由其开城门做内应，里应外合打败庄公。书中说“公闻其期”，庄公很快就得知了段偷袭的时间，说明整个事态一直在他的掌控之中。此时他认为时机成熟，命令子封率领车二百乘去讨伐京邑。京邑的人民背叛段，段于是逃到鄢城。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五月辛丑那一天，段逃到共国。其实，庄公明明早就知道他弟弟的想法，但为了彻底铲除共叔段，却欲擒故纵，以退为进，一步一步地养成其恶，任其胡作非为，让其一点点掉进自己的陷阱，段却对此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等到段和姜氏的阴谋彻底显现时，早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郑庄公，一改之前看似无奈甚至懦弱的表现，毫不手软地派兵遣将攻打弟弟段，打败后还对其穷追不舍。庄公几次回答臣子的话：“姜氏欲之，焉避害”“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将自及”“不义，不暱，厚将崩”等，虽然都是简单的一两句话，但联系后面发生的事情，足可以看出郑庄公城府之深、用心险恶。《左传》中引用《春秋》中的话，“郑伯克段于鄢”，其实是在不动声色地评述郑庄公是一个卑鄙阴险的人，为了铲除弟弟，他可谓处心积虑，丝毫不在乎手足之情。消灭段以后，他还放逐了母亲，并且说出了不及黄泉不相见这样的话，没有顾念一点儿至亲之情。虽然后来“良心”发现，用颍考叔隧道相见的办法，与母亲“母子如初”，但这不过是一种表演。实际上，在权力欲望面前，他不惜任何手段，哪怕面对的是自己的母亲和弟弟。

《左传》的作者在冷静叙述的同时，写了众多类型的人物，像一面镜子一样反衬出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卑鄙阴险是丑陋的人性病灶，我们当以品格高洁的人为榜样，践行道德之美，磨砺人性之美。

深刻的理论能教育人，确凿的史实更能启发人。《左传》以有章可循、有例可考的“历史”，以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阐发了忠义爱国是高尚的精神品格，机谋善辩是卓越的政治才干，卑鄙阴险是丑恶的人性病灶等人世之道，读来发人深省。同时，它也启发我们，读书就要读那些核心价值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改变的经典之作，胸中有经典，脚下才有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