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孙的举报和家臣的背叛

5．亲孙的举报和家臣的背叛

淮南王案是武帝朝第一大诸侯谋反案，也是汉代士人的重要话题。司马迁通过丰富翔实的材料以近乎实录的方式述其经过，这种写作方法本身就很意外，后世学者如班固等多加因循，基本没有提供不同的材料，东汉的桓宽、王充等学者也提及淮南王刘安的谋反问题，虽只是只言片语，远非史书那样详细，但字里行间提供了不一样的说法。

淮南王谋反的经过，《史记》的记载甚为详细。司马迁说刘安谋反的动机：

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意思是刘安对父亲的事情时有积怨，常常谋为叛逆，只是一直没有机缘，于是砥砺道德，收买人心。司马迁认为诸侯王都应该爱好“弋猎狗马驰骋”，诸侯王越是整天骑马射箭、斗鸡走狗、不务正业，朝廷越有安全感；而刘安偏偏爱好“读书鼓琴”，显然与众不同，这种雅致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而引起了朝廷的警惕，激起了武帝的危机意识。司马迁又没法说刘安的爱好不妥当，只好说为了谋反而进行的伪装，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这其中有不得不为皇帝文饰的苦衷。

关于淮南王谋反的次第，司马迁说：

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大王必欲发兵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相兵。淮南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这是说吴楚七国反叛时，刘安已经有谋反的意向，幸亏淮南相巧妙地制止了。这个材料本身是可疑的，淮南相本属朝廷任命，有监视淮南王的责任，怎么可能为刘安所信任？而淮南相面对刘安谋反居然不正言厉词，而要曲折助汉，殊不可解。这很可能是淮南相后来的自辩之词。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说“若果有此事，便没有安然度过景帝时代的可能，这是后来武帝陷害他的方法之一”，指出了问题的实质。

如果说以前刘安只是对父亲的死耿耿于怀，那么田蚡窥伺到机会，进一步以皇位相诱引，挑动其叛逆的心思，那么在逻辑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史书说：

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辨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谄谀王，王喜，多赐金钱，而谋反滋甚。（《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田蚡是武帝的舅舅，因为得罪了武帝祖母窦太后，被罢太尉，此时正闲居在家，他以汉武帝尚无太子为借口诱引，刘安大喜，厚赠财物，并为了在天下大变后夺得帝位，开始准备战争器具，这构成了刘安谋反的第二重证据。但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武帝才十七岁，尚年富力强，怎么就忧虑无后呢？另外，田蚡时已罢职闲居，并不能提供帮助，所言无非是口惠而已，刘安怎么会轻信并以重礼相谢？这也是史书记载的疑点。

史书又说：“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太子谋，令诈弗爱，三月不同席。”太子妃是淮南王皇太后修成君金俗的女儿，嫁给刘安之子刘迁，金俗是汉武帝异父同母的姐姐，则太子妃是汉武帝的侄女。刘安担心太子妃知道谋反的事情，于是设计令其归去。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王后荼、刘迁、刘陵开始执掌国政，欺压百姓，史书说“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这种行为得罪了不少人，很可能是导致灾祸降临的真实原因。

刘安的被告发，正是来自太子刘迁与宾客的矛盾。史书说：

元朔五年，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乃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被即愿奋击匈奴。太子迁数恶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诏下其事廷尉、河南。（《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刘迁刚愎自用，以为自己的剑术高明，天下没有人比他更厉害了，雷被也擅长剑术，但不敢与太子比试，尽管推了又推、慎之又慎，还是不小心击伤了他，所以刘迁说了雷被的坏话，刘安对雷被进行了处分。当时汉武帝伐匈奴，诏令愿意从军者，自行到长安应募，如果谁要阻拦，以有罪论处。雷被误伤太子迁后，心中恐惧，准备应募，如今要被处分，于是趁机逃亡长安告发自己应募被阻，武帝下令削除二县，即从刘安手里收回两个县的管辖权和租税权。雷被的过失和刘安的处理，本来也不算什么大事，不足以传到遥远京城皇帝的耳朵里，因此徐复观推测“雷被可能是由朝廷授意的”，也就是说这是朝廷的阴谋。

淮南王虽然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削地的处罚，但是内心的不满与日俱增，《史记》说：“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太子谋刺之如前计。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其后自伤曰：‘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后，其为反谋益甚。”值得注意的是，淮南王与淮南相的矛盾：“会有诏，即讯太子。当是时，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请相，相弗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淮南相由朝廷任命，负有监视诸侯王的责任，并不相统属，因此淮南相敢于拒绝淮南王的请求。既然淮南相如此跋扈、目无国王，那么在他的监视下，淮南王怎么可能有条件谋反呢？这时候有关淮南王的流言蜚语也日益增多。“诸使道从长安来，为妄妖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淮南王是汉武帝的叔叔，长二十四岁，汉武帝正富于春秋，刘安又怎么能寄希望于武帝没有子嗣呢？

同时，《史记》又进一步描述淮南王与伍被、左吴等人的谋反部署。淮南王自述动机道：“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廷臣必征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此时伍被出面阻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淮南王不听，于是伍被“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这里说武帝是厚待淮南王的，关系非常融洽，刘安不忍谋反，但忧虑的是诸王一旦起事，祸及淮南国，因此设武备是正常的。

淮南王的家族矛盾也被揭发出来，刘安之子刘不害，因是妾生，没有得到宠幸，兄弟们也看不起他，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欲害死太子，再以其父代之。史书说：“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阴结交，欲告败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数捕系而榜笞建。”因此刘建以家长里短向朝廷谗毁淮南王太子，同时审食其之孙审卿和丞相公孙弘友好，“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冤家审氏的落井下石起了关键的作用。刘安已想发兵谋反，问伍被，伍被不同意，但出主意设法激起天下百姓和诸侯王对武帝的不满，既能取得天下的支持，又能师出有名，又按照伍被的计谋预先准备了皇帝百官的印信，史书说这时刘安已经制造百官印，“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这些大逆不道物件的发现，坐实了刘安的谋反野心。

然而伍被的计策未被全部采用，亲孙刘建的告发促使皇帝逮捕淮南王太子，《史记》说：

于是廷尉以王孙建辞连淮南王太子迁闻。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乃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愿会逮。”王亦偷欲休，即许太子。太子即自刭，不殊。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

汉“皇帝信玺”封泥（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应该说谋反论据的主要来源有两种，一是刘建的告发，“今建在，征问，具知淮南王阴事”，但刘建并不受宠，能够知道多少谋反的事，这是很难判断的，再加上涉及他与父亲刘不害的切身利益，因此他的证词是不可靠的；二是伍被的供词，《史记》记载的隐秘之事应该来自伍被的自首，当然这也是经过伍被修饰的，欲以自保，因此史书记载颇多曲护伍被，“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遂诛被。”伍被故意开脱罪责削弱了他做证的真实性，后来班固《汉书》删掉了伍被的言辞，很可能出于这个考虑。伍被当初是淮南王谋反的策划者，又以自首的方式证实了淮南王的谋反罪，王夫之《读通鉴论·武帝》甚至直斥伍被“首鼠两端”，是“反覆倾危之奸人”，指责他没有立场，属于翻手为云、覆手作雨的奸佞之徒。

总之，淮南王谋反案，朝议空前一致：

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

大臣们议论的结果，最后由公孙弘和酷吏张汤汇报给武帝，公孙弘受到审家的蛊惑，张汤又以酷吏名世，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安自杀，时年五十九岁，“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汉书·五行志下》说“坐死者数万人”，刘安案牵涉面甚广，死亡人数甚众，可谓当时的大案要案。

淮南王案的处理方法是典型的春秋决狱。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盐铁论》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志”就是动机，断案要根据犯罪动机论罪。董仲舒并录《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作为示范。董仲舒是最早主张除掉刘安的人，建元六年上书说“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而燔之，况诸侯乎”，即指的是刘安。《春秋繁露》说董仲舒“使其弟子吕步舒以《春秋》义治淮南狱”，吕步舒断案受命于董仲舒，《汉书·五行志》说“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吕步舒是受汉武帝任命处理淮南王谋反案的官员，具有专断权，不需要请示武帝，最后的结果也得到武帝的认可。前面提到的胶西王刘端引《春秋》“臣无将，将而诛”句即是证据。“臣无将，将而诛”来自《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原句是“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来源于公子牙在大哥临死时支持二哥而不是侄子继位，说明对小侄有不轨的企图，有弑君的想法，这种想法是大逆不道的，这是根据动机来确定犯罪，而不必根据事实。《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无将”即心存谋逆，这是当时最大的罪过。张汤等人足以根据动机来定罪了，更何况还有百官印等证据，谋反罪显然坐实了。金春峰《汉代思想史》说：“董仲舒著《春秋决狱》《春秋决事》，其弟子吕布舒以《春秋》专断于外，治淮南王等谋反大狱，一杀就是数万人，正是董仲舒公羊学精神的体现。”

关于淮南王谋反案，《史记·酷吏列传》提供了不同的说法，书中引用狄山的话说“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大意是酷吏张汤罗织罪名，用心在疏远兄弟骨肉，使藩王没有安全感，汉武帝听罢却对狄山不悦，命其外出做官而丧命于匈奴，则张汤很可能是奉命行事，淮南王案有汉武帝的授意。晚清吴汝纶进一步说明了和平年代兄弟骨肉间的猜忌，说：“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则审卿、公孙宏构之，而张汤寻端治之，盖冤狱也。凡史所称谋反反形未著，而先事发觉受诛者，事大率皆类此。……淮南仍父子被恶名，陨身失国，太史公盖尤伤之。后之帝者，开创，则除功臣；守成，则忌骨肉。亘千载踵蹑一辙，是其尤可悲者也。”如果刘安确属谋反，尽管是自杀，也应当施以极刑，但实际上处理的是宗正，说明属宗族内部矛盾；我们知道，《史记》善于应用互见法，本传交待了主流的观点，而在其他传记中保留不同的观点。又《汉书·严助传》载刘安的《谏伐闽越书》，也反映了司马迁以互见法保存史料的苦心。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复反，武帝遣两将南征，刘安上书致谏，“上嘉淮南之意，美将卒之功，乃令严助谕意风指于南越”，汉武帝不仅赞赏刘安的谏书，而且付之于实际行动。赵翼《廿二史札记》说：“淮南王安好文学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贤王也。《史记》世家开道即叙其以厉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贤行，并其谏伐南粤一书最可传者，亦但载入《严助传》，而安世家内不载。”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刘安此书是攻击天子之过，说：“淮南王之谏伐南越，不问而知其情也。读其所上书，讦天子之过以摇人心，背汉而德己，岂有忧国恤民仁义之心哉！”王谟《淮南鸿烈后记》则认为刘安有忠诚之心，而不是过激之言，“谟尝读王《谏伐闽越书》，窃嘉其有忠爱之心，而文尤卓荦，即微此书，亦可以不朽”。吴汝伦《读淮南王〈谏伐闽越书〉后》反对世人以此为谋反的论调，说“淮南王谏伐闽越，为汉计谋至忠恳，而世辄以谋反少之”，认为“此国家利害不得顾己私，是乃安之所以为忠恳也。且武帝用兵决于英略，无敢讼言诤论者。公孙弘谏伐匈奴，卒受难，自任过；司马长卿欲谏开西南夷，亦不敢正言，而托论谕于蜀父老。独王安于闽越之举，庄言且论，不稍避忌，此其贤于长卿、弘远矣”，肯定刘安不惧汉武帝的刚愎，敢于对国家大事发表议论，比司马相如和公孙弘贤明多了。

西安南郊张汤墓及出土“张汤”铜印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政法学院西汉张汤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