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传》“取人于萑苻之泽”的辩解

关于《左传》“取人于萑苻之泽”的辩解

罗祖基在《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发表的《春秋战国的变革标志着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吗？》一文，不但是一篇东拼西凑的东西，而且对史实和理论都尽了歪曲的能事。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他对当时人民的起义斗争进行诬蔑。过去中国的史籍，很多出于封建统治阶级之手，因此把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农民视为当然，而诬蔑反抗压迫剥削的农民为“盗”为“匪”。如今罗祖基也同样如此，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民起义斗争诬蔑为“劫掠行为”，竟肯定地说：“当时的‘盗’的主要行径表现在劫掠上。”

现在，戚其章先生《春秋战国的变革标志着什么》一文，已对罗祖基的文章歪曲史实和理论的地方加以批判，同时也对他诬蔑当时人民起义斗争的地方加以驳斥。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

罗祖基说：“当时的‘盗’的主要行径表现在劫掠上，就以春秋战国两次最大的盗为例，《左传》称：‘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昭公二十年传》……其主要的特征是‘取人’，根据杜预关于《左传》“取人于萑苻之泽”的辩解注释，‘取人’乃‘劫人’。”

其实，《左传》上“取人于萑苻之泽”的“取”，应该是“聚”的假借字。杜预把“取”当作“取与”的“取”，把“取人”解释为“劫人”，是错误的。这一点，清代学者早已指出来，而且已成为定论的。清代考据的大家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卷十九中，早已这样说过：

劫人而取其财，不得谓之取人。取读为聚。（“聚”古通作“取”，《萃彖传》“聚以正也”，《释文》：“聚荀作取”。《汉书·五行志》“内取兹谓禽”，师古曰：“取读如《礼记》聚麀之聚”。）人即盗也，谓群盗聚于泽中，非谓劫人于泽中也。……下文云：“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则此泽为盗所聚明矣。《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艺文类聚·治政部》上、《白帖》九十一、《太平御览·治道部》引此并作“聚人于萑苻之泽”，盖从服虔本也。杜本作“取”者，借字耳，而云：“于泽中劫人”，则误读为“取与”之“取”矣。

的确，“取人”是不能解释为“劫人而取其财”的，惟有把“取”读为“聚”，上下文才能贯通，何况《左传》的古本原来就是作“聚”字的。《韩非子·内储说上》篇说：“郑少年相率为盗，处于萑苻，将遂以为乱。”所说的是同一件事，所谓“相率”“处于萑苻”，也就是陆续聚集于萑苻之泽的意思。《吕氏春秋·安死》篇说：“聚群多之徒，以深山之广泽林薮朴击遏夺。”所谓“聚人于萑苻之泽”，也就是《吕氏春秋》所说在深山广泽林薮里“聚群多之徒”。“萑苻之泽”是葭苇丛密的湖泊，原来山林泽薮在春秋时代是由贵族圈禁起来，设有专职的官吏来官吏，并迫使奴隶来开发，从而取得“专利”的。所谓“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语）。所谓“泽之萑蒲（案即萑苻），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侯守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语）。当时人民为了对剥削阶级进行反抗斗争，就纷纷冲入贵族的禁地，陆续聚集到“萑苻之泽”，把斗争的队伍逐渐组织起来了，也就是《韩非子》所谓“将遂以为乱”。《左传》曾记述吴国攻入楚都郢以后，楚王“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定公四年》）。由此可知，在春秋时代，不但郑国的“萑苻之泽”聚集有很多进行反抗斗争的人民，在楚国的“云梦泽”中也同样聚集有不少反抗斗争的人民，他们还曾对楚国剥削阶级的最高首领楚王直接攻击。

过去剥削阶级的史籍，往往把人民的起义斗争诬蔑为“劫掠行为”的。《左传》所说：“取人于萑苻之泽”，杜预把“取人”曲解为“劫人”，也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观点的。罗祖基的引用杜预注来证明他的谬论，主要是由于他同样地站在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

（原刊《学术月刊》195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