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的商榷

《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的商榷

我在本刊第四期发表了一篇《羌钟的制作年代》，用《吕氏春秋》来和《古本竹书纪年》比证，断定这钟的制作年代该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同天在《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二期上，看到唐兰先生《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知道唐兰先生也已改正前说，也已把羌钟定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只是唐先生又说出土这钟的墓是东周墓而不是韩墓，我们认为大有商榷的必要。

我在前文中曾举出洛阳金村墓中，与这钟同时出土的“东周”二字的圆钱，可见这墓的时代不能早到春秋时代（“东周”圆钱，见怀履光Willianm C. White《洛阳故城古墓考》）。《周本纪》说：“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室，号东周惠公。”《正义》引《述征记》说：“《史记》周显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于巩，以奉王室，为东周惠公。”《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也说：“《史记》周显王二年，西周惠王封其少子班于巩，为东周。”都和今本《史记》不同。考周显王二年当赵成侯八年，《赵世家》说：“成侯八年，与韩分周以为两。”又以为东西周的分，是由于赵、韩两国所造成的。案《韩非子·内储说下》篇说：“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宠于君。君死，遂以东周叛，分为两国。”《韩非子·难三》篇略同，只是“公子朝”作“公子宰”。《韩非子·说疑》篇也说：“周滑之，……思小利而忘法义，……故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吕氏春秋·先识览》又说，“周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国乃分为二。”如此说来，周的为东西，是由于周威公死后，威公少子在东部叛立，再加上有赵、韩二国的帮助，于是周就分为二了。《周本纪》说东周之立是由于西周惠公的分封少子，那显然是一种错误。此后东西周始成为仇敌（见《东周策》《西周策》），怕就因为这个缘由。东周的成立，既在周显王二年，即西元前三六七年，而今洛阳金村古墓有“东周”圆钱的出土，很显然的这墓的时代还不会早到周威烈王时，该在周显王以后。如果要证明这墓是个东周墓，这“东周”圆钱该是个最好的佐证，而唐先生在文中却没有提到。是不是根据这钱就可认定是东周墓呢？那还是不行的。因为货币的流行比较广泛，我们决不能因某一墓有某国的货币出土，就断为某国的墓。

唐兰先生在《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一文中，主要的论证，是根据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具有“三十七年”铭文的银奁，以及《善斋吉金录》中著录的“东周左师壶”有“廿九年”的铭文，断为周赧王时代的制作。日本京都大学所藏银奁是否为金村出土，很是疑问，怀履光书中既未著录，字体和汉器也接近，如何可以断定为金村出土。至于“东周左师壶”，传说出于寿州，固然不可信，唐先生认为是金村出土，只是根据字体书法。同时代的制作，字体书法句法往往相同，如何就能断为同一古墓出土的呢？战国时代列国铜器纪年，都记本国的年代，例如楚王酓章钟、商鞅量、陈侯午敦都是如此，羌钟的用周正朔，因为那时韩尚未正式成为诸侯，韩的称侯，在作这钟的次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这是特例。在周赧王时，王已迁都西周（见《周本纪》），《楚世家》载，顷襄王十八年，周王赧曾使西周武公说楚相昭子，也可证明。这时东西周俨然都是独立国家，非常交恶，东周是否用周天子的纪年也还是疑问。

唐先生根据了这些不一定是金村出土之物，来断定这是东周墓，反而说：“此韩器之羌钟，与魏器之令狐壶，当可以馈赠赂市俘获等故而入于周。”这时二周的领土小得可怜，而且包在韩国的中间，正同韩的附庸一般，要想俘获韩国的器如何可能？如果出于馈赠赂市，似乎也不近情。羌钟是氏铭功的重器，如何会馈赠赂市给东周？而东周又何以葬入自己的墓中呢？

唐先生的论证中，比较有理由的，就是墓葬的地区问题，在战国中期以后，今洛阳金村东北这古墓的地方究竟属谁？是值得研究的。唐先生说：“洛阳即成周，周王室所在，周亡而其地入秦，此决非三晋君臣所可以选择之墓也。”这个论断还是不能成立的。韩在宣惠王时代，已建立三川郡，后来秦的三川郡即沿韩之旧。《韩策三》载张登谓费曰：“请令公子年谓韩王曰，费，西周仇之，东周宝之。此其家万金，王何不召之，以为三川之守？”“守”即是郡守，张登是韩宣惠王时人，韩宣惠王五十年，五国相王时，曾为中山说齐，可知韩在宣惠王时已设立三川郡。《魏策一》载：“张仪欲并相秦、魏，故谓魏王曰：‘仪请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间约南阳，韩氏亡。’”考张仪挟秦势相魏，在韩宣惠王十一年。《秦策一》载：“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秦、魏善楚，下兵三川，……以临二周之郊……此王业也。’”事在韩宣惠王十七年。《韩策二》载：“楚国雍氏，……秦为发使公孙昧入韩，……曰：‘公战胜楚，遂与公乘楚，易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田齐世家》说：“苏代谓田轸曰：……张仪救魏之辞，……必曰：‘仪将搏三国之兵，乘屈丐之蔽，南割于楚，名存亡国，实伐三川而归，此王业也。’”事都在韩宣惠王二十一年。《秦本纪·集解》引韦昭说：“有河洛伊，故曰三川。”韩的三川郡正好四周包住二周，《秦策三》载武王说甘茂曰：“寡人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西周策》载樊余说楚王曰：“魏有南阳、郑地，三川而包二周。”《楚世家》载西周武公说昭子曰：“夫危两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因为韩的三川包着二周，所以张仪说：“下兵三川……以临二周之郊。”苏代说：“实伐三川而归，此王业也。”秦武王说：“欲通三川，窥周室。”西周武公说：“夫危两周，以厚三川。”韩的三川郡西到宜阳一带，《秦策五》载或人谓秦王曰：“今王破宜阳，残三川。”《秦策三》蔡泽说：“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可知宜阳是三川郡的一县。韩的三川郡东到成皋荥阳巩一带，《秦本纪》说：“庄襄王元年……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蒙恬列传》说：“庄襄王元年，蒙骛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秦在得到韩的成皋、荥阳一带后更设立三川郡，可知韩的三川郡也一定包括成皋荥阳一带。韩的三川郡，北靠黄河，中有洛水，南到伊水，西到宜阳一带，东到成皋荥阳，当然二周给包住了。《韩策一》及《苏秦列传》说：“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索隐》说：“二邑本属东周，后为韩邑。”张琦《战国策释地》云：“《索隐》曰：后为韩邑，非也。《秦纪》庄襄元年韩献成皋、巩。《正义》曰：‘尔时秦灭东周，韩亦得其地，又献于秦。’不得据巩之文，定为韩邑。”可是《张仪列传》说：“秦、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以临二周之郊。”《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寻，成皋、巩县有寻口。”顾观光《七国地理考》说：“《水经注》云：‘洛水……又东径巩县故城南，又东北流，入于河，谓之洛汭，即什谷也。故张仪说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谓此川也。’据此，什谷在巩县东北。”那么巩县东北一带至少是韩地。《七国地理考》又说：“《韩策》‘公仲珉使韩侈之秦，请攻魏，秦王说之。韩珉在唐，公仲珉死，’按唐是韩地。……《后汉志》有唐聚，在今河南府。”那末洛阳附近也有韩地。东周，据《周本纪》说在巩，而《索隐》引《世本》又说“居洛阳”，无论巩和洛阳有没有为韩所得，总之地区已很小，至少四周都是韩地了。二周的地区本都很小，《楚世家》载西周武公说：“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当西周亡时，据《周本纪》说：“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只有三十六邑，只三万人口，每邑不到千人，恐怕只是些村落罢了。两周亡后，秦迁西周公于狐，狐就只是个村落，即所谓“狐聚”。战国时代“万家之都”“万家之县”已很普遍，像临淄有到七万户，宜阳有到材士十万，西周简直比不上旁的国家的一个普通的县。二周地方的狭小显然可见。同时从成皋到函谷关沿黄一代本也是韩地，每次合从攻秦都从这条路行军，（赵李兑合齐、楚、魏、韩五国的兵攻秦，曾罢于成皋不敢进）韩国上党、河东一代地方和河南中枢地方的联络，也从这里沿河一带进出。洛阳金村东北氓山下面古墓所在地，在战国时代属韩，非常可能，如何能说：“决非三晋君臣所可以选择之墓地？”

唐先生又说：“至郭沫若氏文中所及之嗣子壶，有命瓜君之名，郭氏谓命瓜即令狐，甚确。然谓‘令狐于战国时属韩，此器之作者盖韩之宗室，封于令狐而归葬洛阳。’则殊非是。盖令狐为魏之支子，左传宣公十五年有令狐颗，即魏颗也。其子魏颉曰令狐文子，见成公十八年。又文公七年‘晋败秦师于令狐’。杜注：“令狐在河东。”《水经·冻水注》引阚骃曰：‘令狐，猗氏也。’其地在今山西猗氏，魏都安邑即在其侧，则令狐在战国亦当属魏，不属韩也。”这拿春秋时代的令狐属魏来证明战国时代令狐也属魏，是不成立的，查魏于惠王十九年安邑给秦商鞅攻取后，其后河东一代旋得旋失，不一其主。韩在河东也有领土，绛水旁的平阳，本是韩的故地，《秦本纪》《六国表》说：秦武王十年“秦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武遂是由宜阳涉河而得，可知必在河东。《楚世家》楚怀王二十三年（旧误二十年）载昭睢曰：“秦破魏、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这年秦又把武遂归韩。《白起列传》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涉河，取韩安邑以东至乾河。”事在韩釐王三年，即西元二九三年。《集解》引郭璞曰：“今河东闻喜县东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沟处，无复水也。”可知安邑附近韩在战国时并非不可能有领土。

我们以为这墓与其认为东周墓，远不如认是韩墓为妥。因为羌钟的国别和年代可以确断无疑，再他各器的国别和年代是没法考定的。唐先生所举出的一壶一奁是否金村出土还是疑问，而所出土的圆钱，固有“东周”二字，可是货币流通较广，决不能据以确定为东周之墓的。至于唐先生所论及春秋时周敬王迁都和扩大成周城的事，本都不可信。成周为东都大名，王城为成周之城，并非两地，童书业先生已有《春秋王都辨疑》一文（见《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辨析很详，这里不再细论了。

（原刊上海《中央日报·文物周刊》1946年10月30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