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青瓷

汉代的青瓷

从前研究瓷器的人，都认为我国瓷器到晋代才有，就是所谓“缥瓷”。例如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若瓷器之发明，自晋始见”。刘子芬《竹园陶说》也说：“至晋而有瓷”，近来国人研究瓷器的，已多认为汉代有瓷，可是论据都不够坚强，例如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上就说：“考汉以前，并无‘瓷’字，至汉时，始言及‘瓷’字，……故国人谓瓷器，发明于汉代。盖吾国历史，至汉代，则文物日盛，与罗马及东欧诸国，已开交通，琉璃之制，于此时输入，国人因取琉璃药之法，而发明各色之釉药，有青色、浓绿、青褐色、白色、灰色、漆黑、淡黄等色。釉药既发明于汉，则汉以前者为无釉之陶器明矣。又据《浮梁县志》所载，新平之瓷场创于汉代，……则瓷之始于汉代，亦属明矣。”

这样的论证，事实上是不够充分的。因汉有瓷字而定汉代有瓷，是不能使人深信的，何况《说文》上“瓷”字原本作“垐”，而另有解释。至于方志等书，其可信的程度本来就不高的。还有如江思清《景德镇瓷业史》，根据日人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史》，说近年出土的汉陶，上有釉药，表面发现有如贝、如珍珠、如云母、如银的光泽，就认为是汉代的瓷器。其实这些原是绿釉的陶器，绿釉中多含铜质，久埋地下与湿地，起了化学作用，便使釉带红色，有如贝、如珍珠、如云母、如银的光泽，也就是今日一般古董商所说的“银釉陶器”，还算不得瓷器的。

证实汉代有瓷器的，主要的要算是北平历史博物馆在河南信阳汉墓的发掘，不知为什么国人研究瓷器史的都把它忽略了呢？民国十二年北平历史博物馆发掘河南信阳县游河镇擂鼓台的汉墓群，曾出土瓷器六件，据《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年第二册，载有《信阳汉冢发掘记》：“信阳县城西北，故有古城岗者，土人常于榛莽中得砖瓦之属，率有花文，识者审为汉代物。民国十二年，邑有工事，辄取其砖以应需，众口流传，访古者渐集。邑西北有游河镇者，位游河之阳，距镇西北四里有余，有地名王坟洼，俗称进南王葬处，或于此掘得陶器，制极古拙，已故画家吴新吾先生得二器以赠本馆，审为汉器。佥以为亟宜从事发掘，首掘王坟洼……次至擂鼓台，台距镇北半里，俗称为楚庄王鸣鼓作战处，广约七亩，高及二丈，初从东西掘隧而下，深及丈余，得石刀、石斧及古陶器数件，再无所得。乃从西北面再掘一隧，得石器如前，深入一丈八尺，得大石斧一，残骸数件，深至一丈四尺，无所得。乃复掘其西南面，入地三尺余，得古墓二，南北并列，甲墓东西长十九尺有奇，南北宽约八尺，西端宽约三尺，乙墓东西长约二十尺有奇，南北宽约十二尺，西端宽约四尺，悉有砖瓷。于甲墓中得铁钉多件，及残铁斧等，于西端宽三尺处，得瓷锅瓦铜器等件，及五铢钱数十枚。乙墓得铁钉陶器，略如甲墓。既竣事，运馆陈列，详加考订，定为汉墓。以所获瓷器考之，盖有四证焉：壶之类，形状纯为汉制，决非后世所有，一也。其花纹多作绳纹，亦为汉制，二也。器皆平底，与后世有足者不同，三也。质地极粗，工艺古朴，迥异后世，四也。”

该馆陈列时的说明又说：“本馆前在信阳发掘汉墓，有永元墓砖可证也。传汉代有陶器无瓷器，其说殊不然，此卓所列，悉自墓中所得，皆为汉瓷，详载本馆丛刊”。

所谓永元墓砖，铭作“永元十一年”五字，阳文隶书，永元是东汉和帝的年号，永元十一年当西历九九年。这砖事实上不是和瓷器同墓出土的，它出在附近的墓中，可是墓是一时所葬，其为同时代之物，还是可信的。

信阳东汉墓葬中出土的六件瓷器：①汉青瓷四耳壶，高七寸一分，胴径七寸三分，口径四寸三分，底径四寸四分；②汉青瓷小四耳壶，高二寸八分，胴径四寸四分，口径二寸八分，底径二寸五分；③汉青瓷洗，高三寸，口径七寸五分，底径四寸四分。④汉青瓷盌，高一寸八分，口径五寸，底径三寸三分。⑤汉青瓷盌，高二寸一分，口径五寸四分，底径二寸三分。⑥汉青瓷盃，高一寸五厘，口径二寸九分，底径一寸四分，这六件青瓷，釉胎作风相同，该是同时同窑所烧制。胎质带淡灰色，焦部灰褐色，是精致的半瓷质，上施透明性的淡橄榄色釉药，可是火度不足部分，使只具半透明性，甚至不透明。瓷洗口缘下还有一道网状的印纹图案。

日人小山富士夫《中国青瓷史稿》，还选举了日人中村不折所藏的后汉中平三年铭的陶匝，来和信阳出土汉瓷来比证。在中村不折的“书道博物馆”内藏陶匝，胴部刻有“中平三年五月十二日尚方作陶容一斤八两”的隶书铭文，长六寸六分，小山富士夫说：“初见，似为瓦器之烧得精致的，然而细看则全部施有釉药，因为火度不足，还没有融解，内外好像粉似的紧粘着。若充分熔化，当也像信阳出土的青瓷似的，成为透明性的淡橄榄色的原始青瓷。”这话也说得很有道理。

近年绍兴上虞一带古墓里，有不少青瓷发现。可是最早的还只能追溯到三国时代。据罗振玉《金泥石屑》，在上虞龙山的山麓，发现一件瓷器，上为屋宇百戏作乐之状，旁列小碑，左右各一，雕有铭文，同吴大泉五千钱在同一圹中出土，初藏刘体智，后归罗振玉。据陈万里先生《吴晋时代的浙江瓷器》（见《瓷器与浙江》），说绍兴有黄龙赤鸟年号砖的墓里，曾出土有陶瓷，又说绍兴曾出一瓷器，形式和《金泥石屑》著录的相似，而碑上有永安三年的纪年铭文。这些都足以证明绍兴一带三国吴时已有瓷器了。可是勃蘭顿（Brankston A. D）的《九岩越州瓷器》一文（Yueh Ware of the Nine Rocks Kil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Dec. 1938）又认为绍兴九岩镇的越州古窑，起源于东汉初期，盛于六朝，到唐代余姚上林湖窑抬头便归废绝。如这话可信，九岩窑的出品，还可以追溯到东汉，这还有待于事实的证明。

以上所说的，还只能证明我国东汉时已有瓷器。其实西汉时也必有了。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载：“国初有发隗器墓者，官觉而追之，得陶器数十，见一酒琖于京师，色如龙泉窑之淡黄者，外皆自然焦纹，内有团花砂底，丰上敛下，口径三寸许。”

同时《池北偶谈》又说：“宋荔裳观察藏汉瓷盏二，内有鱼藻文，云在秦州耕夫得于隗器故宫。”隗器与光武同时，可见东汉以前也一定已有瓷器。这一次本馆在松江戚家墩的发掘，更证明了这一点，这不能不算是我国瓷器史上的一极大发现（这次发掘所得瓷器，待整理完毕，当即在本刊发表）。

还有，泥古斯（H. W. Nichols）曾对汉代瓷釉作过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是二氧化矽（SiO2）占百分之五三·一七，礬土占一四·一六，酸化铁（Fe2O3）占四·三六，石灰（CaO）占一九·〇五，苦土（MgO）占二·〇四，曹达（Na2O）占五·四九。这个分析的结果，是否正确，也有待于大量的比较研究，才能论定。同时还得选取正确的资料来分析，分析的结果才能正确。

（原刊上海《中央日报·文物周刊》1948年4月21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