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亦诛，不反亦诛

6．反亦诛，不反亦诛

根据淮南王及其宾客的思想动机、武装实力，结合当时诸侯王的处境，淮南王无论谋反与否，结局都是一样的。

刘安不是政治家，并没有与中央抗衡的意愿。刘安的思想主体是黄老道家，主张“淡泊无为，蹈虚守静”，追求“养生”“全性”。《淮南子·诠言训》告诫人们不要追求富贵权力，“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为寄，富贵其寄也”，就是说不追求利益和福分，则避免了祸害，就能长久保有现在的东西，正是老子所谓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刘安也没有谋反的动机，父亲淮南厉王刘长因冤屈而死，固然使他甚为不满，但朝廷也表达了歉意，不仅返还了淮南国的土地，而且追封刘长为淮南王，基本恢复了刘安家族的财产和荣誉。作为补偿，刘长的四个儿子相继封侯，除一子早逝外，其他三子后来又晋封为王，虽然是原有封地的再分配，带有分散实力的考量，但王爵毕竟增加了两个，名义上的待遇也未尝不优厚。

刘安也没有谋反的能力，刘安的武装实力也不足以谋反。景帝时期吴楚七国的叛乱，势头非常猛烈，尚且在三个月内被中央剿灭，吴国煮海为盐、即山铸钱，财力十分富足，尚且不能有所作为，以淮南国的实力，更是难以与中央政府抗衡。淮南国即使拥有武装，也不过是用于日常防备而已，避免被临近的王国突然起事吞灭。

相反地，刘安是仁义政治的施行者。刘安对待百姓的政策是很不错的，《史记》说“行阴德拊循百姓”；宾客劝他举兵起事时，他说“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顾念叔侄之情，不愿给汉武帝带来麻烦；刘安抱怨汉武帝要削除他的封地说“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委屈之情溢于言表。这样一个实行仁义政治的宗室贤王，最终被打上了谋反的烙印，并落得自刎而死的下场，反映了政治的虚伪和残酷。

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的实质是朝廷与诸侯国的矛盾。对于分封制的弊端，西汉中央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在汉文帝的时候，贾谊撰《陈政事疏》说“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指出了诸侯王长大后中央难以控制的忧虑，因而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建议多封诸侯从而削弱每个诸侯的实力，实力弱小就不会萌发叛乱之心，具体方法是“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显然是针对齐、赵、楚等大国，结果是“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通过分散土地削弱实力从而达到上下和谐的局面。晁错也在对策中提到“宜削诸侯事”，于是汉文帝“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应该说淮南国的分而为三，说明中央未尝放松对淮南国的警惕，以推广皇恩的名义削弱了淮南国的实力，那么刘安必然处在监视之下，想进行武装叛变是非常困难的。

汉景帝时，晁错推行削夺王国封地的削藩政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诸侯坐大的危害，认为诸侯反叛已是趋势，迟削不如早削。汉景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开始削夺诸侯封地，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因不满削藩而起兵，提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口号，景帝听从袁盎的计策，希望以牺牲晁错换取各国的退兵，可惜一代才子就这样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然而晁错之死并没有争取到和平，七国见朝廷无能，更加肆无忌惮，吴王刘濞甚至自称东帝分庭抗礼，性质已经是犯上作乱了。景帝终于下定决心出兵镇压，在梁国的坚强抵御和周亚夫的率领下，大破吴楚联军，平定七国之乱。经此一事，中央集权走向巩固，诸侯王的势力也大大地被削弱，除楚国保存、另立新王外，参与战乱的六国皆被废除，其他王国相继被分割为多个小国。诸侯王的统治权也被剥夺，“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为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郞诸官长丞皆损其员”，诸侯国的官员由中央任命，诸侯王丧失了独立性，等同于郡县。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建议说：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这就是著名的“推恩令”，诸侯子弟都希望能封侯封王，朝廷索性送个顺水人情，根本目的是削弱诸侯国的实力。因此，汉武帝诏称“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如此“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焉”，汉武帝亲自批准诸侯王分割土地给儿子的请求。与此同时，汉武帝加强了犯法而夺爵的惩处，以酎金成色为借口，解除诸侯王封爵106人；通过“左官之律”“附益之法”限制诸侯王豢养宾客，掐断了人才的来源；通过盐铁官营、禁止郡国铸钱等措施，把山海之利收归中央，剥夺了诸侯王的财权。汉武帝的举措，目的是使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希望诸侯王做个富贵闲人、不要无事生非了。从此，汉初诸侯国的“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情况不复存在了。

四川出土汉代制盐画像砖

（程征：《纪功的丰碑——西汉霍去病墓及其石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淮南王刘安不知韬光养晦、外示无为，却亲行仁义、爱好读书、风雅自命、啸聚人才、铸成名著，文治的彰显抢了朝廷的风头，自然就成为汉武帝的心腹之患了。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说两汉继承了先秦的游士之风，“诸侯王中若有好学自修之人，则其所集者多在学术上有某种成就之士；于是宾客之所集，常成为某种学术的活动中心，亦为名誉流布之聚中点。这对知识分子及学术的发展而言，常可以发生很大的鼓励作用。但却触犯了专制者的大忌。景帝时代，朝廷猜防的重点在诸侯王的领土和职权。至武帝……猜防的重点特转向到诸侯王的宾客上面，尤其是转向到有学术意义的宾客上面”，淮南王及其宾客志在学术研究上压倒了中央，俨然是西汉一大中心，并且“以其研究充实汉家鸿业的内容”，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武帝表面上尊重叔父，内怀忌毒，左右承旨诬陷，构成其罪，因此“《史记》《汉书》两传中，充满了当时诬构的‘官文书’”，“淮南门客伍被的供词，陈述刘安想谋反的经过，把刘安写成了一个童呆愚稚之辈，其出自严刑逼供，再加以缘饰的情形，甚为昭著”。汉武帝忌惮淮南子的重要方面即是淮南宾客的学术活动，通过对淮南王集团的打击，“不仅摧毁了此一学术中心，并且也阻吓消灭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在生活上一切带有一点选择自由的可能性”，是在儒家思想统治高涨的背景下，收回文化权力、实行文化专制的必然举措。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书

同时，淮南王的仇敌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年刘长椎杀了审食其，此举得罪了审氏后人，必然被他们伺机报复。史书说“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审氏后人与丞相公孙弘关系不错，于是公报私仇，不免落井下石添油加醋，铸成冤狱。

我们顺便看看淮南王的弟弟衡山王的谋反案，史书的记载与淮南王案极为相似。《史记》说“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反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刘安与刘赐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刘赐听说刘安在准备谋反时，也开始准备武器，防止被长兄兼并，当然这些武备后来也被视为谋反的证据；“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谒者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王怒，故劾庆死罪，强榜服之。衡山内史以为非是，却其狱。王使人上书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与奚慈、张广昌谋，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刘赐也是方术的爱好者，手下的术士卫庆想攀高枝改投汉武帝，刘赐大怒，通过严刑拷打使其认罪，内史先是不肯，继而应武帝命审理案件，判决刘赐败诉，刘赐又因夺人田地、坏人坟墓被有司治罪，汉武帝不同意，但收回了任官权，刘赐很是不满，因此加紧了谋反的准备；“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六年，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隙，约束反具”，次年衡山王与淮南王见面，冰释前嫌，彼此进行谋反的准备，互相是知情的，这个记载应该是被白嬴揭发的串联谋反的证据。由于刘赐家庭的矛盾，刘赐上书要求废太子刘爽，立刘孝为太子，于是刘爽谴白嬴去长安说刘孝的过错，刘赐担心他揭露谋反之事，先加罪刘爽，刘孝因事自首，于是“王闻，即自刭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出现了满盘皆输的局面。衡山王之死与淮南王相似，都出于宾客的背叛和家庭的变故，未必有谋反的真凭实据，至于那些武备，无事时可以说防备强盗，有事时也可以说谋反使用，原本就是工具，任凭治狱官尽情发挥了。淮南王和衡山王属于同父兄弟，汉武帝对他们谋反案的发现和处理，终结了淮南厉王刘长一系盘踞东南七十余年的势力。

总之，汉代建朝以来，中央朝廷和诸侯王之间互相猜忌，各自防范，彼此心知肚明。如果说建朝初刘邦处理了异姓诸侯王，是出于稳固刘姓政权的需要，那么吴楚七国之乱，就属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在这个教训面前，朝廷加强了对诸侯王的防备，制定了一系列削弱的举措，诸侯王反要被诛，不反也要被诛。诸侯王养士备兵，表面上是防止邻国侵扰、以备异常，实际上枕戈待旦、以示强大，使得朝廷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历史趋势不可逆转，诸侯王不过是在战战兢兢中苟延残喘而已，一旦露出把柄，使朝廷有机可乘，等待他们的必然是覆国亡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