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各篇作期考

《墨子》各篇作期考

一、总篇目

《汉书·艺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隋书·经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庾仲容《子钞》、马总《意林》皆云十六卷，是古本有目者也。《唐书》而后，皆云十五卷，玉海引《书目》云“《墨子》十五卷，自《亲士》至《杂守》为六十一篇，亡九篇。”是《墨子》仅七十篇，《汉志》所谓七十一篇者，其中一篇当即目录，自成一卷，时已佚亡，故仅十五卷。《藏本》云“阙者八篇而有目，《节用下》、《节葬上》《中》、《明鬼上》《中》、《非乐中》《下》、《非儒上》是也。”盖《书目》所言亡九篇者，非即《藏本》所言阙之八篇，《书目》所言亡九篇，当是篇目并亡者也，《藏本》所言阙八篇，当是目尚有考者也。二者似不容并为一谈。毕沅疑《书目》九乃八之讹，疑六十一为六十二之讹，盖未尝分明所致。《四库全书总目》疑六十一为六十三之讹，尤不明目录亦为其中一篇所致。《书目》所言盖去目录而言。总之当是所亡者，目录一篇，目可考者八篇（《尚贤》以下十篇，皆含有上中下三篇，其中佚亡，自易考见），目无可考者九篇，共亡十八篇。今本《墨子》存五十三篇，足证宋代而后，未有佚目。今本目录为毕沅所定，置诸七十一篇外，殊属非是。

二、《亲士》《修身》

《亲士》《修身》毕沅以无称“子墨子云”，疑翟自著，孙星衍从之，而孙诒让以为书多阙失，未可据以定，近今胡适则以为“全无墨家口气”，梁启超竟谓“纯出伪作”，皆未尝出证据，而擅下断语，近人求学之不慎有如是者！孙言书多阙失，墨书固多阙失，然此二篇文虽较奥，义皆一贯，绝无阙失之可言。至汪中所谓《亲士》篇错入道家言及吴起之裂非墨子所知，亦非极挚之论。《亲士》云“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吾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吾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所闻二语，固似道家言，然其为引入而非错入明甚。至吴起之裂，墨子非不能见及，孙诒让已正之矣。孙氏云：“案《鲁问》篇墨子及见田齐太公和，和受为诸侯，当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仅五年耳。”

窃意《亲士》《修身》虽非必出于墨子之手，然不伪，而较《尚贤》诸篇为古，可断言也。今分五点论证之：

（一）《亲士》云“君子自难而易彼”，自处于难而处人以易，自苦为极而兼爱他人，即《庄子》论墨子所谓“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也。此墨家之要义，自苦与兼爱也。

（二）《修身》云“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此墨家之实利主义也。《亲士》云“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此墨家之力行主义也。自苦兼爱实利力行，为墨家精神之所在，亦《孟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也。即此一端，已足证为墨家精义所在。岂得谓“全无墨家口气”，岂得谓“纯出伪作”？

（三）《修身》云“置本不安者，无疑求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者，无务外交”。其主义实行法，由远及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与墨家学说确近。然《淮南子·要略》称墨子尝学儒者之业，以其伤生害事，糜财贫民，而自树一帜，是墨家盖由儒家而出此去儒家较近，自当较古。

（四）思想较奥，又不若《节用》《节葬》之极端，主先固本，再求饰装，而不绝对节用。如《修身》云“置本不固，无务丰末”，又云“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壮设日盛”。其政治主张，亦不若《尚贤》《尚同》之极端，如不称“尚贤事能”而称“献贤进士”，皆足见《亲士》《修身》为《尚贤》等篇之初步。

（五）文思简深，不称“兼爱”而曰“易彼”，不称“自苦”而曰“自难”，不称“圣者之治国也，早朝晏退，……”“……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而称“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关于《亲士》《修身》之哲学系统，详见拙著《胚胎时期之墨学》。）

《亲士》《修身》之较古于《尚贤》《尚同》诸篇，已证之矣。然则究作于何时乎？《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谓孟子云“爱无等差，施由亲始”。“施由亲始”与《修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之论相同。足见当是墨学尚未极端，惟当时杨墨之言，已盈天下，足见墨学已有相当发展矣，故已不称“易彼”而称“兼爱”。孟子时，或《亲士》《修身》篇墨学至《尚贤》《尚同》诸篇墨学之过渡时代欤？观乎《尚贤》《尚同》诸篇文字通畅，其为墨子以后之作品，亦非意中事也。

三、《尚贤》《尚同》诸篇

《尚贤》《尚同》诸篇，颇多迷信，而极非神怪之荀子，讥墨子为无父之孟子，意未加丝毫攻击，盖迷信乃墨家后事耳。盖《尚贤》诸篇作于荀孟后也。墨家之“天志”“明鬼”，不合墨学体系，拙著《墨学非本于印度辨》（《大陆杂志》第六期）中，已详论之矣。墨家兼爱节用之法仪曰：

“曰：‘凡天下群百工……各从事其所能’”。

“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圣王弗为’”。（《尚贤中》）

墨家主张尚贤尚早婚，“使各从事其所能”也。节用节蓄私，“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也。非乐非攻非久丧，“诸加费不加利者弗为”也。“尚同”由“尚贤”引申而出，“节葬”由“节用”引申而出。惟“天志”“明鬼”不合法仪，其为当时通俗迷信为后世墨家利用之以图发展其学说者，彰彰可见。更观天志明鬼之根据，全在“一乡一里”之愚民，益足以其为牵强以当时迷信拉入而利用者可见。

此数篇当今学者，皆信而不疑。惟胡适疑《非乐上》为伪作，以为墨子不能见田和及齐康公。孙诒让则疑康公为景公之误。其言曰：“案齐康公与田和同时，墨子容及见其事。但康公衰弱，属于田氏，卒为所迁废，恐未必能兴如此之盛。窃疑其为景公之误，惜无可校验也。”

案《墨子》各篇作期考原文云“昔者齐康公兴乐，……”既云“昔者”，则此事离此文著作时当甚远。此事即或墨子所见，此言决非出自墨子之口，当为门人小子所作。下文多接“是故墨子曰”等语，足见其中所载史籍，未必为墨子所亲见，仅引以证其学说耳。墨子是否及见康公，与《非乐》真为无涉，姑置勿论。

最奇者，此数篇皆有上中下三篇，小句小异，大旨无殊，尚用之墨家，何若是之费辞？俞樾以为“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案《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是相里、邓陵皆倍谲不同，又《韩非子·显学》篇亦称“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今上中下三篇，取舍全同，大旨无殊，俞樾之说，殆未深考矣。梁启超以为“盖墨分三派，各记所闻。”案各篇皆有系统之论文，岂各记所闻可比？文义既无殊，焉有派别可言？陈柱以为“墨子随地演说，弟子各有记录，言有时而详略，记有时而简繁，是以各有三篇。”案各篇中皆有“是故墨子曰”语，决非演说辞可比。钱穆以为“田鸠曰：‘墨子显学也，其言多而不辩’，……墨家本意尚用不文，但恐不易得人信仰，故重复发挥。”案此数篇为墨子门人所作，其中多有与“执无鬼者”“执厚葬久丧者”“执有命者”相辩之辞，言虽多，又何尝不辩？《尚贤》《尚同》诸篇，实不足当田鸠“言多而不辩”之言，亦足证此数篇非田鸠所谓“墨子显学”，盖后出者也。

试综观各上篇文字简要，以理论为重，各下篇言繁好辩，推重迷信，中篇适得乎中，各上中下篇其文笔相同，思想亦一贯其必各出于一人之手，可断言也。《明鬼下》有与“执无鬼者”相辩之辞，《节葬下》有与“执厚葬久丧者”相辩之辞，是相辩之辞，多在下篇，惟《非命上》有与“执命者”相辩之辞，文又繁琐，与其他各上篇，绝然不同，而与各下篇之文笔相类，其为错上无疑。《非命中》文最简要而重理论，当为《非命上》之误，《非命下》当为《非命中》，《非命上》当为《非命下》，夫如是，然后可与各上中下篇合矣。

上中下三篇既非出自一人之手，又非出于同一之时，皆为需要而产生，上篇较早，中篇次之，下篇较晚。《亲士》《修身》全皆理据，不谈愚民迷信，惟以理论较奥，难以语常，不得不借助于当时社会迷信，以发展其学说，不得不将理论改至通畅，以适应当时之环境。墨家为一贱者集团，仅墨子等数人为特出之才，大部皆知识不高，后世之重迷信，理论平凡，一部皆由人才使然。墨家理论愈平凡，而高贵阶级攻之愈烈，故其文愈后愈杂，反复重述而多相辩之辞。

四、《非儒》

毕沅以为《非儒》由于墨子弟子，其言曰：“《非儒》系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孔子之言多见《论语》《家语》及其他纬书传注，亦无斥墨词。”

案《非儒下》称“孔子”为“孔某”，或为后世入学盛行所改，至于《公孟》称“孔子”为“仲尼”，真是《非儒》“孔某”为后人所改之证。盖《公孟》《耕柱》所称“孔子”“仲尼”夹于篇中，旗帜不显，或改者未尝注意而未改，或未毁孔子而保留。统观《非儒》全篇，凡谈及孔子者，仍称孔子，毁及孔子者皆为孔某，其为后儒所改，事甚显也。至于以为孔子言，亦当而不易，亦不足为墨子非尝非儒之证。《公孟》云：“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

毕沅之论，断章取义，但取下文，而忽其上句也。观乎程子之言，则墨子固尝非儒也。毕沅据其谬论，妄断《非儒》为门人小子臆说之词，皆不可通。孙诒让则云：“案《荀子·儒效》篇云：‘缝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论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但并以此非孔子，则大氐诬诋增加之辞。儒墨不同术，亦不足异也。毕氏强为之辩，理不可通。”

孙氏以墨家所非者乃俗儒，亦未免强为之辩。如曰“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王引之以为即《中庸》“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此所谓“儒者”岂真俗儒耶？其前半篇全为与儒者答辩之辞，后半篇全为毁孔子之词，其文体与前《尚贤》《尚同》诸篇书异，前《尚贤》诸吾皆有上中下三篇，而此仅上下二篇，其与墨者答辩之辞，与《公孟》类同，其意及文，又多与《非命》《节用》《节葬》等篇重复。余意当为后世儒墨抗争激烈之时，墨家后人据《公孟》等篇改作而成，乃集师言以析儒，非臆说之辞也。其后半毁孔子辞，多幼稚，他篇又未之见，或后人所增益也。

五、《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

《墨经》之名，见于《庄子·天下》篇，胡适以《尚贤》《尚同》诸篇为墨经，其误近人多能言之矣，不足辨。梁启超辈以《经上》《经下》为《墨经》，学者皆深信不疑。窃亦以为不然。《墨经》为墨者所俱诵，当为墨家精博之书。墨子以天下纷乱，无一定之公理，故创尚同之说，矩子之设，恐即此也。后世墨者必听命于矩子，足以证之。《墨经》之作，恐亦此也。后世墨者俱诵之，足以证之。合观《经上》《经下》，《经上》则极精博，所论皆肯定之定义，凡知识论、宇宙论……莫不包罗（余有《墨经宇宙论考释》一文，见《大陆》七期）。《经上》所谓“平，知无欲恶也”、“为，穷知而县欲也”，与《亲士》所谓“非无安居也，吾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吾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同。谓人生之烦恼，天下之纷乱，皆起于不满意不知足，如能“自难”“悬欲”“无欲恶”，则天下自平。《墨经》所谓“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与《修身》所谓“功成名遂，名誉不虚假，反之身也”同。《墨经》所谓“生，刑与知处也”。以为身心相合，始得谓生，心既知之，身必行之。与《修身》所谓“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同。《经上》学理与《亲士》《修身》同，其亦较早之作也。以其理论文字结构，又为墨书中最上者，其为《庄子》所谓《墨经》，必无疑也。

《经下》皆坚白异同之辩，又未有系统，与《经上》绝不同。其所辨又据《经上》，窃于《先秦的论战》中，已申述之，盖后世“相谓别墨”时之作。当时墨家分派辩论，《经下》或当时某派所为，某派墨者依次为辩论根据者，故亦尊为经，为别于《墨经》起见，将原有《墨经》作《经上》，将此作《经下》。

《经上》共九十余章，言不可谓不多，又绝非辩论之辞，此盖田鸠所谓“言多而不辩”之“墨子显学”也。其他各篇皆言论滔滔，《明鬼下》等篇复有与人相辩之辞，何可称不辩？墨子尚用不文，恐以文害用，故不作滔滔之论文而特立大纲耳。《墨经》（即《经上》）若以今名命之，可称《墨学大纲》，每句一章，以便记忆耳。

《贵义》篇称“墨子南游于楚，献书于惠王，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曰：子之言，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渚宫旧事》已有此事。古有著书献于帝王之例，墨子所献，当亦自著。穆贺以此书为贱人所为，墨子未尝出仕，（《贵义》“翟上无君上之事”）确为贱人，《渚宫旧事》以此书未用，墨子因辞而行，足见此书为墨家主义所在。此书为何？《墨经》是矣。《墨经》之言精博而有组织，确可称“成善”。不然，《尚贤》《尚同》诸篇皆后世墨者所为，墨子乌从献之？若其他古籍，墨子岂愿献王而请用也？

六、结论

以上所论各篇，墨书中主要者也。其他杂篇从略。依余考究，墨学当分三期：（一）初期——《经上》《亲士》《修身》，（二）中期——《尚贤》《尚同》诸篇，（三）末期——《经下》《大取》《小取》。

本文所论，多评击时贤，盖求真心所使然，不敢故为立异求胜也。

（原刊《学艺》1933年第12卷第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