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序》的著作年代及史料价值

《书序》的著作年代及史料价值

现在的《书序》是一百篇《尚书》的序，一百篇是从《伪古文尚书》中辑录出来的。关于《书序》的著作年代主要有四说：

一、孔子所作。

二、周秦之间的经学家所写，这是宋代朱熹等人开始提出的看法。

三、清代的康有为认为是刘歆伪造。

四、近来有人主张是张霸伪造，说他在伪造百二篇（一百〇二篇尚书）的同时伪造了《书序》，这个主张近来很占优势，顾颉刚的学生写的《尚书与古史研究》持这种观点。顾颉刚写过《书序辨》从康有为说，赵贞信在《书序辨》的序中提出《书序》并非刘歆伪造，此后，金德建在他写的《司马迁所写之书考》中说是张霸伪造。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书序》的史料价值，因此有必要讨论。我个人认为《书序》并非伪造，《今文尚书》《古文尚书》都有序，这个序应在孔安国之后，司马迁可能看到过。但是现在的序可能经编《伪孔传》者修改过，是经学家搞的，总之，不是出于伪造。

《书序》的内容

现在的《书序》是一百篇，包括《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的书序及其他的书序，加起来是一百篇。《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因《盘庚》分为三篇，《泰誓》分为三篇，所以实际是三十四篇。《古文尚书》十六篇，因《九共》分为九篇，故为二十四篇，还有二十六篇见于《史记》，这二十六篇既非今文，亦非古文，篇名如下：《帝告》《汤征》《汝鸠》《汝方》《夏社》《仲虺作诰》《明居》《徂后》《太甲》三篇。《沃丁》《咸》四篇，《太戊》《仲丁》《高宗之训》《分殷之器物》《微子元命》《归禾》《嘉禾》《周官》《贿肃慎之命》《冏命》。

另外还多出十六篇，不见上三者。虞夏书：《槀饫》《釐沃》《疑至》《臣扈》；商书：《河亶甲》《祖乙》《说命》三篇；周书：《旅巢命》《成王政》《将蒲姑》《亳姑》《蔡仲之命》《君陈》《君牙》。

《书序》讲的是《尚书》各篇著作的时间，为何著作，有的还有一定的简单内容。因为《古文尚书》失传了，《今文尚书》的有些篇也失传了，所以，从《书序》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商周的历史情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书序》的年代

现在来讨论关于《书序》的年代的四种说法。

一、孔子所作。见于《汉书·艺文志》，《史记》没有提及，《史记·三代世表》中有“序《尚书》”三字，但“序”是编辑的意思，《孔子世家》中的“序书传”，“序”字也是编辑之意。《汉书》提到《书序》，并说是孔子所著，《汉书·儒林传》及刘歆《与太常博士书》也作如是说。这个说法是肯定不对的，用不着讨论。

二、周、秦间经学家所作。此说起源于朱熹，朱熹曾说《书序》浅陋，作者并不是高手，不应是孔子的作品，应出自经师之手。这个观点为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所采用。清人也多不同意是孔子所作，顾炎武《日知录》卷二记载：当时有个叫孙宝侗的人讲到，《左传·定公十年》，成王分封鲁、卫、唐三国时，有《汤诰》《唐诰》《伯禽之命》，而现在只有《汤诰》。如果是孔子所作，应该知道三篇都很重要，都应采纳。所以，顾炎武也认为不是孔子著。宋代另一个经学家蔡沈著《书经集传》，对《书序》评价很低，认为它很浅陋，无甚发明，决非孔子所作；还指《书序》的几大缺点，如：《书序》有“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蔡沈认为有错误，因为成汤以后还有外丙、仲王。下面才是太甲，中间缺了两代。又如：“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蔡沈认为盘庚并没有五次迁徙。再如：“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他认为“尸”字用得不当。

现在我们知道，蔡沈的批判不一定对，“成汤既没”一条确实缺少两代，但是，古人做文章不一定如此周密。崔述的《考信录》也这么看，他举例道，如“神农氏没，黄帝、尧、舜作。”而神农到黄帝之间还有一大段。关于“盘庚五迁”一句，我以后还要详谈，先说两点：一、“五迁”指第五次迁；二、“将治亳殷”中有错字。

三、《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极力主张是刘歆伪造。《新学伪经考·书序辨伪》详细论述了他的观点。他相信《尚书》是孔子编的，但只有二十八篇，没有序，《古文尚书》则根本是假的。清代陈寿祺的《左海经辨·今文尚书有序说》举了十七条证据论证今文《尚书》有序，康有为在书中逐条批驳。

现在的问题是司马迁的《史记》有十分之八与《书序》相同，看来关键是要搞清谁抄谁，即：是《史记》据《书序》，还是《书序》抄《史记》。这里有争论。

康有为认为是《书序》抄袭《史记》，抄袭者是刘歆。康有为引了一条材料。《汉书·王莽传》引《尚书·嘉禾》“假王莅政”。假王就是周公，周公执政，称为假王。《嘉禾》失传，只见于《王莽传》，康有为因此认为《嘉禾》是刘歆伪造。现在有一个问题：康有为认为序也是刘歆伪造，但《书序》并不赞成周公称王，并无周公称王的记载，相反对成王很推崇。《书序》解释《嘉禾》是：“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史记·周本纪》有相同记载：“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据《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嘉亦作鲁，鲁通旅，都是陈述的意思。就是说，周公得到了禾。以后，陈述天子之命，作《嘉禾》。因此，并无即王位之事。而且《书序》解释《君奭》篇为：“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这与《王莽传》不同，《王莽传》解释为“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召公贤人，不知圣人之意，故不悦也。”《史记·燕召公世家》的记载与《王莽传》相同：“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书序》还有一条与《王莽传》不同，《洛诰》“朕复子明辟”一语，《王莽传》解释为周公将君位（“明辟”）还给成王。《书序》的解释是：“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没有讲到还君位。王国维也认为不是将王位还给成王，“复”无非是奏的意思，“子”“明辟”都是指成王，“复子明辟”是向成王作报告的意思。

用《王莽传》与《书序》比较，足证《书序》并非王莽时代的刘歆伪造。

《书序》认为许多大事都出于成王而非周公。如：

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

成王东征淮夷，遂贱淮夷，作《成王政（征）》。

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

上述功劳都归之于成王，连东征也不完全是周公的功劳，而是成王亲自出征的。可见《书序》并没有提到周公曾经称王及以后的还王位，并没有把周公的地位说得比成王高。由此也可说明刘歆为王莽篡位而作《书序》是不可信的。

四、张霸伪造也不可信。《汉书·儒林传》讲到，汉成帝时，张霸伪造百二篇，他是根据《左传》《书序》《今文尚书》重编的。《论衡·佚文》也这样说，而且说他作经一百篇，序二篇，故为百二篇。那么，百二篇的序应该是张霸根据《书序》伪造的，可见《书序》不是张霸所造。

下面谈《史记》与《书序》的关系及《古文尚书》、《古文尚书》有无序的问题。

《史记》与《书序》有些文句完全相同，而且有些很可以看出《史记》是据《书序》来的，但也采用其他的说法。如《盘庚》，《史记·殷本纪》：“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这一段是根据《书序》的，但后面又讲小辛即位，殷民思盘庚，作《盘庚》三篇，这后一说法不是根据《书序》。《书序》的解释是：“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司马迁读法与现在的不同：“将治亳，殷民胥怨。”《书序》本身应有错字，因为盘庚是迁殷，而不是迁亳，也没有渡河南，这是个很显然的错误。

孔颖达的《疏》及《正义》讲：晋代人束皙是整理古本《竹书纪年》的，他认为“将治亳殷，民咨胥怨”应该是“将始宅殷”，孔子壁中藏书作“将始宅殷”，并据壁中古文《竹书纪年》论证之。现在看来束皙是对的，而且还可以知道《书序》不但有今文本，还有古文本。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疏引的郑玄注认为，“将治亳殷”是治于亳之殷的意思，这是郑玄曲解，实际上是错字。束皙的说法，孔颖达是驳他的，孔颖达认为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不会有序，因为《古文尚书》“治”解作“乱”，因此，“治”与“始”区别很大，不容易发生错误。据金文看，“乱”作“”，即“司”字，孔颖达的论断不确。

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到晋代时不一定保存在国家的书库里，但应该有抄本，因为当时还未经永嘉之乱，秘府中可能有抄本。因为当时与束皙一起参加《竹书纪年》校订的还有个卫恒，他的《四书体势》讲，三国初年还有传《古文尚书》的，邯郸淳曾经抄过《古文尚书》。卫恒的祖父从邯郸淳那里抄得《古文尚书》，而且抄得很像，连邯郸淳也分不出真假。《四书体势》还讲到，魏刻的三体《石经》已经走了样。又说太康年间发掘的战国的汲冢竹书的字体与《古文尚书》的字体犹有仿佛，可见，《古文尚书》的抄本还有流传，卫恒看到过。而卫恒与束皙是同时代的人，与束皙关系密切（参加校订《竹书纪年》，后被楚王杀死，书由束皙完成），束皙又是个古文字学家，据《晋书·束皙传》，有人在嵩山得到竹简，叫束皙识别，束皙断定为汉明帝显节陵的册文。

总之，束皙看到《古文尚书》是可能的，因此，他关于“盘庚五迁，将始宅殷”的见解应该是对的。“五迁”指第五次迁徙，“宅殷”是迁徙到殷的地方去的意思。“宅”字应是不错的，如1963年出土的《何尊》有“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又《晋公》有“宅京静”。说盘庚第五次迁移，迁到殷的地方，人民抱怨，因此作《盘庚》三篇，这样解释就文从字顺了。

因为字错，所以司马迁错读为“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但是应该不是司马迁的错，司马迁是根据今文经师来的，主要是欧阳一派的今文经师。（欧阳一派的今文《尚书》在两汉势力很大）。证据如下：《后汉书·杨震传》记载其曾孙杨彪主张将都城从洛阳迁回长安，奏章中举《书序》为据：“盘庚五迁，殷民胥怨。”句读与司马迁相同。这种读法出于欧阳派的《尚书》，因为杨震之父杨宝是经学家，搞欧阳《尚书》，杨震年轻时也学欧阳《尚书》，被称为“关西孔子”。杨震子杨秉也是学《尚书》的，桓帝时欲召懂《尚书》者讲学，就是召了杨秉，杨秉子杨赐也学《尚书》被灵帝召去讲《尚书》，杨彪是杨赐之子，可见这是欧阳派《尚书》的误读，同时也证明《今文尚书》、《古文尚书》都有序。

《书序》运用的史料应该是有根据的。如，《史记·殷本纪》：“帝中了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刑。”《书序》：“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敖”、“嚣”是通假字，在荥阳，近于敖山；“相”是河南内黄；“圯”，毁之意，城被毁掉，一作“圯”，一作“迁”，可见《书序》之有根据。“耿”、“邢”同音通假。王国维认为在现在的温县西北，“邢”即“邢丘”，靠近黄河，后被黄河水冲掉。另一种说法是，“邢”是现在的河北省邢台（杜佑《通典》）。看来还是杜佑的说法对，因为据现在的考古发现，那里有商前期的遗址。周公的儿子封于邢，也就是这个地方，周公的儿子的封地就是原来的商的国都。我估计可能是被山洪冲掉的，因为据《嘉庆一统志》记载，这里常常有山洪暴发，城常被冲掉。现在的历史地图已改从杜说。

《书序》有今文、古文两种，因此，《书序》的出现应在孔安国之后，但又为司马迁用。因此可以推定大致在汉武帝时已出现，但不是今本的《书序》。现在的《书序》已有所增减，有些可能是作伪孔传时修改的。

《今文尚书》确有序，《熹平石经》就有序。《熹平石经》是据欧阳来的。解放前出的《石经》有七行序，见于马衡的《汉石经集成》第二百二十四条，共二十二字，其中包括《舜典》《汤誓》《西伯戡黎》《洪范》《召诰》《君奭》《吕刑》等。前二行是《秦誓》残文，末一行是校勘，只有“同异”二字。解放后，发现了序的下半段，序共六行，包括《禹贡》《高宗肜目》《牧誓》《康诰》《酒诰》《梓材》等，见于《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许景元写的《新出熹平石经‹尚书›残石考略》。从残石看，《今文尚书》共有二十九篇，有《太誓》，没有《康王之诰》，《康王之诰》是从《顾命》中分出来的。后面单独有序，最后有校记，是据大、小夏侯读校的，因此断定为欧阳派的《尚书》。

由此可见，《今文尚书》是有序的，陈寿祺之说为是，康有为之驳辞全非。

《古文尚书》也有序，证据只有一条，那就是束皙对关于《盘庚》篇的《书序》的比较，但仅这一条就已足证。一百篇的《书序》应出于这两个序之后，是后人合今、古文而编的，但是它是有根据的，可以用作史料。

《书序》推崇成王。有一篇《成王政》，讲成王东征，这是正确的。“政”，《经典释文》说，马融的本子作“征”。《史记·周本纪》虽无《成王政》名，但也讲到成王东征的事。据《尚书大传》对《成王政》的解释，“践奄”的“践”是“籍之也，籍之杀其身，执其家，豬其宫。”段玉裁认为失传的《成王政》中一定有这个意思。“践”的这个解释我认为是对的，“杀其身，执其家”，就是说把有些杀掉，把他们的家属捉起来作为奴隶。“践”字清代人有种种解释，有人释“翦”，有人认为通“残”，“践”作为“残”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例证，《林泰辅二·五一·四》：“贞勿乎践方”，“践”解释为打击、消灭的意思，说明《尚书大传》这个说法是有来源的。《伪孔传》也讲到，成王即位后，淮夷有反，成王亲征灭奄，这也是据《书序》来得。

周公东征，果然取得很大胜利，但看来并没有灭奄，因此东夷又反叛，成王便亲自出征。《史记》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这里当然是指成王。《史记》又讲：“成王自奄归，归自宗周，作《多方》。”《书序》在《成王政》后解释道：“成王既践奄，迁其君于薄姑，作《将薄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现在的《尚书·多方》可以证实这些解释：“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关于成王的这一事迹，主要依据《书序》。

分封鲁国、齐国应该在成王东征之后而不是周公东征胜利之后，成王建立巩固西周王朝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这一点西周金文可以作证。

方鼎讲到周公伐东尸（夷）、丰白（伯）伐尃古（薄姑）“咸（伤）”。刼尊和刼卣讲到“王征”。禽簋：“王伐，周公谋，禽祝。”王即成王，“”，郭沫若释“楚”，陈梦家释“盖”。我认为应该是盖，盖即奄，“商奄”，《墨子》作“商盖”。因此，《书序》关于成王亲自东征灭奄的说法是正确的。禽簋说“周公谋”，这与《史记》的“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的记载正合。

《书序》中有许多周的史料。如：“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分正东郊”，成周就是对成周分别加以管理，“君陈”，据《毛诗正义》、据郑玄的《毛诗谱》及《礼记·坊记》郑注，是周公的次子。我认为这在西周历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周公是管理成周的，周公的儿子君陈继之。成周是要地，因为许多殷民迁在成周，必须加强管理。

青铜器令彝中周公之子明保：“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明公即明保，又曰：“明公用牲生于京宫、康公，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用牲于王”的“王”及“归自王”的“王”都是王城，“京宫”“康宫”都是宗庙。这里既有成周又有王城，关于王城的记载不见于西周文献，只见于此器。这个王城的问题我以后再谈。现在看来关于“明保”的解释：

郭老认为明保是伯禽，保是名，明是伯禽原来的封地，伯禽先分封在明，后来才分封在鲁，并且伯禽有兼职，既分封在鲁地，又在王朝当卿士。我认为西周确有诸侯兼职的，但此事似无其他证据。

陈梦家认为明公即君陈，理由是：一、据郑玄注及郑玄的《毛诗谱》，周公分封于鲁，由他的大儿子做鲁国国君，周公又有次子，有采地，也担任王官，因此应是君陈。二、明保在成周尹三事四方，与《书序》的“君陈分正东郊成周”同。尹，正也。把三事四方分开管理就是分正。

为什么叫君陈呢？崔述《丰镐考信录》认为周公之子不可能叫君陈，君者，国君也。《君奭》是召公、周公的谈话。因此地位相等，故可称君，但《君陈》是成王的命书，怎么能称臣下为君呢？因此怀疑它是伪作。

崔述的说法不正确。君之称呼在春秋以后才专称国君，在周作为卿大夫的尊称是可以的，因为西周有的官叫“甲”，有些官叫“君”，如“里君”等，可见不一定是国君。而且明公有的地方称“明公尹”，“君”是“尹”演化的，因此称君陈是可能的。

周公长子叫伯禽，禽与擒同，是打猎以及战争胜利的意思，次子叫陈，是战争的阵势，也是打猎的阵势，因此，从这种联系看，君陈是周公的次子是可能的。

明应是原来的封地，故叫“明公”，等周公分封在周叫“周公”，召公分封在召，叫“召公”。“明保”，保是官名。“大保”，召公做大保。周公作大师，周公的儿子也可以做这类官。总之，陈梦家的观点合理，《书序》解释《君陈》篇也是有根据的。

《书序》又有“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分居里”就是“分正”，意同。“成周郊”就是东郊成周，康王时，命毕公管理。铜器簋：“王若曰：，命汝司成周里人众诸侯，大亚”（大亚也是官职，它作为官职在甲骨文中就有）。这个簋据郭老的《大系》定在周厉王时代，的职责与君陈、毕公应该是一样的，这说明西周王朝把管理成周看作一件重要的大事。

王成与成周

王成与成周究竟是一个城还是两个城？清代学者认为是两个城，东郊成周是根据王城而言，王城以东有成周，故曰东郊成周，而且引郑玄注，成周在近郊五十里地，现在的王城公园距成周确实是四、五十里地。但我认为这个解释不对，《书序》解释《召诰》《洛诰》为：“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可见洛邑即成周。还有一条，《书序》解释《多士》：“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这里主要是指成周，成周应该是东都的总称，犹如丰镐称宗周。令彝中明公朝至于成周，后来又“用牲于王”，即在王城里祭祀，那么，成周与王城在差不多的地方。

但《汉书·地理志》说，汉代的河南是王朝，汉代的洛阳是成周，“成周”就是周公迁殷民的地方，两地相去五十里。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郑玄在《洛诰》“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雒食，我又卜瀍水东，惟称雒食”（“食”通“事”，“事”，治也）的注解中认为前者是王城，后者是成周。但是宋代已有人对此怀疑。王应麟在《通鉴地理通释》中引吕氏（不知何人）之说：洛阳有两个城，而成周是总称，但两城相距不远。这个问题近年来有争论，看来由两城合成成周的说法是对的，王城是东都中居住的城。下面来看看《左传》中的记载：

《左传·僖公十一年》，周襄王时，有许多戎，“同伐京师，入王城”。京师是成周。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打败狄，接周襄王回，“王入于王城”。而《国语·晋语四》记载同一事情却是：“王入于成周”。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周内乱，王子朝夺王位，后来周王也是依靠晋国的军队送回，书中写道：“王入于成周”。同时又讲“王入于庄宫”，而庄宫就在王城内。《左传·昭公二十年》可以为证。

再看金文材料，何鼎中讲：“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后面成王引武王的话道：“余宅此中国”，可见，成周应是东都所在地，而非《汉书·地理志》所说的王城是周王之居地，成周是殷人之居地。

现在看来，王城、成周在虚线所示的区域，但是现在出版的地图还是老的，因为没有确切的根据，而且考古工作者坚持认为两城相去五十里。

陈梦家也认为有两个城，王城是王宫所在地，成周是宗庙所在地，证据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讲，成周有襄宫，是襄王之庙。《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讲，庄宫在王城，而庄宫是王宫（见于《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十册）。

我认为，宗庙与王宫应在差不多的地方，不应该是两个城。因为周人对宗庙的祭祀是很重视的，不可能把宗庙放得很远。令彝中说用牲于京宫、康宫，后又说用牲于王，说明王城内也有宗庙。

陈梦家又举敔簋为证说，成周有大庙，但有此问题他解释不通。免簋：“王才（在）周，昧爽，王格大庙。”吴方彝：“王在周成大室，旦，王各庙。”周，陈梦家解释为王城，昧爽是天蒙蒙亮，旦是清早。王一清早就赶到宗庙去祭祀。金文中在“旦”这个时候到宗庙祭祀的很多，而要解释王一清早走五十里地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王城是个小城，成周是个大城，大城套着小城的一部分，或在旁边，距离很近。

古代城市构造多有这种情况，如临淄，宫城在西南。赵国的邯郸是大城旁边有三个小城，小城是宫殿，大城中居工商业者。郑、韩古城的王宫在西北。总之，王室都在西面，这个制度可能与礼制有关，以西为正。东汉以后，这个制度开始变化，小城移入大城中，一直延续到明清，这种变化与陵寝制度的变化一致。

大城称廓，小城称城，东郊成周指大城。成周郊也是指大城。搞清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目前还有许多人持旧说。

错误源于《公羊传》。《昭公二十二年》及《昭公二十六年》分别解释王城，成周道：“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东周也。”为什么会作出这种解释呢？原因是战国时代有两个周：东周和西周。《公羊传》以战国时代两个分裂的小国的国都来解释，《汉书·地理志》就是据此而来的。这个解释不正确。

东周确有洛阳，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据说就是现在的太平庄。但东周的国都其实不在洛阳，而在巩，即现在的巩县。在一个山上，因为东周是从西周中分裂出来的，分裂时经过战争，所以造得很险要。洛阳是否做过东周的都城有待考证。可能洛阳商业很发达（这有记载），因此兴起了一个洛阳城。但与成周有相当距离，并不是一个地方，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

丰与镐

《书序》：“成周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可见宗周是西都的总名，丰是文王的都城，镐是武王所造的都城，宗周有大庙，犹如成周有大庙。周簋、大克鼎都有“各大庙”的记录。

丰在丰水西岸，镐在丰水东岸，在那里搞了很长时间的发掘工作，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发掘到遗址。只是在两次（1957年、1972年）在丰河西岸的张家坡发现有车马坑，应是墓葬区。丰究竟在何处，现在还很难断定，总之是在丰水西岸，可能离这个墓葬区不远。至于镐在什么地方，据现在的调查，在斗门镇有个庙，叫石父庙，距斗门镇东五里有个石婆庙。据记载，汉武帝过昆明池，没掉镐。在池上造牵牛，织女两石像，两个庙就是由此而来的（见《长安志》），因此，镐可能就在斗门镇附近。据记载，丰、镐相去25里，但看来不至于如此远。

金文中“京”是何地有争论，郭老说是丰，陈梦家说是镐，可能是郭说正确，因为音相通。据金文看，京中有辟雍，有大池，举行射礼，看来解释为丰比较合适。成王只要是在丰，丰在西，镐在东，也符合上述所讲到的制度。

总之，《书序》有史料价值，有许多西周的历史问题可以从中得到资料，而别的典籍中看不到，又有许多分封的诸侯，也仅见于《书序》。如：“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旅，嘉的意思。巢伯不见于它书，应是南方的一个诸侯，在穆王时期的班簋中有“王令毛伯……作四方亟，秉緐，蜀，巢命。”正相合。

《书序》中还讲到了一些大臣，如“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荣伯”在金文中作“伯”，金文中多见，荣这一支在西周是很重要的。《国语》讲到周文王的大臣有“周、邵、毕、荣”，也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