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治病的法门
8.养生治病的法门
养生是传统贵族士大夫生活的重要主题,养生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的巫师,但春秋战国的道家学派推动了养生的流行。
商代的巫师是沟通天、人的使者,也是文化的垄断者和传承者,身份极为尊贵。上古的“医”字很可能来自“巫”字,春秋时期“巫”“医”连言,如《论语·子路》载“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管子·权修》也有“好用巫医”,《山海经》涉及的“六巫”“十巫”皆是神医。古人认为巫咸是医术的发明者,还有一个巫彭,很可能是以医药养生而闻名的彭祖。彭祖在商代得到封地大彭,因此今天的徐州又叫彭城,彭祖也成了彭姓的始祖。传说彭祖寿达八百,是古人心目中的长寿之星。彭祖又叫“老彭”,古代神仙家习惯使用“老”字头衔。“老彭”是先秦古书中常常出现的名字,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说老彭是传播文化的学者,符合巫师的身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十问》记载了彭祖的养生之说,说明最晚在汉代初期彭祖已经以养生闻名了。因此养生和治病都是从巫术之中孕育的,在发展过程中日趋专业和独立,最后巫术逐渐演变成旁门左道,为统治者所禁止。
最早流行的是以气养生。风是气的流动,风在甲骨文中往往与巫联系在一起,请风止风是巫师的重要职能之一,因此呼吸吐纳的运气方法是巫师必备的本领。商周之际的玉器中有一篇铭文,学者命名为《行气玉铭》,共四十五个字,讲真气在人体内运行的方法,最后归结为“顺则生,逆则死”。这篇铭文说明“行气”的出现和流行很早,并且作为延年益寿的方法使用,是后世以气养生的最早来源。《庄子·刻意》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既有气又有形,讲的是导气令和、引体令柔,老彭的长寿正是得益于行气和养形。《淮南子·精神训》也有类似说法,“若吹呴呼吸,吐故内新,熊经鸟伸,凫浴猿躩,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可见以气养生的源流。庄子心目中有三个超世绝尘的形象,即“真人”“神人”“至人”,这三个形象便是在巫师的原型上想象的神仙形象。“真人”能够“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登上高处不战栗,蹈入水中不濡湿,踏入火中不惧烫;又说“神人”是“乘云气,御飞龙”,显然是神仙的本领;至于“至人”,吸收了“真人”“神人”的长处,庄子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寒热不侵,风雷不惊,乘云腾气,日月为车,遨游宇宙,达到了逍遥的境界。
长沙马王堆出土导引图(摹本)
(《马王堆汉墓帛书导引图》,文物出版社,1979年)
“道”是养生的根本法则。《淮南子·精神训》说“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人的精神来自于天,人的形体来自于地。《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人体也是“道”的产物,必须遵循“道”的规律。
人和自然同是“道”的产物,结构上也有对应关系。《精神训》说:“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头像天、足像地、四肢五脏对应四时五行,取与喜怒对应风雨寒暑,胆肺肝肾脾对应云气风雨雷,这种强行的对应尽管有胡拉乱扯的嫌疑,但也反映了当时人将人体与自然界视为一体的观念。
自然与人不仅在分布结构上对应,而且在形式表现上感应,实际上已经类似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精神训》说“日月失其行,薄蚀无光;风雨非其时,毁折生灾;五星失其行,州国受殃”,天地之中的日月星辰风雨尚且因过失而酿成灾祸,而人又怎能例外呢?因此淮南王警告说:“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驰骋而不既乎?”要求把握耳目和精神的劳碌和驰骋节奏,给予足够的休息。
养生的根本是清静恬淡、清心寡欲。《原道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清静是人的天生本能;《精神训》说“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清静也是天地的本质特征,万物只有取法清静才是生存之道。《老子》说“少私寡欲”,因此赡养生命要遵循清静恬淡的原则。《精神训》说“耳目精明玄达而无诱慕,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宁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人的五官、五脏和精气都能达到畅达、恬静和安宁的境界,却不为外界利欲所干扰,这才是人的本真状态,才能达到“道”的境界。《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不出门外,就能够知道天下的事情。不望窗外,就能够了解自然的规律。而走出门越远,他知道的情况却越少。老子强调自我修养的工夫,重视凝神聚气的心智思考,因为心灵本是洁净透明的,具有洞察万物、看穿世事的智慧,所以能够达到对“道”的体认。外在纷繁复杂的事物,只会扰乱人的内心,萌生竞进和诈伪的行为,反而会丧失最初的纯真。
养生的关键是修养精神。《泰族训》说:“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养生之末也。”强调养生最根本的是精神修养,最不重要的是口腹之欲。世俗的享受是养生的累赘。《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指出物欲横流的危害,提醒人们对于声色货利乃至口腹之欲,要加以节制,不可纵情任性、流连忘返,最终导致目盲、耳聋、口爽、心狂的后果。因此老子提倡“为腹不为目”,“为腹”即是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为目”是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所追求的感官享受和物质刺激,老子强调基本生存需求优先。《淮南子》继承了《老子》的说法,《精神训》说:“是故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趣舍滑心,使行飞扬。此四者,天下之所养性也,然皆人累也。”指出沉湎五官的欲望是对天性的损害,世俗享受是养生的累赘。《淮南子》还警告道:“夫人之所以不能终其寿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无以生为者,则所以修得生也。”过分地追求养生反而会加速人的死亡,真正的养生只能是清静无为恬淡。
养生的目的是使人达到与自然和谐的境界,而不是长生不死。《淮南子·精神训》说:“譬吾处于天下也,亦为一物矣。……虽然,其生我也,将以何益?其杀我也,将以何损?夫造化者既以我为坯矣,将无所违之矣。”“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于有形之类,犹吾死之沦于无形之中也。”人生在世,本来与万物一样,都是自然的一分子,一定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人的生死,丝毫不能影响自然,正如从虚空中来到无形中去,因此要正确看待死亡的必然性,不必竭尽心力强求长生。《老子》说“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不过分看重生命的人,比过分看重生命的人高明,“贵生”的人不惜一切物力、人力保养生命,实际上得不偿失。
成都老官山出土人体经穴漆俑
(谢涛等:《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年第7期)
那么养生的方法是什么呢?《淮南子·诠言训》说:“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自不生。”起居有常,饮食适当,精神安定,运动适宜,这四者是养生的要求。养生既要保养形体,又要保养精神,《精神训》说:“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是故圣人贵而尊之,不敢越也。”形神使用要适当,不要过度劳累。淮南王刘安说“恬愉虚静,以终其命”,恬淡和虚静才是最根本的方法。
养生与医药的关系,现存的《淮南子》并没有专门的论述。药物养生由来已久,秦始皇派徐福去求仙问药,属于以自然的草木之药养生;汉武帝让李少君在皇宫里炼丹,属于以人工合成的金石之药养生。《神农四经》分药为上、中、下三品:上药是升仙之药,据说能“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中药是“养性”之药,虽不能仙,亦足以补虚羸,防病患,维持不死;下药是“除病”之药,只能消极治病。上药是神仙黄白之药,前文已论述;中药的“养性”,实质上就是养生,以预防为主;下药则是日常的治病之药。
刘安对“下药”的态度非常冷淡,因为当疾病来袭再开始用药,一切都已经晚了。《说山训》说“病者已倦而索良医,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如果患者已病入膏肓,即使有扁鹊、俞跗这样精巧的名医,也是不能救活的;人们看重扁鹊,不是因为他能“随病调药”,而是他能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因此,刘安说“良医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高明的医生能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换句话说,最佳的治病手段是将疾病扼杀在萌芽阶段,当病已经露出端倪,就已经晚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养生是治病的根本,不治本而逐末,那是下下之策了。
刘安对药物的功能也有较深的了解。譬如乌喙,又叫天雄、乌头,所含乌头碱是剧毒,但又号称“百药之长”,不仅能治疗各种疾病,而且还是兴奋剂和春药,所以刘安说“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还有奚毒,也是毒药之最,刘安说“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良医把奚毒视为宝物珍藏,必要的时候派上用场。“药毒一体”体现了中医辨证观的思路。
总体来说,刘安的养生思想,以老庄思想为根底,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形神兼养,核心是保养精神,充分认识生死的意义,抑制世俗的欲望,不强为、不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