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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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器物学铜器篇

中国古器物学铜器篇第一章 铜器的起源1.铜兵器与石器、角器铜兵器的起源于石器,像斧钺的起源于石斧,铜戈的起源于石戈,铜矛的起源于石矛,都是很显然的。《越绝书》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益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卷十一)不但近代史家明了这一点,古人也早已知道了。我们再进步的研究,知道石兵器有一部分是起源于角器的。郭宝...

中国古器物学铜器篇

第一章 铜器的起源

1.铜兵器与石器、角器

铜兵器的起源于石器,像斧钺的起源于石斧,铜戈的起源于石戈,铜矛的起源于石矛,都是很显然的。《越绝书》说: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益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卷十一)

不但近代史家明了这一点,古人也早已知道了。

我们再进步的研究,知道石兵器有一部分是起源于角器的。郭宝钧《戈戟余论》(《中央历史语言集刊》第五本第三分),他以为戈的来源,由于兽角。角本来是兽的武器,初民狩猎的时候,兽都以角御人。人类因此知道兽的利害,便辗转拿兽角当作武器,用来狩猎打仗。后来为便于发挥武力,便缚角于梃,使增长勾琢的效力,时代演进,便改为石制为铜制,但是样式还不变角的典型。郭氏提出的理由有四:

(一)戈角同声。

(二)戈形丰本锐末,然微曲,与角相似。

(三)铜戈尚以角为饰。

(四)戈制必有所昉,即云石戈,亦非无因而来。

戈古象形字有“弋”形(《书契前编》六卷三十八页),“”形(八卷三页),“戈”形(休盘),戈首都作歧形。民国二十二年发掘河南濬县辛村得“”形物十多件,都是角质,都和戈一同出土,半面削平,半面歧出,有穿孔可以缚,歧出面和戈“内”同向,因此郭氏断定这些便是柲首的饰物。戈的起源于兽角,所以进化到铜戈的时候,还沿用兽角作饰物。

2.铜容器与石器

关于石容器,除了罗氏先前已搜集得的鬲形钵形器,日本守屋孝藏氏又藏有一石制簋,上部有牺首和巴状涡文,下部为直文。圈足有虺文,和铜制的簋,形式、花纹都同,其余从殷墟出土石容器的碎片上,也可以想象得其全形。据梅原末治的推论,其中一杯状的是豆的碎片,比殷墟出土的白陶的豆片,形式一致,它的手法、花纹也和石制簋相像。还有几种钵形容器的碎片,有一遗存半器形,一方有扁平的耳,在耳的两旁有浮雕的怪兽形。又有一小钵形的残片,在器侧饕餮纹带之上,并列有三角形虺纹。还有一石雕的角形器,形似细长瓶形,器体的下部是斜削的,在那还嵌入有柄,上端呈圆顶状,有涡纹,体部作三角纹和一涡卷纹。河南开封博物馆以前发掘殷墟时也已发现了同样的角器。据梅原末治的推断,它是石兽形器的兽角,和铜器的怪兽形兽角同其样式(详梅原末治《河南安阳发现之遗物》,见《东方学报》京都第七册)。近年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发现有大理石所雕之虎头人身容器,又有怪异之鸱鸮形容器,与铜器的形式花纹都相像。根据以上所说,我们虽然不能断定铜容器是由于石容器,至少也渊源有关的。

3.铜容器与陶器

铜容器的取法于陶器和竹木等器以及果壳之类,也很明显,这在古人也早已见到。前汉桓宽《盐铁论》说:

古曰污尊杯饮,盖无爵觞樽俎。及其后,庶人器用,即竹柳陶瓠而已。唯瑚琏觞豆而后雕文彤漆。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

所谓竹柳便是指竹木器,陶即陶器,瓠即果壳,古代竹木器的先驱器形,因资料性质的不易保存,在现在不能见其实物的了。然人类在原始必曾应用这类自然材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征之现在的土俗,例如北欧各国木制容器使用之盛,实出吾人想象之外。又北美土俗器中,也有类似中国古铜容器花纹中繁缛雕刻的动物花纹的。在中国苗黎民族之间,其于竹木器的应用,也很可惊,木器上的雕刻也很精细,也有动物花纹的雕刻,而应用最普遍的花纹也是雷纹()。

烹饪器中的鬲,在中国史前的陶器中,已有同等的形式了。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鬲很多。在辽宁锦西县沙锅屯的洞穴里,也发现了二块陶器,是三足器的足,虽都破碎,还可以推定为鬲之足无疑(见其所著《中华远古文化》)。最近山东城子崖也有陶鬲的发现。铜鬲的由于陶鬲演化,固无可疑。

我们再拿殷墟出土的陶器,和铜器比较,也很看得出铜器照抄陶器的痕迹。殷墟出土的陶鬲比较仰韶期鬲的足,空的程度已浅,已和铜鬲差不多,更可见铜鬲起源于陶鬲的。又殷墟的陶釜和铜器中的鍑相似,尤其似《西清古鉴》的周垂纹鍑、《西清续鉴》的汉大宫鍑,只是没有圈足。罍以两耳广肩的为正宗,有时带鼻,殷墟的陶罍,和这形式正同,其为铜类所自出,很少疑问的。又殷墟陶瓿大腹短颈敛口圈足和《西清古鉴》的周素瓿同形,铜瓿之起于陶瓿,也很显然。殷墟的陶器中也有簋,也有簠,也有洗,簋有圈足无耳,簠足在二旁,当然也是铜簋、铜簠、铜洗之所自出。还有可注意的,殷墟出的陶片,大概是陶爵的一部,就花纹说那雷纹和饕餮纹,和铜爵的花纹竟无二致,可见铜器不但照抄了陶器的形式,还抄袭了陶器的花纹(见李济《殷商陶器初论》,刊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

我们再以古器物的文字论,以“罍”,或作“櫑”,或作“鑘”,“盤”,或作“槃”,或作“鎜”(见白侯父盘),“盂”,或作“杅”,或作“锰”(见鄀公鼎),其偏旁,或从“皿”,或从“缶”,或从“木”,或从“金”。拿形声的条例来看,皿是统称,缶是陶制,木是木制,金是金属制。从这些字形上也可以见到古器物是经过了这些阶段的。又如豆,《说文》除了“豆”字以外,还有“梪”字,云:“木豆谓之梪”,又于“籩”云:“竹豆也”,又于“登”云:“瓦豆谓之登”。《诗·大雅·生民》篇“于豆于登”,《毛传》说:“木曰豆,瓦曰登”。这也是因为物质的不同而变异它的字形名称。我们从这些字上,也可见到这器物,以前也曾经过竹、木、瓦的时期。

铜器中的鼎和甗,也是陶器的演化。日本滨田耕作有《鼎与鬲》一文,(收《狩野博士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及《东亚考古学研究》)他根据初期鼎下的款足(即空足)三股和鬲的一样,证明鼎的演化。鬲的金文是:

而鼎字初期的金文作:

从这些字形上,也可以见得他们的渊源有关。不过安特生另外有一个主张,他以为鼎和鬲的起源是独立的,鬲的起源由于三个尖底陶瓶的合并;而鼎的起源是为了便于煮烧,因在一个陶碗之下加上了三块泥。这个说法,虽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可是没有滨田的说法有实证。甗是甑和鬲的结合,这可无疑的,至于铜容器的往往有圈足,也是陶器中常见的。

前三四年相传在安阳侯家庄大司空出土的有二群铜器,后来流到了日本,其中有三大盉,高至二尺四寸左右,器形的复杂,铸造的精良,是空前的。体作柱状,下为四个空足,作怪兽形,在它方斜着长流。在侧开了一心脏形的口,和从来的盉大大不同。柏林国立博物馆东洋美术部所藏的也和这器相似,只是质薄罢了。据梅原末治的意见,以为这盉类似城子崖出土的陶鬲和甘肃齐家期的陶壶。城子崖的陶鬲,在鬲上附加有注口。齐家期的陶壶,上边有斜斜突起的注口,在其侧也有心脏形的小口(这陶壶安特生购自兰州,但其特征确属齐家期);可见铜盉和陶鬲、陶壶都有密切关系。不过就陶壶的大把手形态来观察,似乎不是陶器的原形,是模仿铜器而来。但由其空足一点,盉的导源于鬲,也是可能的。

至于殷墟出土的白陶器,也很多,和铜器有关,有豆的碎片,梅原末治殷墟白色土器的研究中,曾想象的推得其原形。

4.铜器与竹木器

铜容器和竹木器的关系,我们从簋、簠二字的从竹,也可知道。古竹木器不能流传到现在,我们没有方法作比较的研究,但是从古器物名字的起源上,能很清楚的看出。《庄子·天地》篇说:

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

《淮南子·俶真》篇说:

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剞劂,杂之以青黄,华藻镈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

从这里可见古代木制牺尊到晚周秦汉,还很普遍。而且木制牺尊镂刻有“龙虎蛇豹,曲成文章”,这不是和铜制牺尊的有鸟兽纹,同一步调么?盧这容器,本来初形也是树枝编成的。《说文》于“盧”字说“饭器也”。于“凵”字又说“凵盧,饭器也,以柳为之。象形,凡凵之属皆从凵。,或从竹去声。”

《周礼·昏礼注》又说:

笲,竹器而衣者,其形盖如今之筥、、籚矣。

可见盧也可写作“籚”从竹,是初为竹木器,很可想见的。何况《说文》又明说:“以柳为之”。徐灏说:

从由盖本竹木之器,后以陶瓬为之,故又从皿作庐,庐即古鑪字。

它的由竹木器而进至陶器,再陶器而进为铜器,从字形上,已很清楚。王筠《说文释例》:“五篇之凵,去鱼切;十二篇之,丘玉切。本是双声,吾疑其即是一字,凵下云:‘凵盧,饭器也,以柳为之,象形。’下脱去说义之词,但存说形之词,曰‘象器曲受物之形’,上文《匚部》说曰:‘受物之器,象形。’两部相比,推知形亦是受物之器。许君又引或说‘曲,蚕簿也’,虽仍是受器之物,然既区为别义,则知形仰盂,当是饭器。以此字义推之,而知其可合也。匚有籀文‘’,则‘’亦当依梦英作‘’,即是籀文凵。匚、同向右,凵、同向上,分繁省耳。且簠之古文‘’,簋之古文‘’及‘匦’。笾之古文‘’,桮之古文‘’,论其字则口皆向右,是以《部》‘’字,《集韵》有‘’,则一侧一仰,尚可通假;何同此向上者,不为一字乎?”

、凵、、匚,都像竹木器之形。……

籩是竹豆,曲是蚕簿,字或作,或作筁。《月令》说:“具朴曲莒筐”,《诗·豳风》“八月萑苇”,《毛传》说:“豫畜萑苇可以为曲也”。簠、簋、盧之类容器,本来也同筐,是由竹木编织而成的。

又如卣者容器,从文字的变迁上,也可以看出它曾经竹器、陶器的阶段。《说文》于“”字,说:“东楚名缶曰甾。”戴侗说:

,竹器也。畚、、皆从‘’,以是知为竹器。

这说疑是。“”字正像编竹之形。又卣和“”,古文形、声都近,二者必也渊源有关。王国维《释由上》说:

“又‘盧’字篆文从‘’,晚周古文从‘由’,更溯之春秋以前之古文,则乃从‘卣’作。取盧子商盘‘盧’作‘’。弘尊有‘膚’字作‘’,从‘’;鼎之‘’字从‘’,侯敦之‘’字,从‘’。其所从之‘’,皆从‘’作。‘’者,古文‘卣’字也。‘卣’字,古文作‘’(孟鼎),作‘’(毛公鼎),作‘’(伯鼎),作‘’(录伯敦及吴尊簋)。石鼓文‘逌’字亦作‘’,而殷虚卜辞盛鬯之卣则作‘’(《殷墟书契前编》卷一第十八叶),作‘’(同上卷六第四十一叶。《戩寺堂所藏殷墟文字》第二十五叶同。其辞曰‘鬯五’,知确为‘卣’字矣)。知‘’所从之‘’、‘’,即‘’之省文,又知《说文》‘’‘盧’二字,一从‘’,一从‘’,即‘’与‘’之变,实一字,而繁简异也。卣为尊属,惟缶亦然。许君云‘东楚名缶曰’,与‘卣’同音,盖三代遗语也。”

是不但和卣是一个字,卣和缶也是同音同义,缶本由陶器而进为铜器的,本竹器,我们从这里便可知道卣这铜容器,也曾经过竹陶器二阶段。

梅原末治关于中国青铜器时代(见《史林》第十九卷第三号,第二十卷第二号、第四号,我国有胡厚宣译本,名为《中国青铜器时代考》),又以为尊这类容器,是由于竹筒的变形,也有相当理由。

铜容器大概也起于竹木器,现在中国苗、黎民族还应用木铎、木铃等。

5.铜酒器和角器牙骨器

在未开化民族里,角器的应用很发达,想来中国的古人也这样。铜器中的酒器,像角便直接用角字,觥、觚、觯也都从角,觥在《诗·卷耳》《丝衣》二篇里都连称兕觥,觥即觵,《说文》:“觵,兕牛角,可以饮者也。”段玉裁说:“其他不以角为而字从角者,盖上古食鸟兽之肉,取其角以饮,饮之始也。故四升曰角,犹仍角名,而觚觯字从角与”?其实不但角、觚、觯、觥的由于角器,一切饮酒器,无非是由于角的演化,像爵、斝也无非是角的演化。王国维《古礼器略说》以为“角”和“爵”古同音,是兽角系统中饮酒器的总名。

拿兽角作酒器的,各地土俗器都有。例如希腊之□□□□□□,欧洲中世纪的纹角和日本正仓院中的犀角杯都是。这都是自然发生的,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和嗜好狩猎的民族,他们得到兽角容易。爵有三足和和二柱,一端有流,一端有尾,斝无流和尾,角两端都有尖锐的尾而无柱。滨田耕作《爵与杯》一文(收《市村博士古稀祝贺东洋史论丛》),他以为斝的起源是由于兽角的根干横平的切断,而爵的起源是由于像蒙古人那样的斜切。

殷墟的发掘,又发现了无两柱而有三足和流的土制爵器,李济的《俯身葬》(《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以为这是铜爵早一期的古形。但也有人以为这是明器,是模造铜爵而简单化的。滨田氏也承认铜爵之前已有陶爵的存在,但以为土爵仅是礼器,新烧的土爵盛酒和水,必有一种土臭及其浸透性,决不能实际用作饮器,因此在祭祀、丧葬的礼器之外,实际都用角器作饮器的。

爵既然是由兽角切断而成,但角底是尖的,不能安置平稳,很不方便。假使作礼器,更须要安置在平面上的,那非有足不可。滨田氏的意见,以为三足和都是进为铜器之后所附加,其附加足的理由是:(一)不稳;(二)便于温酒;斜切使二端成尖锐,是便于嘴唇的喝酒,又为便于把握起见,便加上土器上通行的把手————添上。滨田又以为兕觥是爵的演化,匜又是觥的演化,因为它们的形式都是相去不远的。

近来郭宝钧又以为爵角斝的有三足,并不在演成陶器或铜器之时,而角器的原形已有的了(见其《古器释名》,刊《蔡元培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他的推想是:那时因角底尖锐不能安置,就在角的两旁,缚上两根棒来帮助它直立,作形。这两棒的下端和角的尖底,后来就形成了三足,而两棒上端升而角上的,后来就形成了二柱,角的无柱是由于原形所缚的两棒没有升在角之上。他还有个推想,他以为觚的形成,是由于上下两角的相互连接,也因为角底尖锐不能安置,就用另一角切去了底倒置,拿这一个角插下安放,作形。

殷墟出土的象牙器中有一象牙作的角形容器,饰有细双钩刻的动物纹,在弯的内侧的稜上并蝉文,在两侧有相称的虺龙纹,但这些纹样若由内侧看来,蝉文恰当饕餮的鼻梁。这些花样都是殷商铜器中常见的。这角形容器可为饮器由于角器的说法,作有力之实证。

殷墟出土的象牙碎片很多,都有惊喜的饕餮、虺龙、夔凤、蝉等花纹。有一部是筒形器的碎片,其中一片中部有浮雕饕餮纹,最可注意的是上端穿有一纵长的孔。更在其两侧,有一个小孔,梅原以为这是提梁的所在,推其原形,大概和卣的筒形相差不远,也许是卣的先驱形式。殷墟出土象牙碎片中,类此形式的很多,此可以推知这类的骨制卣在殷商时数目也不在少,只是不容易整个保全,我们无从得见其全形。筒形容器,本来利用细长之骨时自然做出之形。

《战国策·赵策》说:

赵襄子最怨知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

《汉书·张謇传》说:

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匈奴传》又说:

以所破月氏王头,共饮血盟。

以头骨作饮器,大概也是东方民主普遍的现象。郑师许先生著《饕餮考》(《东方杂志》二十八期七号)以为饕餮纹是由于人头器的演化。这很确实。殷墟出土的牙骨器有饕餮纹,饕餮纹便是像一凶恶之人面,它的起于人头器是很可能的。

6.铜容器和果壳

瓠、瓢等果壳,古人往往是把它当作容器的,这也可想象得到的。勺这器无疑的是由于瓠、瓢的演进。《说文》:“斗,勺也”,《通俗文》:“木瓢为斗。”

还有朝鲜乐浪汉墓和辽东墓屡屡出土的两耳杯,(即羽觞)形浅而椭圆,两侧有长而平的耳。至于漆器中的两耳杯,通常外部为黑漆内部涂朱色,在辽东古迹所见的许多瓦制明器,也有相同的步调,这虽盛行于汉代。战国时大概已有,日本细川氏所藏甘斿银杯(见《周汉遗宝》),是晚周的制作。滨田氏断定这些是继爵等酒器而兴的酒器,是瓠瓢或贝壳的演化,在乐浪的漆杯、铭里杯或写作棓,可见初为木质,也是瓠的演进。

第二章 铜器的演化

青铜器时代是跟新石器时代、石铜兼用时代而来的。青铜器时代在历史上所占的时间很短,一方因为铜的不耐用,一方又因铁的发现很早。并且人们很晓得将熔铜的方法来熔铁,所以铜器时代很早的被铁路所占去,华策斯以为中国铜器时代起于纪元前二千六七百年左右,这是根据中国古书传说而定的,不足据信。

在中国工艺中,铜器的铸造,可说是最精美了。在科学昌明的今日,也许不定能有这样的技巧。我们不能不承认古代已有相当化学的经验。虽然在西洋,像希腊、罗马的铜像也十分秀丽,但终比不上中国铜器形式的独特和意匠装饰的奇怪,尤其是殷商时代。但这样的精美铜器,我们相信不是一时突发的,它一定经过胚胎的时期和摇篮的时期。

过去中国金石家,以为夏代已经有铜器,以为夏代的铜器纹样很精细,并且还有金银错的。例如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说:

余尝见夏雕戈,于铜上相嵌以金,其细如发,夏器大抵皆然。

但是宋人的所谓夏器,都出伪造,到现在从没有夏器的发现。在古传说,禹铸九鼎,是鼎鼎大名的了。《左·宣公三年传》王满孙说:

昔夏之方有德,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史记·封禅书》说这九鼎后来迁殷迁周,周末姬氏德衰,末于泗水。在《周本纪》《秦本纪》又说九鼎入秦的。而《墨子·耕柱》篇说:

昔者夏后开(即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藏,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即尚飨)。又乙三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百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九鼎是启铸的,古人把九鼎说得十分神秘,说可以“使民知神奸”,这都只是一种传说。所以铸九鼎的或说是禹或说是启。在战国时秦竟兴师临周求九鼎,颜率说齐救周而以鼎许齐,其后齐将求鼎,颜率问何涂之从而致之,且曰:“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见《战国策》卷一)。这样说来,这鼎之大,实可惊人,怕不是事实。马衡的《中国之铜器时代》(见《考古学论丛》第一册),他便否认九鼎的存在。虽然《尧典》也说:“金作赎刑”,《禹贡》又说梁州“厥贡璆、铁、银、镂、砮。”但是《尧典》《禹贡》的著作时期很晚,近人已多论证。近年来又有人在《考古社刊》上主张九鼎的存在,还说可以发掘得到,那我们所不敢信的。

铜器制作年代的判定,本来不是件容易的事,除研究它的本身外,还得要能从它出土地层和伴出物上去考究。但是中国过去铜器图录,除了考古图略载出土地和伴出物,有些考古学的意味之外,其余多注重在铭文款识上,他们的图录,是“无文不录”的。他们辨别制作年代的方法,也在铭文上。像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说:

识文:夏用鸟迹篆,商用虫鱼篆,周以虫鱼大篆,秦用大小篆,汉以小篆隶书,三国用隶书,晋宋以来皆用楷书,……三代用阴识,谓之偃囊,其字凹入也。汉以来或用阴识,其字凸,间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镌碑。盖阴识难铸,阳识易为,决非三代物也。

这种说法,在今日看来,也无价值。鸟虫书根本是晚周南方一带的作品,绝对谈不到夏、商的。

过去金石家的功夫,都用在铭文上,但也没系统的研究。其余有的拿这类礼器和古礼经的记载相对比,以为研究礼乐之助。过去铜器的研究,是金石学的一部门,同时又是经学的一部门,对于铜器的形式、花纹和出土地点以及伴出物,都不注意。

现在一般学者对于铜器的研究,已渐渐的注意到形象方面,郭沫若对于毛公鼎时代的考证,他不但根据铭文,同时还注意到形象学的比较,使古铜器学开始纳入正轨。一时代的铜器有一时代的作风,形式、花纹、铭文三者都有相互关系,偏于一方面的研究,都容易武断的弊病。现在值得我们介绍的,比较有系统的论文,有四篇:

(一)郭沫若:《彝器形象学试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二)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收《古代铭文刻汇考》)

(三)唐兰:《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铜器说明》(见出口图说)

(四)徐中舒:《铜器的艺术》(第二次全国美展特刊)

郭沫若的论文,注意在时代的演化,虽然讲得很简单,比较已是有系统的了。唐兰还约略注意到铜器地域的不同,徐中舒又根据了殷墟发掘的结果来修正和补充他们的说法。

1.石铜兼用时代

在石铜兼用时代,用的是紫铜,大概都是小铜器,而且以兵器为多,如箭、镰、刀、剑之类。中国地层的发掘,只是在萌芽的时代,所以成绩非常不能使人满意。安特生把甘肃史前的文化,分为六期,前三期为新石器时代,后三期为石铜兼用时代,石铜兼用时代的三期是:

(一)新店期 这一期始有铜器的发现,但发现不多;这期铜器极小,其中少许类似刀、剑之类。

(二)青圭期 在狄道县之寺圭山附近仰韶期的错落古址,发现一葬地,在葬地之中,获得小许铜器,在西宁县之下窟及下西河又发现了许多小件铜器于墓葬中,这一期铜器已较前为多。

(三)沙井期 在镇蕃县附近寻获古址多处,为沙丘所没,在葬地遗址及村落遗址之中,采获了无数的小件铜器,内有带翼的铜镞。甘肃除了发现了紫铜外,青铜器至今未发现,而后期铜器的发现多在黄河流域,尤以河南、山东为最多,所以有许多人便主张殷商的铜器文化是由甘肃来的。

2.殷商和周初

(1)商器的发掘和著录

殷商的铜器在宋人的图录上已有著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还指它的出土地点,像亶甲觚,据说:“得于邺郡亶甲城”,足迹罍据说“在洹水之滨亶甲墓旁得之”,兄癸卣(《考古图》作兄癸)也说得之于邺。他所记的地点,便是现在正在发掘的殷墟,殷墟便是《汉书·项籍传》项羽在那里打过仗的殷墟。应劭和颜师古都说:“洹水之边,殷之故都”。据出土的卜辞,大概是武乙盘庚以后的都城。宋人误以邺为相,认为河亶所居,这是错误的。

中央研究院的发掘殷墟,已经很多次了。当民国二十一年春从事第六次发掘的时候,发现的器物除了陶器、石器、蚌器、骨器等以外,还又出现了一些铜器和铜范以及红烧的土碎块,木炭,“将军盔”(红黄色形陶器),炼渣和未冶炼过的铜矿砂。这些铜器都是小铜器,有镞、刀、戈和礼器的残片。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在二十一年第七次发掘后,告一段落。而当地村民,目击这地下古董宝藏的丰富,致使附近盗掘之风甚盛。他们所盗掘的多是古墓,以小屯北方靠洹水的武官村附近为多,一直到司空侯家庄四盘磨村的无数大小古墓,都最先遭遇了盗掘。滕固《征途访古记述》说:

……历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沿途盗掘坑穴,累累皆是。坑作长方形,穴口宽约二尺,长四尺或一丈不等。余等下车探视深度,或深三四尺,或深七八尺。间有周数丈之坑穴,而其深度更可为可观。此等坑穴,……不下数百处。此仅限路傍所见,而视线所不及处,不知尚有几千万也。

这是滕固和黄仲良在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所见。中央研究院于是再开始大规模的发掘,梁思永等前后三次的调查,共得千余坟墓。因屡被宋代屡次掘凿,内容完全的可说没有,在第二次的调查中,曾掘得大规模构造的坟墓,遗物的出土有相当的数量。虽没有甲骨文字,但和从来殷墟出土的遗物同其形象。在羡道部位上有高超二尺大的方鼎,还有数十个铜兜。此外有爵、斝、觚、觯、尊、卣、罍等铜容器和戈,戚等铜兵器,在另一个墓中,还发现了虺龙纹的小铜器。

过去殷商铜器的采获和著录,有罗振玉的《殷虚古器物图录》和《殷文存》。关于中央研究院发掘所得的铜器,有刘屿霞《殷代冶铜技术之研究》和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刘文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李文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至于盗掘殷墟古墓所得的铜器,怀王教Bishop White在《伦敦绘图新闻》(The Richest Archaeol Ogical □ite in China,Illustrated London News,March 23rd,1935)所发表的,黄伯川的《邺中片羽》,梅原末治的《河南安阳与金村的古墓》(《史学杂志》第四十七编第九号),《传河南安阳出土的二个尊彝》(《国华》第四十六编第一号)和《河南安阳发现的遗物》(《东方学报》京都第七册),都属于这一类。其中最重要的,在前三四年曾有二大铜器群,流布到日本,传说其一为侯家庄所出土,他一为大司空村古墓所出土,其中有三个大盉,高至二尺四寸左右,其大可比中央研究院的大鼎。还有一尊高一尺二寸八分,罍高一尺六寸八分,都是少见的大器。

(2)殷商和周初铜器的铭文

前人往往把人名之用干支的或文句简单,或文字近于图像的,便以为商器铭文的特征。马衡《中国之铜器时代》一文,以为这标准不尽可凭,因为周初器同此例的很多,他因此另举四点,作为商器的特征:

(一)商人之纪年月日,必先书日,次书月,再次书年;而书月必曰“在某月”,书年必曰“惟王几祀”。

《周书·洛诰》之文,尚沿此习。乙酉父丁彝首书“乙酉”,末书“惟王六祀”;乙酉成命彝首书“乙酉”,末书“在九月,惟王十祀”。兄癸卣首书“丁巳”,末书“在九月,惟王九祀”(以上三器见宋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戊辰彝首书“戊辰”,后书“在十月,惟王廿祀”;艅尊首书“丁巳”,后书“惟王十祀又五”;庚申父辛角首书“庚申”,后书“在六月,惟王廿祀昱又五”。

(二)商人祀其祖妣,必用其祖若妣之名之日。其妣皆曰“”,其祭名或曰“遘”。乙酉父丁彝“用乙酉日遘于武乙”;戊辰彝“用戊辰日遘于妣戊,武乙”。

(案“”字当作“”,乃配比意,此云:“妣戊武乙‘’”,犹卜辞言:“大戊‘’妣壬”“大贾‘’妣辛”,郭沫若《戊辰彝考释》断为古母字之异文,左右所夹者乃二乳之象形,与母字之二点同意)。

(三)商人祭祀之名有曰“日”,曰“肜日”者。乙酉戊命彝、《兄癸酉》、戊辰彝皆曰“日”;乙酉父丁彝、艅尊皆曰“肜日”。

(四)甲骨文恒见征人方之事,而般甗曰:“王徂人方”;艅尊曰:“惟王来征人方”。

这四点大致不误。其实不但人名用干支,周初器也有,上列四点,也不能一定断为商器,令彝作于周初,也有“”字。周初的文化,本来都是承受商代的,周初铜器不但铭文同商器,形式、花纹也不异,所以我们划为一时期。

关于这其中的图形文字,近人很多不同的见解。沈兼士有《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于谦之文字画》文(见《考古学论丛》第一册),以为这是将有文字时所用的符号。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竭力排斥这等的说法。以为:

所谓“文字画”者,乃文字形成之前阶级,即野蛮或原始民族在未有文字时所用以为意思表现之符征。此种未成形之画语,在现存未开化民族,如北极附近之埃克西摩人,美洲之印迭安人,于今均犹见使用。然殷彝中之图形文字若作为“文字画”解时,有一根本之困难:即殷代文化已远远超过此阶段,而已有行将完成之文字系统。且……于周彝中犹见使用。

图形文字中最流行的,像“”,从宋儒以来,都释为“析子孙”,王国维说是“象大人抱子置诸几间之形。子者,尸也”(见《观堂集林》卷三《说俎下》)。又像“”,旧释为“子孙”,容庚说是“象陈牲体于尸下而祭”(见《宝蕴楼彝器图录》周献侯鼎注),也同王国维一样的见地。郭沫若既反对文字画的主张,对于王、容这二说也加以驳斥,以为商妇甗、妇、父丁鬲也都有一个图形文字,子孙父癸盘、周子孙匜也有后一个图形文字,甗、鼎、鬲是烹饪器,匜、盘是盥洗器,都不是祭器,不应也有祭祀的象形文字画。郭氏主张:

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子遗或转变也。

他的证据是:

(一)父戊方鼎铭:“作父戊彝”,以彝铭通例“某甲作某乙器”例之,可知此图形文字当作器者之名。

(二)甲寅父癸角铭:“甲寅锡贝,用作父癸尊彝”,则知此图形文字当为“”之族号。

(三)所谓“析子孙作父辛彝”卣,与上父戊方鼎例全同。

(四)文父辛尊铭:“子光□子啟贝,用作文父辛尊彝”。

(五)彝铭:“作祖癸宝尊彝”。

(六)图形文字中常见之“”,即卜辞之“小臣”(《龟甲兽骨文字》第二十五叶第十片)字在“小臣”之下,则其为人名或氏族名,尤为显著。

他既明证这些图形文字国族名号,他更进而于这些图形文字作解释:

(一)“”读“天鼋”,轩辕即天鼋之音变,古有此氏姓,后人附益于黄帝。

(二)“”当即“旅”之初字,许书“旅古文以为鲁卫之鲁”,鲁本有古国,卜辞有“贞今一月在”(《铁云藏龟之余》第十一叶第一片)以卜辞及金文案之,当是地名,即鲁字(见郭氏《戊辰彝考释》)。

近人对于这类图形文字的诠释,很多异说。像丁山又释“冀”,这在我们还不能认为定论。郭氏一面反对文字画的主张,一面又以为是“初字”,实相矛盾。其实这些图形文字不妨说是文字画,也是文字的“初字”,这也确是一种名号,相沿成习,就一直沿用到周初。

关于这类图形文字,我也曾有所诠释,例如:

(一)“”当即“兽”之初字,卜辞“兽”作“”或“”等,“”盖兵器,卜辞“史”亦作“”,即像手执兵器。此乃像以兵器猎兽之状。

(二)“”当即“战”之初字,即干戈之合文。“”盖干(即盾)之象形,“”亦象上有羽饰之盾。卜辞“單”作“”“”,金文“干”作“”“”,單干字形相同,又为双声,本为一字(见拙作《释“”》,刊《上海市博物馆周刊》第十期)。

图形文字还有个特征,就是象形文字往往围有“亞”形。从宋以来对这亞字形,很多神秘的解释,有人以为像宗庙之形,有人以为是“两己相背”,有人以为是“两弓相背”。近人又以为这是空心十字,十即古文甲字,等于后字签押。他们拿钜鹿出土的宋瓷都有签名作亞字为证,但殷与宋相去年代太远,不必有连带的关系。郭沫若以为这些装饰等于后人印章的加花边:

今知亞形中字大抵乃氏族称号或人名,则此亞形者不过如后人之刻印章加以花边耳。此由亞形之可有可无已可证,又如父己(即簋)之,于亞形中范以“箕侯”二字,此为单纯之文饰,毫无疑义也。

这说很近理,埃及象形文字在帝王的名字,往往围有形,也和亞形同样的意义。我们还有一个想象:古代陶文与玺印是有密切关系的,现在已有坚强的证据,详黄宾虹《古玺陶文合证》,大概在陶器制作的时候,他为了记识起见,把玺印打在陶器上,也许这时铸造铜器范的时候,也是这样,亞形连亞形中的图形文字,也许就是由于玺印盖在范上而铸成的。《邺中片羽》中有亞形变的玺印著录,便是实证。

还有可注意的,在图形文字之下,往往有“册”字,像令彝、令在整个铭文之下,有“册”,郭沫若《令彝令与其它诸器物之综合研究说》:

鸟形当是做册矢令之家征,乃图腾之孑遗。……册谓书写,周公用册王令,作周公彝。

“册”便是等于我们现在写“某某识”“某某记”“某某书”的“识”“记”“书”。

总之,这一期铭文的文例,不外下列多种:

(一)最规整的是:

“某时某人因某事为某作器”。

例如:甲寅父癸角:“甲寅,子锡贝,用作父癸尊彝。”

(二)次简的是:

“某甲作某乙器”。

例如:父戊方鼎:“作父戊彝”。

(三)更简的是:

标一图形文字,于其下附以父戊父癸等名。

例如:父庚卣:“父庚”。

这是原始文字简省去了动词,图形文字是作者自记,父庚等名是表明为某而作的。

(四)最简的是:

只有一图形文字或父辛等名。

例如:爵(《殷文存》卷下第三叶)父辛鬲。“父辛”只有图形文字,也许是为自身作器的,这是作者自记,犹如今人于所有物或所造上盖章或签名。

以上把殷商和周初器的铭文,约略论列一过。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曾替这一期下一简单的短语,现在引来作为这节的结论:

仅在自名,自勒其私人之名或图记,以示其所有。

这里还有一件事,要特一笔提的,就《大学》所引的汤之《盘铭》(以下缺)。

(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中国古器物学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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