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引书考》驳议
《〈墨子〉引书考》驳议
一、叙言
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见奇怪,谓论不高。会稽本是山名,说者必定要说:“夏禹巡狩,‘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见《论衡·书虚》篇)。便觉奇确。鼎湖本是地名,说者必定要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而龙垂胡髯迎黄帝。”然后动听。古时儒、墨并称,儒、墨同是学派的名号,墨翟的墨固然非姓,翟也固然狄之异文,说者说了:“墨翟者,黑狄也。”墨翟是印度出家人,所以孟子斥为无父。这样便觉新奇可喜,但“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
自从胡怀琛先生在《东方》创墨子为印度人的奇论,便有郑师许先生等辨正,当时我想着奇论既有明达学者的辨正,不久即可平息,哪知越发越厉害,胡先生竟将《墨子学辨》一书刊行,不特认墨子为印度人,并且说墨学也出印度,我于是草《墨学非本于印度辨》一文,(见《大陆》杂志第一卷第六期)把奇论终加辨正,也算尽了一份为学应有的责任。近卫聚贤先生复教《〈墨子〉引书考》一文刊行(见《大学》一卷二期),完全以胡说来解释,觉所说都不可立,也得辨正一下。关于墨子国籍问题,前蒙卫先生亲来讨论及指教,但未见此考,今更草此驳议,请教于卫先生并当世明达学者之前。
二、在中国而引中国书,何必翻译?
卫先生全文以墨子为外国人说,可解决下列问题:
(一)《墨子》所引书名之奇,“距年”的可作“竖年”,因是外国译音。
(二)《墨子》引书的自互大同小异,是因《墨子》引中国书译其书的大义。
(三)《墨子》引中国《太誓》,自互音同而文不可解,是遇有文字不可解处而译其音。
(四)《墨子》所引《诗》,非中国古体,有用“也”“乎”等字,是因外国人初到中国,看中国的韵文与散文没有多大分别,以散文的“也”“乎”加入韵文中。
(五)《墨子》所引《书》,非中国古体,多用“也”字,因这书是他伪造的,他到中国时见中国文字中多用“也”字,推测中国古代文字也是如此。
(六)《尚贤》《尚同》等中下篇引书的多,因是墨家非中国人所作,既引中国书,又引外国书。
(七)《墨子》引书逸文的多,是因引了外国书,是中国没有的。
卫先生欲假设这几点,却遗忘了个先决问题。假使《墨子》的作地不在中国而在印度,今本《墨子》是由梵文译成的,那卫先生还可说说。假设《墨子》在中国用中文写成,若欲引中国书,当然只要把《〈墨子〉引书考》驳议原文录下便可,更无繁像卫先生所说的“要译其大义”“遇有文字不可解处而译其音?”要伪造古书只要照古书模仿一下便可,《墨子》引过中国古书,中国古书当然是墨家读过的,这不用“也”“乎”的浅例,当然懂得,怎样会像卫先生所说,是因“看见中国文字中多用‘也’字,推测中国古代文字也是如此?”
我遍读《墨子》,觉所引史实,也是尧舜禹汤的故事,所写的时代背景,正是战国,君王是奢侈的好色的自私的,官吏是贪的,人民是淫暴寇乱盗贼的,俗礼是烦扰的,所非议的是儒家,所会见的是楚惠王、鲁阳文君等,无疑的作地是中国。在中国做中国书,要引中国古书,何必译义译音?
三、《尚贤》《尚同》诸上中下三篇,引诗为何有变化?
墨子《尚贤》《尚同》诸篇,共分上中下三篇,俞樾《墨子间诂序》说: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但《韩非子·显学》篇称他们是取舍相反不同的,《庄子·天下》篇称他们是倍谲不同的,今细察三篇,辞旨都大同小异,绝不“相反”“倍谲”,足见俞说非是。梁启超《墨子学案》说是三派各记所闻,案三篇都是有系统之论文,岂各记所闻可比?陈柱《墨学十论》说是“墨子随地演说,弟子各有记录。”案三篇皆有“是故墨子曰……”这话,当非墨子演说辞,而是弟子发挥墨子之学的。钱穆《百科小丛书·墨子》说:是因恐不易得人信仰,故重复发挥,楚王所谓“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多言而不辨”是指此。查《明鬼下》有与“执有鬼者”相辨之辞,《节葬下》有与“执厚葬久丧者”相辨之辞,言虽多,又何尝不辨?上篇文简而要,重理论,不重迷信,下篇最繁,最重迷信,中篇适中,这三篇既非出于一手,又非出于一时,墨家尚用主文,上中下三篇当是时代的需要。墨家本不迷信,后因道的不行,受上流阶级怕苦而排斥,而吃苦的只有贫贱阶级,贫贱阶级往往多迷信,于是不得不拉拢社会的迷信,以求发展。其拉拢之迹,我们很能见到。墨家愈后迷信愈多,像《田俅子》《随巢子》几乎全是迷信。墨家愈后反对的愈多,故愈繁而好辨,一反其不辨之真面目。下篇繁而好辨重迷信,作期最晚,中篇次之,上篇较早。这我在《墨学非本于印度辨》及《墨子更非回教辨》二文中已论经。此不多言。总之,决不像卫先生所说因中下篇是外国人所做。
墨家主张“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利于民利者,圣王弗为。”竭力反对娱乐,诗当然也在反对之列,文字但求发表思想,何必雕刻华丽?墨家原始的主张是尚用不文的,上篇作期较早,离墨家主义未远,所以丝毫没引过《诗》。但战国时,《诗》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势力,谈话中时常要拉引,拉引了才算有理有证。作期较晚的中篇于是不得不拉引,以坚人之信。但引《诗》时终觉太雕作,不合墨义,时常要改得像散文样。像:“《周颂》道之曰:……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水之承。”(《尚贤中》)“《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非攻中》)到作期最晚的下篇,便渐忘却墨家反对娱乐的本义,也随波逐流的引《诗》而不改散文样了。但我们看:“《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兼爱下》)这二句见今《大雅·抑》第六章,“而”字是增加的;增这“而”也稍稍改了《诗》的气味,惟不如中篇增“也”“乎”的厉害。《墨子》引《诗》的变化,我推测是这样。假使如卫先生所说,是因“初到中国,看中国的散文韵文,没有多大分别,”连这一点浅薄的体例也看不清,那里能懂得中国古书?那里能看清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那里能高谈是非?那里会熟悉许多中国的故事?
四、墨子所引《诗》《书》为何和今本有出入
墨家毅然决然的欲改造社会,欲一反奢侈而节用节葬;欲一反熹音湛湎而非乐非命;欲一反昏乱而尚贤尚同,他是能说能行的,也曾做过轰轰烈烈的义举,墨子曾止楚攻宋,孟胜曾死守阳城,非但国家社会他要改造,就是文字他也要改造一下。《说文》说:“《墨翟书》‘義’从‘羛’,魏郡有羛阳乡,读若锜。”
墨家把“義”改‘羛’,義是古时道德上之重要的名字,《墨经》说:“義,利也。義: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墨家的所谓義,以兼利为目的,不必求酬报,不必因要用之而利之,“義”不当重在“我”,应重在非我,墨家的改“我”为“弗”,大概为了这点。而况古人引书本来不沾沾于旧文的。
墨家尚用不文,主张通俗,以求用处之扩大,他引书也是这样,往往随意把字改得通俗,往往把解作“你”的“尔”改作“汝”,解作“你的”之“尔”,则存而不改。《胡适文存·尔汝》篇说,“尔”解作“你的”,“汝”解“你”,在《论语·檀弓》上有严格的分别。大概都是鲁国的习惯如此。像:“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尚贤中》)“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产曰:‘于!来,有国有士,告女讼刑’,……”(《尚贤下》)今《诗·大雅·桑柔》篇、《书·吕刑》篇“女”皆作“尔”,是解作“你”的。像:“《夏书·禹誓》曰:‘……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御非尔马之政,……’”(《明鬼下》)这“尔田”“尔马”的“尔”解作“你的”的,故存而不改。又像:“虽《禹誓》亦犹是也,禹曰:‘……若予既率而群对诸群,……’”(《兼爱下》)这“尔群”不解作“你们”,是解作“你的一群”,“尔”解“你的”,故存而不改。又像“邦”的改“国”,大概那时已通用国了。又像“明明棐常”(《尚贤中》)“何敬非刑?何度非及?”的“非”都改为“不”,而在“子”“国”等名字前的,像“国非其国也”“子非其子也”“非惟小子敢行称乱”“非予小子履”都存而不改,这怕也是那时那地通用的习惯。
《墨子》久无人治,古字独得保存至今,这也是与今《诗》《书》出入的一原因。如“其”的作“丌”(《公孟·鲁问》),“环”的作“瞏”(《节用下》),“张”的作“长”(《所染》),“傍”的作“方”(《天志上》),“祥”之作“羊”(《明鬼下》),都是古字。所引《诗》像《尚贤中》的“诲女予爵”,《诗·大雅·桑柔》篇“予”作“序”,“予”当是“序”的古字。
《墨子》因无人治理,讹误特甚,只要看看《经说》中的标题,有的错上错下,有的脱落,便可见其讹误的程度。像“训天明不解”“三代不国”“无廖务”等,其中当有讹误。孙诒让疑“不”为“百”,“三代百国”是古史记的名称,墨子是见《百国春秋》的。罗根泽的《〈墨子〉引经考》(《北平图书馆刊》一卷三号及《古史辨》第四册)以为《三代》为一书名,《百国》亦为一书,于引书惯例不合。但也许如《非命中》说:“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既商、夏不分,又《诗》《书》不明,大概一时记不起来,仿佛在古书中见过,没有查明而含糊说一下。严格些说,这是托古伪造,因古书上并无这样的话,因欲坚人之信,不得不含糊的骗人。
古人有同音通假之例,通假的结果,便“音同而字异”,像“距年”的可作‘竖年’,罗根泽已说过:“距在语韵,竖在麈韵,古音同在第五部,故可通假。”卫先生未注意通假之例,便断定是译音,失之武断。通假也是《墨子》引书和今有出入的原因。
儒、墨两家传本的不同,当然也不失为差异的原因之一。若说像《非命》上中下三篇所引《仲虺》各各不同,何以墨家所传的也不相同呢?这也不足病,传本不同外,还有其他各各经修改及讹误等原因。
今本《诗》《书》是受过儒家修改的,《墨子》所引除传本不同外,是受墨家的修改的,还加上了通假讹误古字等原因,自然大相出入,何必用胡说来作不通的解释?
五、《墨子》为什么多逸文
墨子所见的书,实在不少,到现在大部散失。《隋书·李德林传》引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百国春秋》早已不存。《贵义》篇说:“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七的通假)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而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均的通假),是以书多也。’”
墨子出使,还带有惊人数目之书,还自比周公“早读书百篇”,其读书之勤可见,其所读的一定很多。但今所存只有几部儒家典籍,余都散失,《墨子》中逸文的多,也是意中事。墨子因民听不均而书多,墨家到愈后反对的愈多,民听愈不均,故征引古籍愈多,以坚人之信,中末篇的多引古书,也不足怪。假使如卫先生所说,是因又引了外国书,是中国没有的。既是外国书,当说外国事,但我们细查逸文,都只谈禹汤启的故事,未见丝毫外国之迹。
六、余论
以上将卫先生全文,驳正一过,多就本书论证,并未旁及其他。至于中国古书名,固然都取通章之义或取其字句的,但也有无所取义的。像《诗》中《巷伯》他人所名,《酌》《赉》《般》取乐节为名,皆无深意,也很奇怪。《礼记》说:“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武宿夜》这名也觉不明其义(皇侃熊安生附会之说不可靠)。
至于引书的有出入,像《狸首》这逸诗,见引于《考工记》《大戴礼》《白虎通》:“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饮强食,诒尔曾孙,诸侯百福”(《考工记》)。“嗟而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强食尔食,曾孙侯氏百福”(《大戴礼》)。“嗟而不宁侯,尔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业,亢而射尔”(《白虎通》)。这三类同一章,其相差之多,也不在《墨子》引书之下。
(原刊《大学》1934年第1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