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古文尚书》的出现及辨伪

《伪古文尚书》的出现及辨伪

这个问题不想讲得很多，因为已经是定案，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但还是有必要讲一下，因为个别等著作还有用《伪古文尚书》的。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郭沫若称他们为阎若璩的程度还没有到。《伪古文尚书》在清代争论得很激烈，在经学领域和思想史领域中都是件大事，是影响清朝一代学术进展的大事。

《伪古文尚书》的出现

《伪古文尚书》是在东晋时出现的，因为孔安国的真《古文尚书》中许多篇不合儒家思想，东汉时已无人敢注，连马融、郑玄也不作注，魏晋时期，特别是经过永嘉之乱，完全散失，于是《伪古文尚书》乘机起而代之。

东晋初年晋元帝时，梅赜（不见于正史。据《世说新语》，号仲真，汝南西平人，官至豫章内史）献书，只缺《舜典》，故分《尧典》后半部分为《舜典》。但当时朝中有很多议论，故没有颁布为正式经书。后传至北方，在北方很流行，遂成为经书。最初是用隶古定写的，“隶古定”就是将古文用隶书定下来。因此怪字很多，如，（战）、（禹）、（戳）。这种本子现在还有流传，如日本流传的唐写本，藏在巴黎的敦煌唐写本，罗振玉、顾颉刚也有部分影印本。这些怪字在五代的郭忠恕编的《汗简》中还有。宋代的晁公武在四川成都将它刻于石上，宋代薛季宣的《书古文训》（保存在《通志堂经解》中）也收了许多怪字。东晋的范宁曾释成楷书，唐玄宗天宝年间，卫包把它全部写改成楷书。据说卫包这个人文字学功底很差，因此改错了许多。开成年间刻成石经，就是现在的唐石经，现在西安碑林。

《伪古文尚书》有《伪孔传》，对这个传，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因为它是吸取了前人的成果的。许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被作者吸收在这个传中，甚至把《今文尚书》也收入其中，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由于它对《今文尚书》、《古文尚书》都句句作解释，而且句句皆通，故很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唐代立为经书，孔颖达《五经正义》就用《伪孔》本。从此《伪孔传》犹被当作真《古文尚书》了，而真正的孔安国的十六篇《尚书》反被认为是张霸伪造。以假为真，以真为假，造成了大混乱，直至宋以后才逐渐廓清。

据记载《伪古文尚书》的渊源是：

郑冲——苏愉——梁柳——藏曹——梅赜

郑冲《晋书》有传，是魏晋之间的人，死于晋武帝时。苏愉见于《魏书·苏则传》，与郑冲同时，是苏则的儿子。梁柳见于《晋书·皇甫谧传》，是皇甫礼的亲戚，阳城的太守。藏曹是阳城人，故梁柳传给藏曹。阳城属济阳郡。梅赜是济阳郡太守的儿子，故又传给梅赜。

这个是否正确还很难说，而且，真不能上溯。

《伪古文尚书》收伏生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从《尧典》中分出《舜典》，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从《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盘庚》分为三篇，共为三十三篇，又从《书序》中选出十九篇，编造十九篇假《尚书》，其中《太甲》《说命》《康誓》各析为三，多出了六篇，故比《今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所以，33+25=58篇，现在的《伪古文尚书》就是这样构成的。

但是，它又有伪中之伪，因为《尧典》一切两段，下部作《舜典》，于是，《舜典》就没有开头，不称文章。南朝齐明帝时的姚方兴声称在大航头买到《古文尚书》，篇首多十二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见《经典释文》）。其实它来源于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的“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根据《史记》记载，舜名重华，禹名文命。姚方兴仿之而造，但这里不是名字。华，解释为文德，称赞舜的文德重合于尧。但下十二字还接不通，于是又有人造了十六个字：“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都是称赞舜的文德的。这十六个字不知是何人造的，许多人考证是隋代的刘炫，因为这是刘炫送上去的，据说他伪造过《古文孝经》。现在的《十三经注疏》的《舜典》上的28字就是姚方兴和刘炫两人合造的。

《伪古文尚书》的辨伪经过及主要论点

《伪古文尚书》出现后，实际上很多人提出了问题，但不敢纠正。甚至还为之辩护。如孔颖达的《正义》，提出了《武成》篇有问题：一、体例有异。一般的《尚书》中叙事少，议论多，而《武成》却是叙事多，议论少。二、头尾都很突然。他解释为出孔壁时有的脱漏。南宋也有许多人提出怀疑，但又有许多人加以弥补、调停，如林之奇的《尚书全解》，提出了今、古文《尚书》显然不同，今文难，古文易，但他解释说，今文难是因为伏生是齐国人，齐国话难懂。

朱熹指出，《伪孔传》是魏晋时代的人写的。可能是伪造《孔丛子》的人写的，不像汉人的文章。汉人弄不清楚的地方不解释，因而不是像伪孔传那样句句解释的。而且没有一个错字，这似乎也不可能。朱熹对传怀疑，但对经还是不怀疑的，他说书有两个体例。一是像伏生那样当面传授的，比较难懂；一是经过修饰的，故文章通顺。可以说，朱熹只是怀疑了一半。吴棫怀疑得较彻底，认为从文章的体例讲，与今文完全出于两人之手，因此都是假的。

明代的梅鷟在《尚书考异》中提出了一些较有分量的论证：一、《汉书》中没有孔安国传授的记载，与《伪古文尚书》传授的记载连不起来。二十五篇古文应不是孔安国的本子；二、《汉书》《史记》中没有讲到孔安国曾经做过注解和传，只有《伪古文尚书》中讲到，而且，据《汉书》记载，孔安国的学生都尉朝、庸生也没有讲孔安国有传，有注解；三、《伪古文尚书》与真《古文尚书》篇目不合，《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真《古文尚书》十六篇。而且《墨子》引的《尧典》现在在《舜典》，这是作伪古文的人从《尧典》中分出来的，可见是伪造；四、孔安国的子孙和他的弟子也有传授，但这些人中无人提到过二十五篇的内容，可有的汉朝人引《尚书》都没有引到二十五篇的内容，可见它是据某些书伪造的。《尚书考异》首先提出了有分量的证据。

清初的阎若璩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怀疑：（一）汉人的传往往与经分开，《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在汉代分开，《毛诗》与传也分开，后才合并。而《伪古文尚书》的传很明显是根据经文写的，连在一起，可见体例上有问题；（二）地理沿革上的问题，《禹贡》的《伪孔传》说：“瀍水出河南北山”。但据《汉书·地理志》的河南郡榖城县下注，瀍水出于榖城，并讲，晋代时并入河南。可见《伪孔传》是魏晋人的作品。他还举了一些其他的地理上的问题。（三）篇目不合，伪古文与真古文相同的只有九篇。另外，真《古文尚书》从孔安国传到郑玄作注。《今文尚书》从伏生传到东汉的石经，都有源流，而伪古文则不今不古，故值得怀疑；（四）有些地方由于传本不小心而弄错了。如《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这是根据《左传》来的，庄公八年，齐攻陈，鲁国有一个大夫请鲁庄公伐齐，鲁庄公说，德不够，并引《夏书》：“‘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根据杜预的注解，“迈种德”是《夏书》的话，但“德乃降”是鲁庄公的话，作伪古文在把后面的话也引进了《尚书》。又如《尧典》：“舜纳于百揆，百揆时叙”，“百揆”，《史记》作“百官”，但《伪古文尚书·周官》把“百揆”、“四岳”连起来用，把“百揆”当宰相，“四岳”当大臣，可见是误解了《尧典》。还有把一个地名弄成两个地名的，如《牧誓》：“至于商郊牧野”，牧野就是商郊，但伪古文的《武成》却写道：“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五）纪年的体例不合，朱熹曾讲过，古文的体例是不记春夏秋冬的，《周书》中都如此，甚至后出的《泰誓》也无春夏秋冬，西周金文中也没有四季纪时。《史记》引《泰誓》：“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于孟津。”但伪古文的《泰誓》作“协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六）抄袭古书的地方很明显。如《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这几句话被宋理学家视为“传心秘诀”，但这是根据《荀子·解蔽》引的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好义本众矣，舜独传一也。故目古及今，未尝有两面而能精者也。”拼凑而成的，“允执其中”则来自《论语》中赞颂尧的话。

阎若璩把《伪古文尚书》的来源都搞清楚了，因此，他是下了很多功夫的，他的《尚书古文疏证》在考据学上是很有地位的，从此《伪古文尚书》一案大致就定了下来。阎若璩的《疏证》并不是一下子写成的，当时，关于《伪古文尚书》有一场大辩论，《疏证》是在辩论前和辩论中写成的。这场大辩论对学术发展很有推进作用，经过这场辩论，阎若璩的《疏证》写得更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的发展应该通过辩论，真理愈辩愈明。

辩论的兴起是有时代背景的。清初学者认为明人空谈理学，写八股文，不重视学术，于是风气转变。在这个转变中，《疏证》及有关于此的辩论是一件大事，因为他推测的对象是经书中的一部分。顾炎武提出讲理学应该以经学为据。阎若璩认为，不但要以经学为据，还要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因此，他开始讲考证之学。顾炎武《日知录》提出，考证的目的是为使空虚的研究方法变成踏实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搞学术的目的是“拔乱世，兴太平”，为时代服务。他还认为，搞八股之学等于秦的焚书，甚至等于坑儒。

阎若璩是太原人，后居江苏淮安，还著过《四书释地》《潜邱札记》。他与顾炎武有所接触，与《日知录》有讨论。从学问上看，阎若璩不及顾炎武广博、深入，但他的《疏证》影响很大，引起一场辩论，这场辩论有好多人参加。

当时怀疑《伪古文尚书》的著名人物还有姚际恒。他著过《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辨伪的有二十八卷，其中有《古文尚书通论》十卷，但惜之不传。阎的《疏证》中引了一部分。传下的只有《诗经通论》，解放后出版过。他的《九经通论》收在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共收辑有四十万字。顾颉刚曾得到过五册《春秋通论》的残本。1935年，又从杭州崔家看到《仪礼通论》，抄了一个本子。后被北大教授马裕藻借去。“七·七事变”，顾颉刚从北京逃出，未及要回，经抗战马裕藻死，书遗失，再到崔家去问，也说经战争后就散失了。

姚际恒的书对阎若璩很有影响，他们之间有来往，是一派的。另一派的著名人物李塨、毛奇龄认为《古文尚书》是真的。毛奇龄是肖山人，明末清初参加过抗清斗争，后一度出家。以后又进清翰林院，撰《明史》。他书写得很多，最著名的是《古文尚书冤词》。

《冤词》与《疏证》是同时著的，也都是陆续著成的。《疏证》最初只写了四卷，后来增加到八卷，每卷十六条考证，共一百二十八条考证，但现在只有九十多条，有的仅有目录，有的连目录也没有。原因何在？

毛奇龄出家后，到过淮安，见了阎若璩，逐渐变成了考据家。毛奇龄与姚际恒熟悉，与李塨也认识。康熙三十二年，即1693年，阎若璩到杭州，毛将姚介绍给阎。过了四年，李塨到杭州，又见过姚际恒，还与钱晓城见面，钱晓城也是怀疑《伪古文尚书》的，于是发生辩论，毛奇龄参加反对阎若璩一派，写成《冤词》。

但将《冤词》与《疏证》作比较，却看不出辩论的情况。他们都避免点名，《冤词》中只有“甲曰”“乙曰”“或曰”。有人考证，“甲”指钱晓成，“或”指阎若璩，因为“或曰”的有些条目与《疏证》相合。有人推论，《疏证》有缺就是因为阎若璩通过辩论，认为自己站不住脚而删掉的。《冤词》中有些“或曰”条目，《疏证》中没有，说明就是删掉的。又有些想法有进展，也删掉了。所以，两书中看不出针锋相对的辩论。不过，可以看出，通过辩论，学术有了进展，最后认为《疏证》是定了案。可见，《疏证》不是一个人的意见，他把姚际恒的意见也吸收了，有的地方说明是姚际恒的。可惜只传下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而这本书的质量并不高。把《尉缭子》、《六韬》等都视为伪书。顺便提一下，最近《光明日报》报道发现《文子》，这本书在以前也是被当作伪书的。

这场辩论还有一段余波：惠栋等《伪古文尚书考》，进一步找出作伪的根据，并作了排列。程廷祚《晚书订疑》（原书定名为《古文尚书冤冤词》，后觉不妥，改成现名），驳《冤词》。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驳《疏证》，直到光绪年间还有人写翻案文章。这其实是浪费笔墨，但也说明顽固势力很强。

关于《伪古文尚书》的作者问题，我不想多谈，只介绍一个说法：梅《尚书考异》认为皇甫谧；丁晏的《尚书余论》认为是王肃。但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写的《尚书孔氏传异同考》中提出不是王肃，但也没有说作者是谁；又有人认为是晋代的孔安国冒充汉代的孔安国所作，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根据，晋代确有个孔安国，但没有发现与此事有关，而且《伪孔传》说明是汉代的孔安国作的。

总之，关于这个题目目前还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