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器物之意义及其方法

古器物之意义及其方法

古器物学这一门学科，在中国还在萌芽时期，他的比较能有系统的研究，还在近二三十年来的事。现在许多学者虽然在那里费了很大的力量去搜集材料，在那里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它，但是终因为中国过去古器物的材料太散乱了，我们一时还无法作全部的整理，并且有许多部分我们还感觉到材料的贫乏，所以这一学科至今还说不上怎样的成功。我们中国过去对于古器物，只是一种玩赏和宝藏的意味，对于它的历史文化上的价值和地位，是不去研究的。他们所研究的，是哪一种东西精巧，哪一种东西比较稀少，哪一种东西要值钱，对于它的源流和来踪去迹，是不考究的。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学问，只可以说是“古董学”，不是我们所要讲的“古器物学”。因为他们所研究的，不是古器物和文化的关系，而是古器物和钱的关系。古董学是一般古董商和一部分收藏家所有的，我们研究问题考辨历史的人们，当然要不得！我们要拿科学的、比较的方法去研究许许多多流传下来的古器物，异同在那里，它们的关系在那里，我们要考订它的年代，要推究它的来源，要辨别它在文化上的价值与地位，我们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研究它的所以然；研究了它的所以然之故，便可根据它来考察它在历史文化上的价值。它在过去社会里人们怎样制造它，怎样利用它，人们又怎样改进它，人们又怎样的放弃它，它的形式有怎样的演变，它的纹饰又有怎样的演变，我们这样的去研究，才配称“古器物学”。所以古器物学，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研究古器物的本身以及它和历史文化关系的科学。

一般人的误解，以为古器物学所研究的对象，便是古董商所重视的古董。其实我们所研究的，不一定是古董商所认为贵重的，古器物学的研究，小至一片破铜烂铁，只要它可靠，只要它有特点，只要它有文化上的价值，我们都有研究的必要。一般古董商，他们看得古铜器是值钱的，古陶器是不值钱；一般的古董商，看得铜器有铭文款识的是值钱的，没有铭文的便不值钱；一般的古董商，看得玉器是值钱的，石器便不值钱。但是在我们看来，铜器和陶器在文化上的价值，并没有两样，他们同样是古代社会里遗留下来的东西，都可以供给我们作研究古代社会文化艺术的对象，它们同样是原始的史料，我们都不能忽略，不能有什么轻重的区别。铜器上有铭文的和无铭文的，我们也同样把它看得重要，我们不能把没有铭文的，就算没有研究的价值，任它毁灭。其实铜器的研究，实在不止文字一方面，文字固然是重要，它在古文字学上，在史料的考订上，自有它的价值，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要研究它的形式，研究它的花纹，我们还要研究它形式的来源和演变，我们研究古器物，形式、花纹和铭文，是要三位一体，不能特别偏重在一方面。凡是一件古物，总有它的时间性，还有空间性。怎样说有时间性，因为一个时代的东西必定有一个时代的作风，在同一时代里面，一地方也往往有一地方的作风，同是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之间，更有它的特点。譬如石斧这东西，虽是石器时代中外民族所共有的，但是在中国，有个特点，便是有孔的，中国玉器中的璧，是石斧的演化，它也同样地〔有〕个圆孔的特征。

一般人遂有个误解，以为研究古器物，仿佛有什么秘诀的，其实古器物学所用的方法，也是科学的方法，不是玄学的，更没有什么神奇妙术在里面。我们只要好好的搜集材料，我们精精细细的用科学的方法，把它比较分析，我们一定要寻出它们的同异，我们要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从同异之中，寻出它们的来源。固然，研究古器物，经验也是必要的，关于古器物的色泽，我们如果没有怎样看得多，不免要受古董商的欺骗。古董商为了图利的缘故，往往要仿造假古董来欺人，他们也费了很大的力量，费了很久的功夫，造成了一个假古董。他们为了色泽的关系，把它埋在地下，经过相当的时间，再拿出来卖，假使给有经验的人，一上手，便可以知道是假的。但是我们相信，古器物学是有科学的理论做基础的，对于辨伪的方法，我们应用已经发现的学理去推究，不是没有办法的。

人们对于古器物的重视，可以说自古已然，许慎《说文序》说：“郡国往往于山川间得鼎彝。”可见那时古器物的出土，已经很重视，或者竟把它当作一种祥瑞，只是没有人搜集研究。宋代虽然曾经一度把古彝器著录，像《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无名氏《续考古图》，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可是只是昙花一现，没有人作继续研究的工作。到清代中叶以后一直到现在，可以说盛极一时了，但是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面，尤其在考古学不发达的中国，所有一切成绩还不能使我们满意。

古器物中像铜器，本来很为人重视，也很容易宝藏的。但在中国，也因为特殊的原因，尤其是为了钱币不够用，把许多古铜器都销毁了，从周秦到现在，据潘祖荫的计算，中国铜器一共遭了六次的厄运。他在《攀古楼彝器款识·自序》里面说：

古器自周秦至今，凡有六厄：（一）《史记》曰：“始皇铸天下兵器为金人。”兵者戈戟之属，器者鼎彝之属，秦政意在尽天下之铜，必尽括诸器可知。此一厄也。（二）《后汉书》：“董卓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钟簴、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此二厄也。（三）《隋书》：“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三大鼓，十一年正月以来陈所得古物多为祸变，悉命毁之。”此三厄也。（四）《五代会要》：“周显德二年九月敕两京诸道州府铜像器物诸色，限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此四厄也。（五）《大金国志》：“海陵正隆二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六）《宋史》：“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此六厄也。

中国铜器经了这样六次厄运，其损失当然不知多少。我们现在研究古器物，所感觉困难的，有二点：一是中国收藏家，收藏了古器物，不能公开，我国大规模的博物馆太少，材料不够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现在所藉以研究的只是许多不完备的图录。二是中国过去古物的出土，有的是从古坟墓掘出来的，有的是偶然的发现，都没有经过科学的方法来发掘，也没有科学的记录和图录。古坟墓里盗掘出来的古物，往往一会儿就分散了，失掉了它的联系，因此我们就不知道哪一件和哪一件是同地出土的，哪一件是出于哪一个古墓，因此这类古物在学术上的价值，大为贬损。偶然的发现，更不必说，就是有许多金石书上所载的出土地方，也多出之于古董商的传说，有时竟至胡说。例如民国十六七年间洛阳金村韩君墓的盗掘，有大群的铜器、金银器出土，最著名的氏编钟，也就是这坟墓所出土，甘斿杯也是这坟墓出土，周铜尺（即钟尺）也是这坟墓出土，《隋书·律历志》说用尺和新莽铜斛尺长度相等，我们把这周铜尺和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新莽嘉量比较，知道《隋志》的话丝毫无误，周汉的制度，便得了一个有力的实证，这都是很好的古器物材料，但是终因出土方法的不科学，至今还有怀疑它。又如氏编钟的出土，不但铭文是史料，而且是研究古乐器绝好的资料，但是那时同时出土的大小编钟究有多少，至今还是疑问。所以有人说以前不科学的出土愈多，在古器物学上的损失愈大，这是不错的。

我们还有一件可痛心的事，中国精美的古物，都陆陆续续的跑到国外去，就是前面所举洛阳金村出土物，大部分早已到了美国，一部分也早已到了日本。每一次古物的出土，都被外国人捆载以去，我国在国内就失却了研究的资料，不得不参考外国人所出的图录。我们现在所能欣慰的，便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考古组所主持的殷墟等地的发掘，它的确给我们不少研究的材料，像这次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所展览的，已经是洋洋大观了。除了这些以外，中国古器物的损失，真不可胜数。古墓的发掘，至今民间还当作一种副业，有一班人们，竟把它当作一种财富，其于中国文化学术上的损失，可以说是中外古今所没有的。

还有一件事，我们听到了应该奋起。日本人因为材料的便利，学术空气的浓厚，他们能够随心所欲的在那里研究中国古器物，他们所研究古器物的成绩，尤其是铜镜的成绩，都很精密，这是我们毋庸讳言。他们研究铜镜的方法，是把有纪年的镜作根据，以为各时代的标准器，再由此标准器之形式、花纹、铭文的字体，分类研究，这样铜镜的系统大致可以确定了。至于铜器，吾们固然希望有大规模系统的发掘，但以往来历不明的铜器，在今日照相、印刷术大为发达的时候，出版铜器之书，有图像铭文可资参考的，亦近二千余器，我们也可拿可以确定年代的作断代的标准器，再由此等标准往上往下往右往后的推论比较，由此等标准器的形式、花纹、铭文三者以求它器的年代，如此辗转相求，铜器的年代，便大致可以确定。年代既确定，然后再求其形式、花纹、铭文三者时间、空间的关系，看它是经过怎样的演化，这样铜器研究的体系也就大致可以完成。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便是根据这方法而研究的。总之，我们研究古器物学的方法，第一搜集材料要完备，第二要用科学方法去比较分析，第三步然后融会贯通去辨明它的源流和演变。古器物本身便是史料的一部分，我们所用的方法，当然也不外乎同史学研究法同样的步骤。史学研究法的步骤：第一要有初基知识，便是搜罗材料。第二是分析工作，便是鉴别材料的真伪，考察制作的年代，以及比较和分析材料的各部分。第三是综合工作，便是融会贯通的去辨明它的源流和变化。

我们研究古器物所注意的，除了上面所举形式、花纹、铭文应三位一体外，器物的成分也很重要。关于形式、花纹的研究，郭沫若合起来把它叫做“形象学”。关于铭文的研究，在中国已有很久的历史，自从宋代一直到最近金石家所注意的，只在铭文一方面，这叫做“金石学”，或是彝器款识学、形象学的研究。在现在只在开始的当儿，关于成分之研究，像铜器的化学分析，也只在开始的时候。铜器的形象学因材料远太丰富，终其得到了一个约略的系统，关于化学的分析，因为分析的结果还不多，还得不到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