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尚书》

今文《尚书》

《虞夏书》的著作年代及史料价值

《尧典》

《尧典》开首有：“曰若稽古”，这就说明不是当时的作品，而是稽古而作的，而且又称“典”，与“诰”、“誓”之类不同，着重于祭祀。但是《左传》《孟子》都引过《尧典》，说明著作年代当在此之前。但是近人的研究又往往有过头的地方。康有为据《论衡》认为是孔子所著，因为《尧典》有“蛮夷猾夏”。这句话有问题，尧时不会有夏。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中进一步提出证据说，《尧典》有“金作赎刑”，说明是春秋以后的作品，但又认为有一部分是尧时的作品，因为有人考证里面的天文内容与尧的时代相合。实际上这个说法也并不真有根据。

近人郭沫若的证据较硬。他指出，《尧典》的“如丧考妣”，把考妣解释为父母，而据金文及《诗·小雅》《诗·周颂》等书，没有考妣相连的，只有祖妣、考母连在一起，考妣相连只见于战国及战国以来的著作，《尔雅》就是这样解“考妣”的。

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讲义》（在北大讲学的内容）认为，《尧典》是汉武帝时候的著作。证据是秦统一之后，才统一度量衡，而《尧典》有“同律度量衡”；秦统一之后，才有皇帝出巡，而《尧典》有出巡。但这个说法不能成立，统一度量衡的事，战国就有。商鞅就统一过，商鞅升就是为此而创造的。商鞅之前，其他的国家也有统一度量衡的。“巡狩”一词也早就有了，《孟子》引晏婴的话中有这个词。而且秦始皇的出巡与此不同，战国时代曾实行过郡县制，发展到汉朝成为刺史制度，秦始皇的出巡属于这一种，是以天子的身份出来视察。因此他要专权，大权独揽，因此不让诸侯而只是他一人视察。顾颉刚又说，战国时代的《禹贡》有九州，而《尧典》却有十二州，这是根据汉武帝时代的十三州去掉中央一个州。但这个观点也不能成为，因为秦的《封禅书》就有祭十二个名山，《尧典》也讲有十二个山，因此，“十二”这个数字不一定是汉武帝时才会出现的。他又说，《尧典》中羲和是管历法的，南到南交，北到朔方，就是交州，朔方郡，也是武帝时的地名。这个说法也不对，《墨子·节用》中就讲到：“尧治天下，南抚交趾。”朔方就是北方，《史记》引《尧典》就写成“北方”，与汉的朔方郡无关。顾颉刚还讲到，《尧典》讲到十二牧、四岳、九官，加起来二十五人，但是《尧典》最后讲共二十二人。怎样解释呢？朱熹认为四岳算一个人，但不对。《尧典》明明说是四人。顾颉刚认为十二牧原应该是九牧，因为武帝是十二州，故改为十二牧。但这也没有确切证据，司马迁就是武帝时的人，《史记》抄了《尧典》全文，内容基本上与《尧典》同。说武帝时改成十二牧，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

陈梦家《尚书通论》认为是秦代的著作，理由是：一、《尧典》是伏生所传，而伏生就是秦博士。二、秦有巡狩，正好是五年一巡，与《尧典》相合。三、整个《今文尚书》都经伏生据秦法修改，秦法有诛三族，《墨子·明鬼》篇中所引的《禹誓》（《甘誓》）末了一句没有，而今文《尚书》为“予则孥族汝”，就是秦时加入的。但也不能成立，《左传》就引了《尧典》。

《左传》至少是战国初年的著作，《左传》引《尧典》，说明战国初年就有了，我认为是成书春秋战国之际。

《尧典》是春秋战国之际据当时的传说写成的，其中不仅包括原始传说，还有一部分带有神话性质。如：羲和在《尧典》中是官，就来自于神话。《山海经·大荒南经》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是个太阳神。而《尧典》就是据太阳神的神话写的，把羲和分成四个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居四方，羲仲宅阳旸谷，（《淮南子》叫汤谷），是出太阳的地方，“寅宾出日”。“其民析，鸟兽孳尾。”析，分析、生长；孳尾，繁殖。羲叔宅南交，“其民困，鸟兽希革。”希革的意思很清楚，因为南方天热，所以毛少了。“困”的解释有多种。和仲宅昧谷，“寅饯纳日”，“其民夷，鸟兽毛毨”。“饯”是送的意思，送太阳下去。毛毨，毛长得多。和叔宅朔方，曰幽都，这是神话中的黑暗世界。“其民隩，鸟兽氄毛。”这是根据神话来的。胡厚宣释四方民、四方风就是引了这个材料，它与甲骨文相合，甲骨文有“东方曰析”“南方曰彝”，可见它渊源流长，保存了一定的原始材料。

《尧典》与神话的关系还可以从音乐中看出。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据神话传说，夔是“一足兽”，是兽中之王，所以它一作乐，会百兽率舞。古代传说中管音乐的官都与鸟兽有关，《吕氏春秋·古乐》中讲到颛顼教飞龙效八风之音祭上帝，于是飞龙命令（有人认为通鼍）作乐，“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尧典》又讲到，尧令益为虞作乐，虞是管草木鸟兽的，虞让给朱虎熊罴，可见也有神话传说在里面。

《尧典》讲到禅让，尧先问四岳，四岳推舞，尧曰：“吾其试哉”。将两个女儿嫁给他，又让他干了一系列的事：“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宾是招待工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因此，尧禅让给舜。这里，重要的原因还是“弗迷”，《五帝本纪》也讲到这个问题，显然带有神话色彩。

于是汉人就展开了争论，一派认为大麓确是山林，确是入其中而不迷，《盐铁论》《风俗通》属于这一派。《风俗通》第三十讲到，“尧传舜于大麓”，“麓，林在于山也。”《论衡》把“麓”读为“录”，“大录”即大官。《论衡·正说》：“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是三公之中地位最高的，因此尧传位给他。《论衡》又进一步解释：“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伪孔传》就是根据王充这个说法的。但是《论衡·吉验》又说：“试之于职……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蛟蛇不噬，逢烈风疾雨而不迷。”《论衡·乱龙》也讲舜入大麓之野。可见《论衡》尽管作了自己的解释，但还是前后矛盾。

我认为大麓确是大山，否则，下句“烈风雷雨弗迷”就无从说起。这里可以看出带有神话色彩。《尧典》是根据神话传说写成的，有原始社会的影子，但又有神话。我的主张是把传说还原为神话，而根据神话推测历史事实。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相信，重要的是怎样用神话推测历史。这个观点我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也讲过。

《皋陶谟》

著作年代可能比《尧典》早，性质则相同。谟是计划，谋划的意思，皋陶向舜提出一套计划。《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的一段《夏书》就是《皋陶谟》，《史记·夏本纪》有其全部记载，可见至少是战国初年的著作。从它的内容看，它的著作时代可能比《尧典》早。

《皋陶谟》中讲到舜的臣子有：益、禹、稷、皋陶、夔。益是进鲜食的，鲜食就是生的东西；禹治水；稷管播种；皋陶施象刑；夔作乐。“象刑”有两种解释，一是指用象征的方法处以刑罚，如墨刑用头上蒙一块黑巾来替，另一种说法是把刑罚画成图像摆在宫殿的前面，皋陶施象刑可能是后一种意思。但是《尧典》却有九个臣子，多出契、伯夷、龙、垂四人。契管五教；垂管工；伯夷管礼节；龙管纳言。两篇比较，可知《尧典》说法更完整，因此，可能时代更后。

《皋陶谟》在《尚书》中并不如《尧典》《禹贡》那么重要。

《禹贡》

《禹贡》，共1100多字，对历史地理学来说很重要。作于战国中期，讲禹如何治水，分九州、导水、导山、五服四个部分。

《禹贡》在先秦古书中不见引用，《墨子》《孟子》都讲到禹治水，但都与《禹贡》不同，可见，在那时流引不广，《墨子》时可能还无此书。关于《禹贡》的年代，考证很多，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中有一条“九州”，也就是说，金文中没有“九州”一词。郭沫若认为九州的划分是春秋时代开始的，《禹贡》是春秋之际写成的。

但是据内容看，应在战国中期，因为：一、《禹贡》讲到两周进贡的东西有铁、镂（即钢），铁的广泛应用在战国中期以后；二、《禹贡》把中国划分九州的理想应是符合国家统一的需要的，战国中期以后，人们都有这种要求统一的思想，这种著作反映了这种思想；三、有的地方水平很高，如讲土壤，分等级，列举其特点，根据近年来许多人的研究，认为这种分析是比较科学的，有一定水平，只能在战国时代才能达到。

但这篇著作还是以禹治水为内容，因此有些想象。据搞地质学的人的考察，这些水都是天然形成的，并不是治理的结果。当时的作者根据他那时的历史地理水平把全国的山水都很有系统地作了记载，写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作者先从冀州入手，因为冀州就是夏，夏的传说主要在这个地区。而且治水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生产。据土地等级制定贡赋，因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贡赋。贡赋的来源靠农业生产，要搞好农业生产要靠水利。水利在当时由国家统一管理，这是古代东方的一个重要特点，《禹贡》体现了这种思想。

治水一方面是为了农业生产，一方面是疏通水道，便于运送贡赋。如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其田惟中下。”然后讲如何通过水道运送贡赋。可以说《禹贡》代表了当时农业方面的科学水平。因此，其中有些资料可用来解释战国时代的历史，其中贡些什么就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

但是，其中有些问题不能说成是战国时代的，因为它是假托夏禹治水，因为有些事实的时代可能要早些。如讲少数民族，讲到青州（现山东地区）“莱夷作牧”，即莱夷还在搞畜牧。这不符合战国情况。莱夷看来原是搞畜牧的，西周时还很强盛，齐封到山东的时候，曾与齐争土地。春秋时，逐渐被齐灭掉，当时，莱夷已从事农业生产。因此，莱夷作牧不是战国的情况，至少是西周春秋之际的事。

《甘誓》

夏代在甘这个地方同有扈氏打仗时立的誓。有两种本子，一是墨家的本子，一是儒家的本子。《墨子·明鬼》引作《禹誓》，内容基本相同，但认为是禹打有扈，而今本讲是启打有扈，究竟是谁打有扈，这在先秦的古书上本来就有两种说法。扈在何处？老的说法是：在陕西户县（鄠县）；现在的人都认为甘应在洛阳附近。因为春秋时有个地名叫甘，有扈就是春秋时代的雇，在现在的荥阳。杨筠如的《尚书敷诂》就持这种观点。

《甘誓》的著作年代应在《墨子》之前，至少是春秋时代的作品。

商书

商书中最重要就是《盘庚》。商书从文章上看，可能有些材料是商代的，但经西周春秋的人修改过。王国维在《高宗肜日说》中讲到，《高宗肜日》是西周分封时，宋国人把它写成文字的。这是有些道理的：一、《多士》：“惟殷人有册有典”，二、周公分封许多国家时，对商留下的文件很重要。如魏国有《康诰》，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要康叔保留殷的好的东西，即合适的法律条文和统治方法。《吕氏春秋·慎大览》讲到，周曾问殷遗民为何殷亡，又问应该怎么办。答道，应复盘庚之政，殷亡在没有复盘庚之政。所以，商书中《盘庚》占的分量很大，共有三篇。三、商书中有些特点，如“如何”写成“如台”，说明商书可能是一个来源，商留下，经西周或宋国人修改，文法有些已是西周春秋时代的，但内容是商的。

《汤誓》

是汤伐夏而立的誓，但许多语句不是商代的，与甲骨文有很多不同，如“台”作为第一人称，这在商代、西周均不见，而见于春秋时的金文，可见经过春秋人修改。但《孟子》引过《汤誓》，他看到的本子已与现在的本子差不多了。又如，甲骨文不用“天”字，用“帝”、“上帝”，称天命是周的习惯，而《汤誓》中既有“上帝”又称“天”。

《盘庚》

《盘庚》共有三篇，现在三篇的次序是颠倒的，应据俞樾的说法改正：第一篇是中篇，第二是下篇，第三是上篇。第一篇是盘庚将迁都时对国人的动员报告，第二篇是迁移以后对百姓作的讲话。“百姓”指贵族，因为当时贵族有姓，平民、奴隶无姓，现在的“百姓”的意思是战国以后开始的。第三篇是迁都以后一个时期，民觉得不合适，盘庚叫一些大臣传达安慰的话，又对许多官吏讲话，要他们着重整顿，防止发生闹事。

《盘庚》后来是商传下来的，但经西周、春秋人修改过。思想还是商代的思想，都假托上帝的意志来讲。还采取威吓的办法，说自己的祖先在天上管理那些国人的祖先，如不听话，那么天上的祖先就要迫使自己的祖先来处罚他。还用刑罚来威胁，说要让不听话者灭绝后代，这种威胁手段是很原始的。

关于文法已是西周、春秋时代，这一点可以看顾颉刚《盘庚》篇的校释。一是《盘庚》多用“天”字（共有五处）而甲骨文多用“帝”字；二是甲骨文中的“众”是特定名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而《盘庚》中是众多的意思；三是甲骨文中无“德”，周代金文才大讲到德，而《盘庚》有十个“德”字；四是金文，甲骨文中，“王若曰”、“王曰”有区别，“王若曰”是大臣代言。“王曰”是王亲言，而《盘庚》中有些地方盘庚直接讲话也用“王若曰”，这东西周晚期才出现。

关于它的著作年代有一些争论，顾颉刚认为是商作周改。于省吾认为本来就是周代的。于省吾的说法可能不对，因为，从思想看是商代的。

还有一个问题，盘庚迁殷，“殷”在甲骨文中是没有的，甲骨文中只有“商”“大邑商”。“大邑商”大概是指整个王畿地区。究竟殷怎么会称殷？来源如何？郭沫若《卜辞通纂》有一个说法：“衣”，是商王打猎地区（甲骨文中多见），在河南省太行地区的东南部，衣与盂、鄂两地相近，应该读为“殷”。在西周及以后，“衣”是可以读为“殷”的，如《康诰》：“殪戎殷”，《礼记·中庸》作“殪戎衣”，郑注：齐国人读殷作衣。郭老的意思认为衣即殷，故周称商人为殷。但是，“衣”是否地名有争论，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认为“衣”是一种打猎的方法，“衣”又称“衣逐”，“衣”是合的意思，围猎叫作衣遂，或简称“衣”。

但是周原发现了甲骨文，有一条“惟衣鸡子来降，其执”见于《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解释为“惟殷微子，来降，其执。”这个解释如果正确，那么周人确实称殷为衣（殷）。看来殷墟原来的名字叫衣，或殷，盘庚迁于此，但整个国都的周围地区还是叫作商。

《逸周书·作洛解》：“俾康叔教于殷”。实际上，卫国之可以称卫，来源就是由于殷。殷、卫都叫作衣，两字音同。《吕氏春秋·慎大览》有“亲如夏郼”，高注：“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如衣。微子的封于宋也是一样的道理，宋就是“商”，商、宋古音同。

可知盘庚迁殷的“殷”是从“衣”来的，这是西周习惯用的衣称，可见《盘庚》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经周人改过。

关于迁都的原因，一说是水灾，一说是贵族奢侈，剥削太严重，这是天灾人祸，从《盘庚》的内容看，的确如此。

盘庚主张统治者应该努力、勤劳，使人民受到实惠，这个思想与周公的思想有符合的地方，所以，这一篇能够保存起来。

盘庚讲话的对象当然是国人贵族，并不包括劳动人民，因为是把这些人召到王廷讲话，王廷就是后来称为“外朝”的地方，这种制度不仅商代有，还一直延续到明清，天安门前面就是外朝。《周礼·乡大夫》《周礼·小司寇》讲到，国家有大事，要召集众人问讯，《周礼》中的小司寇专掌外朝之政。要“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盘庚》就是询国迁，这就是外朝之政。这种制度实质上是贵族内部的民主，一直到西周、春秋还是如此，《左传》上可以看到很多。所以，《盘庚》讲到的对象应该就是国人、贵族，其中的“民”“外民”“畜民”“小人”都应该指国人。有些通史的著作里作了一些解释，很多是错误的。把“畜民”说成是奴隶，“畜民”即“养民”“好民”，并没有畜牲一样的民的意思。而且盘庚也没这个意思。盘庚虽然讲得很严厉，但还是有一定的尊重的，还是讲“民利”“保民”的，而且说，他的祖先的神灵正在天上管理国人的祖先，对奴隶不可能有此说法。

《盘庚》上还讲到“弄”，“若弄服天，力穑，乃亦有秋。”他要叫下面的官吏向“农”学习。这种“农”看来也不是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也是国人，因为国人有些人是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士”也是这样，西周、春秋也有这种情况。《礼记·少仪》：“问士之子长幼，长者曰能耕。”这应是作为一句老话传下来的，可证之。所以，《盘庚》篇没有涉及劳动人民。

《高宗肜日》

根据《书序》及《史记·殷本纪》，都说是武丁祭汤时，有一只雉飞到鼎上叫，于是，由祖乙训诸王。王国维认为这个说法不对，因为，据甲骨文看，肜是一种祭祀的名称，是祭了又祭，即今天祭了以后明天再祭。根据甲骨文来看，高宗肜日不应该是高宗祭汤，应是高宗的儿子祖庚祭高宗。它的内容无非是讲，人的寿命的长短是由天决定的，天视其德如何而定。看来这篇内容并不重要，只是反映了当时某种思想。

《西伯戡黎》

讲周文王战胜了黎国后，付臣子祖伊急了，奔告纣王，认为“王淫戏用自绝”，故殷将亡，问纣王该怎么办。纣王回答，有命在天，不会王。祖伊回答讲，纣王罪大而图靠天命，结果殷一定毁掉。这一段记载可能因为与周文王有关，故被保留下来了。黎在山西省长治县（山西东南），文王攻黎后就可以进一步攻到商郊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

《微子》

微子是纣族中的人，后封于商丘（宋国），殷将亡，微子向太师、少师请教，是逃走好，还是抵抗好，太师劝他逃走，从两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当时商“沉醉于酒”；“罔不小大，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师师：众官）；“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这是微子的话。据太师讲，纣任人不当，官吏不用长辈、老臣；殷民有偷窃祭品而不处罚，赋税很严重。可以看出商代内部的混乱状况。

太师、少师大概是乐师，《史记》记载，三个人后都出走。

《微子》的著作年代与上述四篇差不多，用字也差不多。“殷”、“商”并如。

《商书》的情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