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崩溃的春秋时代

奴隶制崩溃的春秋时代

第一节 奴隶制危机的出现

一、周天子统治的衰弱和诸侯的兴起

春秋时代，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春秋”这个名称，是从当时鲁国编年史《春秋》而来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奴隶制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已显得不相适应，日益腐朽没落的旧制度成了社会发展的桎梏。西周灭亡，周平王被迫东迁，周平王依靠诸侯的拥戴，在洛邑重建周王朝，史称东周，后人又将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代，春秋时代起自公元前770年（即周平王元年）至公元前481年（即田常杀死齐简公，田氏在齐实际取得政权的那一年。）

这时奴隶制开始动摇和崩溃，在奴隶制崩溃的过程中，首先倒台的是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周天子。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统治日益衰弱，虽然表面上还挂着天子的名号，但实际上已同一个弱小的诸侯国的地位差不多，西周时期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的权威已不复存在。周平王是依靠诸侯的力量拥立的，他本身已经没有统治天下和管辖诸侯的力量。过去是天子有权确定诸侯的君位，现在反过来，诸侯确定了天子的王位，这样周天子的权威便发生动摇。平王东迁时，“宗周”地区被戎族所侵占，由于秦襄公护送有功，把岐山以西的周故土赐给了秦襄公，使得王室直辖的“王畿”缩小了许多。后来周王室为了借助诸侯国的力量，苟延残喘，陆续将一些“王畿”之地分赐给诸侯，例如，周惠王把虎牢关（今河南荥阳西北虎牢关）以东赐给郑国，周襄王把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等十二个邑赐给晋国。同时洛水、伊水流域还有些地方被戎族迁入居住。真正属于王室的土地东不到虎牢，西不到殽（山）函（谷关），南面在伊水、洛水和汝水之间、北面到黄河，方圆不过二百里左右，只相当于一个中小诸侯国的地盘。春秋初年，周天子依靠临近的虢国（今河南三门峡东南）和郑国的力量维持的。等到大国来争霸，出现霸主，霸主以“尊王”或“勤王”来号召，周天子就乞求它们的保护与合作。例如公元651年，齐桓公称霸，在葵丘（今河南民权县东北）大会诸侯，周襄王为了讨好齐桓公，派大臣宰孔送去了胙（祭祀宗庙用过的肉）、彤弓和大路（诸侯朝服的车子）以示祝贺。又如公元前632年，晋楚争霸，晋军大败楚军于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大会诸侯，把周天子召来，周襄王除了大加赏赐以外，并策命晋文公为“侯伯”（霸主）。

王室的权力既倒，“王命”的权威就丧失，诸侯也就不向天子朝贡了。原来按周礼规定，诸侯要定期向王室朝贡，“一不朝见贬其爵，再不朝见削其地，三不朝见则六师移之”（《孟子·告子下》）。但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没人理会这一套，鲁国号称讲究周礼，但是整个春秋时代，鲁国只有鲁成公朝见天子一次，还是因为跟从晋国去伐秦，乘路过京师的方便。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不多，各诸侯国又很少贡献，周王室的财政收入就成了问题。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卒，他的孙子周桓王不得不派人到鲁国去求赙（丧葬费）。过了三年周境内发生了灾荒，周桓王只好派人到鲁国去“告饥”。鲁隐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供王室度荒（《左传·隐公六年》）。公元前697年，周桓王又派人到鲁国要求鲁向王室贡车，按周礼规定，车、服应有天子赐给诸侯，这时周天子却穷得要向诸侯求车，可见王室财政枯竭到何等地步。

进入春秋，随着王室的衰弱，周天子所拥有的军队也急剧减少。按周礼规定，天子得有六军（又称六师），各诸侯国只能有一军、二军，最多不得超过三军。但是春秋时期，周的军事力量远远比不上一个大的诸侯国，周平王感到卿士执政大臣郑庄公权势过大，想叫虢公也当卿士，来分去郑庄公的权势。但事机不密，被郑庄公知道了，周平王只得推托说“没有这回事”。为了缓和同郑庄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周平王还将王子交给郑国作人质，郑庄公也将公子送到周为人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事件。周天子可谓是威风扫地了。周平王死后，其孙桓王继位，又想削弱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干脆出动军队强行收割周境内温地（今河南温县西）的麦子，同年秋又抢收成周（今河南洛阳东）附近的谷子以示威。公元前707年，以郑庄公不朝贡为口实，周桓王亲自带领了虢、蔡、卫、陈等国军队讨伐郑国。郑庄公起兵抵抗，在名叫葛的地方，用“鱼丽之阵”打败了王室联军，郑将祝聃用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即所谓“射王中肩”。这种事情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郑庄公打败了王室联军之后，并不罢休，过了二年又联合齐、卫的军队攻打周的盟地（今河南孟县）和向城（今河南济源南），桓王无力抵抗，只好把这两个地方的人都迁到王城内称为郏（今河南郏县）的地方。

随着周王室的不断衰弱，失去对诸侯控制的能力，诸侯国之间争夺权利的斗争就越演越烈了。据《晋书·地理志》和《通志·地理略》称，周初分封一千八百多国，到春秋初尚有一千二百多国，显然有夸大。据《春秋》《左传》记载，除各少数族以外，尚有一百七十余国，其中有确切位置的有一百三十九国。春秋初年诸侯中最早兴起的强国就是郑国。郑的始祖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庶弟，初封于郑（今陕西华县），西周末年，桓公眼看西周统治不会长久，便把自己的财产和奴隶迁寄到东方的两个小国郐和东虢。桓公的儿子武公灭了这两个国家，建都于今之新郑，郑武公和其子庄公先后作过周王室的卿士（执政大臣），处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郑庄公联合齐、鲁，攻打宋、卫，制服陈、蔡，还打败了北戎，在中原称雄一时。葛之战，还曾大败王室同诸侯联军。郑国成了春秋初期中原地区的一个强国。

齐国原是春秋时代东方的大国，在今山东东北部。是周初功臣吕尚的封国，建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初建时，只不过一片盐碱地。但齐地处黄河下游平原，境内又富有矿产，东北临大海，有鱼盐之利，很适宜于农业、水产、纺织业和商业的发展。到了春秋初期，齐已成为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国。

北方的晋国是周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在今山西西南部，建都翼（今山西翼城东南）。春秋初年，晋昭侯分封叔文成师于曲沃（今闻喜县东北），造成分裂局面。后来为曲沃武公所统一，改称晋武公。其子晋献公逐渐并吞了周围小国，势力日见强盛。

秦原为嬴氏之族，祖先非子被周孝王分封在秦（今甘肃天水西南），作为“附庸”（低于诸侯一级），传到秦仲被周宣王命为大夫。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送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秦文公打败戎族，“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并开始设史官记事。秦宪公向东攻灭荡社（今陕西西安西南）。秦武公又向东攻伐彭戏氏到华山下，向西攻灭邽戎（今甘肃天水）、冀戎（今甘肃甘谷东南），先后建立了邽、冀、杜、郑四个县。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建都雍（今陕西凤祥县南）。成为一个大国。

宋国是商纣王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子姓，建都河南商丘（今河南商丘），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也是春秋大国之一。

卫国原是周武王弟康叔的封国，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初封时比较大，后来由于狄的兴起，朝歌被攻破，迁都楚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后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南）。疆域较前缩小，土地比较零碎，和晋、齐、鲁、宋等国交错接壤。

鲁也是春秋时期的大国之一。鲁原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建都曲阜（今山东曲阜），有今山东西南部。鲁与周王室关系密切，保存有较多的西周文化典籍，所以当时有“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的说法。但是由于旧的束缚较大，很少改革，国势一直很衰弱。

燕国，建都都蓟（今北京市）。原是周的贵族召公奭的封国，有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同鲁一样因为周王室的宗族。进入春秋，燕国逐渐发展为东北的一个大国。但是它和中原不大交往，有关它的情况不很清楚，几乎没有看到燕国在春秋期间同周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记录，看来关系亦已疏远了“同鲁一样因为周王室的宗族”、“几乎没有”至“疏远了”二句杨先生修订时删去。——编者注。

远在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国，芈姓，立国于荆山一带，周人或称为“荆”。初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周夷王时，熊渠征伐庸和扬越，疆土扩大到长江中游。进入春秋，楚武王向西南开拓“始开濮地而有之”，楚文王又向北推进，攻灭申（今河南南阳北）、息（今河南息县西南）两国，改建为县，北边疆界直到汝水。文王迁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从此楚便成为南方的大国。

二、井田制的破坏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王室衰微，周天子权力的倒塌，中原地区奴隶制统治秩序的不能维持，是奴隶制危机的一种表现。导致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奴隶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日益发展的结果。

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之一，是铁器的开始使用于农业生产，我国冶铁技术创始于什么时候，目前还不能确断。《诗经·秦风·驷》中，以铁来形容马的毛色，把黑色的马称为“”，或者把“”写成“铁”（见孔颖达《正义》）。很可能西周、春秋之际发明冶铁技术。到春秋前期，铁器开始使用于农业生产。根据《国语·齐语》说齐桓公时，管仲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就是说把青铜（即美金）铸成武器用以作战和打猎，把铁（即恶金）铸成各种农具，用来开垦土地。这条史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由于冶炼技术的提高，铁已经可以铸成各种农具使用于农业生产。第二，同样由于冶炼技术的不过关，铁铸件的坚硬和锋利程度不及青铜制品，所以不能作为武器，只能用作生产工具。齐国大约是较早使用铁器的一个大国。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文中有“造徒四千”字样，“”当是“铁”字的初文或省文。由此可见，齐灵公时就已有采铁冶炼的官徒了。随着工具的改革，生产方式也起了变化，牛耕的方法开始出现。孔子学生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叫牛子耕。《国语·晋语》曾提到祭祀宗庙用的牺牲可用来作为“亩之勤”，就是说可以把祭祀用的牛马用来耕种田地。这虽然是春秋后期的记录，但社会上用牛、马耕地的现象肯定是春秋前中期就已出现并已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可和赞许。否则决不敢将祭祀宗庙祖先用的牛马拉去耕田的。

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荒地的陆续开垦。郑国刚东迁时，土地荒凉，荆棘丛生，经过开垦，“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左传·昭公十六年》），不久就成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地区。楚国原来“辟在荆山，筚路（竹车）蓝缕（破衣），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经过开垦，成为南方经济发展的地区。晋国“南鄙之田”，春秋初年还是“狐狸所居，豹狼所嗥”（《左传·襄公十四年》），经过开垦，不久就变成一片肥沃的良田。

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已有显著进步。由于冬小麦的逐渐推广，中原地区已经实行一年两熟制。因为冬小麦的播种，夏熟之后，还可播种秋收作物。公元前720年郑庄公对周桓王捣乱，四月掠割温的“麦”，秋天又掠割成周的“禾”。说明春秋初期王畿之内，粮食作物已有夏收和秋收两熟。一年两熟制的推行，大大促进了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同时水利工程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春秋时代许多大河都已建有堤防，例如周地有名“堤上”（今河南洛阳西南）的，正当黄河边上，当是因靠近河堤而得名。齐地有名“防门”（今山东长清西南）的，当是济水堤防设门之处。许多大湖泊也都筑有堤防。堤防的建筑，可以防止水灾，保护农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专门的水利灌溉设施也开始出现。例如楚庄王时，令尹（楚的最高官职）孙叔敖修筑期思之陂（今河南淮滨东南），用来灌溉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北）一带农田（《淮南子·人间》）。这种灌溉工程的修筑，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奴隶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原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原来奴隶主贵族迫使广大庶人集中到“井田”的“公田”上劳动，把他们集体生产的粮食作为主要的剥削收入，称为“助法”或“籍法”。同时，贵族还有一套监督庶人在“公田”上耕作的制度和仪式，叫做“籍礼”。但是到西周后期，宗周地区由于庶人“不肯尽力于公田”，进行反抗斗争，周宣王只得“不籍千亩”，废止了在“公田”上监督耕作的“籍礼”，标志着宗周地区井田制开始瓦解。到春秋初期，中原地区这种“民不肯尽力公田”（《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的反抗斗争，逐渐开展。当齐桓公以前，齐国的“公田不治”的情况已很突出。《诗·齐风·甫田》上，描写“甫田”（即大田，也即公田）上“维莠骄骄”“维莠桀桀”，“骄骄”“桀桀”，都是形容野草丛生。当周定王派使者单襄公去宋国，路过陈国时，看到陈国“公田不治”的情况更加严重。那里“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野有庾积，场功未毕”。就是说，田地已淹没在荒草中间，成熟的庄稼也没有收割完毕，已收割的粮食堆积暴露在田野里，没有收进粮仓。“公田”上生产没落到如此地步，奴隶制全盛时期那种“千斯仓、万斯箱”的收获盛况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时井田制的瓦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田”上生产的没落，“公田”的废荒；另一方面是“私田”的逐渐占为私有，不再实行定期调换分配份地的制度。公元前645年晋国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东）战败，晋惠公作了俘虏。晋国贵族为了争取“国人”出力，“朝国人而以君命赏”，“晋于是乎作爰田”（《左传·僖公十五年》，《国语·晋语三》“作辕田”）。“作爰田”是对“国人”的赏赐。怎么叫“作爰田”或“作辕田”呢？就是取消原来实行定期调换分配份地的制度，让“国人”永久占为私有。战国时代秦国用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汉书·地理志》说：“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所谓“开阡陌”，就是废除原有的井田制。所谓“制辕田”，根据孟康的说法，就是取消“三年爰土易居”的“古制”，从此“不复易居”（《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这时晋国“作辕田”，不同于商君在秦国“制辕田”的，就是当时晋国只是实行在“国人”中间，作为对“国人”的赏赐，这时晋国“作辕田”，用来赏赐“国人”，就是为了争取“国人”出力，满足“国人”把分配土地占为私有的要求。原来“国人”中间实行着村社定期调换分配份地的制度，以便“国人”平均负担军赋的。这时晋国取消“国人”中这种定期调换分配份地的制度，允许“国人”按实际占有的田地占为私有，并按实际占有的垦耕田负担军赋，即所谓“作州兵”。因而达到了“群臣辑睦，甲兵益多”的目的。所谓“作州兵”，是按“州”为单位征发军赋，如同后来郑国“作丘赋”，鲁国“作丘甲”。按“丘”为单位征发军赋差不多。“州”当是晋的“国人”的乡党组织单位。根据《周礼·大司徒》，周的“国人”的乡党组织，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当时晋国“国人”乡党组织也差不多。这时晋国“作辕田”来赏赐“国人”，是为了要“征缮以辅孺子”，“孺子”是指太子圉。因为晋惠公已被俘虏，这是要向“国人”征收军赋助太子圉以增强晋国的兵力。这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荒田的开垦，“国人”实际占有的田地肯定比原来配给的田地要多得多。这时晋国“作辕田”，允许“国人”按实际占有的田地占为私有，那么“国人”占为私有的田地肯定要比原来配给的田地多得多。这时晋国根据“作辕田”的结果来征收军赋的，就是按实际占有的田地来征收军赋，因而达到“甲兵益多”的目的。

原来井田制是奴隶制贵族占有的土地制度，不仅分配给“庶人”的份地属于贵族所有，有按年龄还受的制度，就是分配给“国人”的份地也有定期调换分配的制度。因此土地不能私自占有或转让买卖的。所谓“田里不鬻”（《礼记·王制》）。原来井田有一整套排水的沟渠系统和相应的道路系统，由奴隶主国家统一安排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垦田地的面积扩大，原来井田的沟渠系统遭到破坏。公元前563年，郑因执政子驷为了维护井田制，整顿沟渠系统，“为田洫”，就使得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田”，引起了司氏等族的武装反抗，杀死了子驷及其同谋。《春秋》咒骂这些反抗者为“盗”，《左传》解释说：“书曰‘盗’，言无大夫焉”。杜预注：“皆士也”。说明当时受到“丧旧”损失而进行反抗的，是属于“士”一级的“国人”。这些“国人”正是由于扩大占有耕地而破坏了原有井田的沟渠系统，这时执政者为了维护井田制、整顿沟渠系统，就使得这些“国人”受到“丧田”的损失了。

在井田制崩溃的过程中，不仅“国人”扩大占有耕地，卿大夫也纷纷争夺田邑据为私有，到春秋后期这种纷争就很突出。例如楚的申公巫臣出奔到晋，晋以为邢大夫。后来巫臣之子世袭邢大夫，因与雍子争夺鄐田，杀死了雍子（《左传·昭公十四年》）。又如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国语·晋语八》）。晋国的卿大夫还常与别国发生争田的纠纷。例如郤至在温县，和周争夺鄇田（《左传·成公十一年》）。周的甘大夫襄和晋的阎大夫嘉争夺阎田（《左传·昭公九年》）。

三、诸侯改革和大国争霸

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奴隶制的瓦解，周天子的统治权威的丧失，整个中原地区奴隶制统治秩序不能维持了，诸侯之间相互侵夺兼并，而西方和北方从事游牧的戎族、狄族就趁机向中原移动，侵扰中原的农业生产地区。这是春秋初期产生的奴隶制危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诸侯中发展较快的大国就出来谋取霸权，以便代替周天子稳定中原的统治秩序。这些大国对内实行改革，整军经武，增强实力，以“尊王攘夷”来号召，拉拢与国，通过战争谋取霸权。

春秋初期，郑庄公凭借他是王室卿士的有利地位，远交齐、鲁。近攻宋、卫，甚至大败王室联军，周天子中箭负伤而走，郑国在中原称雄一时。但郑国毕竟新建，国土和人力、物力都有限，郑庄公死后又发生内部争立的斗争，所以郑国的霸主地位很快就丧失了。继郑国之后，乃出现了齐、晋、楚、秦等国争霸中原的形势。

（一）齐桓公称霸

齐国是称霸中原的第一个大国，齐桓公就是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齐国首创霸业，是同齐桓公起用管仲实行改革分不开的。

齐桓公名小白，是齐襄公庶弟。襄公时政局不稳，他的几个弟弟为免祸计，逃到国外避难，小白同他的师傅鲍叔牙逃到莒国（今山东莒县），另一个庶弟公子纠和他的师傅管仲，召忽逃到了鲁国。过了几年，齐襄公的堂兄公孙无知利用管至父和连称两个大夫对襄公的不满，联合作乱，杀了齐襄公，公孙无知自立为国君，但好景不长，第二年公孙无知出游，遇刺身死。这是公元前685年的事。

公孙无知死后，鲁国想趁这个机会控制齐国，就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当国君，与此同时，在莒国的公子小白也闻风而动，回国抢夺君位。公子纠的师傅管仲得讯便带兵在半路上截击公子小白的车队，交战中，管仲箭中小白的带钩，小白趁势装死。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政敌已除去，放慢了行军的速度。哪里想到公子小白一行却日夜兼程，抢先六天到达齐国国都，在大夫高氏、国氏的接应下，即国君位，这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马上发兵迎击护送公子纠的鲁国军队，在乾时（今山东桓台南）的地方，打败了鲁军，并胁迫鲁国杀死了公子纠，交出了管仲。管仲才能出众，与齐桓公师傅鲍叔牙是挚友，齐桓公接受了鲍叔牙的建议，不计一箭之仇，以礼相待，任用为太宰相，位在鲍叔牙之上。

管仲，名夷吾，字仲，安徽颍上人，生年不可考，死于公元前645年。管仲出身小贵族，早年因家境破败与鲍叔牙合伙经商，游历过许多地方，了解民情，积累了不少社会实际知识和经验。管仲当权以后，便着手一系列的政治改革。首先实行了“叁（三）其国而伍（五）其鄙”的政策，就是要巩固原来“国”和“野”对立的乡遂制度，并有所改革。他把“国”中的“乡”分为工乡、商乡和士乡三大类，其中工乡三个，商乡三个，士乡（包括农在内）十五个。分别设官管理。管仲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对旧有制度的重申与改进。要求“四民者勿使杂处”，“处士也使就间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使士的子弟永远为士，农的子弟永远为农，工的子弟永远为工，商的子弟永远为商，分别继承他们先人的职业。这种“叁其国”的政策，说明当时“国”中的“国人”正在发生动荡与分化，按照世袭职业严格划分居住区域的奴隶社会组织正在动摇。所谓“伍其鄙”就是将国都以外的“鄙”（即“野”）分成五个区域，叫做“五属”，每属设立官吏，层层加强统治。并对剥削方法有所改革，以缓和阶级矛盾，克服奴隶制的危机。

管仲对待“鄙”的“五属”的庶民的政策是：“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国语·齐语》）。就是说：观察土地质量好坏征税，就可使庶民不流动；山泽按时令开发或封禁，就可使庶民不苟得；对五陵土地、井田分配平均，就可使庶民不怨恨；不夺取人民劳动生产的时间，就可使庶民富裕；不掠夺庶民的家畜，就可使畜牧发展。由此可知当时齐国在“野”的庶民，依然实行着平均分配份地的制度，国家对这些份地是要征税的；庶民可以按国家规定的时令进入山泽从事开发，同时庶民还都养有家畜。这时由于分配份地不均使民有“憾”，由于征税无度使民流亡，由于山泽的开发和封闭不按时使民有苟得之心，由于繁重的徭役妨碍劳动生产使得庶民穷困，由于掠夺庶民的家畜使得畜牧不能发展。因此管仲主张采取上述的改革，以便缓和阶级矛盾，帮助生产发展，从而解决奴隶制危机，有利于国家富强。其中“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有利于封建因素的发展。

管仲改革在用人方面，也突破了奴隶主阶级任人唯亲的老规矩，提拔了一些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人，例如选用了“歌而饭牛”替商旅赶牛车的宁戚当大司田的官。还规定乡和属中如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一定要上报，否则就以“蔽贤”“蔽明”之罪论处（《国语·齐语》）。这样便可选拔统治人才，帮助国家富强。

为了争霸战争的需要，管仲对齐国的军事也作了改革。他把行政组织同军事组织统一起来，规定十五个士乡每乡“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国语·齐语》）。这样十五个士乡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五乡为一个军，十五乡共三个军，分别由齐桓公，高氏和国氏两个上卿统帅。管仲把这叫做“作内政以寄军令”。为了解决兵器不足的问题，管仲还定了用兵器赎罪的办法：重罪可用一副犀牛皮做的盔甲和一柄戟来抵赎，轻罪可用一面盾牌和一柄戟来抵赎，小罪可用铁和铜来抵赎。齐国是最先建立三军的诸侯国。

管仲改革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和挽救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但在封建因素已开始产生的前提下，改革的某些措施的实行却有利于这种新因素的成长，他的某些思想为后来的地主阶级法家人物所吸收。这些都是管仲改革的进步面。可以认为，管仲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改革派代表人物，他主持的改革当然不会一帆风顺，《论语·宪问》说在管仲当政时，曾夺了大夫伯氏食邑三百家。伯氏很可能就是因反对或破坏改革而获罪的。现存《管子》一书，并非管仲在世时的作品，而是战国前期人借托管仲名义汇编而成，其中当然有管仲的思想，但不少东西是反映战国初期法家的理论学说的，并非管仲的本意。由于史料的缺乏，《管子》一书仍不失为研究管仲改革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管仲改革后的齐国，国势日盛，首先发兵灭了谭国（山东章丘西）。公元前682年宋国内乱，大夫南宫长万杀了宋闵公，立公子游为国君，另一个公子御说（闵公弟）出亡到亳（今山东曹县南）的地方。宋国贵族联合起来，请来了曹国的军队，杀掉了南宫长万和公子游，迎接公子御说回国即位，为宋桓公。宋国的这一场变乱给齐国的扩张造成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齐桓公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在宋桓公新立，地位不稳的情况下，于次年在北杏（今山东茌平南）邀集宋、蔡、陈、邾等国诸侯会盟“以平宋乱”（《左传·庄公十三年》）。齐桓公以发起人的身份主持盟会，并召遂国（今山东肥城南）到会誓盟，遂君不到，齐国以此为借口，发兵灭遂以示威。鲁国本不愿曲从于齐国的指挥棒，但因宋、陈等诸侯都归附齐国，寡不敌众，又因邻近的遂国为齐所灭，感到威胁，只得与齐结盟，齐国的声势就更大了。第二年宋国大约因齐与鲁通好，而宋与鲁一向不合的缘故，背叛了齐国，齐桓公就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向周王室报告并联合陈、曹两国兵马伐宋，周天子忽然得到大国诸侯的尊重，自然顺水推舟，还派大夫单伯带“王师”助战。宋国兵败，只得屈服。自从郑庄公假借王命征伐诸侯以后，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又一次重现。公元前679年，齐趁败宋的余威，在鄄（今山东鄄城北）地，会合宋、陈、卫、郑四国国君誓盟，四国诸侯共推齐桓公为霸主，“齐始霸”（《左传·庄公十五年》）。

公元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军败北，向齐求救，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亲率大军救燕，大败山戎，向北一直追到孤竹（今河北卢龙东南）。

公元前662年，齐桓公又帮助鲁国新君平定了“庆父之乱”稳定了鲁国的内政，鲁国也承认了齐的霸主地位，与齐通好。

公元前661年，狄人大举攻邢国（今河北邢台），邢军败绩，齐桓公采取了管仲的主张，发兵救邢，击败狄人，邢国才免于亡国之祸。邢是齐的远邻，本来关系并不密切，这么一来，齐国的声威远播，影响更大了。

公元前660年，狄人复攻卫，大败卫军并将卫国国君卫懿公也杀死了，狄军趁胜攻破卫都城，掠夺一空，残存下来的卫人不足千数，出逃到了曹地（今山东定陶西），卫国到了亡国的边缘。齐桓公又一次发兵救卫，派他的儿子公子无亏率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反击狄军，获得大胜。并将原先出之在齐国的卫懿公兄弟公子燬送回卫国为国君，这就是卫文公。齐军还替卫国国都修筑了城墙。这样卫国对齐自然是感激不尽了。

公元前659年，狄人又攻邢国，邢国国都被攻破，齐桓公联合宋、曹两国的军队，打败了狄军。并帮助邢君把国都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并为之新修了城墙。

与此同时，南方的楚国也日趋强盛，连年北上，进攻中原的郑国。齐桓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允许楚国向中原的扩张行为。公元前656年，亲自率领齐、鲁、郑、宋、陈、曹、许、卫八国的军队，讨伐楚国。联军推进到楚境内名叫陉（今河南郾城东南）的地方。楚成王派大夫屈完率军抵抗联军。联军退到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布阵，准备与楚决战，其时齐楚实力相差无几，但联军势大难挡，形势对楚不利，屈完奉楚成王命向联军求和。齐桓公以周昭王南征死于汉水原因不明和楚不向周朝贡为理由，向楚问罪，楚国只得答应恢复朝贡，齐国也看到取胜不易，同意了楚国的求和。两国订立了盟约。齐桓公为了显示霸主的威风，下令联军列阵，让屈完观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陵观兵”。这是中原第一次联兵伐楚，挫败了楚国北上的锋芒。维护了中原各国的安全，齐桓公自然是大出风头。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内，齐国服宋、定鲁，救燕、救邢又救卫，击败了北方少数族戎和狄的入侵，接着又南征挫败了“蛮夷之邦”的楚国，免除了来自南方的威胁，保卫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把中原各国组织到自己的旗帜之下，所谓“尊王让夷”的口号也得到了各国的承认，这就进一步巩固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想废太子郑，改立少子叔带。齐桓公为了维护“立子以长不以贤”的老规矩，以霸主身份召集诸侯在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相会，并请太子郑一起到会相见，这实际上是定了太子郑的合法继承地位。周惠王虽然很不高兴，并暗中唆使郑国中途退会，企图破坏这次会盟，但没有达到目的。过了三年，周惠王死了，太子郑怕其弟叔带争位，便不发丧，向齐求援。齐桓公看到这是一个拉大旗的好机会，马上通知宋、卫、许、陈、曹等国在洮（今山东汶上东北）的地方会盟，周王室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到会诸侯一致确立太子郑为周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在首止会盟时中途退场的郑国这时也表示屈服，要求参加会盟。这是齐国霸业继续上升的时期。第二年，正好是齐桓公即位卅五周年，齐国霸业显赫，齐桓公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便在宋国的葵丘（今河南民权东北）又一次大会诸侯，宋、鲁、郑、卫、陈、曹、许等国国君均到会结盟。周襄王因齐桓公“谋宁周”有功（《左传·僖公五年》），特地派了大夫宰孔到会祝贺并赐之以“胙”。再次肯定了齐国的霸主地位。齐桓公也在会上重申了周天子的禁令，订立盟辞。不可壅塞水源，不可禁止向邻国粜粮食，不可改换嫡子，不可以妾为妻，不可使妇人参与政事（《穀梁传·僖公九年》）；要诛杀不孝的人，要尊贤育才，要取士必得，不能让士世袭官职，不能随意杀死士大夫（《孟子·告子下》）。目的在于稳定中原地区奴隶制的统治秩序，适当调整诸侯之间的矛盾。其中“尊贤育才”、“取士必得”的主张，突破了讲究“亲亲”的周礼，这和齐桓公在国内进行的改革是一致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会”，齐国的霸业可谓达到了鼎盛阶段，正如齐桓公自称：“北代山戎，过孤竹。……南伐至召陵”，“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齐世家》）。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他为了维护中原地区奴隶制的统治，抵制了戎狄部族对中原的侵扰，在保卫中原较先进的经济和文化，起着一定的作用。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吞并了周围许多中小国家，扩大了齐国的领地。韩非说：“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诸子争位，国内大乱，霸业逐渐衰弱了。但齐始终不失为一个大国地位。到公元前567年，齐灭莱，莱是山东境内一个东夷大国，齐地因之扩大了许多，这样齐就把山东大部分地区统一了起来，势力达到了河北南部，把东夷与华夏族逐渐融合了。

（二）宋襄公图霸

宋也是春秋时期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在齐桓公称霸期间，宋一直是齐国比较稳定的盟友。齐桓公死前曾将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要他日后多加照应。桓公一死，齐国在君位继承问题上发生了内乱，公子昭被迫逃奔宋国，公子无亏当了国君，但人心不稳。宋襄公便打着平定齐国内乱的幌子，出兵伐齐，趁齐国内乱的有利时机，打败了齐军，迫使齐国杀死了公子无亏，迎立公子昭为君，这就是齐孝公。宋襄公安定了齐国以后，便自以为强大，想继齐桓公的霸业而代之。公元前639年，宋襄公约齐、楚等国在鹿上（今安徽阜南南）会盟，认为只要楚能结盟，另外一些国家就不敢不服。楚成王假意服从宋国会盟，实际上是为了麻痹宋国。不久，楚召集郑、蔡、陈、许等国在孟（今河南睢县西北）地会盟修好，邀宋参加，公子目夷劝宋襄公带兵前去，宋襄公不听劝阻，自以讲究信义，不带兵赴会。楚成王在会上扣押了宋襄公。宋襄公霸主没有当成，却成了楚国的俘虏。楚成王趁机发兵攻宋，公子目夷逃回国内，发兵抵抗，楚军不得手，无功而返。在鲁僖公的调解下，楚才把宋襄公释放回国。宋襄公回国后便联合了卫、许等国伐楚报仇，击败了楚的盟国郑，楚出兵救郑，于是爆发了宋、楚泓水之战。地在今河南拓城北。

宋襄公认为打仗要讲究仁义。当时宋国兵少，先占好有利地形布就阵势。楚军虽强，却要渡泓水发动进攻。宋国司马公子目夷劝襄公，趁楚军半渡之际，发兵掩击，宋襄公认为是不义之举，不肯听从。一会儿楚军渡河完毕，开始列阵，公子目夷又请襄公趁其未排列成阵，先行攻击，但宋襄公仍不听，等到楚军列阵完毕，襄公才下令进攻。结果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股上受伤。宋襄公还自称讲究“仁义”，认为乘险战胜敌人，不合古人行军之道。后来宋襄公因伤重去世。宋襄公的讲究“仁义”，换来的是丧师辱国，成为千古的笑柄。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论持久战》）。

（三）晋文公称霸

自从齐桓公死后，齐的霸业衰弱。宋襄公想代齐称霸，又被楚打败。从此楚国便北上争霸，迫使鲁、卫、郑、陈、蔡等国依附楚国。与此同时，狄的势力南下，占有太行山以东和以南地区，并直接干涉周天子的内政。这正是“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时候。因此晋文公就适应时势的需要出来称霸，对“尊王攘夷”的事业取得了进一步成就。

晋国是护卫平王东迁的强国之一，但是由于长期内乱，它无暇外顾。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重新统一晋国。武公死，其子即位是为献公。晋献公吸取晋国宗宝贵族专权作乱的教训，决心起用异姓贵族，以削弱宗室权贵的势力，他用武力“杀逐群公子”，剪除了一批和自己对立的“公族”，加强了国君的权力。并积极向外扩张，先后灭了耿（今山西河津东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北）、虞（今山西平陆西）、虢（今河南三门峡东南）等西周封国，又击败了少数族骊戎和北狄，统一了今山西南部，势力发展到黄河南岸和西岸。献公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争位，国内大乱。公子夷吾以黄河南岸一些城贿赂秦国，得到秦穆公的帮助回国，立为惠公。后来晋惠公背约不与秦地，两国交恶，起兵相攻，韩原一战，晋军先胜后败，晋惠公被俘。在惠公被俘期间，晋大臣们“作辕田”“作州兵”，争取“国人”支持，这些改革为晋国后来的强盛准备了条件。后来晋惠公被放回，八年后去世，晋怀公即位。公元前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在秦帮助下回国即位，把怀公杀死，这就是晋文公。

重耳在外流亡了十九年，了解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回国即位时已六十多岁了。重耳即位以后，很想有一番作为，很懂得收买人心和收罗人才。文公出亡之前，勃鞮曾奉晋献公之命加害重耳；在逃亡中，随从头须曾将文公所有财物卷逃一空，文公回国即位以后，这两个人都向文公表示悔过，还有立功的表现，文公不计旧恶，仍加任用。对于随他出亡十余年的狐偃、赵衰、魏犨、颠颉等人则一一加以重用。他们也积极出谋划策，辅助文公。另一方面也注意“信尝必罚”（《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当颠颉等违反文公军令时，就“杀颠颉以绚于师”（《左传·僖公廿八年》）。君臣上下合力使晋国很快强盛起来。《韩非子·难二》说：“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舅犯即狐偃，此人是文公的舅父，字子犯，因此又称舅犯或咎犯），可见狐偃等人在晋文公创业时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叫郭偃的，也辅助文公进行过重大改革，《韩非子·南面》说：“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由于史料缺乏，郭偃改革的详细情况尚不清楚。《国语·晋语》记载，晋文公曾问计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郭偃回答说：“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矣。”这段问答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郭偃的学说对后来的法家有一定的影响，商鞅在秦孝公面前同甘龙等人辩论时，就援引了郭偃的话说：“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君书·更法》）。郭偃和狐偃一样，对晋文公的霸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墨子就把他们两人相提并论，比作齐桓公时的管仲和鲍叔牙，《墨子·所染》说：“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郭偃”。《吕氏春秋·当染》也有同样的记载。

晋文公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巩固其统治地位，进而与楚争霸中原，采取了奖励农业，发展商业，储备物资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即所谓“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国语·晋语四》）。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就进一步扩大军队编制。公元前633年在被庐举行大蒐礼，扩建为三年。四年后，为了抵御狄族，又在清原（今山西稷山东南）举行大蒐礼，在上、中、下三军之外，又增设新上军和新下军。在举行大蒐礼时，贵族间实行内部民主，推选元帅。

卿大夫间彼此相互推让。值得注意的是，贵族间互相推让的标准不是“亲亲”，而是“贤能”。同时，还在大蒐礼上公布刑法，有所谓“被庐之法”，这是后来晋国把刑书铸在金属器上公布的先导。这种大蒐礼的举行，有助于晋国贵族内部和“国人”的团结，巩固国家的统治，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左传》认为晋文公所以能够“一战而霸”，就是由于这种“文之教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同时晋文公还利用和秦与戎狄的婚姻关系以及齐秦与楚的矛盾，制定了联齐秦，和戎狄的对外策略，就使楚国处于孤立的地位。当时周王室发生内乱，出亡在齐的王子叔带，回国与狄人勾结，引兵进攻周王城，大败王室的军队，周襄王逃到了郑国，而叔带住在温，在狄人保护下自称为王。叔带自立为王。狐偃认为这是显示实力，提高晋国声威的好机会，便向文公建议：“天子避叔带之难，出居于郑。君奚不纳之，以定大义？且以树誉。”并进一步分析说：“事若能成，继文（王）之业，定武（王）之功，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补周室之阙，勤天子之难、成教垂名，于此乎在矣，君其勿疑”（《吕氏春秋·不广》）。就是说，可以以“尊王”为名，号召诸侯，而且这件事晋国不做，齐、秦也要做的，不要坐失良机。于是晋文公亲率大军救周，在公元前635年，杀叔带于隰城（今河南武涉西南），迎接周襄王回洛阳复位。这样晋文公就成了齐桓公第二，又一次定了天子的名位。周襄王为酬谢晋文公，把阳樊（今河南济源西南）、温、原等地赐给了晋国，从狄人手里夺得了南阳地区。

其时楚国称霸中原，黄河中游已成了楚国的势力范围，晋国要“取威定霸”，就非要和楚交锋不可。宋国对楚本不甘心屈服，这时看到晋强盛，就背楚从晋。楚成王大怒，出兵围宋，宋向晋求救，晋就联合齐、秦出兵击楚。联军大败楚的与国曹、卫等，迫使楚军解围北上与晋决战。公元前632年，晋齐秦联军与楚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展开决战。战争开始之前，楚成王感到形势不利，主张避免决战，但是楚国令尹子玉坚决请战，战争一开始，晋文公因为在流亡期间得到过楚成王的帮助，许日后报答；这时看到楚军来势凶猛，就下令“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这样就滋长了子玉的骄傲情绪。子玉率兵挺进，双方在城濮对阵。晋军先礼后兵，士气激昂，首先击溃了由陈、蔡军队组成的楚军右翼，随后又诱使楚军追击，采用两面夹击的办法，击溃了由楚国申、息两县军队组成的左羽。楚国令尹子玉看到右、左两羽先后战败，就下令中军的主力撤退。这是春秋前期晋楚两国的大会战。晋军采取了先打弱、后打强，避实击虚，诱敌夹击的战略，取得了大胜，成为历史上“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著名战例。城濮之战，楚军败北，楚成王怒，子玉自杀身死。于是霸主的地位便被晋国取得了。战事结束后，晋文公便在郑国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北）大会诸侯，把周天子召来，周襄王到会，正式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主），确立晋文公的霸主地位。与会诸侯共同订立了盟约。后来子产说：“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可知晋文公称霸的目的，在于恢复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

（四）秦穆公称霸西戎

秦并非西周封国，而是东周新封的诸侯。秦襄公死后，经文公，宪公等七代国君，到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当了国君，娶了晋献公的女儿穆姬做夫人，与晋通好。又重用当过奴隶的百里奚和蹇叔进行改革。百里奚原是虞国大夫，后来当了晋国的俘虏，又逃往楚国，被楚人抓住，当了奴隶。秦穆公用了五张黑羊皮把他从楚赎了回来。百里奚一到秦国，马上受到秦穆公的重用，“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史记·秦本纪》）。蹇叔是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被任为上大夫。《韩非子·说疑》说：“百里奚、蹇叔……此谓霸王之佐也”。他们协助穆公，修明内政，发展生产，秦国也强大起来。到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卒，其子襄公即位。秦穆公认为晋君新立，无力外顾，便派兵绕过晋国袭郑，企图向东发展，争霸中原。百里奚、蹇叔两人认为：“经数国千里而袭人，希有得利者……不可”（《史记·秦本纪》），劝阻再三，穆公不听。秦军在奔袭郑国途中，遇到郑国商人弦高，弦高急中生智，一方面派人飞报郑国君，一方面假君命以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秦军主将孟明视认为郑国已有戒备，只得回师，途中顺手牵羊地灭了晋的盟国滑，激起了晋国君臣的愤怒，晋在秦军西归必经的殽山布下伏兵，以逸待劳。秦军过殽山时陷入晋军重围，结果全军覆没，主将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三人被晋军活捉了去。秦穆公闻讯追悔莫及，不仅赦免了被晋俘虏后又放回来的孟明视等三人，而且仍使其统率军队，准备报仇雪耻。公元前625年，孟明视等率军攻晋，又大败而回。穆公不加罪责，勉励其继续努力。次年，秦穆公亲率大军攻晋，仍用孟明视等三人为主将，大军渡过了黄河，士气十分高昂，晋军出战失利，慑于秦军声势，坚守不出。秦军收复了被晋军占领的两个城，到殽山掩埋了当年阵亡的秦军将士的尸骨，得胜而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再接再厉的故事。与此同时，秦穆公又重用原来流亡在戎的晋人由余，很赏识由余所说中原各国所以乱和戎国所以治的原因，并听从了由余西攻戎族的建议。于是西方的戎族纷纷归附，秦国于东进的道路为晋所阻，秦便转而向西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史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

（五）楚庄王称霸

楚国自从城濮之战失败后，北上一时受到挫折。楚成王被他的太子商臣杀死，商臣即位，是为穆王。穆王征服了邻近的一些小国，又向中原谋求发展。穆王去世，庄王即位。庄王起用孙叔敖为令尹，在用人方面做到“举不失德，赏不失劳”（《左传·宣公十二年》），国家富强。当楚庄王初立时，周围的蛮族、濮族对楚国的侵扰很厉害。庸国（今湖北竹山与四川奉节间）正领着群蛮叛楚，麇国（今湖北郧县、房县到陕西白河间）又聚集了百濮准备伐楚。楚庄王利用“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的弱点，出兵抗击，迫使百濮退走。接着又分兵夹击庸的国都（今湖北竹溪东南），把庸灭了。庸是当时楚、巴之间大国。楚的灭庸，是楚国进一步强大的关键。后来晋国栾武子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时的晋国却因内部贵族的彼此争斗，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它的霸业因此中衰，公元前606年，楚伐北方的陆浑戎，观兵于周的边境，庄王竟使人问周鼎之轻重。“鼎”是王权的象征，庄王问鼎中原，意在取周而代之。当时，齐秦两国雄居东西，晋楚都想争取他们作为自己的盟国；郑、宋两国夹在中间，正是晋楚争夺的焦点。公元前597年，楚伐郑，晋兵来救，会战于泌（今河南荥阳东北），晋军因为内部意见不一，有些将领违反军令，擅自挑战，被打得大败。中、下军争先抢船渡河撤退，弄得自相残杀。楚庄王因此饮马黄河，雄视北方。隔了二年，楚又以大兵伐宋，包围宋都九个月，晋国不敢出兵相救，宋国只得屈服。

（六）晋楚争霸和弥兵之会

晋楚两国在争霸过程中，都积极寻找机会，扩大国土，晋国向北发展，楚国向东发展，在春秋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内，楚国灭了四十余国，晋国灭了二十余国。楚国除了兼并许多小国外，还攻灭卢戎（今湖北襄阳西南）和东方的群舒以及淮夷的一部分，更迫使群蛮和百濮南迁。楚国逐渐统一了长江中游、汉水和淮水流域，成为当时南方最大的国家。晋国原是个和戎狄杂处的国家，晋人和戎狄诸部经常互相通婚，进行贸易。这些戎狄部落在晋国和中原其他国家的影响下，很快进入了阶级社会。它们中的一部分归并于晋，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肥、鼓等。其中最大的就是鲜虞，后来建立了中山国，当时狄族中最强的是潞氏（今山西黎城南），潞氏的执政大臣专横跋扈，弄得国内很混乱，同时又奴役其他狄族。晋国利用狄族的内部矛盾，对受潞氏役使的“众狄”和好，使潞氏陷于孤立。公元前594年，晋国派荀林父一举攻灭了潞水，从此许多狄族就被晋所兼并。晋国因为兼并了许多国家和部落，遂据有今山西省大部，河北省西南部，河南和陕西两省各一部，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国家。

春秋中叶以后，晋楚双方势均力敌，不分胜负，楚联秦、晋联齐也是旗鼓相当；加之争霸战争加速了本国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斗争的发展，各国逐渐无力外顾，于是出现了结束大国争霸的“弭兵”局面。公元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出面约合晋楚订立了盟约，彼此不相攻伐，通使修好，互相救难，共同对付不听命令的第三国。这就是第一次“弭兵”。但是不过几年时间，楚国看到晋国内乱又起，就撕毁了盟约，公元前575年，晋楚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打了一仗，楚军的精锐全在中军，晋军分兵击其左右两翼，楚军阵势大乱，司马子反临阵醉酒，指挥失灵，结果楚军一败涂地，楚共王的一只眼睛也给晋将魏锜射瞎了。过了十八年，两国战端又起，双方战于湛坂（今河南叶县），楚国又大败。经过这两次大会战，楚国的地位便落到了晋国的后面。在此期间，晋和秦齐也发生过几次大战，公元前578年和前559年，晋国两次以大军伐秦，大败秦军一直打到秦国腹地，迫使秦国求和。公元前589年，晋联合鲁、卫合兵败齐军于鞍（今山东济南西北），齐倾公差点儿被俘。公元前555年，晋又伐齐，将齐都城临淄都包围了。这一段时期，是晋国重霸中原，各国莫敢争锋。由于长期战争，各国都有不堪重负之感，到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再次出面合约晋楚“弭兵”修好，并约了十四个国家在宋国开了第二次弭兵会议。赴会的楚国君臣暗中裹甲，在会上争为盟主，晋国没有战争的准备，见势不妙，只好让步，由楚主盟。楚也知不能闹得过分，因此达成的协议中规定中小国家此后要对晋楚同样朝贡，齐秦国大，分别与晋、楚联盟。参加会议的宋、鲁、郑、卫、曹、陈、蔡、许等国都答应了向双方朝贡的条件。邾、滕二国系齐、宋的属国，没有参加盟约。第二次弭兵会议后，晋楚形成了均势，平分了霸权。

春秋时期的诸侯改革和大国争霸战争，是奴隶制危机的一种表现，霸主的事业，就其主观愿望来讲，无非是想挽救日益崩溃的奴隶制度，由自己代替周天子发号施令，重新整肃奴隶制的社会秩序，但时代不同了，要完全恢复西周时期的老一套毕竟是办不到的，争霸战争的结果使得周王室更加威风扫地，加速了旧制度的垮台。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讲，争霸战争对于社会的进步，对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各国因对外战争的需要所作的不同程度的改革，对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利的，一些国家的新兴势力就在这么个过程中壮大起来。同时争霸战争在客观上也加速了各族人民的融合和交流，结果是蛮、夷、狄、戎和华夏的界限逐渐消失，共同形成了汉族的前身。楚国是南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齐国是东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晋国和燕国是北方各族融合的中心，在西方则以秦国为中心。华夏族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华夏族的带动下，我国中原的一些少数民族（不是全部少数民族），它们的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发展，和华夏族一道走上了封建制的轨道。

四、奴隶平民的反抗斗争和地主阶级的成长

马克思主义认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程，离开了革命的暴力是不能实现的。暴力是新社会从旧社会母胎中诞生时的产婆。这在阶级社会中是一条确定不移的定律。进入春秋，奴隶制的危机日益严重，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生产力的进步，这种野蛮落后的奴隶制度显得更加腐朽和反动。长达一百余年之久的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尽管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同时给各国奴隶和平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苦难。在鲁史《春秋》所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中，各国之间的大小战争多达四百八十三次以上，光在晋楚争霸的约八十余年中，郑国卷入了七十二次战争，宋国卷入了四十六次战争。楚围宋都五个月，城内粮食耗尽，发生了烧人骨、吃人肉的骇人听闻的惨剧（《左传·宣公十五年》）。战败了的国家，人民被俘去充当奴隶，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转嫁到广大奴隶和庶民头上，使得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齐、晋是当时有代表性的两个大国。齐国虽经管仲改革，但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到公元前547年齐景公时，奴隶主国家掌管着的大部分土地，山林渔盐和其他事业，层层设官控制，不许人民开发利用。奴隶不说，庶民生产的东西，国家亦要剥削去三分之二以上，加上官吏和宠臣任意敲诈勒索，弄得他们生活毫无保障。公室又垄断工商业，设立种种关卡，抽去重税，一些达官显贵的宠妾甚至在市场上公开掠夺。贵族们的生活奢侈腐化，“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官仓内的粮食在霉烂生虫，而劳动者的生活则困苦不堪，甚至连三老（地方上的低级小官吏）都不免挨冻受饥，人们受不了这种超度的剥削，天天诅咒这批贵族，“民人苦病，夫妇皆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人民不堪压迫，铤而走险，起来反抗，官府闻得民变，便大肆镇压，不少人受到刖足之刑，被残暴地砍去了一只脚，结果“国之诸市，屦贱踊贵”，草鞋滞销跌价，而假足价格则上涨，因为受刖刑的人没脚穿草鞋，只好买义足了。

在晋国，人民同样是穷苦不堪，广大奴隶的命运就更为悲惨。晋国公室本来已经极度奢华，“铜鞮之宫数里”（《左传·襄公卅年》），但奴隶主贵族仍不满足，又大兴土木，建造“虒祁之宫”。生活极其荒唐挥霍。大批奴隶和平民死于这样的苦役。公室还强迫民众千里迢迢赶到杞国（今山东昌乐县）去筑城，人力不够甚至把七十三岁的老人也拉去了“公室”至“拉去了”一句，杨宽先生修订时删去。——编者注。国内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人们像逃避敌寇一样设法摆脱公室的驱使。史称：“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

一些中小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春秋后期的蔡国，已经到了朝不虑夕的地步，但是公室贵族的奢侈程度仍不减当年。在安徽寿县发掘的蔡侯墓，墓坑长达八米，出土的随葬品光青铜器就将近百件，其中不但有炊具、食具、酒器、乐器和盥器几大类，而且每类又因用途不一分为若干组或若干套，可说是应有尽有，洋洋大观。为了在死后有人侍候并守护这批财产，墓中还有殉葬的人。中小国家还有对霸主提供贡赋的沉重负担。郑国是个中等国家，向霸主晋国送交一次贡赋就要用车一百辆，役者一千余（《左传·昭公十年》）。第二次弭兵会议后，中小国家不但要向晋朝贡，而且同时要朝贡于楚，这些额外的耗费，当然都落到了广大奴隶和庶民头上。各国人民，包括奴隶、庶民乃至“国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发生了一次次的动乱和斗争。

公元前644年冬，齐桓公以霸主身份征发国内庶民和奴隶离乡背井去筑鄫城（今山东苍山西北），民工受不了这种严冬的苦役，怨声载道，一天半夜，有人登上附近小山大叫“齐有乱”，役人闻风骚动，一哄而散，筑城的事便落空了。

公元前641年，梁国（今陕西韩城西南）国君征发大批劳力修筑高城，民众不愿从命，梁君威吓说：“某寇将至”，强迫进行，民众不堪驱使，暴动终于发生了“暴动终于发生了”七字，杨宽先生修订时删去。——编者注。邻近的秦国趁机出兵，庶民溃散，秦就灭了梁国。这就是所谓的“民溃”事件。过了一百余年，楚国令尹征发民众扩大都城，大夫沈尹就以此事为教训，告诫说：“过去有个梁国，也是这样大兴土木，结果民溃造反，城没筑成，民心离散，国家都灭亡了”（《左传·昭公廿三年》）。可见这次“民溃”事件影响之深远。这种“民溃”事件在其他国家也经常发生，例如公元前624年春天，当鲁、宋等国联兵伐沈时，沈国庶民和奴隶不愿为统治者卖命，溃逃一空，沈国因此灭亡。这当然是沈国统治者极不得人心的缘故。

公元前550年，陈国贵族庆氏和国君相争，庆氏怕陈侯征伐，便强令庶民筑城防守，筑城时夹板脱落迟缓了进度，庆氏竟以杀人来惩罚，激起了役人的无比愤怒，工地上发生了暴动，起义者杀死了庆寅、庆虎。起义被镇压后，一些惊魂未定的贵族发出了“惟命不于常”（恐怕统治不长久）的感叹。

除奴隶和庶民的斗争以外，各国的工匠也掀起了斗争的风暴。公元前520年，“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秩职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曾经一度把周天子都赶跑了。这次事变延续了近廿年，结果王子朝没有成功，逃亡到楚国。这次事变的参加者据记载是：“旧官百工之丧秩职者”，所谓“百工”虽指工官，但参加者肯定有大批工匠和手工业奴隶在内，否则单靠工官的力量要坚持斗争近廿年是不可能的。

公元前478年，卫国也发生了工匠和手工业奴隶的暴动。原因是公室对工匠的压迫过重（“公使匠久”）。暴动的队伍包围了卫庄公的宫门，庄公躲在宫内向起义者求饶不成，带着太子疾和公子青从宫墙北面跳墙逃跑，摔断了腿。这时卫国境内的“戎州人”便趁机起兵，杀了太子疾和公子青，卫庄公也被杀死了。过了七年，卫国又发生了工匠的暴动，原因也是“公使匠久”。事发之后，连一批与卫君有矛盾的大贵族也参加了这次工匠暴动，他们还联络上卫侯的亲信秦弭，攻占了已于七年前死去的太子疾的宫室，迫使卫君（卫侯辄）狼狈逃跑。

逃亡的方式，曾是奴隶反对奴隶主压迫的一种手段。例如公元前563年，郑国发生内乱，一个贵族在混乱中外逃躲避，等他回来时，已经是“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大部分男女奴隶逃跑了，大批的东西不见了。这些逃亡的奴隶和庶民，即所谓的“盗贼”，相聚于山泽林薮之中，占据有利地形同奴隶主贵族对抗，逐渐发展为武装斗争。公元前522年，郑国子大叔执政时，就有大批逃亡者聚集在萑苻之泽（今河南中牟东），子大叔亲率徒兵前往镇压，经过激烈的战斗，才将起义武装打垮了。过了十六年，吴军攻破楚都，楚王逃入云梦之泽，遭到聚集在该地的逃亡者的攻击，他们“以戈击王”，迫使楚王再逃到郧地。这些事实都说明，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武装斗争逐渐为庶民和奴隶反抗斗争的主要方式了。墨子曾说，民众（包括奴隶在内）无衣无食，到处被迫起来斗争，用“兵刃、毒药、水火”为武器，夺取贵族豪富人家的“车马衣裘”（《墨子·明鬼下》）。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起义队伍东一股、西一股，在一国境内以及各国之间活动着。楚国境内“盗贼司目”，晋国都城内也是“寇盗充斥”，连贵族的客馆都需要“高其闬闳，厚其墙垣”才能确保安全，“无忧客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相传在春秋后期，还发生过一次叫“盗跖”的奴隶起义，规模很大。他率领着一支九千人的队伍“横行天下”，所到之处，“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堡）”（《庄子·盗跖》），沉重地打击了各国的贵族统治。相传“跖”在当时庶民中威望极高，“名声若日月”（《荀子·不苟》）。应该是一个奴隶起义的英雄了。

在奴隶、庶民反抗奴隶主斗争的同时，“国人”暴动的事情也多起来，不少国家的统治者往往死于国人暴动。“国人”原是奴隶主阶级的下层，在数量上比贵族大得多，是奴隶主国家的军队的主力，国家的命运和“国人”的向背有密切关系，甚至国君的废立，卿大夫的存亡都要视“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进入春秋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崩溃，“国人”的地位也急剧下降，同时“国人”开始分化，多数人陷入贫困境地，他们对于上层贵族的腐败奢侈也日益不满，在奴隶和庶民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的推动下，他们怀着对贵族的仇恨，参加了反贵族斗争的行列。春秋前期，卫国“国人”抗拒为卫懿公出征打仗的骚动是最著名的一例。卫懿公喜欢养鹤，鹤的待遇要比“国人”优裕，有些鹤甚至坐马车，戴高冠，跟朝廷的大夫一样。公元前660年，北狄攻卫，卫懿公要“国人”应征抵抗，可是国人不听，他们说：你就叫鹤去打仗吧！卫懿公无法，只好亲自率兵出战，结果卫军大败，卫懿公也被狄人杀死了，如不是齐桓公及时出兵救援，卫国已经亡国了。

国人暴动的事件，在不少诸侯国中发生，公元前609年，由于莒纪公“多行无礼于国”，被莒国的国人杀死。公元前554年，郑国贵族子孔太专制，滥用权力，结果郑国的国人起来把他给杀了。公元前484年，陈国贵族辕颇在作司徒时，剥削极为苛刻，“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已大器”，结果被国人驱逐。

奴隶、庶民以及国人的反抗斗争，有力地破坏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使得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发展起来，地主和农民作为两个新兴的对立阶级出现了。这两个新兴阶级的形成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的，地主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国人的分化而转化成为地主的。公元前494年吴国要陈国跟从一起攻楚，陈怀公为此召见国人，要求国人表态，凡愿意从楚的站到左边，愿意从吴的站到右边，结果是“陈人从田，无田从党”（《左传·哀公六年》）。说明春秋后期国人已大分化，有的有田，有的已无田。在这样的分化中，少数国人占有较多田地就成为地主，无田的就转化为贫民或农民。有的是国人和庶民占有分配得的份地（即井田制的“私田”）而逐渐发展成为地主的，有的是国人、商旅和庶民通过垦荒成为地主的。也有是由于国君、卿大夫用田地赏赐或奖励军功而成为地主的。例如齐国国君曾把一个叫石地方的田赏赐给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成为地主。又如晋国赵鞅在与范氏、中行氏大战时，悬赏：“克敌者……士田十万”（十万当是十亩之误），这些赏田当然成为受赏者的私产了。随着社会地主阶级的成长，在卿大夫的互相争斗中，有一部分卿大夫就脱离奴隶主阶级，站到地主阶级这边来了，甚至成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晋国的六卿、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等等。这种转变，当然是在新旧两种制度相交的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才能发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至于农民的来源则更为广泛，凡是破产的国人，贫困或流亡的庶民，流亡的奴隶，都是农民的前身。

春秋末年晋国六卿废除井田制，实行新亩制，采取按亩收税的办法。公元前594年，鲁国颁布“初税亩”的法令，取消井田制的“籍法”，采取按亩收税的办法。从以“井”为单位的井田制转变为以“亩”为单位的新田制，从开旧制的籍法改变按亩收税的办法，这是井田制瓦解、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确立的标志。

第二节 各国地主阶级的陆续取得政权

一、鲁国的“三分公室”与“四分公室”

春秋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不断发展，地主阶级便登上政治舞台，公元前562年发生在鲁国的“三分公室”事件，就是一个标志。所谓“三分公室”，是指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贵族联合起来，夺取了鲁国公室的政权，并将其瓜分了。这三家大贵族，原是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代，从宗法关系上讲，原是鲁国的奴隶主贵族。这三家从奴隶主贵族怎么会变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呢？如前一节所述，这是有个转化过程的。

原来公元前694年，鲁桓公被齐襄公儿子彭生杀死，其子庄公继位。鲁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再次曰季友，均为鲁大夫，他们的后代就是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由于他们是鲁桓公之后，所以史称“三桓”。公元前660年，鲁国内乱，季友拥立鲁僖公。次年，鲁僖公把费（今山东费县西南）赏给季友，季孙氏就得到了发展的基地。公元前609年鲁文公去世，内乱又起，大夫东门遂“杀嫡立庶”，杀死嫡子而拥立庶子（即鲁宣公），“三桓”乘机扩张势力。东门遂的儿子公孙归父，“欲去三桓，以张公室”，季孙行父便以“杀嫡立庶”的罪名，把公孙归父驱逐，从此大权便落到了三桓手中。《史记·鲁世家》说：“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

公元前594年，鲁国颁发了“初税亩”的法令。过了四年，又有“作丘甲”之举。丘是地方组织单位，“作丘甲”就是规定按“丘”摊派军赋。说明这时鲁国地主阶级经济力量已占优势，使得鲁国官府不得不改变征收赋税的办法。以三桓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势力，在这一时期做了大量图谋发展的工作。他们用各种方式争取民众，收买人心，节用开支，积蓄力量。季孙氏“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左传·襄公五年》）。季文子是宣公、成公和襄公时的执政大臣，是典型的三朝元老，他这样做，目的无非为了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加速发展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季孙氏积极招揽流亡的奴隶和破产的庶民，使之成为“隐民”，“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左传·昭公廿五年》）。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一样争取人民。民心确是被三桓争取过来了。“三桓”所作所为，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他们要求在政治上确立本阶级的统治体制，迫切希望推翻旧贵族的统治，夺取政权。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到季文子去世，季武子续封为大夫时，三家的力量已经相当大，尤其是季孙氏，不但拥有大量隐民，还拥有私属武装“甲七千”。这当然是人心所向民众支持的结果。公元前562年，三桓联合起来，“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把公室的主要力量瓜分了。当时公室所有的主要力量是由“国人”编制而成的军队。鲁原是周公子伯禽的封国，享有大国地位，设有上中下三军，后来随着奴隶制的衰弱，财政危机严重，进入春秋，只有二军，“皆属于公”（《左传·襄公十一年》）。现在“三桓”将其重新编为上中下三军，并从公室手中夺了过来，一人率一军。公室就被架空了。鲁国的“三分公室”，标志着鲁国已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标志着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而取得政权，这是距“初税亩”仅三十二年的事情。

“三分公室”以后，鲁君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三家在各自的范围内采用了不同的办法，以扩张势力。季孙氏把一军的全部成员（包括父兄子弟）一起归属自己，“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出处同上，杜注曰：“使军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无公征。不入季氏者，则使公室倍征之。”）。就是“国人”连同其田邑归属于季孙氏可以免除公室征收军赋，否则就要加倍向公室纳赋，这样就迫使一军的士兵及其父兄连同田邑全归季孙氏掌管，与公室断绝了关系。孟孙氏采取了“使半为臣，若子若弟”的办法，即规定他所属一军的士兵和他们父兄连同田邑的赋税，一半归自己，一半归公室。这一措施比起季孙氏的办法来要保守一点，并没有断绝同公室的关系。叔孙氏采用了“使尽为臣”的办法，即规定他所属的一军士兵归自己所有，而将他们父兄划归公室掌管，旧的色彩就更浓一点。由于孟孙和叔孙两家的改革不如季孙氏彻底，后来各自势力的发展也就不一样，季孙氏最为强盛。十八年后，季孙氏趁鲁襄公朝楚之机，夺取了卞地作为私邑，襄公闻讯吓得几乎不敢回国，七年后襄公去世，子昭公初立，三家便自作主张地废除了原作的三军，复为二军，把它分为四股，季孙氏独占两股，孟孙氏与叔孙氏各得一股，这就是“四分公室”。这时孟孙氏和叔孙氏都仿效季孙氏的办法，放弃了老的改良办法。“四分公室”后，公室的军赋被三家分个干净。这样一来，鲁国实际上已一分为三，鲁君不过保存了一个宗主的虚名，只保留有很少一部分田邑的收入和直属的军队。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以国君为首的旧贵族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纠集了一小撮顽固势力，暗中策划向地主阶级反夺权。公元前530年，即“四分公室”七年以后，季氏家臣南蒯在季氏辖地中心费城发动叛乱，企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左传·昭公十二年》），结果未能得逞。过了十三年，鲁昭公起兵攻打季孙氏，妄图夺回权力。季孙氏联合孟孙、叔孙两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史记·鲁世家》）。昭公兵败出奔，终身不能回国。公元前502年，季孙氏家臣阳虎作乱“欲尽杀三桓”，“三桓共攻阳虎，阳虎居阳关（今山东泰安东南）”，第二年，阳虎兵败奔齐（《史记·鲁世家》）。同年，季孙氏的另一个家臣公山不狃等又在费城作乱，企图恢复“公室”，但很快被平定下去。在此前后，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和公孙宿，叔孙氏的家臣竖牛、侯犯等都有不同程度的骚乱，但都未能得逞。过了卅二年，鲁哀公在位时，三桓专国政，“哀公患三桓”，打算联合越国消灭三桓，但事机不密，反为三桓先下手将哀公赶跑到卫国。旧势力的阴谋活动，在新兴地主阶级面前都遭到了失败。哀公死后，悼公即位，三桓更为强大，《史记·鲁世家》说：“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这说明，鲁国的封建地主政权，已经相当稳固了。

二、晋国的“六卿专政”与韩、赵、魏的“三家分晋”

晋国是春秋时代长期的霸主，国力一直比较强盛。春秋后期，随着奴隶制的崩溃，晋公室也日趋没落，国家大权渐渐被异姓大夫所掌握。晋国在献公时杀逐群公子后，公族便失势。朝廷里面的宗室贵族不多，异姓贵族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常常处于掌权地位。春秋中期以后，晋的旧公族留下的只有栾氏、羊舌氏和祁氏。晋国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即产生在这些异姓贵族里面，具体地讲就是韩氏、赵氏、魏氏、范氏、中行氏（又称荀氏）和智氏六家大族。范氏是晋献公的大夫士蒍的后代，士蒍原是西周杜伯的后裔，避难到晋国。晋献公提升赵夙、毕万为大夫，其子孙即赵氏、魏氏。赵衰、魏犨随晋公子重耳出奔，在重耳回国即位后得到重用，赵氏、魏氏便发展起来。晋文公作“三行”（三支步兵）来抵御狄人，任命荀林父为“中行”之将，荀林父的子孙称中行氏。荀林之弟荀首的后裔称为智氏。后来晋卿赵盾（赵衰之子）推荐韩厥为司马，韩氏开始发展起来。春秋末年这六家卿大夫在晋国权倾一时，史称“六卿”或“六将军”。晋国地主阶级的取得政权稍晚于鲁，但比齐要早。

春秋中后期的晋国，阶级矛盾，新旧力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霸业也就逐渐衰弱了。晋平公时，范宣子执政，把旧贵族栾盈驱逐，并镇压了栾氏党羽的叛乱，栾盈出奔到齐。不久在齐庄公的支持下，从齐国潜回自己的老巢——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卷土重来，一直攻到了绛（即晋新都新田）。范氏率六卿军奋战，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结果栾氏败死，在晋国的栾氏宗属也就此降为奴隶。从此晋国“公室”更加衰弱。属于旧贵族羊舌氏的大夫叔向因此哀叹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矣。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卒列无长……。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左传·昭公三年》）。完全是一副衰败破落的景象！原先权势显赫，不可一世的栾、郤等八家奴隶主强宗大族也在卿大夫兼并过程中被罚作罪犯，降为奴隶了。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的，现在贵族被罚作奴隶了，说明当时变化之大。这时晋国“政在家门”，这个“家门”已经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实质上说明国家的政权已经落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手中。

公元前514年，六卿乘旧公族祁氏、羊舌氏发生内乱，把他们灭亡了，执政魏献子便分其地为十县。至此“晋益弱，六卿皆大”（《史记·晋世家》），晋国的政权已完全转到了以六卿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手中了。六卿取得政权后的第一件大事是铸刑鼎，公元前513年，赵鞅、荀寅“遂赋晋国一鼓铁，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就是将范宣子制定的刑书，浇铸在大铁鼎上公诸于众。范氏所著刑书虽不知其详，但能浇铸于鼎上，条文必不会很长。晋国铸刑鼎一事在列国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孔丘曾大加反对，他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就是说，把法律公布在鼎上，庶民便可依据鼎上的法律条文起来争辩，就会使贵族失去尊贵的地位，这就废弃了原有的法度，将会使得晋国灭亡。其实，这个成文法的公布，就标志着地主政权的确立，奴隶主政权的灭亡，当时晋国的六卿，实际上已是六个新兴的地主政权。此后从“六卿专政”发展为“三家为晋”，实际上是相互兼并的结果。

自“六卿专政”，到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在半个多世纪中，六卿之间由于各自封建化程度不同和发展的不平衡，又进行了激烈的兼并战争，范氏、中行氏先后败亡。到后来韩、赵、魏三家又联合灭掉了智氏，由此三家瓜分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

史学界历来有一种看法，认为韩、赵、魏对另外三家的胜利，是新势力消灭了旧势力，是地主阶级的三家消灭了奴隶主残余的三家。因此他们把公元前453年事实上的“三家分晋”说成是晋国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是晋国封建社会的开始。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新出土的文物推翻了这种传统观点。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中的《吴问篇》具体地说明了晋国六卿的阶级属性都是地主阶级而非奴隶主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基于封建化程度的不同而发生的地主阶级内部的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而不是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吴问篇》史料之过硬，是因为它记录了与六卿几乎同时代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对六卿的评价，具体时间正好在他们掌权期间。孙武在回答吴王阖闾的问话中认为“六将军分守晋国”的局面不会很长，最后将由赵氏统一晋国。理由是六卿之间的田亩制与税收制不同。范、中行两家以一百六十步为一亩；智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一亩；韩、魏两家以二百步为一亩；而独独赵氏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赵氏无税，而另外五家都“伍税之”，即按亩采用收取收获量的五分之一的租税。这样一来，赵氏亩制最大，又无税（当然不会完全不收税，只是不按亩收税，而采取其他办法收税），这样在赵氏辖地内地主和自耕农的赋税负担当然比另外五家要轻，容易得到地主和自耕农的支持，所以孙武断定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先亡，智氏其次，韩、魏再其次，而“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吴问》）。后来晋国政局的演变，证实了孙武的预见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韩氏、魏氏未亡而成为“三家分晋”。《吴问篇》反映的六卿的田亩制度与剥削方式是封建生产关系下的东西，而不是井田制剥削形式，六卿之间有的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无性质上的不同。可见把范、中行、智三家说成是奴隶主代表是站不住脚的。孙武依据六卿推行封建化的不同政策，在六卿还都掌着大权时就作出这一预见，这是他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共杀智伯，尽并其地”（《史记·晋世家》）。此后，晋国事实上已形成三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公元前405年，三家联合伐齐“得车二千，得尸三万”（《吕氏春秋·不广》）大胜而回。第二年又攻入齐长城，大败齐军，威震中原。公元前403年，即过了五十年，在事实面前，挂名天子周威烈王被迫“赐赵、魏、韩皆命为诸侯”，这已是李悝变法后四十多年的事了。

三、田氏代齐

齐国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标志，就是发生在公元前481年的田成子（即陈恒、田常）杀死齐简公这件大事。

古时“田”字和“陈”字通用，田氏即是陈氏。田氏为齐国贵族，其祖先是陈国宗室的贵族。春秋初期，陈国发生内乱，陈宣公杀其太子御寇，公子完（字敬仲）与太子友善，为避祸逃到齐国，齐桓公封其为工正之官，从此田氏就在齐国扎下了根，所以田氏又称陈氏。

春秋前期，经过管仲改革，齐国民富国强，是最先称霸中原的大国。但在管仲与齐桓公相继去世后，齐国的霸业就渐渐衰弱了。到公元前543年齐景公即位时，奴隶主贵族挥霍无度，剥削极重，内政腐败，民怨沸腾，连像“三老”这样乡里的小吏也往往受冻挨饿，许多人被处刖刑，以至出现了“国之诸市，履（草鞋）贱踊（假足）贵”的反常情况（《左传·昭公三年》）。贵族们的极度的压迫和剥削，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这时公子完的后代田桓子，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极力争取民众的支持。原先齐国的“公量”是升、豆、区、釜、钟五等，从升到釜是四进位制，从釜到钟是十进位制。田氏另制一套，从釜到钟十进位制不变，但从升到釜却改为五进位制，称为“家量”。这样一改，钟的容量就大得多了。田氏向庶民出借粮食时使用“家量”，向收回时使用“公量”，如此“大斗出，小斗进”无形中就大大减轻了剥削量。这样一来，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史记·田世家》）。公元前539年，齐景公派大夫晏婴出使晋国，想同晋平公联姻。正式的外交谈话结束之后，晋大夫叔向私下问晏婴说：“贵国的情况怎么样了？”晏婴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目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履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避之”（《左传·昭公三年》）。他把齐国公室和田氏（即陈氏）统治手段作为对比，说得如此明白，田氏一方面以“大斗出，小斗进”的借贷办法来争取庶民归向，另一方面在辖区内控制市场物价，使得木料和鱼盐海产的价格超过产物。田氏的作法，和奴隶主贵族实行高利贷和抬高市场价格来加重对庶民剥削的方法，正好相反，因而庶民不断从奴隶主贵族那里流亡出来，像流水一般归向田氏，田氏就不断地壮大。

公元前532年，田氏便联合旧贵族鲍氏，发兵攻打齐国的执政大夫高氏和栾氏。由于田氏得到民众的支持，高、栾两家被击败出逃，田桓子又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将从高氏、栾氏手中夺过来的田邑分给那些受其排挤的贵族，又分自己的私田周济那些无禄的公子公孙，这样田氏得到了各方面的赞许，又分化了旧贵族的力量。田桓子因此获得了高唐的赏邑，于是势力逐渐强大。

田桓子死后，其子田乞继续经营其父的事业。公元前489年，齐景公卒，齐国在国君继立问题上发生了内乱，田乞联合贵族鲍氏和另外一些大夫，击败了执政贵族国惠子和高昭子（另一家高氏贵族）。田乞既胜，便迎立避难在鲁的景公庶子阳生为君，是为齐悼公。此时的田乞已是大权在握了。

田乞死，子田恒（即田常）代立，这就是田成子。公元前485年，悼公卒，简公即位，简公忌田氏权重，以心腹监止为右相，田成子为左相，削弱田氏权力。于是田成子“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贷出小斗收进，争取民众的支持。这样田氏三代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效果，民众像流水般的归附到田氏门下，成了田氏的“隐民”或私属徒，同时也加强了田氏的私人武装力量。史料记载说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到公元前481年，监止要驱逐田成子，田氏就起兵攻打监止，结果监止败死，“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遂杀简公。”田成子拥护简公之弟骜即位，即齐平公，从此由田成子为相，实际取得了齐的政权。《晏子春秋·谏上》篇注：“景公没，田氏杀君荼，立阳生；杀阳生，立简公；杀简公而取齐国。”自从田成子杀死齐简公之后，田氏所拥立的齐国国君只剩下个空名了。实际上完成了“田氏代齐”的步骤。

公元前404年，田成子的后代田和把齐平公的后代齐康公迁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去世，就废除了徒有空名的齐君。

发生在公元前481年的“田氏代齐”，在中国古代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就在这一年，代表地主阶级的田氏，实质上已经取代了奴隶主阶级的吕氏成为齐国的国君。在这以前，鲁的“三桓”和晋的“六卿”已建立地主政权；在这以后，齐国的田氏也建立了地主政权。从此中原地区的多数地方基本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奴隶社会宣告结束，封建社会开始形成了。尽管挂名周天子周安王正式承认田和为齐国诸侯，是在九十五年之后的公元前386年，但只不过是追认既成事实而已。

四、吴越的崛起

正当中原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地处在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受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迅速强盛起来。由于史料缺乏，这两个国家的地主阶级取得胜利的经过还不清楚，要像晋、齐这样找出明显的分期还为时过早，有待于地下文物的进一步发掘与出土。

吴原来是周族的一个支系，西周初年迁到东南沿海。后来和当地土著生活在一起，建立了吴国。地有今江苏省大部、安徽及浙江两省之一部，国都在吴（今江苏苏州）。原来这儿人口稀少，土地开发晚，文化发展也较缓慢，因此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但吴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资源丰富，临江靠湖，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指松江、钱塘江与浦阳江）五湖（指太湖）之利”（《史记·货殖列传》）。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布，特别是盐铁业的传布，使吴国原有的封建经济萌芽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到寿梦当国君时，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已经相当普遍。公元前561年，寿梦病危，临死前吩咐长子诸樊，不将君位传给他，而要传给幼弟季札。因为据说季札贤能过人，深得寿梦喜爱。长子诸樊当即表示：“今王欲授国于札，臣诚请耕于野”。但季札没有答应。后来吴人定要季札当国君，但“季札不受而耕于野”（《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公元前522年，楚国亡臣伍子胥避祸奔吴，也曾“退耕于野”。这些都说明吴国原先一套井田制已经日益崩溃，田野里小农生产已较普遍存在。

当时晋国为了与楚争霸，争取了联吴制楚的策略，派楚亡臣申公巫臣到吴，“教吴射御，导之伐楚”（《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自此吴楚连年攻战不休。这时余昧之子僚为吴王。诸樊之子公子光对此大为不满，“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史记·吴世家》）。公元前516年，吴楚战事又起，吴王僚的两个兄弟统兵出战，国内空虚，同年四月，公子光利用吴王僚“母老子弱，弟伐楚”（《吴越春秋·公子光传》）的机会，发动宫廷政变，派勇士专诸在宴会上刺杀了吴王僚，夺取了政权，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

公子光继位以后，确有一番作为，“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当然要就此下结论说阖闾就是地主阶级代表，未免有点勉强，但阖闾生活俭朴。要有所作为，确实不同于同时没落的奴隶贵族。据说他“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宝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左传·哀公元年》）。阖闾重用伍子胥进行改革，“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以加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经伍子胥推荐，吴王起用了孙武。孙武不但是个著名的地主阶级军事家，而且是个地主阶级政治家。当无疑义，阖闾起用此人，也可反映其政治倾向。阖闾十分称赞孙武对于晋国“六卿”所实行经济改革的分析和他们前途的判断，认为“王者之道”，是“厚爱其民者也”（《孙子兵法·吴问》）。阖闾所说的“王者之道”，已经是指发展封建经济的政策。阖闾在起用孙武之后，必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有所改革。但由于史料缺乏，其具体情况已无法知道。在对外关系上，阖闾接受了孙武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策略，组织了三支小部队，轮流向楚发动攻击，使楚军疲于奔命。公元前506年，楚攻蔡，蔡求救于吴，吴联合了蔡、唐两国起兵伐楚。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长途奔袭，避开了楚军主力，深入楚国腹地，楚军急忙回救，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的地方，为吴所大败。吴军乘机扩大战果，乘胜深入，一举攻占了楚都郢城。楚昭王经云梦之泽逃往随国，令尹子常逃到郑国。柏举之战是春秋后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吴军在孙武和伍子胥的指挥下，打得十分出色，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吴军占领了郢城后，伍子胥将楚平王的尸体从墓中挖出，鞭尸三百，以报杀父之仇。楚大夫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兵，据说在秦国的宫廷外面哭了七天七夜，秦才决定发兵救楚，会同楚军残部对吴作战，吴军锐气正盛，秦军不能胜，后来吴国起了内讧，阖闾弟夫概引兵回吴自立为王，越国又发兵袭吴，阖闾只得撤兵回国，平定了内乱，楚才得以复国。第二年阖闾派太子夫差伐楚，大胜。楚惧而迁都于鄀（今湖北钟祥西北），自此吴国威名大震，成了东南方的强国。

在吴国强大的同时，越国也迅速发展起来。越是越族的一支，相传为夏禹的后代。地处浙江北部，安徽、江西东部，国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当地居民断发文身，经济文化原来比吴还落后。但它同吴一样，具有地理环境优越、物产丰富等优点。越国的水稻种植很早，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越国的造船，制铜等手工业发展很快，由于史料的缺乏，越国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经过很不清楚。据《吴越春秋·无余外传》记载“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就是说，早先奴隶制的越国从无余开始经过十几代就衰亡了。所以“禹祀断绝”。后来有个叫无壬的自立为国君。“自后稍有君臣之义”。“壬生无，无卒，或为夫谭，夫谭生元常”。“元常”一作“允常”，允常开始开拓领土而称王。

公元前496年，允常死，其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乘机伐越，交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东南），勾践用计击败吴军，阖闾受伤致死，子夫差继位，立志报仇。三年后，两国再战于夫椒（今太湖洞庭西山附近），越兵大败，国都被吴军攻破，越王只得率残余五千人退保会稽山。勾践派大夫文种向吴求和，许越为吴属国，同时暗中重贿吴太宰伯嚭，伍子胥力主乘胜灭越，以绝后患，但夫差听信了伯嚭的话，以勾践夫妇必须到吴国作人质为条件，答应了越国的和议，撤兵回国。

越在臣属于吴的十年中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勾践在吴国曲意奉承夫差，骗取了夫差的信任，加上伯嚭从中求情，不几年就被夫差释放回国。勾践回国复位后，为报仇雪耻，重用计然、范蠡、文种等人改革内政，奋发图强，把发展农业视作治国的根本，实行了“舍其惩令，轻其征赋”“裕其众庶”的措施，使得“其民殷众，以多甲兵”。勾践为了复仇，采用了种种办法以收买人心，“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富者安之，贫者与之。勾践还实行了奖励生育的政策，“命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廿不取（娶），其父母有罪。将娩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食物）”（《国语·越语上》）。对于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则减轻其赋税，规定“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征）；支子死，三月释其政。”为招来人材，勾践不惜卑礼下士，“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自己也“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国语·越语上》）。甚至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从勾践的这些政策措施来看，其内容已经越出了奴隶制的范围，而带有封建制的因素了，勾践为了报仇雪耻，最后能击败吴国，不得不在国内实行一些改革，以恢复元气、重整军力，发展经济，富国强兵。

改革后的越国，另有一番景象。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势力大振，开始与吴抗争。吴国方面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吴王好大喜功，后来又打败了齐国，恃胜益骄，在伯嚭的怂恿下，放松了对越的戒备，伍子胥被迫自杀。夫差把全部精力放在北上争霸上，开邗沟（今扬州至淮安的运河）以利军运，筑邗城（今江苏江都附近）作为北上的基地，花费了大量的财力与人力。公元前484年，夫差率大军北上打败了齐国，更加骄傲轻敌，认为只要压服了晋国，便可称霸中原。于是又征调大批民工，开凿黄沟（自泗水通向济水），使吴国的军事运输，自长江直通济水。二年后，夫差不听劝阻，亲率大军北上黄池（今河南封丘南），与晋定公会盟，争当霸主。越王勾践乘此机会发兵攻吴，吴国精兵均随夫差北上，国内空虚，留守部队为越击败，吴都亦为越军攻破。夫差在黄池得到惊报，率兵匆匆赶回，向越求和，勾践“自度未能灭吴”（《史记·越世家》），允许议和，撤兵回国，暂时结束了这次战争。过了四年，吴国受天灾，元气大伤，越发大军攻吴，大败吴军，围吴都，战争持续了三年，吴都为越兵攻破，夫差自杀身死，遂灭吴。越灭吴后，国势大振，勾践挥兵北渡淮河，与齐晋争霸，最后迫使齐晋等国在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会盟，“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世家》）。越在战国初期成为强国之一。

五、秦献公的夺权与改革

秦国地主阶级的取得政权与中原各国相比，显得很晚，这是因为秦国辟在西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缘故。

秦国疆土本系周的故地，与少数民族杂居，被中原诸侯国视作戎狄，尽管秦穆公曾称霸西戎，但始终未能向东发展，秦穆公死后，秦的霸业也就逐渐地消失了。春秋、战国之际，秦的大权被庶长（相当别国的卿大夫）操纵，甚至可以废立国君。公元前428年，秦怀公被从晋国迎入拥立，四年后，庶长晁发动政变，逼迫怀公自杀。由此导致争夺君位的斗争不断发生，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的局面更加剧烈。公元前414年，秦灵公卒，灵公的叔父悼子发动兵变，夺权自立，就是秦简公。灵公的儿子公子连（又名师隰）被迫逃往魏国。内乱严重地削弱了秦国的力量。公元前413年，经过李悝变法强大起来的魏国大败秦军于郑（今陕西西华县）。第二年魏又包围了黄河边上的秦城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并“出其民”。隔了三年，魏文侯又派吴起两次出兵，攻占了秦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和元里（今陕西澄城南）两城。次年，吴起又攻取了秦的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北）和郃阳（今陕西合阳东南）。秦国一败再败，丢失了全部河西（黄河以西）之地，只得退守洛水，建立新防线，修筑了重泉城（今陕西蒲城东南）。连年的战争，秦国损兵折将，既丢失了大片土地，又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苦难，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公元前409年，秦简公“令吏初带剑”，即下令各级官吏自带防身武器，以防不测。随着奴隶制度的日益崩溃，封建经济不断发展。公元前408年秦简公发布“初税禾”的命令，这和鲁国实行“初税亩”相同，按亩征收一定数量的谷子作为田税。秦国的“初租禾”比鲁国的“初税亩”迟一百八十六年，同样标志着封建经济的成长和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公元前385年，秦简公卒，其子秦出子继位。由于出子年幼，大权就落到了秦出子母亲手中。出子母亲大权在握，独断专行，怂恿宦官，弄得人心离散，政局混乱。弄得“群贤不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吕氏春秋·当赏》）。这时流亡在魏二十多年的公子连目睹魏国李悝变法后的生气勃勃的局面，渐渐的接受了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决心回国“因（依靠）群臣与民”夺取政权。公元前384年，公子连经历了种种曲折，终于从焉氏塞（今宁夏固原东南）被守塞吏菌政开关迎入。出子母亲知悉，马上派兵前去攻打，由于出子母亲不得人心，这支部队在半路上改变了主意，集体哗变，拥戴公子连为新君。公子连带着倒戈的部队包围了国都雍城，出子母亲自杀，出子亦被杀。公子连正式即位，这就是秦献公。秦献公即位后，奋发图强，进行改革。首先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奴隶制的殉葬制。开始局部实行郡县制，先后建立了四个县，以加强中央的权力。又在全国实行“户籍相伍”制。这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个体小农已普遍存在，政府为了加强对个体小农的控制，把五家编为一体，编入国家户籍。这些措施的推行，使秦国慢慢的有了起色。公元前366年，秦在洛阴、邰阳击败了韩魏联军；三年后“与晋战于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公元前362年“与魏战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虏魏将公孙痤”（《史记·秦本纪》）。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卒。秦献公的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国相对弱小的地位，但是为后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节 春秋时期的思想和文化

一、春秋时期的思想及思想家

春秋时代，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逐渐形成，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反映到社会思想上，便是对宗教性天的信仰动摇。

西周从夷王、厉王以后，随着政治危机的不断出现，关于天的传统思想发生了更大的动摇。这从当时民众纠集起来放逐天的代理人“天子”就可以知道这种动摇是怎样的程度了。天的思想在古代是和政治不能分离的，对天的信仰的升替，和政治走着同一的路径。在周宣王时，随着政治的“中兴”，宗教性的“天”的思想似乎又巩固了地位，这种情况从《诗经》和铜器铭文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虽然当时的统治者力图巩固西周时代的宗教世界观，但是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却再也不可能恢复以前那样的力量了。进入春秋，“天”就和它的代理者周天子一样，只是拥有一个虚名，相信它的人自然也还有，但是有许多人对它都发生了动摇与怀疑，有的甚至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比如在古时候的王，是要仰仗龟卜来传达神命的，而楚国的斗廉却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古时候认为一切的休咎祸福都是由天而降，而鲁国的闵子马却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郑国大夫、执政子产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那便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这些都表示了春秋时代的为政者的思想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或正在摆脱“天”的羁绊，感到旧时的愚民政策已无法再维持下去了。这一点在官制上也有所反映，过去的官职是以关于天事即带有宗教性质的官居于上位的，其次才是政务官和事务官。到春秋时代，这些宗教性质的官职都衰微了，而政务官的地位却大大提高了。这种官职之贵贱的推移也说明了宗教性的天的思想已经日趋没落了。

当宗教性的世界观普遍动摇的时候，在逐渐增长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产生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简单的辩证法思想。西周末年，周宣王的史官吏伯认为：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具体的东西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幽王时的史官伯阳父认为在天地中有“阴”“阳”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自然力量，一切所谓的“灾异”并无任何超自然的原因，而只是阴、阳失调的结果。五行说和阴阳说，在春秋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晋国的史官蔡墨主张五行说，他说：“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正是尝试着去发现宇宙的规律性。

随着“天”的地位的没落，人的地位就被重视了。春秋时代的很多有识之士虽然在形式上还承认有意志的天和神的存在，但实际上已把它放到附属于人的地位上来了。他们认为：“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卅二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卅一年》）。这就是说，天和神本身已无独立的意志，它们以人的好恶为好恶，这在实质上就否定了“天”的神圣性。

既然天和神都要尊重人的意志，统治者当然就不能任意“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应该“利民”“勤民”了。所以虢国的史嚣就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卅二年》）。楚国要灭随国，随国的贤大夫季梁向随君谏议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晋的蔡墨批评为季孙氏所逐而死于国外的鲁昭公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卅二年》）。齐国的田氏同鲁三桓一样，都十分注重争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性，这也说明掌权者对人的地位确实较前重视了。这些论调和后来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是很接近的。

由于人的地位在提高，把人当作牲畜一样屠杀的人祭和人殉，便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严厉指责。见于《春秋》的两次人祭都遭到了批评，如司马子鱼批评宋公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僖公十九年》）这与商代崇尚人祭的贵族思想正好来了个反对。殉葬的行为，当时虽然比较人祭来得普遍一些，但也遭到不少人的激烈反对，甚至连孔子这样的保守派也不表赞同。

这种重民思想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民众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以及各国之间与各国内部贵族之间的斗争，有密切的联系。统治阶级逐渐感觉到，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要站不住脚。鲁国的三桓夺权和齐国的田氏代齐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重民思想也反映了奴隶制趋向崩溃的征兆。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旧时代统治者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必须反映这一点，至少是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一点。老子和孔子就是春秋时代两个极有影响的保守派思想家。

老子即老聃，生卒年不可考，相传为楚人，曾作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即管理藏书的史官。后因悲周朝的衰败，弃官隐居，不知所终。著有《老子》一书，全书五千余言，又名《道德经》。但是根据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看来，德经在上，道经在下，并非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确切名称应为《德道经》。此书虽说为老子的著作，但从其思想内容和涉及的某些问题来看，此书编定的时间应该在战国初期而非春秋后期。是后人根据老聃的思想和言论编纂而成。全书分政治、哲学、军事等方面，包含有不少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全书反映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悲观和无所作为。这应该是和老子所处的历史环境分不开的。在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下，老聃作为奴隶主下层的一员，政治上失意，经济上破产，自然站到这场社会大革命的对立面。但是阶级斗争的现实又使他感到无力阻挡封建制必定取代奴隶制的历史潮流，于是便产生了悲观失望、消极厌世的没落情绪。老聃的这一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小国寡民”的理想和“无为而治”的主张。《老子·八十章》着重描绘了“小国寡民”的社会景象：国家小，人民少，尽管有各种各样较好的生产工具和车船等交通工具，大家却都不用，仍采用古代那种以绳打结记事的办法。各个国家之间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都听得见，可是人民之间都直到老死都不相往来。显然这是指原始的无阶级的社会形态，甚至把这样的社会都作了一定的理想化。老子想以这样的理想国来取代封建社会，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革命，无疑是反动的。老子的“无为而治”主张，也是针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专政而言的。认为只要君主无所作为，人民“无知无欲”，天下就太平了。这种论调就其实质来说，是反对地主阶级变法，反对破旧立新的。老子的“无为而治”主张，来源于他的“无为无不为”思想，老子的“无为”并非真的要所有的人在所有问题上都无所作为，而是要求掌了权的地主阶级“无为而治”，不要改变和打破旧的奴隶主体系，因循守旧即可，改弦更张不行。“无为无不为”的思想，虽然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成分，但老子鼓吹这一思想，目的是为了维护旧制度，出发点是保守的而不是革新的。

老子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的，老子认为，物质世界起源于“道”（《老子·廿五章》），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又名“无”，是一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非物质东西，而万物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很明显，老子的“道”是一种脱离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绝对精神，可见，老子的世界观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在认识论方面，老子认为只有通过“虚静”的境界，才能领会和认识“道”，一旦得道，就能“不出门，知天下”“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四十七章》）。因此，老子的认识论又是受唯心论的先验论所支配的。

在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中，国家兴衰，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地位升降变化很剧烈，老子从中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揭示了一些对立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有无，多少，先后，高下，易难，荣辱，死生，贵贱等等，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交，高下相倾”（《老子·二章》）指出对立面都是相辅相成的。老子还进一步看到这些事物的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等比较杰出的辩证命题。这是道家思想中极其进步的一面，显而易见，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出现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老子》一书中还阐述了不少研究战略战术思想的内容，例如他提出的“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七十八章》）的战略思想，辩证地阐述了强与弱的转化，强调“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把灵活的战术看作达到战略目的的必要手段；主张“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的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策略，告诫轻敌是用兵的大忌，认为“祸莫大于轻敌”（《老子·六十九章》）。《老子》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总结战争的规律，对古代军事理论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据此，有人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

但是《老子》所反映的辩证法是很不彻底的。老子虽然观察到了社会各种矛盾现象，却错误地认为矛盾的运动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他说：“万物变化纷纭，我却看出变化的结果仍然要回到原来的地方”（《老子·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这样就又跌入了形而上学的循环论的漩涡，这正反映了道家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继老子而起的是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后期极有影响的保守派思想家，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的贵族，属商王族的后代（《礼记·檀弓》）。后来，由于宋国公室发生内乱，孔子的曾祖父逃到鲁国避难，从此成为鲁国人。到孔子出生时，家境早已破落了。孔子年轻时曾经给贵族当会计和管理畜牧事务，本身还算一个“士”，并不是平民，更非奴隶。鲁国是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保存有宗周的大量典籍和文物制度，素有“周礼尽在鲁矣”之称。孔子从小好学，爱习礼仪，被标榜为“少年知礼”。他还从老子学习过，他对老子的评价很高。《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论礼的话，有四处都说是“闻诸老聃”。因此，他对天的观念，可能是受老子的影响，但他对时局的看法不像老子那样消极悲观，认为只要恢复西周时的典章制度，一切按周礼办事，社会就能恢复往日的太平盛世。怎样才能“复周礼”呢？孔子极为自负的声称“如果有人用我为政，我一定把周代的各种礼仪在东方复兴起来”（《论语·阳货》《史记·孔子世家》）。所以说，孔子是一个重视政治，大力鼓吹奴隶制复辟的人。孔子出生在春秋后期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对地主阶级革命引起的政治动乱恨之入骨，斥之为“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在鲁国的新旧势力的斗争中，他都站在奴隶主公室一边，反对“三桓”为代表的革新势力。公元前517年，“三桓”联兵反击，赶走了鲁昭公，他便马上尾随昭公出亡到齐国，在齐景公面前大谈“君、臣、父、子”的正名理论（《论语·颜渊》），鼓吹“礼治”，要求齐景公出兵干涉鲁国政治，让昭公回国复位。但齐景公没有理睬他。孔子在齐不得志，第二年就回到鲁国，大批招收旧贵族的子弟，聚众讲学，宣扬复辟理论。公元前502年到公元前498年，鲁国新兴势力一度受挫，以鲁定公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重握政权，孔子先后当了中都宰（掌管首都治安的最高长官）、司空（掌管工程的长官）、司寇（掌管刑狱，纠察事务的长官）和代理宰相，孔子一上台，就将矛头指向革新势力，调兵遣将进攻三桓，“堕三都”，将三桓的统治中心堕毁了两个。又杀害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但孔丘的这番努力并不能挽救鲁国的奴隶主政权，鲁国新兴势力很快击败了奴隶主贵族的反扑，孔子被迫下台。下台后的孔子，抱定不同当权者合作的宗旨，带着一批学生离开鲁国，四出兜售“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孔丘周游列国，到处奔波达十四年之久。但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想要开历史的倒车毕竟是行不通的。孔丘在碰壁之余，无可奈何的回到鲁国。“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共产党宣言》）。孔丘晚年，奴隶制统治犹如大厦将倾，摇摇欲坠，孔丘埋头著书立说，用奴隶主阶级的爱憎感，褒贬和歪曲历史，删改文献典籍《六经》，编纂鲁史《春秋》，攻击和诬蔑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大造奴隶制复辟舆论。但是历史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孔丘为气息奄奄的奴隶制度唱挽歌，并不能挽救奴隶制度必然倒台的命运。孔丘七十三岁时得了重病，不久便一命呜呼，带着花岗岩脑袋见周公去了。

“克己复礼”是孔子毕生奋斗的目标。所谓“克己”就是要人们按周礼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绝对不能“犯上作乱”。“克己”的目的是为了“复周礼”。孔子的复礼，就是要恢复已经崩溃了的西周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统治秩序。所以说，“克己复礼”是孔子想要复辟西周奴隶制度的政治纲领。孔子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把西周奴隶社会看作是“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一切军政号令都出自周天子，诸侯大夫无权发号施令，人民不得随便议论朝政（《论语·季氏》）。孔子十分赞美这个世道，认为这应该是永恒的制度，他说：“周代的制度是多么昌盛，多么丰富多彩啊，我崇拜它”（《论语·八佾》），但是孔子偏偏出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政权已经从周天子下移到诸侯乃至于大夫手中，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于是孔子只得哀叹世道变了，他把当时的社会描写成“天下无道”的乱世，把新势力的代表人物说成是“乱臣贼子”。显然，孔子的“道”就是周礼。

周礼是孔子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鼓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自己也承认他不创作任何新东西，只信服和爱好古代的典章制度（《论语·述而》）。有一次他的学生颜渊问他如何治理国家，他回答说用夏代的历法，坐商代的车子，戴周代的礼帽，至于作乐，可用舜和周武王时的音乐（《论语·卫灵公》）。对于当时出现的各种违背周礼的言行，孔丘一概反对。鲁国国君原先常要祭泰山，三分公室后，公室衰弱，三桓专权，季孙氏居然也祭起泰山来，而且用周天子的礼乐，用六十四个人在庭院中舞蹈的天子仪式，孔子知道后，大为恼火地骂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新刻的酒杯不带棱角了，他也会联想到周礼的被破坏，而愤愤不平的说：“酒杯不像酒杯，还叫什么酒杯呀”（《论语·雍也》）。

孔子为了达到克己复礼的目的，提出要遵循尧舜，效法文武，一切按古制办事（《论语·中庸》），以此反对社会大变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攻击革新势力的进步活动。公元前513年，晋国执政大夫赵鞅铸了个“刑鼎”，颁布了成文的法律，孔丘大为不满地说：“这么搞，老百姓都可以按照鼎上公布的条文为自己辩护，怎么还能体现出贵族的尊严呢”（《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484年，季孙氏采用了封建的税收制度，孔丘也大加反对，说这种办法违背了“周公之典”。并且把帮助季孙氏改革的自己的学生冉求视为叛逆，宣布断绝师生关系，煽动其他学生“鸣鼓而攻之”，围攻冉求（《论语·先进》）。孔子就是这么一个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顽固主张开倒车，搞复辟的人。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何谓“仁”？按照《孟子》和《中庸》的说法，“仁者，人也”。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他回答说是“爱人”，所谓“仁者爱人”。表面看来，孔子也在宣传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其实不然。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与奴隶主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奴隶主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的，因此对奴隶是没有“仁”可讲的。孔丘对此直言不讳，他说：“贵族中可能有不仁之辈，但在奴隶中就不可能有一个仁者”（《论语·宪问》）。又说：“据我所见，奴隶中只有为了水火而送掉命的，却没有一个为了仁而牺牲的”（《论语·卫灵公》）。孔子把奴隶排斥在“仁”的范围之外，认为只有奴隶主阶级才能做到“仁”，可见，他们“仁者爱人”决不是主张爱所有的人，而是要求奴隶主阶级内部相亲相爱，为了“克己复礼”的共同目标团结起来。其次，当然也包括社会上的平民，因为这些人并非奴隶，而且到了春秋后期，平民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平民的反抗斗争往往同奴隶的暴动汇合在一起，给统治者以极大的威胁，孔子从维护旧的统治秩序的愿望出发，不主张对这些人像对待奴隶一样，以免引起动乱，要求统治者注意这部分人的安抚与笼络，从这一点上讲，孔子的“爱人”思想应当是春秋后期重民思想的反映。

孔子的认识论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他把人的知识才能说成可以是先天就有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他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的；学而知之的人是次一等的，碰到困难还学习的人，是再次一等的，最差劲的是碰到困难又不学习的，奴隶就是这样下等的人”（《论语·季氏》）。这当然有阶级偏见在内，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历代反动统治者所袭用，成为他们麻醉人民，宣扬天才史观的理论根据。同时，孔丘还是一个天命论的鼓吹者。

在学习上孔子却是个好学的人，态度极为认真，他自述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程度，他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厥疑”“多见厥殆”，可疑的、靠不住的不肯乱说。提倡“温故而知新”。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认为“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种认真好学的态度无疑是可取的。孔子注重教育，提出“有教无类”，即较为普遍地传授知识，不一定非要达官贵人的子女。只要交得起一定费用的，他都收。这可能是对鲁国三桓掌权不满的一种抗议，因为在旧时代只有权贵人家的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这样做在主观上可能有不同当权者合作之意，但在客观上却是符合时代发展的。他的教育方法也不是机械的，他能够“因材施教”。不过在这方面，他的奴隶主阶级立场限制了他，他看不起生产劳动，反对学生参加体力劳动，认为这是“小人”的事。

孔子开创的学派被人称为儒家，据说是孔子年轻时曾从事过“儒”的职业，即按周礼的规定，给奴隶主贵族办丧事、当吹鼓手的缘故。春秋时期的儒家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它的基本倾向是保守的、倒退的。儒家成为地主阶级的思想，是战国以后的事。

二、春秋时期的文化和经籍

儒家在政治上是倒退保守的，但在整理和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方面却是有很大贡献的。相传孔子参与编纂的六部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统称为《六经》，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诗》又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包括《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和《商颂》等部分，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创作的年代大体是西周开始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多年时间。《国风》包括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是各国政府派专职官吏收集起来，然后由乐师整理保存而成的。其中以各国的民歌最为完备。这些诗歌反映了这个时期人民的悲惨命运；有的是对统治者的讽刺，抒发人民内心的悲愤；有的表达了人民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具有清新、明快、朴实的艺术风格、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读起来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令人反复吟咏而不厌。但《国风》中也包含一些腐朽的东西，宣扬“妇有别”“父子亲”“君臣敬”“王化成”等，这可能同孔子及其子弟编纂有关，孔子删改《诗经》的目的是“述殷周之盛”“颂圣贤后妃之德”，是为他的“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诗经》是儒家的经典，有这些糟粕是很自然的事情。《大雅》《小雅》是贵族的诗，是权贵们在宴会时相互应酬的工具，其中有一部分是政治讽刺诗，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某些社会黑暗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大部分都是宣传忠君和君权神授的反动观点。如《小雅》的首篇诗是《鹿鸣》，写“燕（宴）群臣嘉宾”，鼓吹忠君；《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等，都是从周的祀先后稷。《公刘》，古公亶父讲起一直要叙述到文王、武王，鼓吹“君权神授”的反动思想。《商颂》《周颂》和《鲁颂》合称《三颂》，是贵族们的庙堂诗歌，主要是歌颂上帝和祖先的功德，祈求神灵的保佑，是一种呆板无味的说教，如《周颂》中的《清庙》《天作》两篇，把西周统治者吹捧成顺天应道的神人，如何有“奇才大志”云云。在《雅》和《颂》中还保存了一部分重要的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的历史。那时候，这些诗都可以配合着音乐来歌唱，载歌载舞、引人入胜。孔子很重视《诗》的教育和《诗》的修养，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学了《诗》可以增广知识，可以从事政治，可以办外交，功用是很大的。

《书》又叫《尚书》或《书经》，是上古以来，即春秋以前的政治文告和历史资料的汇编。据说原有三千余篇，后来保存下来的只有五十六篇，一说二十九篇。其中虞书五篇，夏书三篇，商书十五篇，周书三十一篇，秦、鲁各一篇。从《尧典》起，到《秦誓》止，上起唐虞、下至春秋。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后人追述的。这部书是我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历史记事、文告、讲话或谈话记录，文字古雅，内容丰富，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孔丘有时把它和《诗经》并提，一直是儒家讲述古代历史的主要根据。

《礼》是古代各种典章制度的总称，有《仪礼》《礼记》和《周礼》，合称“三礼”。《仪礼》十七篇是古代的礼仪汇编，包括冠、婚、丧、祭以及朝聘宴会中的礼仪程序，是贵族们行动的节文，因为流传在士这个阶层中，所以又叫做“士礼”。《礼记》是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周礼》是一部讲述周朝官制和服饰交际等礼节仪式的书，成书较晚，可能不完全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后来引起不少争论。

《乐》，又称《乐经》，已失传。但《周礼》的《大司乐》章和《礼记》中的《乐记篇》，记载了古代乐制的一部分。仅能见其一个梗概了。

《易》就是《周易》，是一部占卜的书，包括《易经》和《易传》。成书也较晚，出于儒家后学之手。《易经》从乾、兑、震、巽、离、坎、艮、坤等八卦，构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说明其凶吉休咎的征兆。阐发《易经》的有彖辞、象辞、系辞等十翼，总称为《易传》。这部分包含有很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自然现象，但杂有各种宗教迷信，历来被视为一部神秘的书。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历史的国家，至少当东周时代，文化较高的诸侯国都有专职的史官记事，如晋史名《乘》、楚史名《梼杌》、鲁史名《春秋》。史官世代承袭，依据一定的书法和分工，忠实地执行职务。孔子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一书加以删改，整齐书法，成为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上起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迄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孔丘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采用讳、褒、贬、讯等所谓“春秋笔法”，评论春秋以来“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社会大变革的形势，攻击咒骂代表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势力，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理论。解释《春秋》的有《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公羊》《穀梁》解释《春秋》的体例和微言大义，流于空洞的说经，在思想史上有某些价值。《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传》保存了古代的大量史料，生动地叙述了春秋时代的历史，在史学上和文学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另外，和《左传》互相补充的有《国语》一书。

儒家的重要经典除上述《六经》外，尚有《论语》一书。这本书是孔子对答弟子们和其他人的发问的记录，是孔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所编辑的。因为它保存了不少孔子的真实言论，所以一直是研究孔子的最重要的资料。

三、《孙子兵法》与兵家

老聃、孔子就其阶级立场来说，不出奴隶主阶级范畴，所以他们的政治态度是保守乃至于反动的。春秋后期另一思想家孙武就不一样，就其所著《孙子兵法》来看，孙武应该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它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产生的地主阶级军事名著，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占有杰出的地位。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提到过《孙子兵法》中的名言，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的齐国人，具体生卒年日不详，约和孔子同时。孙武原是齐田完（敬仲）的后代。据《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田完的后代，孙武的祖先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今山东惠民县）。”所以说，孙武是齐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田氏的后裔。孙武是我国古代的大军事家，可以称得上是兵家的创始人。战国前期的大军事家孙膑就是他的后代。后来孙武从齐国到了吴国，吴王阖闾夺取政权后，利用吴国的有利条件，图强争霸。1972年山东临沂汉墓出土的《吴问》残简，记载了孙武和吴王关于晋六卿“孰先亡，孰固成”的问对，孙武认为亩制大而税轻者可以“固成”，得到吴王的赞许。公元前512年，孙武受到吴王的重用，同伍子胥协助吴王经国治军，积极图谋大举攻楚。吴王采纳了孙武、伍子胥两人的扰楚、疲楚的主张，组织三支部队轮番袭击楚国，“楚于是乎始病”（《左传·昭公三十年》）。经过数年准备，公元前506年，孙武和伍子胥随同吴王率军攻楚，由水路出发，转陆路，争取了蔡、唐两国，借道过境，潜行千余里，迂回到楚国东北部，从侧面发起攻击，楚军不及设防，指挥发生混乱，吴军五战五捷，以数万人破楚十余万之众。攻入楚国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北），把楚昭王都赶跑了。第二年，吴又攻楚，大败楚军，吓得楚将都城也迁走了。《史记》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可见孙武从中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规模也日益扩大，其中不少战争是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引起的。孙武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顺应历史潮流，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用当时比较进步的观点和方法，总结战争经验，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军事理论，创立了地主阶级的军事学说。他所著《孙子兵法》一书，具有丰富的战略思想，提出了许多杰出的命题，也反映了一部分战争的客观规律，成为古代军事学术史上的一颗明珠，流传中外两千余年，受到广泛的重视。

关于战争问题，《孙子兵法》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战争看作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而加以认真研究，并且说：“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又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主张对敌方可能的进攻，必须做好准备。这些论述，反映了地主阶级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有备无患的思想。

关于军队问题，《孙子兵法》很重视和强调将的地位和作用，把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把“将孰有能”列入“七计”之中。孙武对专职的将帅提出许多要求，主要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要有“知诸侯之谋”的政治头脑；要有勇有谋，要有能“示形”“任势”“料敌制胜”“通于九变”的指挥才能；要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负责精神；对士卒管教要严格，赏罚要分明，使士卒“亲附”等等。孙武认为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地主阶级的“国之辅也”“国之宝也”。孙子关于治军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孙子兵法》在战争中“令民与上同意”的要求，反映在治军中就是“上下同欲”。它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这里说的文就是怀柔与重赏，武就是强制和严刑，使士卒畏服。同时孙武又提出，“视卒若爱子”的主张，要求将帅爱护士兵，其目的当然是要使兵卒感恩而拼命作战。孙武的这些治军原则和方法，同奴隶主阶级军队中将帅对士兵极其野蛮、残酷的统治相比，无疑是进步的。

孙武把“知彼知己”看作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将帅对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七计”要熟知深究，要了解敌我双方的优劣条件，这样才能在战争之前就能大体判明谁胜谁负，才能制订正确的作战方针。在战前，他十分重视“庙算”的作用，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所谓“算”就是对我、对敌两方情况的分析与判断。在作战中，孙武要求从进军开始就注意观察各种征候，到两军相交时更应注意观察，并根据各种征候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告诉人们要从敌人的行动中区别真相与假象，不要被敌以假乱真所迷惑，而要从现象深处发现敌人真实的意图。《孙子兵法》所介绍的敌情判断，虽然是简单而古老的，但它确实提出了指导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意义不容忽视。后世军事家的不少兵谋计策如将计就计，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等等，就是从这儿发源的。

在作战方针上，《孙子兵法》主张进攻速胜，强调“兵贵速，不贵久”，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这反映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政治上要求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经济、军队组织等条件的限制。兵贵神速固然是真理，但不重视防御和持久战略同样是片面的。孙子主张野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花主要力量去攻城掠地，把攻城看作下策，这一思想至今仍然是正确的。野外机动作战是达到进攻速胜的有利作战方式，问题在于要调动敌人，这种调动敌人的办法，孙武称之为“动敌”。他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就是说，要善于用佯动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使敌人听从调动，然后用重兵待机攻击。对于固守高垒深沟的敌人，则争取“攻其所必救”的策略，调动敌人出来增援时相机歼灭之。孙武主张“出其所不趋，趋其不意”，就是出兵敌人来不及派兵救援的地方或意料不到的地方。“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这样就能“进而不可御”了。

在作战指导上，《孙子兵法》强调“兵因敌而制胜”的观点，认为双方作战，通常是用“正”兵挡敌，用“奇”兵取胜。这种“奇正之变”是“不可胜穷”的。部署作战要巧设计谋，战法经常变化，使敌人无法识破机关；驻军常换地方，进军多绕迂路，使敌人推测不出你的意图。很明显，孙武的这一思想含有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在内。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人们常说的用兵如神，神就神在“能因敌变化而取胜”。

值得一提的是，《孙子兵法》中还含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它在论述事先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和方法时说：“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明确地指出不可去求神问卜而测什么凶吉与战事的胜败，这反映了孙武的无神论和反天命论的态度。另外，孙武还提出了许多涉及军事领域中的矛盾范畴的辩证命题，如敌我、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等等。并指出这些矛盾是可以人工地促使其转化的，并非固定不变的。孙子的辩证法思想，虽然只限于军事领域并且是自发和朴素的，还没形成完备的理论，但是在两千多年前，能有这样生动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则是难能可贵的。

孙武是地主阶级军事家，因此《孙子兵法》必然带有封建糟粕和消极成分，比如它未能区别战争的性质，而且公然主张“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这无疑是剥削阶级本性的表现。此外，孙武在正面肯定将帅作用的同时，又极力提倡愚兵政策，主张“愚士卒之耳目”“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这些都是不足取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同《孙子兵法》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来比，是微不足道的。孙武的军事思想为后世军事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