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确立的战国

封建制确立的战国

第一节 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斗争

一、魏国的李悝变法

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进入战国，晋楚争霸不休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绝大多数的中小国家被各大国所并吞，出现了七大诸侯国并立的形势。这七个大国就是齐、燕、秦、楚、韩、赵、魏。史称“战国七雄”。战国初期，各国的封建统治集团为了加强地主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地主阶级所有制，全面确立对广大农民的阶级优势和对残余的奴隶主势力的打击，利用政权的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这种自上而下的封建改革运动被称为变法。在这场斗争中，魏国的李悝变法是各国变法运动的先声。

“三家分晋”后的魏国，西是秦，北是赵，南面与楚韩接界，东面与齐宋相邻，可称是四面受敌，无险可守。这样，变法图强就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这是一个有法家思想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在他在位的四十余年里，他先后起用了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一批法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封建改革，极大地增强和发展了魏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使处于“四战之地”的魏国成了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

李悝（公元前455年—前395年），魏国人，是先秦著名法家人物之一，又有人说他就是李克。他在魏文侯即位的那一年被任为相，主持变法。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废除世卿世禄制度

魏国地主阶级在夺权过程中，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新的封建官僚机构，但作为奴隶制上层建筑的世卿世禄制残余还没有完全取消。李悝针对这一情况，明确提出废除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按照对地主阶级政权的功劳大小和能力的高下来选拔官吏，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即所谓“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说苑·政理》）。对于那些依靠世袭特权“无功而食”挥霍享受的旧贵族的遗老遗少，则一概剥夺他们的这一特权，省下这笔开支召来为国出力的人材——“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说苑·政理》）。李悝的这一措施从政治和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残余势力，极大地巩固了地主阶级专政。

（二）发展封建经济，推行“尽地力”、“善平籴”的政策

李悝深知发展经济与巩固政权之间的关系，所以对农业生产给予极大的重视。主张要尽量发挥土地的生产潜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曾跟魏文侯算了这么一笔账：当时魏国大约有土地九万顷，除去山川城邑，可耕地面积约六百万亩，如果农民勤奋耕作，每亩田至少可增产三升粮食，反之，则减产三升，这一增一减，加起来的数字就十分可观。所以只有推行这种“尽地力”的主张，才能在同样的土地上取得最大的收益。李悝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商鞅、韩非等法家所继承，成为法家耕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行“尽地力”政策的同时，李悝还提出了“善平籴”的主张，制定了“平籴法”。他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志》）。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李悝主张丰年时由国家用平价将农民出售的粮食大量收购进来，作为储备。并使丰年的粮价不至于暴跌。到荒年缺粮时，便将这些储备粮用平价卖出，不使粮价猛涨。平籴法的实施，使粮价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无论是丰年还是荒年，都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有利于地主政权的巩固。李悝的“善平籴”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不少帝王都竞相仿效，可见这决不是单纯粮食买卖的经济措施，而是关系到巩固政权的头号政治问题。从这点来讲，李悝的这一思想无疑是进步的。

（三）制定《法经》，厉行法治

李悝的另一个杰出贡献是制定了《法经》。此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现存可考的地主阶级成文法典。《法经》共分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尽管原文已经失传，但从《晋书·刑法志》和《唐律疏义》等书中仍可了解一些梗概。《盗法》《贼法》是对付社会盗贼的法律，是保障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条文；《囚法》是讲监禁、判刑的法律；《捕法》是讲追捕捉拿逃亡罪犯的法令；《杂法》所涉及的范围广而杂，是对付狡诈、越狱、赌博、贪污、淫乱等犯罪行为的法律依据；《具法》是根据不同情况对原判进行加判或减判的规定。很明显，《法经》的推行，其矛头所向，主要是针对广大农民和劳动群众的，尽管它对“刑不上大夫”的贵族特权是一个否定，但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和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的。

（四）改革军制

建立“武卒”制度，整顿常备兵。规定凡考中“武卒”的，可免除全家的租税和徭役，这在当时是个十分优厚的待遇。这样一来，民间的从军练武的积极性就大为高涨。在这样的基础上提高“武卒”的考核标准，以增强部队的战斗素质和进攻能力也就是完全符合情理的事了。李悝规定，考“武卒”者，必须“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可见要求是很高的。“武卒”制推行的结果，使得魏国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成为一支凶悍的劲旅。变法后的魏国，连年对外扩张，攻城掠地，几乎所向无敌，这和李悝的军制改革是分不开的。

李悝变法上有魏文侯的支持自不容忽视，在下也有两个得力的助手，这就是吴起同西门豹。吴起是著名的军事家兼政治家，李悝改革军制和对外战争，多得此人助力。西门氏则在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方面颇有贡献。

西门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无神论者之一，李悝变法时，他任魏邺地（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县令，政绩尤为突出。原来发源于太行山区的漳河流经邺地，时常泛滥成灾，危害极大。地方上的贪官污吏与巫婆串通一气，妖言惑众，胡说要免除水患，只有每年替漳河河神娶一媳妇，所谓“河神娶妇”就是将选中的民间姑娘梳妆打扮后扔进河中，便算完婚。富人家千金即使选上也可出钱买个替身，就苦了穷人家的女儿。要想不被选上，自然得用重金贿赂这批人，这些装神弄鬼之徒便从中发财。然而“河神”并不领情，尽管地方上每年给它送老婆，漳水却仍常发大水，邺地人民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生活极其痛苦。西门豹到任不久，便了解了这一情况，西门氏不信神，当然不相信河神还要娶媳妇的鬼话，他运用政权的力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叫这些人去同河神商议为名，将首恶分子不论男女一个个丢进漳河喂鱼，戳穿了这个骗局，刹住了这股歪风。西门豹的果断措施，得到邺地人民的拥护，有力地巩固了地主阶级的基层政权。为了消除漳河水患，西门豹主持兴修了“引漳灌邺”的水利工程，化害为利，有效地利用了漳河的水力资源。与此同时，西门豹厉行法家的耕战政策，鼓励垦荒，奖励生产，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使邺地成为当时魏国北部的有力屏障。

李悝变法后的魏国，经济发展，国力强盛，连年对外扩张，几乎攻必克，战必胜，史称“强匡天下，威行四邻”，成为战国前期的头号强国。

二、韩国的申不害变法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比较弱的一个国家，究其原因，根据《韩非子》的说法，是贵族中的旧势力浓厚，法令不一，斗争复杂，政治就比较混乱。往往是“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新旧相反，故今相异，中央集权松散，国力自然不强。所以在封建兼并战争中，先后被魏、秦、宋等国打败，失去了不少土地。为了改变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公元前三五五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实施变法。

申不害（公元前385年—前337年），原郑国人，是与李悝同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郑为韩所灭，他便成了韩国人。申不害变法与李悝一样，提倡法治，也制定了一部成文法，叫“刑符”以实施他的法治主张。申不害认为法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准则，意义之大就像称对于计算物体重量那样不可缺少，只有厉行“法治”，才能确立人君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只有在“法”的约束下，一切社会人事关系和国家政治体制才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申不害变法与李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但讲“法”，还更多地注重于“术”的运用。所谓“术”，乃是权变之术，是国君根据法家路线进行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术”的应用范围几乎是无所不包，比如国君考核臣下的才能以便量材录用，国君纠察各级官吏的政绩以便决定他们的升降或赏罚，检查百官是否尽力职守等等，无一不可用“术”来处理。申不害认为国君用“术”驾驭臣下，便可得心应手。与“法”相比，“术”就不那么光明正大，有的甚至是奸巧权术的一套玩意。如申不害建议韩昭侯平时要“无为”——大智若愚，不能暴露自己的思想和欲望，也不能暴露自己的智慧与洞察力，使臣下无法猜度和捉摸国君的意图和要求，也无法掌握国君的弱点，不能投其所好，不能巧言令色，这样，各级官吏就不得不各尽所能，各行其实，不敢弄虚作假了。在申不害看来，人臣对国君必须是绝对的忠诚老实，而国君对臣下却绝对不能开诚相见，只须用“运断”的办法加以检察与考核，所谓“运断”就是“独断”，他说“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可见申不害的这一主张是君主独裁的封建专制理论。申不害还规定：“治不逾官，虽知勿言”，就是说，各级官吏不得越职办事，凡不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道，也不能讲。显然这同样是一种权术而已。看来韩昭侯是采纳了申氏的用术主张。据说，这位国君为了防止夜间说梦话被人听取内心的秘密，甚至不同夫人同房而寝。可见其用心之深了。经过申不害的这么一番治理，韩国的政治局面果然有了起色，国力也较前为强，政令也大为统一，出现了“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的上升局面。

韩是战国七雄之一，也是一个大国，但始终没有像魏、秦这样强大起来，而仅仅是“诸侯不来侵伐”。这是什么原因呢？韩非子在批评申不害时说得好：“故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韩非子·定法》）。这就是说，申氏只注重了人君如何用“术”以加强自己的统治，然而却忽视了作为根本的“法”的贯彻执行，没有像李悝变法那样，对旧势力予以沉重打击和坚决镇压，所以申不害主持国政十七年，成效虽然也有，但毕竟有限，韩国的强盛也仅仅是使别国不敢来侵犯而已，真正的强国地位始终没有达到。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申不害变法的不彻底和重“术”不重“法”的片面性所造成的。

三、赵国的政治改革

赵国在“三家分晋”前的社会改革的步子比魏、韩要大，所以孙武断言晋国之政将归于赵氏。然而“三家分晋”以后的赵国，没有及时进行变法，逐渐落后了。一直到赵烈侯在位（公元前408年—前387年）的时候，情况才有了变化。

赵烈侯即位后五年，赵相国公仲连向烈侯推荐牛畜、荀欣、徐越三人为官，进行改革。牛畜建议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则主张“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赵世家》）。赵烈侯采纳了三人的意见，并拜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吏，协助相国执政。从三人发表的见解来看，显然并不一致，荀欣、徐越两人政见较为相近，带有法家任人唯贤的倾向，但牛畜的“以仁义，约以王道”却近乎儒家之说了。此三人同时为赵烈侯所用，自然是由赵烈侯的政治倾向所决定的。尽管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荀、徐两人的主张较为一致可能更多的为赵烈侯所接受，但牛氏政见产生的反作用仍不容低估，这就导致了赵国的封建改革之效果必然不及韩、魏之大。事实确是如此，经过改革后的赵国起色并不很大，公元前372年前后，赵国从邻近的卫国夺取了一部分土地，似乎也炫耀了一阵，但却算不上强盛。赵国真正强大起来是在战国中期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以后。

四、齐国的邹忌改革

齐国在“田氏代齐”后的一百余年间，由于没有继续深入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改革，发展逐渐缓慢起来，到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时，国内政治腐败已相当惊人。以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大夫为代表的一批贪官污吏欺上瞒下，破坏地主阶级的法治。阿大夫管辖的阳谷县一带情况更为严重，田地荒芜，民不聊生，老百姓是怨声载道。但受阿大夫贿赂的一批朝廷命官却整日在威王面前称颂阿大夫的贤能。相反，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大夫为政勤勉，奖励农耕，发展生产，成绩显著，在他所辖境内“田野辟，民人给，府库充实”，“东方以宁”（《史记·田世家》）。但是由于即墨大夫没有像阿大夫那样巴结威王的左右，这样便得罪了这批权臣，他们在威王面前大讲即墨大夫的坏话，极其诽谤诬蔑之能事，欲置其于死地。

齐威王是个信奉“黄老之术”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他采取了“不鸣不飞”“虚静无为”的办法，一连几年“委政大臣”，自己则不动声色地派员调查，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弊情，弄清了真相。威王抓住时机，大会百官于朝廷，当面痛斥阿大夫的种种罪恶，并将其党羽连同阿大夫本人悉数丢入油锅烹杀处死；对于即墨大夫则给以很高的奖赏，当众表彰他的政绩，“封之万家”，作为各级官吏的榜样。这一贬一褒，一杀一赏使朝野大为震动。此后，各级官吏“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风气大大改变。威王亲政以后，很快起用了有法家思想的大臣邹忌为相国，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雷厉风行的进行整顿和改革。

邹忌针对齐国的具体情况，建议威王广开言路，体察下情，避免被群小蒙蔽。为了更好地阐述他的主张，邹忌用了个有趣的比喻。原来齐国有个闻名的美男子叫徐公，邹忌在见到徐公以前还以为自己相貌堂堂可能比徐公还美，他问妻、妾，妻、妾都说他比徐公美，问客人，客人也这样说。后来亲眼看到了徐公，相形见绌，自愧不如。通过此事，邹忌认识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的道理。他以此为话题，入见威王说：“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威王听罢深以为然，马上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战国策·齐策》）。一个封建君主能这样听取臣下吏民的批评和意见，是极为可贵的。由于史料缺乏，虽然对于齐威王在邹忌建议下进行改革的具体措施不可能说得很详尽，但威王起用邹忌为相后，切实进行了一些改革也绝非无端妄说。事实亦如此，威王亲政不久，原先那种“国至贫”的局面就改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政治清明，国力逐渐强盛起来。开始同魏国争夺中原的霸权。

孙膑是孙武的后代，早年曾与一个叫庞涓的同师鬼谷子先生学兵法，学成后又同事魏惠王，庞涓“自以为能不及孙膑”，怕孙膑夺了他的名位，便设阴谋陷害孙膑，惠王不察真情，孙膑便遭了毒手，被处了膑刑，剔去了两腿的膝盖骨，成了废人。后来孙膑得知是庞涓从中加害，便装疯佯狂，避开了庞涓的监视，与齐国取得了联系，不久齐国使者出使魏国，就将他秘密地带回了齐国。孙膑是著名的军事家，一到齐国马上受到威王的重用，拜为军师，威王亲自向其讨教用兵之道。孙膑就成了齐国重要的军事参谋。

公元前353年，魏攻赵，围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齐。齐认为魏灭赵，与己不利，决定出兵救赵。赵国得知齐国援军将至，坚守危城，魏军一时不能得手。齐国“承魏之惫”，看看赵魏相持数月，魏军的锐气消磨得差不多了才真实出兵求赵，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齐军采用了孙膑的“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不去邯郸，大军直逼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魏军主力尽在邯郸前线，国内空虚，挡不住齐军进攻，魏惠王急令庞涓率军回救。此时魏军已经攻下邯郸，得到国内惊报，只得留下少量兵力控制邯郸，主力星夜兼程回救大梁。齐军以逸待劳，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与匆匆赶到的魏军决战，魏军立足未稳，且又饥又累，被齐击败，赵国之围遂解。邯郸亦被赵军收复。这是魏国称霸中原以后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利。它反映了齐魏两国力量的消长。但这时的魏国仍较齐国为强。

公元前341年，魏派庞涓为大将，出兵伐韩，韩国敌不住魏军的攻势，转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大军救韩。这次庞涓吸取桂陵之战失败的经验教训，一等齐军进入魏境，马上从韩撤兵，魏惠王命太子申与庞涓率十万大军迎战。孙膑见魏已有准备，正面决战无机可乘，决定诱敌来追，相机行事。庞涓见齐军不战而退，以为齐军胆怯，便大举追击。孙膑见庞涓上了钩，用了个“减灶诱敌”的办法，下令第一天宿营时造行军灶十万个，第二天减少一半，到第三天只准造三万余个。庞涓在后面追了三天，见齐军宿营地锅灶由十万减少为三万，以为齐军逃之过半，不觉大喜，得意洋洋地对部将说：“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史记·孙吴列传》）。于是丢下主力，亲率二万精骑锐卒，兼程追赶。

孙膑根据魏军行军速度，判定追兵将于日落以后进至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马陵道路狭窄，树林茂密，是打伏击的好地方。齐军利用有利地形，伏下重兵。孙膑选中马陵道口一棵大树，下令将中段树皮剥去，上书“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大字，选弓箭手二万分伏二侧的树林之中，见火光一齐放箭。傍晚时分，魏军赶到，进入马陵道口天色已暗，魏军见路边一棵大树上影影绰绰写着几个字，庞涓便叫点灯察看，士卒提过灯笼，庞涓一看大惊失色，知道中计，急令退兵时，两边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齐军主力满山遍野杀将过来，魏军大败，庞涓被擒，太子申死于乱军之中。齐军大获全胜。这一仗打得魏国元气大伤，只得向齐国讲和，魏国的第一强国地位宣告结束，齐魏在东方成了均势，平分了霸权。七年以后魏惠王与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县）相会，互相承认了对方的“王”号，史称“徐州相王”。魏国公开承认齐国的霸权，说明齐国已经成为战国中期的一大强国了。

五、楚国的吴起变法

楚国原是春秋时期的强国，进入战国以后，由于封建改革很不彻底，国力日削。原来楚国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没有象三晋或秦齐那样通过武装斗争，而是依靠原有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位执政，公元前402年，“盗杀声王，国人立悼王”。虽然从悼王即位后的作为来看，已基本上转变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但他即位掌权并没对朝廷的旧势力进行有效的打击，所以楚国保留的奴隶主残余势力要比秦、晋等国为多，屈、景、昭三家仍然掌着大权。他们“上逼主”“下虐民”，弄得楚国政治十分混乱。公元前391年，韩、赵、魏联兵伐楚，大破楚军，深入楚地，楚悼王只得用重金贿赂秦国，由秦出面调解才得与三晋罢兵讲和。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楚悼王为了图强自存，下令求贤。恰巧吴起由魏出走到楚，楚悼王久闻吴起的才能，马上拜其为令尹，实行变法。吴起原在魏国任西河守（西河郡守，辖境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魏武侯即位后，吴起受到排挤，为免遭杀身之祸，便离魏到楚。楚悼王如此重用，对吴起自然是个极大的鼓舞。在悼王的大力支持下，吴起把李悝在魏国变法的措施有选择地搬来楚国实施。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取消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

楚国的奴隶制残余相当浓厚，不少旧贵族根据以往“世卿世禄”的老规矩，窃居高位，养尊处优。吴起认为楚国所以“贫国弱兵”就是因为旧贵族势力太大，封君太多，国家的大权不能集中在国君手中，财政收入也不能集中统一使用的缘故。对此，吴起下令废除世卿世禄制，封君在三代以上的一律收回爵位，关系疏远的公族一律除名，不再享受公族待遇，裁汰冗官，节省开支。

（二）强制推行“实广虚之地”的政策

为了进一步打击旧势力，强迫一部分可能是犯禁或血统疏远的贵族举家离开城市，迁到边远地区垦荒，这样一方面削弱了守旧派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有利用发展农业生产，对国家也节省了一笔开支。这实际上是李悝变法中“夺淫民”思想的再现。

（三）整顿国家机构，加强封建集权，统一政令，励行法治

为了保证变法得以顺利进行，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改革国家机构。“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战国策·楚策》）。大刀阔斧地削减“不急之官”数百名，将拥护变法的官员提拔上来，严禁旧贵族互相勾结干预政令，民间严禁私门请托。这些雷厉风行的变法措施，横扫了楚国原来腐败的政治空气，为新法的贯彻廓清了道路。

（四）砥砺甲兵，改革军制

吴起是个著名的军事家，深知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在军事上推行“强兵政策”，把精简机构省下来的钱财用于加强国防，“抚养战斗之士”。同时整顿军纪，“进有重赏，退有重刑”，指出没有纪律的军队等于一盘散沙，“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大概是把他在魏国练兵的一套办法拿来楚国实践，结果成效显著。

吴起变法使得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在短短的几年中，楚军“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成为诸侯俱惧的一大强国。

由于吴起变法直接地打击了一大批楚国贵族，引起了他们疯狂的仇视，《史记·孙吴列传》说：“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不幸去世，这些家伙就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发动武装叛乱，吴起不及防范，寡不敌众，只得伏在王尸上。叛乱分子出于刻骨的阶级仇恨，乱箭齐发，吴起中箭毙命，楚悼王的尸体也遭伤害。楚国法律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继位的楚肃王出于对旧贵族擅杀吴起的愤慨，下令“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七十余家，不少贵族因此逃奔出国。吴起的不幸被害，使得楚国这场生气勃勃的变革遭到极大的挫折。战国时代的楚国虽然是七国中最大的一个，但却没能像春秋时期那样称霸中原，这和吴起变法的失败是分不开的。

六、秦国的商鞅变法

秦经献公夺权改革，国势虽有起色，但仍没能改变其相对弱小的地位。公元前360年继献公即位的秦孝公在登基不久即下令国中“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决心变法图强。孝公求贤的风声传到了关东六国，这时商鞅正好呆在魏国不得重用，听到这一消息，便西行入秦。

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本名公孙鞅，原系卫国宗族的后代，商鞅的称呼是他到秦国后，因主持变法有功，秦孝公封之以商地数百里，人称商君的缘故。商鞅从小就喜爱法家学说“少好刑名之学”。据说他又是李悝的学生，如是的话，则必然对李悝、吴起的思想和变法实践有所研究。并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商鞅入秦时还带着李悝的《法经》。到了秦国，他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给孝公讲述“强国之术”，大得孝公的信任和支持，很快委以“左庶长”之职，令他主持秦国的变法运动。商鞅在获得了孝公的信任以后，便大肆舒展其政治抱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思想、文化和风俗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成绩极为显著。商鞅变法分先后两次，第一次在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在公元前352年，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阡陌封疆是井田制特有的标志。当时秦国虽然早就实行了“初租禾”，但井田的形式乃至于井田制的一些残余还存在，妨碍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国内“地大而不垦”的现象很多地方都有。针对这种情况，商鞅下令“开阡陌，废井田”，从根本上铲除了束缚生产发展的旧社会的残余。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意义是很大的。商鞅还奖励农民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这些措施对封建经济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二）废除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建立地主阶级的封建等级制。奖励军功，严禁私斗。重订军功廿级，依次为：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又称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以彻侯为最高。平民有战功的，可受赏或做官，规定“斩一首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韩非子·定法》）。同时还给以政治上的特权，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芳华”（《史记·商君列传》）。宗室贵族无功不得享有政治特权。

（三）奖励农耕，重农抑商，推行耕战政策。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商君书·算地》）。所以他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还规定地主可以用粮食买官爵——“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商君书·靳令》）。同时商鞅还奖励开荒，招徕三晋移民来秦开荒种田，规定这样的人可以免税十年，三世不服兵役，专力于平原山丘的垦殖和耕种，效果极为显著。后人评价曰：“秦孝公任商鞅……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莫敌”（杜佑《通典》）。

（四）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普遍推行县制。商鞅在秦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他把许多公、邑、聚（村落）合为县，全国设县四十一个，直属国君统辖，成为中央在地方上的政权组织。满万户的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在县令和县长下设县丞和县尉（尉是一县的军事长官）。从此县的各级官吏也由中央直接任免。这一重大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地主阶级专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于郡县”，实在是商鞅这一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五）加强地主阶级的法治。商鞅认为儒家宣扬的“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商君书·画策》）。他把李悝的《法经》加以修改，并公布为法律，对敢于违反地主阶级法令的活动，严加取缔与镇压，甚至不惜用严刑禁小过，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小的过失都不敢犯，大的违法行动便不会有了，这就是商鞅的“以刑去刑”，“以战去战，以杀去杀”思想的反映。对广大人民则实行户籍制，制订连坐法，这是直接从李悝《法经》中学来的东西。所谓“连坐法”，就是在“户籍制”基础上编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互相纠察检举，一家藏奸，伍什要同罪，不告奸的处以腰斩，告奸的可与斩获敌人首级的同得赏赐。

（六）焚毁儒家经典《诗》《书》，明审法令，禁止游说。这是商鞅比李悝、吴起高明的地方，可称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大创造。他把儒家宣扬的“礼乐、仁义、孝悌、修善、诚信”等一套说教，斥为危害社会的“六虱”，说“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因此下令把这些反动书籍一律烧掉。同时广泛地宣传国家法令，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商君书·定分》），老百姓想做官，必须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严禁私门请托。商鞅的这些措施，有力地巩固同加强了地主阶级的统治。

（七）统一度量衡制度。商鞅把秦国的度量衡制度加以整顿划一，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商鞅方升等。据现存的商鞅方升铭文，商鞅在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十八年）铸造度量衡器，进行统一度量衡的工作。据实测，它一升合今0.2公升，一尺约合今0.23公尺。商鞅的这一改革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度量衡统一工作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变法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曲折与斗争。在变法之前，大臣甘龙、杜挚公开反对和毁谤新法，鼓吹守旧复古，在变法初见成效时，又遭到以太子驷为首的保守势力的破坏和反对。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坚持驳斥了甘、杜等人的倒退主张，并将蓄意反对变法、唆使太子驷犯法的公子虔、公孙贾处以严刑，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此两人是秦宗室贵族，又是太子的老师，商鞅法不阿私，秦孝公为了国家的利益，也支持商鞅这么干，这些都是变法得以成功的有力保证。商鞅不仅打击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而且大力镇压社会上的反对势力，包括那些以古非今的反动儒生。据记载，变法过程中先后处决了七百多名破坏变法的罪犯，地点在国都咸阳的渭水河边，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

商鞅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持续不断的进行了十九年，新法深入人心，连不识字的妇孺都能“言商君之法”。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关中平原成了富饶的天府之国。国都也由雍（今陕西凤翔）迁到了咸阳，摆脱了旧势力的包围。老百姓和一般官吏都不敢触犯法律，因为任何微小的过错都会招致严厉的惩处。变法后的秦国，民风为之一变，社会上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人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到处摇唇鼓舌，颂古非今的“游说之士”也没有了市场，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结果是“乡邑大治”。国势迅速强盛，打败了魏国，夺回了河西之地，成为关东各国的劲敌。

七、封建国家制度的形成

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会引起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为了加强地主阶级专政，尤其是通过变法运动，逐渐地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封建国家制度。

战国以来，各诸侯国虽然先后确立了地主阶级的封建政体，但并不一开始就十分完善，而是通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各国的变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经过变法，到战国中后期，各国的封建制均日趋完备。大体可分以下两点加以说明。

（一）封建官僚机构的形式

地主阶级政权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法家的中央集权制和君主独裁观念。作为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各级官吏都得由国君任免，至少得有国君认可。任何地方行政长官在没有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不能擅自任免官员，这跟奴隶制分封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奴隶社会的官职是世袭的，封建社会的官职不能世袭，而由国君任命并随时根据其政绩的优劣加以升迁或撤换，这无疑是个历史的进步。再则，此时的地主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它的组织路线基本倾向是任人唯贤，这比起旧时代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来讲，又是个进步。在经济方面，国君把一国的财政大权收归中央，各地的赋税收入全得归国库掌管，各级官吏的薪俸再由国家统一拨下来，不得擅自扣用赋税作为官员的俸禄。每年年初，地方官吏要把一年的赋税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上报国君或宰相备案，到年底再到中央去复核，看有无完成预定计划，以此来判别这些官吏的政绩，作为升官的依据，这种公事叫上计。在军事上，君主是一国武装部队的当然统帅，任何官吏不得拥有私人武装，军权由国君掌握，凭虎符调动军队。虎符有铜制的也有竹木制的，外形如虎状，从中一剖为二，右半边由国君收藏，左半边由统军将领保存，要调动这些部队时，使者除拿有国君命令外，还须有国君处的右半符为凭，会符无误，才能发兵，用兵五十人（一说三十人）以上，就得会验兵符。只有在边塞烽火骤起，不及请示汇报的紧急情况下，将领才有权自行调兵救援，但这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虎符是调动不了军队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野心家动用军队图谋不轨。

进入战国，在官职设置上也有变化。春秋时代，没有文官和武官之分，国君之下就是卿大夫，没有“将”“相”的设置，一旦发生战争，大夫就成了率军的将领，战事结束仍是大夫的身份，没有专职的军事将官。战国以后，文武开始分家，取消了原来意义上的大夫之职，改设将相制。相又称丞相或相国，是国君的辅佐，不仅是文官之长，而且是百官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直接向国君负责，权势极大。将是将军，专管一国的军事，系武官之长。将相制下又分设御史、司徒、司空等职，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司徒负责征发徭役和赋税，司空分管工程建筑，有的国家司空就称司城。各国中齐楚两国比较特殊，楚国的相仍沿用春秋时代的旧称叫令尹，不称相；将军称为柱国或上柱国，则是战国后的新创。齐国在相下设五官（又称王大夫）叫做大田、大行、大谏、大司马、大理，分管财政，外交文书，军事和刑狱。秦汉以后的历代官职名称不少就是从这儿来的。

（二）郡县制的确立

进入战国，在行政区域的划分上，原先那种诸侯国各自为政的局面被郡县制所取代了。无论是郡还是县都是地方行政单位，不是以往那种封邑或采邑式的独立王国。郡县的长官由中央直接任免。县为县令或县长，郡称郡守。从时间上讲，县的出现早于郡，秦国早在公元前688年就有了设县的记录，比商鞅变法要早三百多年，但尚未形成一种制度，仅是绝个别的事例。查查各国最早设县的原因，则大致都是相同的，都是攻灭了一个地区或一个少数民族部落乃至一个小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君没有把这块地方封给某个大夫或赏赐给某个有功之臣，而是直接归国君控制，由国君直接派员治理，直接向中央负责，这个地方的赋税徭役也直接交国库处理，这样的地方就被称为“县”了。之所以称为“县”，是因为古代的“县”和“悬”是一个字，下面并无“心”字的区别。这些新夺取的地方可能离首都很远，中间往往隔着卿大夫们的采邑和封地，管理很不方便，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所以就叫“县”了。后人为区别起见，就将悬空之意的“县”字下面加了个“心”便成了今天的“悬”字。原先的“县”就成了专门的行政区别的单位名称了。县由国君直接控制，其利皆入朝廷，县越多，对国君就越有利，所以这种行政区划很快就传遍了中原各国。郡的出现比县晚，一直到春秋末期才见于记载。郡开始时多见于边远荒僻之地，可能跟兼并战争有关，各国把通过战争夺取的大片土地设郡治理。与县相比，区别往往在于郡地处更为边远、荒僻而不富饶；地大人稀，边防军事性质比较浓厚，所以郡守一般都是武将担任，称“守”而不称“长”，就着重有守卫的意思在内。所以开始时尽管郡的辖地大，但级别比县低，有“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记录。郡、县之间亦不相统属，都直属国君统制。这种情况到战国中后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郡的地位上升到县之上，成为中央和县之间的一大行政区划单位。一个郡下属十几个乃至于几十个县，郡守官职之大已非县令可比了。郡守下设尉和御史分管一郡的军事和民政检察，七国中只有齐没有郡的设置，齐国的相当于郡的行政区划叫“都”，但辖地比郡大得多，齐全国只分设五都，下辖县，这样都大夫的官职就要比其它各国的郡守大得多了。郡县制的推行，使全国形成了由中央、郡、县、乡等行政单位组成的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封建行政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秦统一六国以后，把郡县制推行到了全国，这并不是秦始皇的新创造，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与推广罢了。

第二节 秦国的强大

一、合纵连横战争

商鞅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持续不断地进行了近二十年时间，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强国之首。新法深入人心，已有不可动摇之势。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即位，这就是秦惠文王，又称秦惠文君。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势力同被商鞅处罚过的一部分官僚勾结起来，在秦惠文王面前诬陷商鞅谋反，有野心。新国君原来同商鞅的关系就不好，加上即位时年轻无知，受了蒙骗，便信以为真，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出逃未成，起兵反抗失败，被车裂而死。

商鞅被害是秦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派和旧势力策动的一起反革命事件，但并不是奴隶制复辟的标志。因为事实上“商君死，秦法未败也。”商鞅虽然被杀，然而秦惠文王继承和执行的仍是商鞅所确立的地主阶级政治路线，和楚国吴起变法失败后新法大多被废除的情况就不同。而且三年后，惠文王成年亲政，也没发生什么武装夺权反复辟的事情，如果旧势力已经复辟，秦惠王如此轻而易举地掌权亲政，是不可想象的事。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其中经历了六代国君，共一百五十余年，尽管也有曲折和斗争，但商鞅变法所确定的法家路线始终占上风，史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终于完成了统一的大业。这和商鞅变法的巨大历史功绩是分不开的。

三年后，秦惠文王亲政，执掌了大权。不久起用魏国人公孙衍为大良造，谋划对关东六国的军事。由于魏国在李悝变法后从秦手中夺去了河西之地，控制了黄河天险，秦视之为心腹之患。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便把收复河西之地作为重大目标予以考虑。秦孝公在世时未能全部实现，因为魏是中原强国，尽管秦曾经趁齐魏桂陵之战，魏军失利的机会收复了不少河西之地，但很快被魏国夺了回去。齐魏马陵之战后，魏国实力大伤，秦国则因商鞅变法大见成效而日益强盛，魏国在齐秦的二面进攻中被削弱了。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不得不率领韩国国君和其他小国之君，到齐国的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威王，并尊齐威王为王。这是秦惠文王亲政后一年的事。魏国的削弱为秦的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公孙衍为大良造前后共三年，收复了大部河西之地。到公元前328年，魏人张仪入秦取代公孙衍为相后，秦攻魏更猛烈了，魏军连连败北，只得把上郡十五县完全献给了秦国，向秦求和。秦便在第二年将前所攻占的魏的河东地归还给了魏国，占有了全部河西之地，从此黄河天险便为秦所掌握，秦的声威也就震动一时了。

秦的东进引起了关东六国的恐慌，相互之间的争战暂趋平息，外交活动日益频繁。关东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的局面逐渐形成。这就是所谓的“合纵”。“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的意思。对合纵最为热心的是韩、赵、魏、燕等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国家和已被削弱了的国家。齐为东方强国，秦且不敢小视，自然不怕秦国；楚国社会改革不彻底，国力不强，但它在六国中疆土最大，人口众多，能够调集百万大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各国都想拉拢它。合纵之势对秦的扩张极为不利，所以千方百计加以破坏，提出了“连横”的主张。所谓“连横”就是拉拢关东一二个国家与秦联合来对抗合纵国的进攻，秦是强国，被拉拢的与国只能供其驱使，唯其是从，所以“连横”又含有“事一强而攻众弱”之意。战国中后期，合纵、连横战争极为猛烈，出现了不少像公孙衍、张仪、苏秦等专门在各国之间奔走，谋划合纵与连横之术的政客，后人就称他们为纵横家。这些人往往为了私利到处兜售纵横之策，今天在一国搞合纵，明天又可在另一国搞连横。尽管秦国比较多的采用连横术，关东六国则较多的采用合纵主张，但并不是绝对如此，齐曾与楚结成联盟对付秦国，像是连横之术，秦也发起合纵攻破了齐国，所以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都是各国间的外交手段，有人把合纵说成是反动的，把连横说成是进步的，也就未免迂腐了。

张仪入秦取代公孙衍为相后，公孙衍就出走到魏国为将，与秦抗衡。公元前325年秦惠王称王，公孙衍便发起“五国相王”的运动（《战国策·中山策》）。参加五国相王的有韩、赵、魏、燕和中山五个国家。从这一年起各国国君都改称王号，取消了公字的头衔。“五国相王”实际上是五国合纵，形势对秦不利。秦惠王便派张仪回魏任相国，企图拉拢韩魏以成连横之势，提出“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骨子里却是“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这对其他国家威胁很大，因此齐、楚、燕、赵、韩五国就出来支持公孙衍的合纵主张，在公元前319年支持魏国改用公孙衍为相，把张仪逐回秦国。第二年公孙衍便发起了第一次合纵攻秦的战争。参加的有楚、韩、赵、魏和燕五国，共推楚怀王为纵长。推楚为纵长有借重楚国力量的意思。这次“五国伐秦”之举由于楚、燕两国并不热心，没有出兵，三晋联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为秦所败。秦国外交努力失败，在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公孙衍与张仪同时，一个主张合纵，一个主张连横，声势之煊赫足以倾动天下，所以有人批评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滕文公》）。

第一次合纵失败以后，秦国更强大了。齐国为了与秦争雄，便同南方的楚国结成连盟。齐楚联盟使秦的扩张大受影响，于是秦又派张仪入楚，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为代价，劝楚绝齐从秦，与秦结成连盟，搞连横。楚怀王贪图便宜，信以为真，遂不顾屈原等人的坚决反对，与齐破裂。当楚国派人入秦向张仪索取土地时，张仪谎称是六里而非六百里，楚怀王大怒，于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由于秦早有准备，加上楚又失去了齐国的支援，外交上陷于孤立，结果楚军大败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岸）死甲士八万，主将屈匄以下七十余人被俘。秦军趁胜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地。楚怀王更倾全国兵力攻秦，一直打到秦国的兰田（今陕西蓝田）。但因孤军深入，秦军一反攻，又大败而回。楚国的这一失利是政治上陷于孤立的结果。怀王不听劝阻，贪图小利上了圈套与齐断交已是一错，后来在盛怒之下轻率的与秦开战又是一错，初战不利，不知进退，倾全国之兵孤注一掷更是错上加错了。对秦国来讲，则是一次外交和军事上的全面胜利。秦惠文王在位二十八年，秦国始终保持强大，不仅打败了韩、赵、魏等国，而且还灭了四川境内的巴国和蜀国，巩固了后方。击退了东方六国发起的第一次合纵攻秦，继而又击败了楚国，大大的扩展了秦的疆土，为后来的统一趋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公元前四世纪末，秦国之大，差不多抵上了楚国。如果说秦惠文王杀了商鞅就是奴隶制复辟的话，这一切都将无法解释了。

继秦惠王即位的是秦武王，武王好武功，有勇力。忌张仪权重势大，将其赶走，分相权为左右两职，任惠文王异母弟樗里疾为右相，客卿甘茂为左相。连年发兵攻韩，夺其地宜阳（今河南宜阳），打开了直通中原的门户。公元前307年，武王与勇士孟说举鼎相戏，骨折而死。在位只有四年时间。武王死后，因王后无子，便立异母弟赢则为君，这就是秦昭王。昭王时期，武功极盛，与惠文王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同昭王所推行的政治路线有密切关系的。他逐渐罢斥了一些只顾为自己谋私利的宗室大臣，根据法家任人唯贤的思想，大胆提拔了客卿范雎、将军白起等人，成就了一番事业。尽管史料记载较多的仍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纵横战争，但究其源仍是“秦法未败”的缘故。

昭王即位时同惠文王一样只有十八岁，过了三年才亲政。因其时张仪早死了，大权便操纵在太后以及太后弟魏冉手中，他们利用权势，营其私利，曾一度发生内乱。在对外政策上也犯了个错误，昭王八年，秦向楚提议，欲与楚怀王会盟修好，将楚怀王骗至秦国扣留起来，强令割地，楚怀王大怒不从。秦便抓住不放。秦国的这一背信弃义行为激怒了关东六国，楚国上下群情激奋，很快立了新的国君与秦为敌，秦国便弄得骑虎难下了。过了二年，楚怀王病死在秦国。这一来秦在各国间的名声就急剧下降，在外交上陷于非常孤立的地位。东方六国抓住这个机会，由齐国发起第二次合纵攻秦，参加的有韩、赵、魏、宋等国，秦军出战不利退守函谷关，诸侯军并力西向，函谷关被攻破，秦被迫割地求和。这次战争延长了三年之久，以合纵国大胜而结束，这是秦国在外交和军事方面遇到的一次大失败。这是公元前298年的事。但秦毕竟是强国，很快从失败中恢复过来。秦昭王破格提升白起为将，整顿军事。过了五年，秦出兵攻魏韩，两国联兵抵抗。白起利用联军方面都不愿打头阵的心理，各个击破，在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大败韩魏联军，斩首廿四万，并乘胜进攻，战争相持了二年多时间，韩、魏两国被迫割地求和。韩献武遂（今山西垣曲附近）地二百里；魏献河东地四百里。至此，秦算挽回了函谷战役后的劣势。白起因功升为大良造，魏冉也被封为诸侯，称为穰侯。

当时中原的形势是，齐、赵两国利用秦忙于同韩、魏交战的机会，各自扩大势力。赵武灵王即位后，为了改变赵国弱小的局面，在公元前302年进行改革，史称“胡服骑射”，建立了强大的骑兵，国力逐渐强盛起来。齐国一度趁燕国内乱之机，出兵攻占了燕国，后因燕人强烈反对，赵国也扬言要武装干涉，齐兵才被迫从燕国撤走。燕是大国，齐能将其攻占，可见齐国之强。后来齐又发动合纵攻秦，取得函谷关大胜，是秦国也感到恐惧的一大强国。伊阙之战后，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湣王为东帝。“帝”原是上帝的称号，把上界的圣称搬下来作为天下至尊的称号，无非是想显示自己的高贵。两国称帝不久，齐国为了孤立秦国，采纳了纵横家苏秦的建议，自动废除帝号，发动了第三次合纵攻秦战争，迫使秦国不得不“废帝请服”，归还了一部分前所侵取的赵、魏旧地。

齐国打败秦国后，转攻宋国，经过两年战争，于公元前286年灭宋，这是齐国最强盛的时候。齐的急剧扩张直接威胁到了三晋和楚的利益，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地位。秦国与齐虽不接壤，但齐国的强盛对其势力的扩展是个极大的障碍，因为各国之间唯一能和秦争雄的就是齐国。另一方面，各国想攻齐，都想借重秦国的力量。这样秦就处于左右局面的主动地位，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样有利的时机。公元前284年，秦发动合纵攻齐，联合了韩、赵、魏、燕四国的军队，在齐地济水以西大败齐军。燕国自从燕昭王即位，立意报齐国入侵之仇，卑身厚币，招纳贤能，任用魏国名将乐羊后代乐毅为将，颇有一番新气象。这时五国联军趁胜攻取了齐首都临淄。齐湣王出逃国外，为楚国所杀。秦、赵等国见齐已破败，逐割地撤兵而回，只有燕军不肯退，在乐毅指挥下，长驱直入，攻占了齐国七十余城。齐军只得退守莒和即墨两城。乐毅因此大功，被封为昌国君。不久燕昭王死了，子惠王立，猜忌乐毅，改用燕将骑劫为统帅，乐毅避祸逃到赵国。燕军围攻莒和即墨两城，旷日持久，锐气大减，加上骑劫不懂兵法，滥施淫威，下令将齐降卒和俘虏都施以劓刑，又挖掘城外齐人的坟墓，焚烧尸体，这种暴行激起了齐守军和即墨人民的极大愤恨，即墨守将田单知士气可用，设火牛阵夜袭燕军，大破之，杀燕主将骑劫，并全线转入反攻，收复了全部失地，使齐转危为安。但齐遭此大败，元气大伤，强国的地位是一去不复返了。

二、远交近攻与统一趋势的形成

秦齐的斗争，以齐败秦胜而结束。从此开始了秦国向东方大发展的时期。公元前278年，秦昭王派白起率军攻楚，大败楚军，并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以其地置南郡。楚迁都于陈。次年秦更夺取楚的巫郡和黔中郡，势力发展到今湖南地区。秦攻破楚国以后，转攻魏国，魏联合赵国抵抗，秦军不得手。公元前270年，秦越过韩国攻赵，被赵将赵奢大败于阏舆（今河北武安县西），锋芒一时受挫，赵奢因此大功被封为马昭君。

从昭王即位到阏舆之战已有三十七年的时间，在这三十七年中，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十分频繁，战争的形式主要仍是合纵和连横。秦国虽然两次被关东六国的合纵所击败，但都没有像齐国那样被彻底打垮。相反东方六国尽管取得两次合纵攻秦的胜利，但都未能发展胜利的成果，满足于收复失地，特别是三晋，只要秦答应归还它们的旧地或割地请服。就往往私下接受秦的讲和。有的国家与秦不接壤，感到秦再割地也并不到自己国土内，无甚大利可图，因此也就满足于将秦击败，而不是歼灭其有生力量，齐国就是这样。不懂得在两强并定的情况下，合纵连横仅是一种策略与手段而已，齐能合纵攻秦，秦也能合纵攻齐，不将一方彻底打垮，各国之间基于利害关系的合纵和连横就决不是巩固的，今天可以参加以齐为中心的合纵，明天也可以参加以秦为中心的合纵，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与秦结成连横，使得两大政治和军事集团大致保持平衡，只有出现绝对优势的合纵攻一强如齐的合纵攻秦和秦的合纵攻齐那样的局面时，才能打破平衡，为彻底击败一强提供条件。但齐与东方六国，缺乏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满足于表面的胜利，放过了两次极为有利的机会，使秦国很快地从失败中恢复过来，扭转不利的形势。所以当齐秦两大强国仍处于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时候，合纵连横的手段就必然是齐国间唯一可供选择的战争方式与政治方式。这一时期要采取像“远交近攻”这样的新策略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两大强国并立的情况下，一强奉行的“远交近攻”政策，必然受到另一强的牵制与破坏，被攻击的国家也会转向另一强求援，只要许之以重价，另一强决不会袖手旁观，不袖手旁观必然要出兵救援，援兵一出，一强奉行的“远交近攻”政策便告破产了。所以在秦国合纵破齐以前，频繁而复杂的纵横战争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规定的，而不是由某个纵横家人士的主观意志造成的。纵横家之所以成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特别在战国中后期成为一个影响极大的政治派别，鼓吹“纵横之术”的说客策士活跃在各国之间，高谈阔论，纵横捭阖，甚至一人佩几国相印，成为一派政治集团的决策人物。像苏秦一人佩关东六国相印，主持合纵攻秦，声震一时。这也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是当时具体政治条件下的产物，而不是某几个纵横家个人意志的产物，如是那样认识的话，那就本末倒置了。

但是，这一客观形势在齐国削弱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两强并立的态势为一强独霸的局面所替代。齐国的破败，使秦处于战国七雄之首，关东六国没有一国能单独与之抗衡。这样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的条件就成熟了。持续了卅余年的合纵连横这一各国之间互相兼并的战争形式便逐渐为秦国发动的“远交近攻”方式的统一战争所替代。这一重大变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秦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重大人事调动。执掌大权达三十余年之久的秦相魏冉被免去职务，主张“远交近攻”政策的谋士范雎被秦昭王提升为宰相，上台执政。

魏冉利用公室元老身份掌权，由来已久，在他执政期间，齐秦对立，因为东西两大强国，在错综复杂的合纵连横战争中，秦多次击败韩、赵、魏三国，用连横政策多次拆散了关东各国的合纵攻秦之举，尽管两次败于六国的合纵战争，但总的说来胜多于败，国土有显著的扩大，国家始终保持强大，最后抓住时机合纵攻齐，取得大胜，打倒了唯一能与已匹敌的强手，使秦处于一强独尊的有利地位。这些都是魏冉执政期间的重大成就，秦昭王信任魏冉，付之以大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另一方面，魏冉以元老身份掌权数十年，权执之大，倾动一时。《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说魏冉执政时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有其王也。……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这里的华阳、泾阳和高陵均秦宗室封君。秦昭王对这样的情况当然不会没有顾虑，特别是魏冉封地在陶。陶即定陶，（今山东曹县）原属宋国，是中原地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齐灭宋后，为齐所有，合纵破齐后为秦占领，魏冉便将该地作为自己的封邑。为了扩大陶邑，秦兵曾多次越过韩、魏攻齐。《史记·秦本纪》说，直到昭王三十六年，即在合纵破齐后十三年，秦“客卿竈攻齐，取刚、寿，予穰侯”。刚城在山东兖州袭丘县界，寿是山东郓州的一个县，这位客卿率秦兵越过韩魏攻齐，将攻占的这两个城献于魏冉，无疑是巴结穰侯，投其所好的意思，于魏冉本人来讲则是利用职权扩大自己封地的行为，因为刚、寿两地就在定陶附近，这是见诸史书的魏冉下台以前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最后一次记载。这种把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作法当然不值得肯定，但以此说其是搞复辟倒退则更是言过其实。事实上，同他积极经营自己的封地一样，在齐国破败以后，魏冉曾主持了对关东各国的军事行动达十六七次之多，除一次攻赵失利外，其余各战皆胜，大大扩展了秦国的疆土。其中有魏冉亲自率军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史记·秦本纪》）。如果魏冉是搞复辟的话，要取得这么些重大胜利是不可能的。但魏冉为了私利不知在客观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及时改变策略，变合纵连横为远交近攻，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加上他权大震主，秦昭王对之多少有点顾虑，因此，魏冉的垮台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了。

范雎是魏国人，出身贫寒，富有才学，在魏国受到迫害，死里逃生后改名张禄，通过魏人郑安平的介绍被秦昭王的使者王稽所赏识，才得以秘密入秦，为秦昭王所重用。范雎对秦国政治的批评着重于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内政方面，范雎认为必须坚持商鞅“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主张，就是宗室贵族也不得无功受官。范雎认为要保持国君的绝对权力就必须改变宗室贵族专权的“擅厚”状况，否则国君就有大权旁落的危险。这当是指穰侯专权的现象。在对外方面，范雎认为应该实行“远交近攻”的方针，不再搞合纵、连横的办法，更不能像魏冉那样越韩魏而攻齐，认为“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批评魏冉：“战胜攻取，利尽归于陶”“是穰侯为秦谋不忠”（《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范雎认为，应该先对与秦紧邻的韩、魏两国采取军事进攻的办法，是为“近攻”。对齐、燕等不与秦直接接壤的国家采取拉拢的“远交”方针，用重利和军事力量迫使这些国家至少保持中立，不敢发兵支援被秦攻击的韩、魏等国。这样秦国攻取的韩、魏等国的土地马上就能同秦本土连成一片，使尺寸之地皆入于秦。同时范雎还提出了在战争中着重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观点，主张“毋独其地而攻其人”。很显然，范雎的攻击矛头除了穰侯魏冉以外，还包括太后、华阳君、泾阳君等秦宗室贵族。范雎的分析大为秦昭王所赏识，拜雎为客卿，与谋兵事。第二年，昭王用范雎谋，使五大夫绾攻魏，取魏地怀（今河南武涉县西南）和邢丘。再次年即公元前266年，秦昭王正式下令罢免魏冉、废太后，把穰侯、华阳君、高陵君等贵族驱逐出函谷关，到定陶就封，不得留在咸阳。同时公布任范雎为相国的命令。范雎相秦，开始了秦国向东大扩展的时期。

范雎任相的第二年，秦将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次年又“攻韩南阳，取之”。再次年秦将王贲“攻韩，取十城。”由于秦国实力强大，奉行的又是“远交近攻”的方针。齐、燕、楚等国都不敢出兵救援韩、魏等。结果韩魏二国在秦的全力进攻面前，连连败北，丢城失地，秦国土则不断向东扩展。又过了二年，即公元前262年，秦又攻取了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把韩的上党郡与韩本土隔开了。韩国想献上党郡向秦求和，遭到上党太守靳黈的反对。韩桓惠王另派冯亭去代替靳黈，但冯亭到任之后也不愿降秦，反而向北投降了赵国。赵的上党郡本来就同韩上党接壤，得到冯亭的降表，便派大将廉颇率军四十余万将韩上党郡接管了过来。赵国经武灵王“胡昭骑射”而改革后，国力日盛，齐国破败以后，它是仅次于秦的一个强国。所以敢于直接与秦对抗。秦国快要到手的韩上党被赵国不费一兵一卒的拿走，当然不会善罢甘休，这样便触发了秦赵之间的一场大战——长平之战。

赵军主将廉颇是战国时期的名将，有勇有谋，老练持重，率军进驻长平（今山西高平县）与秦军相距，三年不分胜负，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换了廉颇，代之以纸上谈兵的专家赵括。赵括是大将赵奢之子，善谈兵法，其父尚且谈他不过，就是没有实践经验。赵奢临死曾再三叮嘱不能让赵括将兵，否则必坏大事。其母也不同意赵括接受任命，但赵孝成王不听劝阻，还是撤了廉颇。赵括一到长平，便改变了廉颇的战略，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大举进攻。秦昭王见赵国上了圈套，密调武安君白起到长平前线，替代王龄为秦军主将。白起老奸巨猾，极有作战经验。见赵军出动便分兵两路，一路佯败诱敌，一路迂围到赵军后面，切断了赵军的退路。赵括不知利害，见初战获胜便指挥大军继进，结果陷入秦军包围。秦昭王得知赵军陷入重围，亲临前线，征发国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入伍参军，加强对赵军的包围。赵军被围四十六天，经过无数次的激战，突围不成，粮食倒吃完了，赵括在绝望之余亲率大军突围，结果死于乱箭之中，赵军失了主将，又饥又乏，全部投降了秦国。白起怕降卒哗变，不好控制，竟于一夜之间将四十余万降卒全部活埋了。这是白起制造的一次骇人听闻的大惨案。赵国前后共损失四十余万人马，从此一蹶不振。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投入了一百多万军队，秦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伤亡亦已过半。

长平之战后，秦军进围赵都邯郸，赵向魏求救，魏安釐王派大将晋鄙率十万大军驻在赵魏边境汤阴声援赵国，但因畏秦报复，不敢下令进兵。那时秦军在外旷日持久，锐气大减，且白起坑杀降卒的残暴行为，激起了赵人的义愤，赵国军民死守邯郸，秦军被阻于坚城之下，不能得手。公元前257年，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窃得魏王兵符，发兵救赵，楚兵同时来救，秦兵大败退去，秦将郑安平被联军包围，率二万余人向赵投降。三晋趁胜夺回了被秦占领的一部分土地，魏还占了秦的定陶，并攻卫，楚也乘机灭了鲁国。

秦围邯郸虽然受挫，但并没停止向东发展，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秦灭西周（西周时分封的一个小国），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又灭东周（从西周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国），置三川郡，扩地到韩的荥阳，接着又在二年内击败魏、赵，攻取河东大片土地，置太原、上党二郡。至此秦已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上党郡、太原郡，挫败了东方诸强国，并灭六国的形势逐渐成熟了。

第三节 封建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

一、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战国以来，由于封建制度的确立，生产者从奴隶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他们的身份从奴隶变成了农民，他们的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各国的变法运动和大力推行的“耕战”政策，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到了战国中期，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

进入战国，社会经济获得大发展的主要原因除了上述政治方面的因素外，生产工具的改革，冶铁业的进步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本来，我国在春秋前中期已经掌握了冶炼生铁的技术，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这一技术的发明比欧洲要早一千多年。到春秋后期，冶铁规模已越来越大，吴王阖闾铸造“干将”和“莫邪”两剑，光负责鼓风和装碳的工匠就有三百人之多。进入战国，已经会炼钢了，战国时代的铁兵器有称为“白刃”的，白色的刀口该是钢制的。楚韩两国都以铁兵器的锋利著称。直到汉代谈到剑还是以“墨阳莫邪”连称，以“棠谿、墨阳”连称，享有“强楚劲韩”的称号。荀子说楚国“苑钜、铁，惨如蜂虿”（《荀子·议兵》），钜即是钢铁，即铁矛。苑是楚国最著名的冶铁手工业点，在今河南南阳县，亦称苑冯，地处楚韩交界处，曾一度为韩攻占。棠谿、墨阳是韩国著名的剑戟冶炼处。据记载，韩国的冶炼钢铁的手工业点是最多的，著名的除上述两处外，还有冥山、龙渊、邓师、合膊、太阿等地。所产兵器均以锋利驰名天下。可以想见，楚韩两国不仅会冶铁而且也会炼钢了。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器的使用比春秋时期更为广泛与普遍。春秋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限制，有的生产部门仍以青铜工具为主，如采矿业。因为当时铁称为恶金，其硬度不及青铜。不宜用来开矿。进入战国，这种情况就完全改变了。这从地下发掘也可得到佐证。1974年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古矿井遗址，属春秋时代的矿井中发现的斧、锛等大量工具全系青铜制品，而属于战国中后期的那处矿井中出土的大批同类工具则全部是铁器，计有铁斧、铁钻、铁锤、铁锄、铁耙等等。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战国时期的铁器使用比春秋时代更为广泛。此外，铜禄山古矿井遗址还向我们揭开了当时冶铁事业规模之大，矿井附近，光是现有残剩的炉渣就有四十万吨之多，有的地方堆积达几米厚。这儿出土的铁工具有熟铁铸打和生铁铸造两大类型，经化验，其中铁斧还进行过退火处理，变成了白心可锻铸铁件，克服了生铁的脆性和易断等弱点，可见当时冶炼技术的进步。“文化大革命”以前，河北、山西、河南、陕西、辽宁、四川和湖南等省都有战国时代的铁器出土，其中有犁、铧、锄臿、镰刀、铁斧等农具。在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墓中出土的一百六十多件铁器中有五十八件是铁农具。河北兴隆县出土的战国时代在铸造铁工具的铁范七十余件，重三百八十余斤。这些都说明，战国以后铁工具使用于农业生产是更加普遍了。不仅如此，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铁器工具的质量也大为提高，春秋前期那种铁器硬度不及青铜器的情况也就随之消失，否则铁兵器要取代青铜兵器是不可能的。进入战国，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冶炼技术的进步和铁工具的改进与广泛使用应当是个重要的原因。

冶铁业的发展，也为兴修水利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进入战国，普遍地废除了井田制，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也就不再受阡陌封疆的限制，奴隶的解放和生产率的提高又为兴修水利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的执政人物都把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提到了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从《管子·度地》篇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除五害之属，以水为始”。各国都设有专门负责水利的官员。春秋时代旧有的水利设施得到了扩大，新建的则更多。楚国在今安徽寿县的名叫“芍陂”的水库整修一新，受益土地面积更加扩大，还在汉水和云梦泽之间开运河以利交通。魏国邺令西门豹主持兴建了十二条人工水系，引漳河水灌邺（今河北临漳县），不仅解决了当地缺水浇灌的问题，而且还改良了大片盐碱地。齐国则开河沟通了淄、济之水。这些都是较大的水利工程。在没有河流湖泊的地方，人们就挖井汲水，中原地区使用桔槔汲水灌田已很普遍，取代了过去抱甕灌田的老办法，效率提高了许多倍。

战国中后期的水利工程有了更大的发展，最有名的“都江堰”和“郑国渠”就是在这时建成。这些工程的完成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制天命而用之”——对大自然作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都江堰”在今四川灌县一带，是秦昭王时，在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的组织下，当地人民克服了种种困难，因地制宜，征服岷江水患的辉煌成就。“都江堰”的修建不仅解决了岷江泛滥成灾的问题，而且还便利了航运和灌溉，受益农田达三百万亩以上，“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华阳国志》卷三），使成都平原一跃而为“天府”之地。“郑国渠”是秦始皇即位初期开始动工，由关中数十万人民用了十多年时间才告成功的大型水利工程。该渠的建成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故事。原来郑国渠的起因是一件政治阴谋。韩国为了削弱秦国的力量，派著名水工郑国入秦建议秦国搞这一工程，因为郑国渠规模之大需要十余万劳力持续不断地搞十多年才能成功，韩国唆使秦修此渠目的是为了疲惫秦国，使其无力出兵关东。工程开始后好几年，秦国才获悉这一阴谋。但秦王政决定化害为利，将工程进行到底，继续让郑国负责郑国渠的修建工作。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克服无数的困难和险阻，终于大功告成。郑国渠的修建，沟通了泾水和北洛水，全长三百余华里，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灌溉渠道。郑国渠建成后，灌田近三百万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自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史记·河渠书》）。都江堰与郑国渠都在秦国建成，是与秦国奉行的法家政治路线分不开的。

进入战国，农民多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有了个体的经济，虽然只是很少一点，但比起奴隶来总算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劳动成果，这就必然大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墨子·非命下》说：“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日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显然这已不是奴隶的心理状态，而是农民的了。在耕作技术方面，有了明确的要求“五耕王耨，必审必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吕氏春秋·任地》）。尽可能做到深耕细作，对于肥料的使用也更加注意。除粪肥外已知用草木灰或泡制绿肥，并知道用动物的骨灰和麻子煮汁拌种，种在不同的土壤里，称为“粪种”。已知识别不同的土质，将土地分为九等，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知道边种植边改造土壤的道理，叫作“土化之法”。人们对时令与作物生长的关系更加重视，对农作物的“得时”“先时”和“后时”三种情况也作了具体的分析与研究。这方面的知识也更为丰富。农作物的种类也增加了。各国根据不同的气候条件与土质情况，普遍地种植了稻、麦、黍、稷、菽等粮食作物以及麻、桑、桐、漆等经济作物。而且产量也较前大为增加，有些地方的粮食亩产（指单产）达二百五十斤左右。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和市场。铁器的普遍使用又为各类手工业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战国时期的手工业就在这个基础上迅速发展，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水平提高，手工业部类也大为增加。

纺织业较前发达得多了。丝帛麻葛的织造遍及城乡各地。除了小农经济的家庭手工纺织外，各地都市已有专门纺织的手工作坊。齐国的女红最为出名，产品经销各国，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史记·货殖列传》）。文献上记载战国时期的锦、绣很多，花色也多种多样。近年来在长沙楚墓出土的丝织品，证明战国时已出现绢、绸、纱等类织物，有平纹、罗纹等织造法。长沙出土的一块麻织品经过鉴定，密度为经纱每十厘米二百八十根，纬纱每十厘米二百四十根，略高于现在的龙头棉布，可见当时的纺织技术已相当进步了。

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工具应用于矿业开采，铜的冶炼也发展起来。春秋以前，青铜主要用来铸造贵族的礼器、乐器、酒器和兵器。到了战国则用来大量铸造生活用具，如釜、甑、镜、带钩等，另外工艺美术品和钱币也都用青铜，这一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战国间社会大变动的事实。战国以来，铜器的制造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复杂的器物已知用焊接的方法。已知用不同的铜锡比例和不同的冶炼温度，铸作各种不同用途的器物。如《考工记》就记录有各类青铜器的铜锡合金比例，至今看来仍有其科学根据。已知讲究“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荀子·强国》）。

制陶工业也有发展，烧制青灰砖是战国制陶业中的一大发明。我国古代建筑中使用的砖瓦的几种基本类型，这时大都已出现。“空心砖”是战国后期制陶工业上的重大创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战国时的煮盐业也极为兴盛，其中海盐以齐、燕两国最为发达，《管子·地数》说：“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井盐则以秦国巴蜀地区为最，此外魏国河东、安邑一带的池盐也极为著名。

漆器工艺是战国时代一个新兴的手工业部门，直到春秋末战国初，漆器还是附属于木器业的一个分类，战国中期开始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漆器的运用范围很广，从生活用具到生产工具乃至武器和棺木都用得到它，漆器不仅美观而且还有防腐耐久的作用。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现漆料和制作漆器的国家。

此外，竹木业，皮毛业，酿酒业和玉器等手工行业都普遍地有了发展。

春秋以前“工商食官”，工商业主要是由官府经营，产品也主要是为贵族官僚挥霍使用。进入战国，地主阶级的私有制代替了奴隶主阶级的公有制，手工业生产关系上最大的变革就是私营手工业的兴起。当时的手工业除了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手工业以外，有官营和私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三类。官营手工业仍由政府经办，主要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政治和军事各方面的需要，产品很少拿到市场上交换，似乎还有“工商食官”的味道。私营手工业则以生产商品为主，为满足市场需要，如陶朱公的弟子猗顿以煮盐起家，魏国的孔氏，赵国的卓氏和郭氏都以冶铁发财。这些靠经营手工业起家的人往往都成了著名的大商人。个体手工业者一部分是奴隶解放而来，有些则是农民弃农为工而成。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中，每个行业通常集中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中心。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了战国时期商业的繁荣，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当时不仅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日用品和奢侈品大都依赖于市场，就是私营□□手工作坊的业主和个体手工业者也完全依赖于市场。广大农民也需要通过市场来交换和处理一部分生产和生活用品。至于商人就更离不开市场，他们靠各地的市场买进卖出，牟取利润。如战国初年的大商人白圭就是靠经商起家，丰年他大量买进粮食，卖出丝漆；荒年就以较高的价格售出粮食，买进絮帛，靠这种投机经营发了大财，成为一时巨富。由于白圭精通生意经，历来被视为商人的老祖宗。战国时代商业之发展极为可观，据《荀子·王制篇》记载，当时许多商品，如北方的马（良马）犬，南方的羽、翮（大羽），丹砂金，东方的鱼、盐、紫绤，西方的皮革、文旄等都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商品。住在水泽地区的人可以买到木材山货，住在山区的人也可以买到水产，农民不动刀斧，不陶不冶可以买到各种器械，工商业者不种不织可以得到粮食等等，可见当时的商业已相当发达。各国统治者都把商业的税收作为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的甚至为了争夺一个商业中心而发生战争的。

工商业的发展使城市日趋繁荣，国都往往又是这个国家的商业中心，城市人口显著增加，新的居民点也不断出现。《战国策·赵策》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这是就一国而说。至于就一个城市而言，城内是车水马龙，店铺林立，一片繁荣的景象。宋国的定陶，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鄢郢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商业中心。战国人苏秦描写齐临淄城的繁华状况时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又有人描写楚都鄢郢商场上热闹，说早上穿上的新衣服，到晚上就挤破了。这些话虽然不免有夸大之处，但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城市已经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之繁荣已是十分可观的了。当然这种繁荣完全是相对以前而言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用于自己享受，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因此，战国时期的商业虽然有空前的发展，但不能对之评价过高。

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水陆交通和运输，据记载当时航行于岷江，长江的“舫船”长数丈，能载五十人和足够用三个月的粮食，顺流而下，日行二三百里。陆上交通更为发达，各国都有交通大道，可通车马。后来秦始皇修驰道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发展。秦国的“千里栈道”也在此时出现，它对陆上交通是一项重大的贡献。

战国时代的经济总的说来是有很大发展，但并不是每个国家与地区都是一样的，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出现不仅与一个国家的自然条件和人口密度有关，而且与各国的社会改革有极大的关系。如楚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气候也不错，但由于社会改革不彻底，从春秋到战国它是落后了，经济发展的程度就不及魏、秦等国。秦国辟在西戎，原先比较中原各国来都要落后，但商鞅变法后关中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一跃而为政治、经济和军事最最强盛的国家。

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把社会生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这毕竟是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一种老的剥削制度。当时的社会，一方面是王室（非周王室之意的王室）权贵、官僚、地主和商人田连阡陌，资财巨万，穷奢极欲；另一方面是贫苦的自耕农民，依附农民甚至雇农以及小手工业者和奴婢，他们所处的地位较之奴隶社会当然有所改善，但是在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他们依然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这一切都说明，封建社会并不是农民的天堂。

二、科学文化的新成就

战国时代，我国由奴隶社会转变成封建社会，社会生产以奴隶社会所不曾有的速度发展着，显示了封建制的优越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的长期实践，使得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在战国时期的文籍中，记载了不少劳动人民积累的自然科学知识。当时农业已成了专门研究的对象，出现了农家学派。农学专著《后稷农书》也问世了。此书今天虽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中还保留了其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和《审时》四篇。和农田水利以及水利交通发展有关的水利工程知识日益丰富，出现了像李冰那样杰出的水利专家。由于手工业的发展，我国最早的手工业专著《考工记》也在这时出现。其中录有的配制青铜的六种方剂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成分规律表。另外在《墨经》中还有关于力学、光学、数学的记述。名家学派“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命题，不仅提出了物质是无限的思想，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学微分概念。进入战国，天文学也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人们对天体运动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专门观察星象、研究天文的学者和著作。著名的如齐国的甘德（又称甘公）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的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在战国中期，约公元前三百五六十年，甘德和石申就精密地记录了一百二十颗黄道附近的恒星位置和这些恒星距北极的度数，他俩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希腊的著名的多勒米恒星表还要早上二百余年。历法一年长三百六十五点二五日，十九年长二百三十五个月（即每年十二个月加十九年中的七个闰月），这就是后来所叫的四分历。用磁石制造的辨别方向的仪器“司南”也已发明。人们的地理知识大为扩大，出现了《山海经》《禹贡》等地理学名著。名家的惠施已经想证明地是圆的了。

医学和生理卫生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称为“扁鹊”的齐国医师秦越人就是战国时代大名鼎鼎的医学权威。百姓视之为“医圣”。扁鹊精通内科、妇科、小儿科和五官科等病理和方剂、针灸等技术。发明脉理，能望色、听声、观形，知病轻重。扁鹊明确反对巫术，说病有六种不可治，“信巫不信医”就是不可治的一种。他曾周游列国，为人治病，能根据各国风俗习惯的不同变换不同的医科。相传有一次扁鹊路过虢国，虢太子病，众臣都以为已死，扁鹊诊断后力排众议，断言太子未死，后经扁鹊精心治疗，太子果然复活了。原来这是一种“假死”现象，极难发现。所以天下传其能“生死人”。扁鹊著有《难经》八十一篇，以问难的形式阐明《内经》本旨。另外，战国时期著名的医书尚有《黄帝内经》十八篇。这些著名的医学著作总结了我国先秦时期的医学实践和医疗经验，是中医学上的宝贵财富。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战国时期成为我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整个奴隶制时代，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战国时代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和他们的许多著作，是我国宝贵的古代文化财富。诸子的著作如《孙子兵法》《商君书》《孙膑兵法》《荀子》《韩非子》《孟子》《庄子》和《吕氏春秋》等不仅是各家的政治思想著作，在文学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如《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是优秀的散文，文体风格各不相同，但都有严密的逻辑性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文学上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在古代诗歌方面，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楚辞》是屈原吸收楚国民间语言，运用南方歌谣的形式和韵律，创造的新体诗，是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作品。它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大解放。

屈原的政治生活是一个悲剧，但却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表达了作者对当时黑暗政治的愤恨和对国土热爱的强烈爱憎感情，构成了感人的艺术风格，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空前的杰作。另外还有《九歌》《招魂》《天问》《九章》等二十多篇诗文，都是不朽之作，说明了在二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文化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文化艺术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屈原的诗歌中也夹杂着一些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情调，这是由屈原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战国时期，在绘画艺术方面，壁画和帛画都有了新的发展。在官府和地主富商的宅第墙壁和门户上，多绘有人物、鸟兽、云彩、龙凤等图案。已有专业的绘画人员称为画师，《韩非子·外储》说：有画师“为周君画策，三年而成，君观之”，“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周君大悦”。据说屈原《楚辞》里的《天问》就是面对着楚国神庙里的壁画创作出来的。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山土的“凤夔人物帛画”，画着象征生命的凤鸟战胜了象征死亡的兽的情景，笔调刚健，画得非常生动。

战国时期的艺术也有划时代的进步，在工艺美术方面青铜器的制作多极精美，形式轻便而多样，花纹细致，大多用鸟兽形图案作附饰品，花纹中有描写现实生活的画像。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的水陆攻战铜鉴，上铸铜像四十组，计二百九十二人，表现出人物格斗、射杀、划船、击鼓、犒赏、送行等各种姿态。河南辉县赵固镇战国墓出土的宴乐射猎纹铜鉴，全图有三十七人，三十八只鸟兽，六十六件器物，描写着宴饮、音乐、舞蹈、射猎和各种游戏。青铜工艺的另一个突出的发展，是金属细工艺的创造，发明了印制花纹的印版，创造了镂刻、金银错、镶嵌、鎏金等技术，一直在我国的金属细工艺上发出光彩。漆器工艺也很发达，在漆器上也多饰有彩绘，有人物鸟兽同神怪等花纹图案，线条刚劲，造型精致。长沙墓出土的漆器，彩绘的色彩至今仍保持鲜艳，针刻的漆奁上的云气纹，非常精致、灵巧，有飘扬流荡的艺术效果。

所有这些光辉的成就，都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光辉的创造。它生动地说明了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战国时代的文化艺术的发展对我国以至全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思想领域内的百家争鸣

进入战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切旧的观念，旧的制度，旧的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动摇而终于崩溃。这一社会现实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便是所谓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战国时期，从各阶级的分化集结过程中，派生出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于是“士”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便有了新的内容，他们一部分由贵族和旧贵族下降而来，大部分则有平民阶级上升而成。他们走公室（非周王室下的公室），跑私门，不狩不猎，不工不商，靠知识糊口于四方。此外还有武士，是以当兵为职业的，又有所谓“隐士”和“任侠之士”。士的品流复杂，以至于鸡鸣狗盗之徒，引车卖浆者流，都可以成为士，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大变动。

“学在官府”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私人讲学之风大行。私家养士动辄数千，战国四公子即赵的平原君，魏的信陵君，齐的孟尝君和楚的春申君都以养士著名天下。封建政府也设立学校，招揽名士，培养官僚。士既多半由民间上升，则上层的礼乐刑政等所谓文化，也就因士为媒介而下降，文化便起了对流，不下庶人的礼乐，一部分也下来了，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一部分也要登上去。诸子百家从不同的侧面吸收了当时的文化知识，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辩，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名家、农家，还有纵横家、杂家和小说家等等。

各个学派在建立时大都带有一定的地域性，例如邹鲁是儒、墨的发祥地，三晋是法家的温床，南方的楚则是道家的摇篮，燕齐是阴阳家的出产地。各个学派互相批判辩论又互相影响。同一个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有不同的思想特色，以致引起内部的分化，在分化中又酝酿出新的学派。战国晚期，伴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逐步形成，又有些学派力图综合其它学派，对诸子百家的争鸣作出理论的概括和批判性的总结。就阶级属性来说，诸子中除孟子一派的儒家和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派别，甚至还有农民阶级的思想反映，如许行为首的农家。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就是孟子的儒家，其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孔子儒家思想的翻版，而是有所发展，特别是战国后期的荀况为代表的新儒家已经大量吸收了法家的思想以及其他各家的思想，跟传统的儒家已经可说是同名而不同实了。有人甚至称荀子是法家。这也难怪，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这种儒法合一的现象反映了时代本质的变化。儒家在孔夫子时代，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这是由当时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所决定的，但进入战国以后，特别是到了战国后期，经过了三百多年的斗争和发展，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不仅已经确立而且日益巩固了。在这种情况下，原先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儒家就日渐失去了依附的对象，它作为政治派别存在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改换门庭，投靠新主子，就是它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以后，同广大农民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它的剥削阶级的本性使它感到，儒家原先维护奴隶制的某些做法和手段可以用来维护它的封建制，有些儒家的理论只要稍作修改也能为地主阶级服务。这就为战国后期的儒法合流提供了可能的社会基础。荀况这一派如果一定要说是儒不是法的话，那么正是这种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新儒家了。荀子对孟子的批判，实在是新儒家对旧儒家的批判。

孟子与儒家

儒家学派原是由孔子创始的。孔子死后分裂成好多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代表人物就是孟轲和荀况。

孟轲，鲁国邹人。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390年到公元前305年间，他的老师是孔子孙子思的学生，孟子的学说可称得上是孔子的嫡传了。孟子与齐宣王、魏惠王同时，带着车子数十乘，侍从多至数百人，像孔老二一样周游列国，游说齐魏等国君。晚年回家著书七篇，虽然他的学说被各国君主视作“迂阔而疏于事情”，但却给当时和后来的思想界以极大的影响。

孟子思想的中心是仁义学说，孟子思想的代表作《孟子》七篇，充分发挥了孔子的这一理论。孟子所说的“仁”就是“恻隐之心”，“义”就是“羞恶之心”，“礼”就是“恭敬之心”，“智”就是“是非之心”。在他看来，仁义礼智是人性所固有的。如果能扩而广之，则“人皆可为尧舜”。但这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一般的劳动者是做不到的。孟子还是“天才论”的鼓吹者，认为君子有“良知”和“良能”，何谓“良知、良能”？其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孟子从反动的儒家立场出发，自然看不起劳动人民，一方面宣扬有“良知”“良能”的君子，一方面又把广大劳动人民说成是天生的被统治者，胡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对孔丘愚民思想的一大发展。对人性的看法，孟子是“性善论”的创始人，认为人性本来是善良的，只是后天才变坏了的，只要注意向内的反省和自学，“求其放心”“反求诸己”就会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后人著《三字经》中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等句，就是孟子这一思想的反映。对人性的看法，实际上是对社会的看法，孟子在当时提出“性善论”很可能是针对法家提倡的“严刑峻法”，反对法治的一个理论根据。后来的荀况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不厉行法治就不能治天下，则完全是为其法家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了。

在政治思想上，孟子提倡“仁政”。认为要实现这个仁政，必须首先从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着手，在他看来，奴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是值得仿效的，只要以“先王”为榜样，那么“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就必能使“仁政”遍布天下（《孟子·离娄上》）。所以孟子又是“法先王”的鼓吹者。这种历史观不是朝前看，而是朝后看，认为今不如昔，无疑是反动的了。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按照他的设计“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八家必须是“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大家“死徙无出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但是这种主张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形成，土地兼并已经发生的时代，自然不可能得到实现。孟子周游列国，摇唇鼓舌地进行游说，但却得不到各国君主的赞同，因为时代已经前进了，要想开历史的倒车必然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孟子的遭遇同孔子是差不多的。孟是反对纯经武功的“霸道”和各国统治者之间争域夺地的战争，主张善战者应该“服上刑”。孟子推崇的是“王道”，在他看来，把“仁政”推广开来就是所谓的“王道”政治了。他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就是说王者要实行仁政和仁义，使民众自然地服从他的统治，他宣称只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便可以“治天下若运之掌上”，实现理想中的大一统局面。

孟子还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等近乎五行推算的说法，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所以后来的荀子说孟子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比孟子晚的邹衍扩大五行学说，成为阴阳五行家。秦汉时孟子一派的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结合，大得统治者的尊信。

综观孟子的思想，基本上仍是孔丘儒家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孟子所处的时代毕竟不是几百年前的孔子时代，在继承孔丘儒家思想的同时，不可能一成不变，特别是孟子的仁政学说，就含有一些孔子所不曾有的积极思想，如痛斥民贼，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是逐诛独夫暴君的正当行为，而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如重民轻君，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得民心的人做天子，天子失民心就成了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如君臣关系，说君待臣像手足，那么臣待君似腹心，君待臣像犬马，那么臣待君像路人；君待臣像土芥，那么臣待君就可以像仇敌。又如限制君权，说国君用人或杀人，不要单听左右亲近人的话，也不要单听大夫们的话，要国人都说这个人可杀，经国君考察后才决定杀用与否。孟子的这些思想，无疑有其进步的意义。他欣赏西周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不满意当时（指战国时期）政治现状，这点同孔子相似，但是孔子赤裸裸的鼓吹复辟西周奴隶制，采取了极端顽固的敌视现实的僵硬立场，为时代世人所不容，“累累若丧家之犬”。所以孔子后半生的境遇比前半生还要窘迫，还要悲惨。这当然是作为顽固的逆潮流而动的政治派别代表人物的必然下场。孟子在这个问题上与孔子就不同。他采取的是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所以孟子的一生比孔子要得意得多，所到之处各国国君待之若上宾，一度任齐宣王客卿，后因政见不同，弃官而去。但决无孔子那样的狼狈相。孟子想复古，但其着眼点在于怎样游说各国的君主实行他的那套“仁政”，把他认为是好的古代制度和办法付诸实施，以行王道，而不是着重宣扬奴隶制复辟。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封建制度在各国已经普遍确立，地主阶级专政也日益巩固，原先儒家所依附的奴隶主阶级绝大部分已变为新的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他们过着甚至比以前还要优裕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夺回失去了的天堂”的问题。新制度固然使他们失去了一些特权，但封建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物质利益所得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失去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社会阶级关系的这一变动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便是儒家逐渐从一个政治派别变为学术派别，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他们所主张的复古乃至于复辟已有了不同于孔子时代的新内容。就孟子而言，就是所谓的“仁政”学说。所以如果要说孟子是同孔丘一样的奴隶主复辟狂，即就未免牵强附会了。当然，必须看到的是两人的这一差异正是社会与时代不同所造成的，并不是各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如果依此就下结论说孔子想复辟，孟子不想复辟那就又过于简单化了。

孟子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由于他十分注重问内的反省和自学，对人的主观精神作用就强调得过了分，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对后世的儒学有很大影响。

墨子与墨家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翟，又称墨子，生卒年月为公元前478至公元前392年。相传为鲁国人，又有说他为宋国人的。墨子晚于孔子，学习过儒学，但他反对孔子，提出了一系列与儒家针锋相对的学说，创立了墨家学说。他和他的弟子组织成团体，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其领袖号称“巨子”，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巨子的指挥。墨子死后，墨家分成相（柏）夫氏、相里氏和邓陵氏三派，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可见墨家影响之大。从时间来看，墨翟活动年月正好在孔子死后而孟子尚未出生，所以墨子所反对的并非孟子一派的儒学而是孔子的儒家学说。孟子作为儒家的正统继承人起来捍卫儒学，攻击墨家学说则是后来的事。

墨子是有神论者。他认为“天”是自然界和社会界的最高主宰，国君为天所立，人民万物为天所生，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去尝善罚恶，尝贤罚暴。他主张“天志”“明鬼”。“天志”就是把天的意志看成“天下之明法”，即人们行为的规矩。墨子反复证明鬼神之有，认为人间的君主不过是上天神仙老爷在地上的投影，贵族在生前统治着世界，死后也统治着世界；庶人在生前事奉着贵族，死后也事奉着贵族。这无疑是墨家思想中最落后的东西。

墨子既承认鬼神的权威，当然也就承认人世间的“王公大人”的权威。在他看来，王权为天所授予，国君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王的是非就是天的是非。必须“一同天下之义”，“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这就是墨子的尚同思想，尚即崇尚，同即同一或统一，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者的权力，使其能够一统天下。在用人方面，他替人君所设想的，就是怎样“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他心目中的“贤”就是那些能够保卫王权，遏止“淫暴”，消除“寇乱盗贼”的人。但他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把“贤”“能”视为选人的标准，所以又主张尚贤。这对儒家的“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任人唯亲路线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墨子提倡“兼爱”和“非攻”。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而且是不分差别等级，不论厚薄亲疏的相爱，认为天下之所以纷乱争战不休，就是因为“不相爱生也”。他把“兼相爱”和“交相利”结合起来，宣称“爱人”不能够离开“利人”。他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这一观点虽然有超阶级的味道，但在当时仍不失为反抗贵族特权的积极意义。墨子是反儒的，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但却是“爱有差等”，墨子提出“兼爱”说，显然是以儒家为攻击目标的。“非攻”是对战争的非难，墨子说既然大家都知道偷盗他人之物是不义的行为，为什么通过战争去掠夺他国财物不应该受到非难呢？他反对这样的掠夺性战争，认为攻人之国等于侵犯最大的私有权，就是最大的不义。进入战国以后，各国之间的战争比春秋时期更加频繁，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也更甚，老百姓希望能安居乐业，当然不愿意战争，所以墨子的“非攻”主张，实际上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墨家不但反对侵略战争，而且还亲自去帮人守城，抵抗别国的进攻。相传楚欲攻宋，墨子一方面派弟子赴宋帮助守城，自己亲自步行十天十夜，赶到楚都朝见楚王要求停止攻宋。这和儒家坐着马车，冠冕堂皇地游历的情况就完全不同。

墨家又主张“节用”和“节葬”。墨子认为当时人民最大的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把这称为人民的“三患”（《墨子·非乐上》），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使各从事其所传”，即要求大家都各尽所能、增加生产，另一方面就是禁止任何浪费，从根本上反对一切较好的物质生活享受，认为生活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了。这就是“节用”。墨家的“节用”主张还包括反对人们的音乐艺术生活，即所谓“非乐”，把音乐艺术一概归为奢侈之列，这就未免又过分了。“节葬”即要求本着节约的原则办丧事，反对“厚葬”，避免浪费。墨家的“节用”和“节葬”思想不仅是对儒家的批判，而且还是对当时统治阶级豪华生活的抗议，自然不会得到王公大人们的采纳。墨家的这一主张，可能跟墨子的出身有关，墨子出生于何种家庭尚无确切史料可考，但他自称“贱人”（《墨子·贵义》），可见他的出身是贫贱的，至少不会是奴隶主贵族，但同样也不可能是奴隶。墨子生活十分俭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鲁问》），和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态度就迥然不同。

墨子所带领的学生，生活情况也和墨子本人差不多，他们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墨子·鲁问》），脚上着的是麻或木做的鞋，即所谓“跂”（《庄子·天下》），生活和一般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差不多。所以抓住墨子的某些消极思想把墨家说成是奴隶主或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恐怕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有的思想反映了农民的要求，有的又像是手工业者的主张，墨家一开始就很重视技术，内部不乏能工巧匠，墨子本人就是一个连公输般（即传说中的鲁班）都甘拜下风的技艺极佳的匠师。

到了战国中后期，社会物质生产和自然科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候的墨家坚持“以名举实”的原则，剔除了前期墨家学说中的“天”“鬼”等迷信观念，并在批判名家诡辩论的斗争过程中提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古典逻辑学。后期墨家的另一大成就是相当成功地掌握了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和贡献。

墨家的学说遭到儒家的激烈反对，孟子说，“爱无差等”是“邪说”、“淫辞”，和洪水猛兽一样。荀子则批评他“蔽于用而不知文”。道家也抨击他，认为他的学说：“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老庄与道家

道家学派的源头一直可以上溯到春秋，创始人就是老子。战国中期，齐威王想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自称为黄帝的后代，借用老子思想的积极方面为己所用，加强统治，便将老子的思想称为“黄老之术”。早已出土的陈侯因（齐）敦（齐威王名叫田因（齐）亦称陈因齐，陈侯因齐即齐威王，敦是古代用来盛小米的器物）上的铭文有“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字样，就反映了齐威王的这一思想。进入战国后道家逐渐形成三个流派，有宋钘、尹文派，有田骈、慎到派和继承老子最多的关尹（环渊）派。他们大都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游学过，所以又被称为“稷下黄老学派”。当时的稷下学宫，黄老思想盛行一时。宋、尹一派继承了道家的一些思想，又吸收了儒、墨两家的不少东西，比较接近于儒法。他们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它是一种超越时间，空间，不能用感官来认识的东西，万物都由它生成。这点与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但他们又认为“道”具有道德论理的性质，即现实的道德规范仁、义、礼、法都是“道”本身所固有的，因而是永恒的。这样的“道”又可称为“神”（非人格化的神）“精气”或“灵气”。这一点上同老子的解释就有不同。宋、尹学派对后来的孟子、荀子等有很大的影响，它在先秦思想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连锁作用。

田骈、慎到的一派把道家的理论向法理方面发展，演化为法家。

关尹一派发展了道家的权术思想，主张愚民政策，甚至否定一切文化的效用，如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这种思想对后世统治阶级有很深远的影响。

但是战国时代最有名的道家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是此时道家的中心人物。相传为宋国人，曾为漆园吏，是个很小的官。他的师承关系不很明白，年代约与孟子相当。他没有到过齐国，也没来过稷下学宫，因而他同上述几派的头面人物好似没有直接的关系，其中像尹文或许还是他的后辈。庄子出现以后，道家与儒、墨才成为鼎立的形势。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万物只是一些迹相，而演造这些迹相的则是一个超感官的，不为空间和时间所限止的本体，这个本体就是所谓的“道”。道是无限的东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生出天地，生出帝王，生出一切的原理和准则，甚至连鬼神都是从它生出来的。但它自己却是“自本自根”是自己把自己生出来的。他要向“道”学习，拜它为老师，这就是所谓“大宗师”。他认为向这种“道”学习，人生的苦恼，烦杂，乃至死生的境地都可以得到解脱，和宇宙万物成为一体，一切都混而为一。一切都是“道”，“道”就是我，因而也就什么都是我，这叫作“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在庄子看来，只有“道”是绝对的，其它的见解如儒如墨，都只是相对的是非，相对的是非不能用作绝对判断的标准。他认为绝对的“道”统观一切，万物因其自然。“道”是变化无常的，物也不断的流离转徙，是忽而变为非，非忽而变为是。刚始分溃已有新的合成，刚始合成又有新的分溃；固执着相对的是非以为是非，那是非永远没有定准。你以一种相对的观念或符号来反对我另一种相对的观念或符号，你说我不是，我也可以回头说你不对，因此倒不如以绝对的观念或符号，去反对那相对的观念和符号，这绝对的观念和符号就是他所说的“道”。一切都笼罩在里面，浑浑沌沌，各任自然。

庄子是一位极端厌世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比起老子来更加颓废，没落，是黄老思想朝消极方向发展的代表。他所著《庄子》一书，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他对世间的一切都抱着不合作的态度，认为现实是糟糕得不能再糟了。他把王权看成脏品，在台上执政的帝王君主不过是些窃国大盗，用其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窃国者为诸侯”。他认为新制度代替旧制度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有些地方反而破坏了自然的“德性”，他说会驯马的伯乐使马受羁绊而不得自由；木匠为了制作器具而摧毁了淳朴的树木，因此社会的各项措施都不过是人类的“桎梏”（《庄子·马蹄》）。他讨厌眼前的一切，主张社会倒退到没有制度，人与兽同居，与万物相聚的自由自在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最理想的境界。眼前社会上的一切都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幻梦，要摆脱这种苦恼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的精神独与天地往来，把天地万物与人的主体精神合而为一，这样便能达到“道”的境界，即所谓“得道”——我就是“道”，“道”就是我，如果没有了“我”的精神世界，也就没有天地万物的存在。很显然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了。儒家复古，老子也主张复古，但庄子比他们倒退得更远，要求恢复到人兽共居的远古时代。庄子对当今的封建君主格格不入，但对被孔子吹捧得天花乱坠的西周奴隶制盛世也同样厌恶，毫无半点赞美之词，因此说庄子是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要求复辟奴隶制，那并不确切。事实上庄子是一个极端的厌世悲观主义者。所以会这样，很可能同他所处的社会与时代有关，庄子时正是宋王偃逐走宋君剔成，自立为王的时候，宋王偃是战国时著名的暴君，狂妄自大，攻击齐、魏、楚，与三大国为敌。挂起一个盛血的皮囊，用箭射破流血，叫做“射天”。酗酒淫妇人，群臣劝谏就被他射死。各国都说宋国出了桀纣，不可不诛。齐联魏楚，出兵灭宋，杀宋王偃。庄子是宋国人，目睹宋王偃作乱，正像狸猫和黄鼠狼东跃西窜不知高下，一朝被捉，无地逃命。战国后期，战争不断，争城夺地，讹诈无穷，辩士说客，议论纷纷。庄子对此深恶痛绝，都看作是黄鼠狼东跳西蹿，牛虻蚊子飞来飞去，不算一回事。反正现今的世道是坏到了极点，可说是一无是处，不如回到人兽共居的远古时代去。《庄子》内篇七篇，把战国社会的消极面集中地表现出来，他那种极端厌世悲观的思想和纵肆无边际的辩说，似乎要引导人们走向毁灭，走向人世的末日。郭象《庄子序》说：“读了他的书，自己好像经过昆仑山，入大虚境，游惚恍庭的样子了。”荀子批评庄子只见天不见人，的确庄子完全失去了人对自然斗争的自信心。

庄子之说是老子思想消极面的发展，不能完全代表老子，也不能完全代表战国时代的黄老学派。所以两汉时黄老并称，不称老庄，到魏晋时才以庄配老，并称老庄，与佛经一样同为腐朽的统治阶级所崇尚。

慎到与法家

慎到，赵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95年，死于公元前315年。慎到原属道家的一个流派，后来逐渐演化为法家的著名代表。他在齐的稷下学宫讲过学，宣传法家思想，负有盛名，慎到反对儒家的复古倒退主张，他在总结商鞅、吴起等人变法实践的基础上，“学黄老道德之术”（《史记·孟荀列传》），改造和吸收了老子思想的某些部分，提出了立法、重势，集权的重要思想，为地主阶级巩固政权，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慎到批判了儒家孟轲的“仁政”说教，提出要铲除奴隶主阶级的礼治，确立地主阶级法治路线的统治地位（《慎子·君臣》）。主张“唯法所在”，使一切无法之言，不听于耳。一切事务都依法决断，叫做“事断于法”（《慎子·君人》）。为什么有些国家立了法还要行私？有了君主还要推崇儒生贤人呢（《慎子·逸文》：“立法而行私”，“立君而尊贤”）？他认为这是由于国家没有坚定明确的统治途径，官吏缺乏固定的法律制度的缘故，这样在治理上当然要经常发生错误了，用其语曰，便是“国无常道，官无常法，是以国家日缪”（《慎子·威德》）。

慎到吸收了老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提出了“中央集权”和“重势”的主张，完善和丰富了法治理论，慎到从实践中认识到，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后，由于缺乏统治经验，往往给予臣下过多的权力，以致酿成国君大权旁落，发生变乱的危险。因此只有集中权力才能确保统治权的稳定。他吸收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认为君臣之道应该是臣下做实际工作，而国君用不着一样辛劳，用他的话说就是“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慎子·民杂》）。国君只要把权力牢牢握在手中，一切政事均用法制来决断，事情就好办了，这便是治国的大道理。即所谓“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慎子·逸文》）。他反对既立君，又尊贤，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削弱国君的威望，危害中央集权，一旦出现贤人和国君相争的局面，带来的混乱甚至比没有国君还坏。《慎子·逸文》就说：“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结果必然导致国家的衰亡。

怎样才能驾驭臣下，保证国君集权的实施呢？慎到又提出了“重势”的主张。所谓“势”就是指威势、权势，就是政权或统治大权。他认为“贤”“智”是不足以制服臣民的，只有权势才是可靠的。只要注重权势，借助于权势，使“权至位尊”便能“命行禁止”，一呼百应了。他比喻说“天上飞的龙是凭借云雾的力量，云雾一旦消失，龙跌到地上，便和蚯蚓、蚂蚁差不多了”（《慎子·威德》）。

值得指出的是，慎到改造和发展了黄老思想后，使法治理论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依据，他把老子思想中的唯心主义的“天道”说，解释为事物的规律，认为人们遵循规律办事就能成功，违背了规律就会失败。《慎子·因循》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他并以此来解释法治的产生，认为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发生于人类社会之中，合乎人们心理要求的东西，所以《慎子·逸文》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他认为人没有不为自己打算的，“人莫不自为也”，而立法制，明赏罚，就是遵循了这个道理，这样就能统一民心了。显然，慎到所说的“人心”，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利己主义，所说的法制，不过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这种从社会内部找寻法治根据的理论，同儒家宣扬的“君权神授”的天命观相比，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邹衍和阴阳家

阴阳家又称阴阳五行家，其代表人物是邹衍。邹衍是齐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05年，死于公元前240年。邹衍的思想受孟子一派的儒家影响很大，所以又有人将阴阳家说成是儒家的一个支派，所不同的是孟子学派主要讲仁政，其次才兼讲一点天文历数，阴阳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主要讲天文历数，其次才兼讲一点仁政学说。邹衍的地理知识极为渊博，谈天说地，无所不通，人称为“谈天衍”。阴阳与五行原先并不是相关联的东西。《周易》讲阴阳，《洪范》讲五行，原先只是解释宇宙的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前者是朴素的辩证法，后者是朴素的唯物论，邹衍把这两种思想混合起来，改造成唯心论，大大加强了它们的神秘性，创立了阴阳五行学派。他也就成了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人物。邹衍著书五十六篇，十余万言。

战国时期海陆交通开始发达，地理知识也相应大为增加。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解》以及比较真实的《禹贡》《周礼·职方氏》等书，都反映出人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黄河流域这么个小区域里面。邹衍地理方面的成就，实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他用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边的方法，先详述中国的九州名山、大川、道路、禽兽、物产、珍奇等。称中国的九州为赤县神州。以此推广开去，断言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州共有九个，又称为九州。外面有小海环绕，这样小海环绕的九个州又称为一州，这样的大州又共有九个，外面环之以大瀛海，一直要到这大瀛海以外才是天地的边缘。邹衍又用同样的方法，从当时上推至黄帝各时代的制度和盛衰，再往上推想到天地剖判以至天地未生成时的景况。这些设想虽然完全出于十足的臆测，但却大大扩展了人们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是阴阳五行学说中的有益部分。

邹衍学说中的有益部分是“五德终始”的循环论和命定论。所谓“五德”来源于“五行”说。“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根本物质，“阴阳”说则认为万物是由阴阳两气互相交感而产生，这本是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流传的两种理论，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因素。但邹衍却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对“阴阳”和“五行”两个学说进行新的解释，并掺进巫师、方士、卜士的鬼神迷信思想，说阴阳五行乃是受天命的支配；又给“五行”说赋予道德属性，称之为“五德”。并断言每一个朝代都是受一种“德”的支配。历史变化，朝代兴衰，就是根据“五德”的盛衰而来，即依照五行相胜的秩序：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如此周而复始。他认为黄帝，商汤和周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循环变化的，这就是所谓“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和命定论。阴阳五行家传布“推五德终始之运”的学说，目的是要求人们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鬼神天数，不能稍有违抗，否则便是不合天意。显然这种反动理论对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革命斗志和维护其反动统治是大有用处的。所以秦汉以后，阴阳五行家便和孟子一派的儒家结合，为反动统治者所专信，流传至今。

惠施、公孙龙和名家

战国时期还有所谓“名家”。“名家”所以在战国产生而不在春秋，是因为进入战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封建制代替了原先的奴隶制，旧有的称谓不能适应新的内容，而新起的名称又还没有得到社会普遍的公认，因而在意识形态上就反映出所谓“正名”的要求，“名家”于是应运而生。当时所谓“名家”者流，被称为“辩者”或“察士”、“名家”这一称呼是到汉代开始出现，并非一开始就称为“名家”的。所谓察、辩原来并不限于一家，诸子百家都不同程度的在从事名和实的调整和辩察的斗争。这一现象的本身是有它的发展的，起初大概导源于儒家的“正名”说，其后发展为各家的争辩，而一部分观念论者追逐着观念的游戏，便被后人称为“名家”。

惠施和公孙龙两人可以作为名家的代表。惠施主张合同异，说是“万物毕同毕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物方死方生”等等，认为从同的方面看万物都相同，从异的方面看又都相异，这是一种相对二元论的说法。

公孙龙与惠施相反，主张离万物之同，他有著名的“白马论”，认为白是颜色，马是形体，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得来的两种不同的概念。是分开的二回事，所以他认为“白马非马”，除了“白马论”外，又有所谓离坚白的“坚白石二”论，他分析坚白石，说坚是触觉得到的认识，白则是由视觉得到的认识，故坚、白始终是两回事，并非统一体，认识坚时，白就离开了，感觉到白时，坚就丢在一边了。所以他认为“坚白石”是坚石与白石的意思，是二件事而非一回事。不能混淆。他这样细致地分析概念的规律性和差别性，对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由于过分夸大这种差别性，而忽视了概念反映事物的具体的同一性，这样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诡辩。名家的理论虽然有这一毛病，但却也有极为可取的地方，这就是它的辩证法的成分，其最著名的是“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和“南方无穷而有穷”（转引《庄子·天下》）这两个名题。特别是前者，不仅反映了名家的辩证思想，而且还提出了物质是无限可分的科学思想，可称我国最早的数学微分概念。

惠施生卒年不很清楚，只知死于公元前310年前后，与庄子友善，同是宋国人，曾当过魏惠王的相，主张联齐楚以制秦，徐州相王时他也在场。惠施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其思想言论散见各处，《庄子》中保存较多，公孙龙则著有《公孙龙子》一书。

荀况与新儒家

荀况即荀子，赵国人。齐宣王招天下著名学士来齐国居稷下学宫讲学议事，食大夫禄，号称列大夫，但不负具体政治责任。齐湣王时稷下学宫更盛，多至数万人。齐湣王晚年，荀子到稷下游学，当时齐将败亡，列大夫纷纷离齐散去，荀子也南游楚国。齐襄王时，稷下学士复盛，荀子回到齐国，在列大夫中“最为老师”，被尊称为卿。所以荀况又叫荀卿。到汉朝时，汉人避宣帝讳，又改称孙卿。后荀子遭谗出走，先后游历了楚、秦、赵等国最后在楚定居，为兰陵（今山东峄县）县令。公元前238年，失官家居，著书数万言，死后即葬兰陵。荀子的确切年龄无法证明，社会活动期当在公元前286（齐灭宋年）至公元前238年之间。从时间上看，他比孟子要晚一代人甚至更多。可称得上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还集了百家的大成，他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会贯通了，他实际上可算是杂家的祖宗。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一字不经过他的批判，老子、庄子、申子、慎子、环渊、邓析、墨翟等等，他说他们的理论都有所偏蔽。就连儒者本身，如对于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的后学都斥为“贱儒”或“俗儒”，对于子思、孟子则更不惜痛加斥骂。他只恭维孔子和子弓，他很可能是子弓的私淑弟子。

儒学自孔丘创立中经孟轲发展至荀况，已经二三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荀子所在的战国中后期不仅同孔丘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就是同孟轲时代相比，也有很大的发展与变化，要说荀子的儒家同孔孟的儒家同样都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那是形而上学的看法。秦汉以后，儒家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地主阶级所推崇，一直流传几千年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儒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逐渐演变的地主阶级的思想。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正是这一变化的重要阶段。如果说孟轲的儒家思想基本上还没有超出孔丘的旧儒家的性质范围，还处于一种量变阶段的话，那么到荀况时期的儒家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化，由孟子以来的量变达到了质变。促使这一变化的外部条件即时代的不同固然是极为重要的外因，但主要的内因还在于封建地主阶级在剥削性这点上同奴隶主阶级是相同的，所以在它掌权后，能用儒家的一套保守学说为自己服务；就儒家本身而言，它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在新的形势下投靠一个同样属于剥削阶级的新主子也是毫不足怪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儒家、儒学的性质起了变化，并且吸取了不少法家的思想内容，扬弃了一些不合时宜的陈腐的儒家说教，成为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新儒家，荀况就是新儒家的杰出代表。

荀子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孔子、孟子有极大的不同，与老子却有些接近。荀子认为天有常道，地有常法，按照自然规律在运行变化，并无什么鬼神、命运在操纵着天地万物。用他的话说就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吉凶祸福全在于人为，不在天地。尊敬天地，希望多生财物，不如加强生产，积蓄物资由人自己来控制。赞美天地的威德，不如利用物性，由人自己来制裁。等待好时候的到来，不如自己按时勤作，不失时机。依赖天地生长财物，不如依靠自己的智能，使生长得更多。想望万物来供人使用，不如自己去治理万物，各得其所，不使失丧。心愿天地多生些有用之物，不如治理已有的物使成为有用。弃人为而望天赐，是反万物之情理的妄想，即使劳心苦思，也得不到益处。君子尽力做自己的事，不希望天有什么赐与，所以一天天有进步；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希望天有什么帮助，所以一天天在后退，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就在于一个靠自己，一个靠天地。人对自然界，不是要顺从畏敬，恰恰相反，要发挥人力，向自然界作斗争，使天地万物为人所控制，所利用。这种人能胜天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生产力显著发展的反映（《荀子·天论》）。荀子在《富国》一文中还深刻地论述了人力可以增加生产，不愁衣食缺乏的道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极为进步的思想。从孔孟的畏天命到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先秦诸子各派中只有法家和荀子能正确说明人对自然界的关系。《荀子·天论》可以称得上是诸子书中最有积极意义的唯物主义思想最显著的一篇重要著作。荀子的新儒家其世界观同孔孟的旧儒家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新旧儒家的性质不同，荀子为代表的新儒家不再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它要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服务。必然得吸取法家的某些进步思想来充实与改造自己。荀子有不少明显的法家思想，甚至被人称为法家，其原因就在这里。

孔孟的历史观是复古倒退，主张“法先王”。荀子的历史观与此正相反，主张“法后王”。这也是新旧儒家之间的一大差别。荀子认为先王即使再好，也是那时候的事情，他们的一套典章制度也于今无所补益，正像天地过了长久的日子，眼前的却是今天，先王行了各种治道，合时的却是后王。所以“法先王”是徒劳无益的，而“法后王”才是现实而有意义的。他把嘴不离尧舜，言必称先王的孟轲之流斥之为腐儒、俗儒。坚决主张“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认为当代的君主如袭用上一代的制度，必然是有害无益的。荀子的这一思想和主张，是对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旧儒家“复周礼”和道家“小国寡民”主张的有力批判。

对于儒家提倡的所谓“礼治”，荀子也给予了完全不同的新解释。本来，礼治是奴隶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便是周礼阶级本性的反映。荀子认为“礼”起源于财富分配。人有物质欲望而无分配法则，那就“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所以要“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并说“礼”的作用是“继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荀子·礼论》）。这里所说的礼便成了一条管理国家财产分配的准则，含有“法”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荀子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同物质财富的多少一样是可以变化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庶人平民的子孙，只要他们学礼义，根据礼义办事，就应该归入士大夫类，成为统治者或统治阶级中的一员；相反，即使是王公贵族的子孙，如果不学礼义，就不能继续保存原有的地位与声望，就应该归入平民庶人类，降落下去（《荀子·强国》）。由此可见，荀子所主张的“礼”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周礼”，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法治，他所说的“礼”无疑是“法”的同义词了。

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荀子则针锋相对，提出了“性恶论”。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有欲必争夺，这就是性恶论的根据。他认为凡是人，不管是君子还是所谓“小人”饥饿了都想要吃饭，寒冷了都想要穿衣取暖，所以趋利避害，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讲法治，势必天下纷乱不可治。荀子作为地主阶级代表，当然不可能对人性作出正确的科学评价，但“性恶论”在理论上否定了“君子”和“小人”之间存在着先天就有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否定了天生的“上智”和“下愚”，认为只要强调法治，注重教育，就能使人按地主阶级的道德标准变恶为善。成为拥护封建皇朝的“君子”。显而易见，教育在里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而教育的标准和方法则是荀子提倡的“礼义”，即法治，因此可以说，“性恶论”是荀子法治理论的基础，就像性善论必然主张仁义学说一样。

荀子在政治上的重大贡献是从理论上确立了封建专制主义学说。他认为人胜天地万物的原因在于合群，群所以能够合成的原因，在于合理地分配生产物，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协和，协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力量坚强自然能胜万物。反之，分配不合理就要争夺，争夺就要纷乱，纷乱就要衰弱，衰弱就不能胜物。因此在他看来，人所以战胜天，关键在于合理的分配生产物，那么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贵者，长者多分，贱者，幼者少分，当然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了。如前所述，荀子把这个所谓的“真理”叫做礼，也叫做礼义。制礼的是圣人，行礼的是王公大人，所以天子至尊至贵，应该得最高的享受，握最大的权力。自天子至士按礼（即法律）分禄是合理的。老百姓不知礼，必用刑法来制服，使其出力生产，供养长上，也是合理的。荀子把封建等级制度看作与人类同时并存的永恒的真理，鼓吹君主有权并有充分的理由对平民百姓实行专制统治，这当然是封建统治者所欢迎的。

孔孟的儒家学说，经过荀子的修改和发展，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荀况的新儒家实在是秦以后儒家的面貌，对秦始皇影响很大的韩非、李斯两人便是荀况的得意门生。秦统一后建立的中央集权政体和一系列法家政治措施，不外是韩非所主张的那一套理论，实际上也就是荀况的东西。后来汉承秦制，一直到明清仍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这一点上，历代封建君主可称是荀况这一思想的忠实执行者。但是荀子学说中含有的反映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些进步思想却不合后来地主阶级的要求，随着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转变，这一点便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具体来说，荀子人胜天地万物说，是有进步意义，由此造出的封建专制主义学说，也极为适合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可是他否认命运，不敬天地，不信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人性本恶诸说，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因为统治阶级要利用命运、天地和鬼神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利用先王、仁义、性善来文饰自己的统治，赤裸裸的宣扬封建专制显得太露骨，还必须用孔孟的传统儒学，特别是孟子的“仁政”学说来装潢门面。所以尽管封建专制主义是他创导的，但在形式上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总是把孔孟放在前面，荀子排在后面，这充分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虚伪和腐朽。后世孔庙中没有荀子的地位，原因也就在这里。其实不仅荀子的政治主张高于孟子，就是在儒家传经事业上荀子的贡献也远高于孟子，秦汉以后儒生所传的《诗》、《礼》、《易》和《春秋》诸经说，多出荀子。所以说荀况的新儒家实际上是秦汉以后儒家的面貌。

先秦诸子除了上述的以外，还有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等。其中有的已散见前后各处，有的则因史料缺乏，不能一一评论。诸子百家的著作除了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论语》以外，重要的还有《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管子》《商君书》《孙子兵法》《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等。这些著作不仅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史学上和文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是我国古代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韩非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国家学说

韩非（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集先秦法家之大成，并吸收了墨、道两家的某些思想内容，创立了统一集权专制主义的国家学说，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出生于韩国贵族家庭，是韩国的公子。韩非从小就“喜刑名法术之学”（《史记·申韩列传》），饱受前期法家思想的熏陶，对商鞅很是敬崇，后又从师于荀况，受荀子影响很深。韩非思想的最终形成同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汉代思想家王充曾说过：“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论衡·对作》）。战国初年韩国由于变法很不彻底，所以始终没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强盛过。韩国地处秦与东方各诸国交往的咽喉地带，秦国强盛起来后，韩更是接二连三地折兵失地，逐步成了秦国的附属国。到韩非时已“事秦三十余年”“与郡县无异”（《韩非子·存韩》）。韩非生活在这样一个近乎亡国的环境中，内心是十分愤慨的，这是促使他研究东方六国兴衰的原因，对韩、赵、魏三国的考察特别深入，他“观往者得失之变”认识到有野心的权臣是国家政权最危险的敌人，“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韩非子·备内》）。这些人表面上谨小慎微，装成忠臣模样，暗中却准备篡位夺权，这些人得志，往往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混乱不堪。对于主张君主集权，反对大臣太重，权力下移的法家人士，这些人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公开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所以韩非在《孤愤》一文中说：“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韩非是主张严厉法治，主张君主专权的，这种见解无疑是符合当时封建君主的口味而为那些野心家所不容。韩非曾多次上书韩王建议变法，未被采纳，于是埋头著书立说。后来秦始皇看到他的《孤愤》、《五蠹》等文章，大为欣赏，感叹地说：“我若能和这位作者见面，和他交朋友，死也不恨了。”后经丞相李斯介绍，秦始皇才知韩非并非古人，而且就在韩国，立即用武力将韩非逼索到秦国，待之若上宾。李斯与韩非是同学，自以为才能不及韩非，怕韩非受到重用与己不利，加上在存韩还是灭韩问题上韩非立场与秦不同，于第二年进谗言杀韩非，这是公元前233年的事。韩非之死虽然是一个悲剧，但其学说已为秦所采用，李斯、秦始皇等实际上都是他的高足。

韩非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在师承荀况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商鞅，申不害和慎到关于“法”“术”“势”的理论，将这三者糅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法家理说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秦以前“法”和“术”有区别，韩非兼言法、术、势，所以严格来说应该称为“法术家”。法是成文的国法，是官吏据以统治百姓的条规。他分析了韩、赵、魏、燕等国由强而弱的原因，得出一条主要教训：“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韩非子·饰邪》）。韩非十分欣赏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对于商鞅之法予以高度的评价。他主张明法令、设刑赏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所以韩非在“法”这方面基本上是祖述商鞅的，但他对商鞅也有批判，他不满意商鞅只讲法不讲术，“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但强大的秦国“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韩非子·定法》）。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商鞅“无术以知奸”的缘故，所以魏冉等大臣能利用秦国的力量为自己谋私利而国君不能及时察觉，如此看来“术”的运用就显得很重要了。韩非的“术”主要源于申不害，申、韩同为韩国人，韩非子受其影响本不奇怪。所谓“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术与法不同，“法”是公开的，“术”却是暗中运用的，他说：“术者，藏之于胸中”，“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但他也不满意申不害的言术不言法，言术而未尽。也就是说，申子重术不重法是片面的。往往造成“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的局面，这样必然导致政治的混乱，所以申不害相韩十七年，“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成就不大。因此韩非认为商、申两人“皆未尽善”，法和术必须结合运用，“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韩非子进一步总结和丰富了慎到关于“势”的思想，批判了儒家的“贤人之治”。他认为，当代的儒家之徒在给君主出谋划策时，不谈凭借君主威严的权势来制服惩办那些违法乱纪，奸恶邪僻的大臣，却大谈什么只要“仁义惠爱”就行了，这是十分危险的（《韩非子·奸劫弑臣》）。他打比喻说：“马拉车致远靠筋力，人主征讨诸侯，一统天下，就是靠权势，如果没有权势，一切都是空话（《韩非子·人主》）。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大贤人，如果不握有权势，就连三户人家也管不好，更不用说治理天下了（《韩非子·难势》）。所以韩非认为“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韩非子·难三》）。他又把道家的“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卅一章》）的思想，引申到君主集权的政治主张上来，他说“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国君失去权势，失去赏罚的大权，那就如鱼儿离水，“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借人”（《韩非子·喻老》），告诫地主阶级，要把统治的权柄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千万不可借给别人或旁落于臣下，一旦失去必将受制于人。韩非认为慎到讲势亦有所缺陷，即局限于自然之势，而不知人为之势可以补偏救弊（《韩非子·难势》），他的所谓人为之势，即其所倡导的地主阶级法治理论，单靠“势”是不行的，“势”必须和法结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同上）法与势结合运用，就可以收治强之效了。

在政权结构上，韩非是中央集权论的极力鼓吹者。他认为历史上商周的衰亡、没落，都是由于诸侯实力扩张，分封割据的结果，他说：“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富有，君主之败也。”（《韩非子·爱臣》），因此他坚决反对分封，一再大声疾呼，封建君主必须“独擅”、“独断”，权势万万“不可以借人”，要防止大权旁落（《韩非子·内储说下》）。韩非的这些主张，是为了确立封建君主的无上权力；藉以控制官吏，在全国推行中央颁布的各种法令，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就是韩非中央集权思想的生动写照。

封建专制主义首创于荀子，但将其大加发展的却是韩非。荀子的这一思想只是笼统的鼓吹专制，韩非将其发展为绝对君权的君主独裁主义。全国上下只听国君一个人的，即所谓“以一国目视，以一国耳听”，这种政治上的独裁专制，当然是封建君主所欢迎的。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来源于老子学派的“君人南面之术。”老子的“道”，起初本是反既成的统治阶级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阶级却又反过来企图利用这个“道”作为统治阶级的新护符。因而“道”便又担负了太上皇的使命。国君成为“道”的当然体现者，也就是本体的化身。在韩非看来：“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他从这儿找出了国君绝对独裁的理论根据。他又认为：“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见疵。”即就是说道是虚静寂寥的，人君也自当深藏不露，从这儿发展开绝对的秘密主义。

韩非也谈无为，所谓“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但他的无为是“不亲细民，不躬小事”是“治吏不治民”，是“恃术不恃信”，也就是说国君在总揽大权，操杀生之柄的前提下可以不管或少管一些细小的事情，如此而已。

韩非在思想上的最大成就，是把老子的哲学观点接上了墨子的政治独裁说。他把墨子的“尊天”“明鬼”“兼爱”“尚贤”抛弃了，而把“尚同”“非命”“非乐”等思想发展到了极端。他的绝对君权论同墨家的“尚同”主张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在他看来帝王都不一定要十分贤能的，只要有法、有术、处势就行。对君臣的关系，韩非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看成牧畜，另一种是看成买卖。前者基本上是旧观点，后者却十分新颖。这种“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的看法，确实是战国初期时代精神的一个反映。无论是看成牧畜或看成买卖，总之是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国君既是虎豹，人臣也就应该甘心做爪牙，只要镇压住老百姓，攫取他们的血汗和生命，那就国富兵强，主安位尊，天下太平了。韩非还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利害关系，不存在什么仁爱的关系，即使是父子母女之间也如此。他认为一切人都不可信，他抨击仁义，当然也抨击仁义的根据性善论，他不相信人是能自行为善的，所以必须励行法治，使其不敢为恶，很显然，他是把荀子的“法后王”和“性恶论”作为理论根据的。

在奖励耕战这一点上，韩非完全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农战思想。认为“富国以农”，“尽其地力，以多其积”（《韩非子·五蠹》），主张“使民以力得富”（《韩非子·六反》）。他把发展生产和进行统一战争看作是建立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必然途径，把游手好闲、不事耕战的儒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斥之为“五蠹”，是危害社会的五种蛀虫，而儒者则是五蠹之首。韩非认为这些人平时不从事生产，战时不当兵打仗，“儒以文乱法，武以侠犯禁”（同上）。他们对国家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起破坏作用，所以必须予以取缔。韩非是一位极端的极权主义者，不仅要取缔“五蠹”，就连主张耕战富强论的祖宗如管仲、商鞅、孙武、吴起等人的书也认为在必须禁止之列，就这样，在韩非所谓的法治思想中，百家争鸣是绝对不允许的，不仅“禁其行”，“破其党以散其群”“灭其迹”，息其论，就连思想也要禁，只有“告奸”之门是开着的。这样的专制独裁论，当然大得封建君主的喝彩与赏识。所以秦始皇很崇拜他。

韩非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当时时代的要求与产物，他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国家学说是适应了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而产生的，秦始皇实践了他的这一理想，终于并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从这一点上来说，韩非的学说自有其不可抹杀的进步性和重大的历史作用。但韩非思想中的极端反人民的一面却一开始就说不上有什么积极意义，独裁与专制对人民来说无疑是反动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极端反动的政治家，包括近代历史上的曾国藩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在内，他们在尊孔的同时却从来没有反对过法家的这一理论，不仅不反对，而且欣赏备至，贯彻唯恐不力。原因就在于法家学说，特别是韩非的法术势为中心的君主独裁理论很带有一些法西斯的气味，否则就决不可能为这些法西斯头子看中，这可说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由此可见，所谓“法家是爱人民的”说法完全是荒唐反动的谬论。

第四节 秦始皇统一六国

一、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战国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各诸侯国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日益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要求统一，要求尽快结束春秋战国以来列国争战不息的混乱状况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呼声，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进入战国，由于经济的发展和铁兵器的使用，战争的规模和杀伤力都大大提高，大的战役往往要相持好几年才能决出胜负，这种长期的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战国中后期，合纵连横战争出现，规模更加扩大，次数更加频繁，各国人民遭受的灾难也就更为严重。由于各国奖励军功，鼓励士兵杀敌，因此在战争中杀人很多，动辄以万计，当时各国人口还不是很多，除了楚国军队上百万以外，其他各国军队均在六十万上下。而仅秦国一个国家在战国时代历次战争中所杀死的敌国武装人员有数字可查的就有一百六十万之多，这还不包括秦军死亡数和死于战乱的平民百姓的人数，这对社会的劳动力是个多么巨大的摧残！对各国人民是个多么巨大的不幸！

除战死以外，还有被敌方掳去当奴隶的。《墨子》书中就描写当时大国进攻他国的情况：一攻入他国国境，就割掉农作物，砍掉树木，烧毁各种建筑物，掠夺各种家畜，见敌国人民中顽强的就一刀杀死，顺从的就绑着拉回来，男的作为“仆”、“圉”和“胥靡”，女的作为“舂”或“酋”（《墨子·天志下》）。齐宣王趁燕内乱攻破燕国时，就曾“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拉回齐国作奴隶使用。在当时的战争中，农民不但被编入军队，而且所有战争的经费也完全由应征入伍的本人负担，有的连武器都得自备。因此每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给广大农民带来的负担是极为沉重的，当时就有人这样说过：“经过一场大战，所有阵亡战士的丧葬费、伤兵的医药费和车马武器的损失加起来，就是种十年田也不够补偿”（《战国策·齐策五》）。战国后期，韩魏两国在秦的进攻下，连连败北，不仅人民死伤累累，就是被秦军掳去当奴隶的不断于路。人民在严重的兵灾下活不下去，流亡出去为人“臣妾”的也到处都有（《战国策·秦策四》）。

战国时代的封建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如此严重，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是如此巨大，因而广大人民迫切要求从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下解放出来，他们对于封建割据的铲除非常关心，迫切希望能有一个政治和经济上都比较好的国家迅速统一全中国。

农业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也要求统一。进入战国，铁工具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农民在生产斗争中对于“起堤防”和“排水泽”又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得水利工程的建筑技术不断提高，使得堤防的建筑和各类灌溉工程的兴修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但在诸侯割据状态下，各国对于水利的兴修往往是“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例如当时齐同魏、赵以黄河为界，因为赵、魏两国地势较高，黄河泛滥时齐国在下游就常闹水灾。齐国就沿黄河二十五里处建了一条大堤。黄河泛滥时大水冲到这条大堤便被挡回倒头冲向魏国和赵国，赵、魏见状也在沿河二十五里处建了一条大堤，以资抗衡（《汉书·沟洫志》）。遇到天旱，又争夺水利，各不相让，甚至有意阻塞别国的水流，例如“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战国策·周策》）。

同时由于封建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各大国往往利用水和水利工程作为战争的武器，不顾人民的死活，决河堤放出水来向敌国进攻。本来已经要常常决口的黄河，在战国期间，一再被人为的决堤。如公元前358年楚攻魏，决黄河水来灌魏城长垣（《水经·河水注》引《竹书记年》）。公元前281年赵攻魏，赵惠文王亲到东阳，决黄河水攻魏（《史记·赵世家》），人民所受的灾难自不用说，对于消除封建割据的要求也非常迫切。

战国时期的商业发展也要求能有一个统一的局面。在各国并立的形势下，商业的发展要受到很大的影响，首先各国的货币极不统一，计算很复杂，对于各地商品的流通大为不利。其次各国度量衡制度也不一致，进位计算极为不便，这对商业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第三，频繁的封建兼并和争雄的战争对商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长期而激烈的战争既破坏了各国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来源，又毁坏了各国的市场和人民的购买力。第四，各国各自为政，国与国之间关卡林立，征收各种商品的税收，甚至公然利用职权，勒索过路商人的钱财，阻碍了商品的流通，既不利于商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人民的生活，所以不仅人民要求统一，就连各国极为富有的大商人都迫切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局面出现。

由于分裂割据状态不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所以作为封建经济的代表地主阶级也同样渴望统一。东方六国由于变法不彻底，封建化的程度不及秦国，宗室贵族执掌大权，政治黑暗，剥削残酷，搞得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生产大受影响，对地主经济势力的成长不利，因而地主阶级也盼望代表地主利益最好的秦国能够完成统一的任务。因为他们认为秦国政治比较清明，腐朽势力较小，政治风气远比关东六国要好。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确，东方六国的士人是拥护秦国来完成统一的。事实上，到战国末年，无论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所处的形势上，都远较东方六国为优越。到秦王政即位时，秦经过惠文王、昭王等五代人的努力，已占有西部半个中国，比任何一个东方国家都大。除本土外，扩增了上郡、太原、汉中、黔中、北地等十三个郡。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如李冰父子主持建造的都江堰，不仅解除了沫水（今大渡河）的灾害，而且还疏通了文进江（邛水），大大发展了农业生产。经济力量超过了关东任何一国。在军事上秦国不仅质量上早就领先，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楚国，成为第一大国。

总之，到战国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社会潮流。由于秦国变法彻底，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都远远超过关东任何一国，因此统一全国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到了秦国身上。

二、秦始皇亲政

公元前251年，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王去世，其子嬴柱即位，见为秦孝文王，这位嬴柱不是别人，就是秦始皇嬴政的祖父。由于秦昭王在位年久，孝文王即位时已是五十三岁的高龄了。孝文王有二十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只是其中的一个。他既不是长子，生母夏姬又失宠于孝文王，所以在他已经成年后还被作为“质子”送到了赵国。战国后期，秦赵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作为“质子”的秦公子异人在赵的处境自然十分窘迫，秦国供给他的钱财并不充分，赵国待他并不礼貌，在这种情况下，异人已经很难再有什么回国的希望了。他在赵国成了家。然而事情很凑巧，正在这个时候，“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吕不韦来到邯郸经商，结识了这位秦公子，经过交谈，吕不韦认为“此奇货可居”，决心把商业上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来。

吕不韦原是卫国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经商起家。后来到韩国大都市阳翟（今河南贡县）经商，发了大财，成为名噪一时的大投机商人。为在异人身上下赌注搞政治投机，吕不韦特地回家同父亲商量，结果父子俩一致认为经营田地至多获利十余倍，经营珠宝至多获利百余倍，但都不如拥立一国国君可以获利千万倍并可惠及子孙后代，来得合算，于是决定再去邯郸，把他的商业资金投到异人这个“奇货”上去。原来吕不韦早把秦国宫廷内幕摸得一清二楚，知道孝文王最宠爱的王后华阳夫人并没生育儿子，秦太子傒虽是孝文王长子，但非华阳夫人所出，尽管有宰相杜仓为子傒的辅佐，但是废立太子的大权在华阳夫人手中。吕不韦决定去秦国游说华阳夫人改立异人为太子，同时在经济上慷慨相助，使得异人能在赵国广交朋友，为之制造声舆。公子异人对之大喜过望，答应吕不韦如果事情成功“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史记·吕不韦列传》）于是吕不韦便自带大量的金钱珠宝与珍异玩物西行入秦，买通了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孝文王的小舅子阳泉君，阳泉君是华阳夫人的弟弟，权势极大。吕不韦对阳泉君说：“秦王的年龄已经很高了，王后又没有亲生的儿子，一旦山陵崩裂（指孝文王去世），子傒继位，杜仓等人执掌大权，王后的门前必定荒凉得长野草。公子异人是个贤材，现在被抛弃在赵国，日夜盼望回来。王后如果认他作亲儿子立为太子的话，那么异人原来‘无国’就变成‘有国’，王后原来‘无子’也就变成‘有子’了，这样你们的地位才能保得住”。阳泉君深以为然，便去进说姐姐华阳夫人，由于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王后马上就同意了。在华阳夫人的坚持下，孝文王决定废子傒而立异人为太子。吕不韦知道华阳夫人是楚国人，为了博取王后的欢心，吕不韦特地叫异人回国时穿了一套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一见果然大为欢喜，便把异人改名为子楚，叫做公子子楚。至此吕不韦的政治投机便告成功了。

秦孝文王在位时间很短，只一年便去世了。孝文王一死，子楚就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王位，这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即位，马上起用吕不韦做宰相，并加封为文信侯，赏给了兰田（今甘肃蓝田县）等十二个县作为他的食邑。这样吕不韦便正式从商人变为达官显贵了。

秦庄襄王在位也只有三年时间，到公元前247年去世。嬴政继位登基，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了。嬴政即位时才十三岁，按秦法律，国君必须年满廿一岁方能亲政，这样国家政权便落到了太后与吕不韦手中。这时吕不韦的权势更大了，不但是宰相，而且取得了“仲父”的尊号。吕不韦学着战国四公子那样养士的办法，招徕三晋和秦楚等国的宾客学士三千余人，作为他的智囊团，以抬高身价。在商业上因为有了权势，更加兴隆了，规模日益扩大，不仅经营商业，而且还用大量家庭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他的“家僮”多到万余人。像吕不韦这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势力的大臣在秦国是不曾有过的。

吕不韦出身商贾，当然谈不上是法家，对于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当然不会赞同，但对另外一些有关统一的各种措施，包括统一度量衡制在内，他也不反对，因为这些措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记述秦始皇时曾经使畜牧起家的大商人乌氏课“比封君”，又曾为开掘丹砂起家的巴地寡妇清，修筑怀清台并使“抗礼万乘”。这和秦国历来的强本弱末，重农抑商的政策是不相容的，和后来秦始皇把商人作为“迁虏”、“谪戍”的政策也不一致，这两件事应该就在吕不韦辅政的这一时期，由吕不韦主持的。这无疑是吕不韦利用职权，提高商人地位的一种做法。又有人说吕不韦是儒家，推行的是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这就更加站不住脚。吕不韦当政先后共计达十二三年，秦国始终保持强大，对外战争也连连取胜，国土日益扩大，并没出现由强转弱的现象。对于“远交近攻”的对外政策，吕不韦当权后并无什么变化。公元前244年即秦始皇三年，秦继续攻韩魏，取韩十三城，取魏二十城，连同原卫都濮阳，合建为东郡，地处河南北部和河北省南部。秦自从建立了东郡，就使得领土同齐接境，把韩、魏两国和赵国之间的联系隔断了。公元前240年，赵国为了抗击秦的进攻，又发起“合纵”攻秦，由赵将庞煖带了三晋和楚、燕的五国联军西向攻秦，这次合纵声势不小，但已成强弩之末，不久即为秦所击退。总之，在吕不韦执政的十几年间，秦国依然十分强盛，政治稳定，对外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如果吕不韦是推行所谓“复辟倒退路线”的儒家，要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吕不韦当政期间的另一大事就是主持修订了《吕氏春秋》。吕有宾客三千，这三千余人中各种派别学说的人都有，吕不韦令群宾客“各著所闻”。把各派学说兼收并蓄，同时加以组织和修改，号曰《吕氏春秋》。此书对道家和儒家的学说采取融合的态度，一方面极力宣扬道家所讲的养身之道，主张要“清静去欲”“无为而治”；一方面又提倡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说法，讲究教化和作乐。对于墨家只采取“节丧”、“忠廉”等部分内容，而反对其“非攻”、“非乐”等主张。对于兵家采用了有关运用“义兵”和训练军队的学说。对于法家则取其反对复旧倒退的变法主张，认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对于农家采取了有关农业技术的学说。对于阴阳五行家采取了月令一派五行相生和邹衍一派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就是这么一部大杂烩。这样大规模地把各派学说综合起来搬到秦国来传播，是以前所没有的。吕不韦这样综合道、儒、兵、法、墨、农、阴阳五行家各家学说，成为一套体系庞大的杂家学说，显然是有用于取代秦国传统的法家学说的意思。但是秦国的强大对吕不韦的经商事业并无半点坏处，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是商人所希望的，他们并不一定反对“重农”，只是对“抑商”政策有所不满。这就决定了吕不韦不可能从根本上更改秦国的法家路线，更不可能推行与法家思想完全对立的儒家政策，他所要求的只是对原有政策的折衷与改良，《吕氏春秋》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说《吕氏春秋》是“打着折衷主义旗号贩卖儒家的黑货”，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谬说。

《吕氏春秋》全书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三部分。八览每览有八篇；六论每论有六篇，十二纪每纪有五篇，不但在篇目的组织上很齐整，而且把各派学说也组合得很有体系和条理，它保存了我国古代大量的文化史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的理论书籍。

当吕不韦在秦国执掌大权时，有个名叫嫪毐的宦官利用太后的宠爱，也逐渐飞黄腾达起来，很快就和吕不韦成为并立的两大势力。嫪毐实际上是个假宦人，因为有太后做依靠，权势显赫，党羽很多，连担任卫尉的名叫竭的宫廷卫队长，担任内史的名叫肆的国都警备司令等都是他的死党。嫪毐还模仿吕不韦大批招徕宾客和使用奴婢经营手工业和商业，门下食客一千余，家僮达几千人之多，是仅次于吕不韦的又一大势力。据记载，嫪毐权势之大差一点超过吕不韦。公元前239年即秦王政亲政前一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把山阳（太行山东南今河南修武县）、河西和太原两个郡作为封地，一时权势很大，甚至朝廷“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很明显，这是想趁秦始皇亲理政务之前，先取得大块封地，占据好地势，把持好权势。

吕不韦的行径虽然不像嫪毐那样穷凶极恶，但也可谓煞费苦心，也就在这一年，吕不韦精心主编的《吕氏春秋》一书正式公布。据说他把此书全文公布在国都咸阳的市门，悬赏说：“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结果谁也不敢去改动一个字。《春秋》本来是历史记载的名称，《吕氏春秋》是部理论著作并非历史书籍为何也叫《春秋》呢？原来《春秋》是当时宫廷中教育太子用的。《吕氏春秋》的《序意篇》是全书的一个总提要，吕不韦在这篇序言中一开口就引用了“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的话，很显然，吕不韦编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凭其“仲父”的身份来教育秦王政，企图在秦王亲政之前，把自己组织好的一套综合学说煊赫地公布出来，使之定于一尊，以便把秦王教育成其学说的实践者，从而保持与加强自己的地位与权势。

公元前238年，秦始皇满廿一岁，该亲理政务了。面对吕不韦、嫪毐这两大势力的争斗，秦王政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按照吕不韦所提出的办法，做一个“无为”、“虚静”的君主，听任他们去胡闹，以求得君臣之间的相安无事；一条是学秦昭王罢逐魏冉的办法，把吕、嫪两大势力根本铲除。秦始皇是一个有雄图的政治家，他接受的是秦国传统的法家思想，崇拜的是商鞅、韩非这样的法家人物，《吕氏春秋》中吸收了不少儒家的思想，当然不可能为秦始皇所接受。同时听任吕、嫪两大势力争斗不休对国君也是不利的。因而秦王政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决心铲除国内的割据势力，把大权集中到他一人手中，然后谋图关东，完成统一的大业。就在这一年的四月，秦王政从国都咸阳来到旧都雍（今陕西凤祥县）举行亲政加冠典礼，因为秦的宗庙在雍而不在新都咸阳，冠礼必须在宗庙里举行。就在这个仪式上，相国吕不韦将政权交还了秦王政，这是秦国法律所规定的。吕不韦当然不敢违抗。暴发户嫪毐为了先发制人，偷用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征发军队举行叛乱，妄图篡权。秦王政得到消息，马上命令相国吕不韦和昌平君、昌文君率兵迎战，两军在咸阳打了一仗，嫪毐兵败被捕，被“车裂”而死，又灭了他的宗族。嫪毐的同党卫尉竭、内史肆、中大夫令齐等二十多人都被判死刑。嫪毐门下的宾客也分别按罪行轻重判了罪，不少人被罚作“鬼薪”，即服三年的劳役。因这个案件的牵连，被免除爵位而流放到蜀地房陵的共有四千多家。嫪毐势力的垮台对秦王政来说是消除了一个叛臣，对吕不韦来说则是打倒了一个政敌，双方都不无益处，但秦王政消灭了嫪毐以后就谋图消灭吕不韦一派的势力了。第二年十月，秦王政以吕不韦放纵嫪毐作恶为名，免除了吕的相位，令其到河南食邑就封，不得留在朝廷。吕不韦知道大势已去，只得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离开了咸阳。吕不韦到河南就封以后，关东各国的使者和诸侯的宾客还是不断地来和吕不韦打交道，秦王政恐怕要发生什么事变，又下令吕不韦离开河南迁到蜀郡去，吕不韦怕遭杀身之祸，就饮酖自杀了。吕不韦死后，全家被抄没为官奴。秦王政为此下令国中：“今后如有嫪毐、吕不韦这样专权用事的一律按照此例，籍没其全家为奴隶”。

秦王政在亲政后的两年时间内，先后消灭了嫪、吕两大势力，把政权集中到自己手中，实现了他的第一步的策略，接着就作第二步的谋划，准备出兵东征，统一六国。

三、统一战争的进程与秦帝国的建立

秦王政亲政以后用了二三年的时间巩固了内部，掌握了秦国的大权。这时的秦国已是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除本土以外，新扩建了十三个郡，势力伸进了中原地区，就整个形势来看，秦是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

秦的东进引起了关东各国的恐惧与不安，韩国派了著名水工郑国入秦主持郑国渠的修建工程，目的是削弱秦国的力量，疲劳秦国的人力，使之无力东顾。后来韩国的这一阴谋为秦发觉，这就是郑国渠事件。鉴于东方各国派来秦国活动的间谍之多，秦于公元前237年下逐客令，要把外籍的宾客一律驱逐出去，以此来肃清东方的间谍。就在这时候，官居长吏的楚国上蔡人李斯便给秦王政上了一道《谏逐客书》，列举秦国过去所任用的客卿的功绩，要求取消“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逐客办法。结果秦王政采纳了这个意见，取消了逐客令。李斯早在秦孝文王时期便来到秦国，做吕不韦的舍人，后由于吕不韦的推荐做到了郎官（王宫的侍卫），秦王政亲政后，他向秦王建议：“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因此得到秦王政的赏识被升官为长吏。李斯与韩非一样都是荀子的学生，崇尚法家学说，与秦王政不谋而合，所以吕不韦死后李斯仍官居要职并日见重用。

就在这时，有个魏国人叫缭的，从魏都大梁来到咸阳。缭是战国末年“为商鞅学”的杰出法家人物，他一见秦王两人便谈得十分投机，据说秦王政不但很敬重他，而且同他亲密得像兄弟一样，不久即起用他为国尉。所谓国尉，就是后来秦的太尉，是一国的军事长官，所以缭又被人称作尉缭。秦王政起用他，说明秦王决心恢复与执行商鞅以来传统的法家政策。尉缭兼并六国的主要策略，首先是广泛开展间谍工作，他认为这时秦已很强大，诸侯已好比郡县之臣，所怕的就是诸侯合纵，联合起来与秦为敌，因而他主张派遣大批间谍前往东方六国，用金钱收买六国的“权臣”，扰乱六国的计划，从而各个击破消灭之。他曾很有把握的对秦王政说，只要花去三十万金便能达到并灭诸侯的目的。缭的这个计划很得秦王政的赏识，《史记·秦本纪》说秦王：“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即采用了缭的计谋并起用李斯具体负责。于是秦国一方面派谋士姚贾等人带了金银财宝去游说六国诸侯及其大臣，破坏六国间可能出现的合纵，并用金钱加以收买，作为内奸；对那些不愿同秦合作的官员，则派刺客暗杀以削弱各国的主战力量。在这一计划初见成效后，秦就“使良将随其后”，出兵进攻。首当其冲的便是韩国。韩是东方六国中最弱小的国家，这时已差不多成为秦的附庸了。但秦认为一旦出现关东各国的“合纵”局面，韩必定是攻秦的先锋，所以韩的存在实在是秦国的心腹之患。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了韩王安，把韩国的土地置为颍川郡，于是韩国就被灭亡了。灭韩战争进行得很顺利，但灭赵的战争却大费周折，相持好几年。原来齐国破败以后，关东六国中就数赵国强盛。公元前234年，秦将桓攻赵，大败赵军于平阳（今河北省临漳县西），赵军主将扈辄战死。第二年秦军趁胜进攻，大有一举灭赵之势。赵国急忙把驻守在北边防御匈奴的边防军调来向秦反攻，主将就是李牧。李牧是赵国大将，也是战国后期的名将，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很得民心，善于用兵，屡次大败匈奴，功绩卓著。李牧统军与秦军在肥（今河北槀城县西）地决战，把秦军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秦将桓因这一役大败，畏罪出奔逃到了燕国。李牧则因这一大功，被封为武安君。公元前232年，秦又调集两支大军攻赵，想合力击败李牧，结果又被李牧打得大败。后来赵国发生旱灾，力量大受削弱，秦王政派大将王翦率军数十万攻赵，赵派李牧、司马尚率大军抵抗，一直相战到第二年，秦军不能取胜。于是秦国便指使被秦收买了的赵权臣郭开散布谣言，说李牧、司马尚拥兵谋反，赵王信以为真，中了秦的反间计，起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为赵军统帅，后又把李牧杀了。李牧一死，赵军士气便涣散了，三个月后，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俘颜聚，不久赵王迁也成了秦军的俘虏，赵国便灭亡了。赵公子嘉带了宗族几百人逃到了北边的代郡，自立为代王。

就在灭赵的当年，秦军趁胜攻燕，兵临易水。燕国危急，燕太子丹想用刺客行刺秦王政的办法，来挽救燕国的危亡。他派刺客荆轲做使者，带了燕国最富庶之督坑（今河北涿县、定兴、新城、固安一带）的地图和逃亡到燕的秦将桓（《史记》作樊於期）的头，以请求“举国为内臣”的名义，求见秦王政。当秦王接见荆轲，打开地图来看的时候，荆轲便用预先卷藏在图中的匕首行刺秦王，这就是“图穷匕首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由于秦王政惊觉起身，荆轲行刺未遂，被当场杀死。秦王政受了这一惊吓，大怒之余便派王翦、辛胜大举攻燕进行报复。燕、代两国联军抵抗，被秦军大破于易水之西。第二年即公元前226年，秦军攻破燕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迁逃辽东郡，秦将李信率大军追击，在衍水（今辽阳县北太子河）击破了燕太子丹所统率的燕军。燕王喜只得杀了太子丹，把太子丹的头献给秦军求和。

这时秦一面攻燕，一面又派王贲（王翦之子）为将，率军攻楚，取十余城。第二年即公元前225年，王贲回军攻魏，包围了魏都大梁，掘开了黄河和鸿沟，进灌大梁，魏军坚守三月余，城破，魏王假出降，于是魏国也灭亡了。

公元前224年，秦灭了韩、赵、魏三国，便图谋灭楚。秦将王翦主张非用六十万人不能灭楚，而李信夸口说只要二十万人足够了，秦王政认为王翦年老胆怯，采纳了李信的意见，派他和蒙武为将，率军二十万攻楚。李信急于成功，分兵两路，一路向楚的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进攻，一路由蒙武率领向楚的寝（今河南沈丘县东南）进攻。楚派大将军项燕率军抵抗，项燕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便向秦的南郡进攻，迫使李信回军救援，楚军以逸待劳，败李信军，趁胜攻入南郡。李信军败退到城父（今河南宝丰县）和蒙武合兵，楚军大追击，三天三夜没停留，攻破秦军两个兵营，杀死了七个都尉。李信、蒙武率残兵逃回本国。这是秦国在统一六国过程中遭受的最大挫折。

李信攻楚的失败，使秦王认识到没有采纳王翦的主张是一个大错误，便马上“复召王翦”，使其率大军六十万攻楚。楚军不及休整便遭强敌，终于被打败了。到次年，秦军已攻入楚腹地，项燕也兵败自杀了。经过一年多的战争，秦军陆续攻取了楚的不少城市，最后攻破了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告灭亡。再次年，王翦更平定了楚的江南地区，设置了会稽郡。

当灭楚时，秦还不断地平定燕地和魏地，陆续新设郡。在公元前225年设置了右北平、渔阳、辽西三郡；在公元前224年又增设了上谷、广阳和泗水三郡；过了二年秦又大举兴兵，派王贲攻燕的辽东郡，虏燕王喜，又回军攻代，虏代王嘉，至此，燕、赵两国全部灭亡。关东六国中只剩下了一个齐国。齐国在秦军攻打各国时不仅不帮助别国抵抗秦国，自己也不作抵抗的准备，其原因是齐相后胜暗中接受了秦的大量贿赂，成了秦的内奸。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在平定了北方后，从燕南下攻齐，轻而易举地攻破了齐都临淄，虏齐王田建，齐亡。

秦王政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到灭齐为止，首尾正好十年，终可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这就是秦帝国。十年的激烈战争，广大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换来了历史的进步。

四、战国后期的少数民族

在战国时期，华夏各国的边缘还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它们中间许多已经过渡到阶级社会或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经过战国二百多年的兼并战争，它们有的为大国所并，有的与华夏各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战国时期，匈奴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七国中间，燕、赵、秦三国都和匈奴为邻。那时的匈奴正处于奴隶社会前期，匈奴贵族经常攻略燕、赵、秦三国的边境，掠夺牲畜、财物和人口，严重地妨害了那里人民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生产劳动。燕、赵、秦三国都在北边筑长城并派重兵驻守。

三晋北边的林胡，楼烦和燕国北部的东胡少数族，都被中原称为戎族。战国初年，戎族的代国（今河北尉县一带）和赵国的关系很密切。公元前473年赵襄子以宴请代王为名，密令宰人击杀代王，将代地并入晋国。赵武灵王时，赵成为当时的强国，打败了林胡、楼烦，开辟了大片国土。又修筑了赵长城，置云中、雁门和代三个郡。后来燕国大将秦开也打败了东胡，辟地千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并修筑了燕长城。战国后期，赵国大将李牧又一次击败东胡，并且降服了林胡。

战国初期，魏国北部有狄族建立的中山国（今河北灵寿、唐县一带）。公元前429年，魏文侯派大将乐羊去攻打中山，三年才取得胜利，魏是战国前期的强国，中山能抵抗三年之久，可见其国力不小。中山被魏攻破后，徙居今灵寿复国，还有地方五百里，兵车千乘，屡与赵、魏相攻，曾败魏武侯于缯。中山君兰诸于公元前323年和韩、赵、魏等五国国君同时称王，史称“五国相王”。以后还参加过关东六国的合纵攻秦。总之中山受华夏族的影响很深，史书上称它的国君“尊学者”“贵儒学”，有较高的文化，赵国强大以后，中山经常受到赵国的攻击，公元前296年，终于为赵所灭。

秦国西部的戎族，有绵诸、翟原、义渠、大荔、朐衍、乌氏等部。绵诸、大荔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乌氏、翟原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先后为秦所并。余下的义渠力量最强，已经知道“筑城郭以自守”。进入战国还经常与秦相攻，曾大败秦军。到秦昭王时，义渠终于为秦所并，改设陇西郡、北地郡和上郡。

居住在金城、陇西一带的羌族主要从事畜牧业，战国时候开始有了农业。羌族和秦国有密切的关系，秦孝公时，其首领曾随秦太子驷朝见周显王。孝公时兼并原戎，羌族被迫向西迁移，后来就是河西的诸羌。

战国时期，敦煌、祁连山一带有乌孙和月氏，新疆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有楼兰、龟兹、于阗等国，在东胡之东、辽东东北还有叫做肃慎、貊等少数民族。但同中原地区的关系不如戎、狄和匈奴诸部。

在秦西南的巴蜀地区，很早就和中原有联系。战国时，巴、蜀两国逐渐强大，已有较发达的农业，知道铸造铜器和纺织，并且有一种象形文字，即所谓“巴蜀文字”，但至今仍无法认识。战国初，蜀国强盛，曾北面攻占了秦国的南郑（今陕西汉中），东面攻占了楚国的兹方。巴国占有今川东，川东南及川陕鄂边界一带。前四世纪中叶，楚国向西发展，攻占了巴的汉中地区和黔中地区。公元前316年，秦趁巴、蜀两国相攻之际，派司马错率军攻占了巴蜀地区。以后秦修筑了栈道，便利了秦蜀的陆上交通；又兴修水利，移民巴蜀，使巴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巴蜀的青铜工艺有很大的进步。晚期的巴人墓葬中“巴蜀式铜器”仍很流行，但具有中原风格的戈、戟、剑、矛、镜等铜器乃至铁器如小刀、铁斧等随葬品亦已很普遍。蜀人的青铜制品和中原地区精致的遗物相比，可以说毫无逊色。

巴蜀的西南有夜郎、滇、邛都、昆明、徙、冉、白马等少数民族部落。公元前279年，楚国派将军庄率军溯江而上，向巴、黔中以西发展，一直打到且阑，平服了夜郎和滇。但由于黔中后为秦攻占，归路隔绝，庄遂自立为滇王，改从当地风俗。

东南沿海的越国，于公元前306年被楚兼并，其余部分的越族散居今浙江、福建和江西、湖南南部的海滨和山林中，各自独立，不相统属，被人们称为“百越”。居住在两广地区的越族称为南越，又称雒越。

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后期，在北起长城，南达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里，华夏族和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经济文化生活中，逐渐融合，有了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状态，开始形成为汉族。秦统一以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

秦始皇建立了幅员辽阔，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开端，对祖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据《先秦史讲义》油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