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镜之起源

鑑镜之起源

今日所用之镜，皆用玻璃，而后敷汞质（火银）或银质，此不过近百年之事耳。此法传自西洋，非我国所固有，我国自战国秦汉，以迄亡清乾嘉之际，无不用铜镜。今日世乡之家，尚不乏清代铜镜。铜镜亦我国重要吉金之一，年来各地出土甚多，最近如安徽寿县出土之楚镜（亦即所谓秦镜），皆为考古学上重要之资料也。

考《尚书·酒诰》云：“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史记·殷本纪》于汤征引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

《史记·蔡泽传》又云：“吾闻之，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

据此古人照影凭水，未有专用之工具也。《说文》：“临，监临也，从卧，品声。”是临与监，初为同义，同为从臣从人之字。考董临鼎临字作：“”。其从臣从人与监同，其从尚非“品”字，乐嘉藻《镜考》以照于水中之影，其说疑字。监字之义，栾调甫氏尝详释之，见《齐鲁大学国学汇编》。稽《说文》于“鑑”字云：“鑑，大盆也，从金监声。一曰鑑诸，可以取明水于月。”

《周礼·天官》“凌人掌冰，春始治鑑”。郑注：“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而《庄子·则阳》篇云：“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按鑑乃铜盆，大抵古人最初照影临于地面之水河中之水，继则用铜盆中之水。《说文》于“监”字云：“监，临下也，从卧省声。”许氏谓省声，殊非。监实鑑、滥之本字，皿即像铜盆，臣则示俯而向下照影状，臣字原像屈伏之形。

铜镜之成专用工具，当在春秋战国之际。《左传·庄公二十一年》有云：“王以后之鞶鑑予之。”杜注：“鞶，带而以鑑为饰也。今西方羌胡犹然，古之遗服。”鞶鑑究于铜镜相类否乎，亦不得而知。

《墨子·经下》论临鑑者有若干条，近人皆以为论光学。甚至以鑑为玻璃透光之体，其说殊无是处。《经下》既云：“临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说在寡区。”既云临鑑，疑尚非平面之铜镜，乃盛水之铜盆耳。铜盆弯曲不平，其影遂倒。《周礼·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郑注：“夫遂，阳遂也。鉴，镜属，取水者，世谓之方诸。”又《考工记》：“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注：“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鉴，亦镜也。”又《淮南·天文》篇：“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许慎注：“阳燧，五石之铜精，圆而仰日，则得火。方诸，五石之精，作圆器似杯圬而向月，则得水也。诸，珠也；方，石也。以铜盘受之，下水数升。”高诱注：“阳燧，金也。取金杯缘无者，熟磨令热，日中时，以当日下，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也。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令热，月盛时以向月下，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水数滴。先师说然也。”

要鑑燧无不为金属所制，战国时决无玻璃之制作也。《论衡·率性》篇云：“阳燧取火于天，于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剑之钩月，磨拭朗白，仰以向日，亦得之焉。”既云“铸”，又云“磨砺”必为金属无疑，若为玻璃之制作，“磨砺”何用？高诱《淮南注》亦云：“熟磨令热”皆足参证。高氏旦云先师云然，其说必有所本。今所存纪年铭镜，常有正月丙午或五月丙午之铭，则不特阳燧，鑑镜亦然。桂馥《札朴》有云：“古镜文有太平元年五月丙午字，梁与辽同以太平纪年，其元年五月皆无丙午。世所传汉铜带钩文曰‘大年五月丙午作’，西汉惟高帝、景帝六年五月有丙午，惠帝、吕后、文帝其六年五月皆无丙午，安知出高、景之世？又一器曰：‘景初元年五月丙午造。’又二器，一曰：‘建初□年五月丙午造。’一曰：‘永平□年五月丙午造。’又汉镜二，一曰：‘永兴元年五月丙午’，一曰：‘永康元年正月丙午’。案景初元年五月、永康元年正月有丙午，其余汉和帝、吴归命侯、安帝元兴元年五月皆无丙午。晋惠帝永康元年正月亦无丙午。《论衡》‘阳燧，五月丙午日中之时，销练五石，铸以为器，乃能得火。’《搜神记》亦云：‘以五日丙午日中铸为阳遂。’虞喜《志林》：‘古人铸刀，以五月丙午，取纯火精，以协其数。’是则五月丙午，冶家之吉日良时也。又带钩一器，无年月，但纪丙午。《异闻集》：‘唐大宝中，扬州进水心镜，以五月五日午时于扬子江心铸之，白傅诗‘百炼镜，镕范非常规，宿晨处所灵且奇，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馥谓‘五月丙午’以与‘五月五日午时’同意，是年遇丙午，则《吴越春秋》铸剑所谓候天伺地也。若不遇丙午，亦取其利市耳。”

冶家以五月丙午为吉良时，阳燧必以五日丙午日制，其为金属无疑。大体制法亦与鑑镜同，惟阳燧则作凹形，使阳光集中，乃能取火也。

铜镜与阳燧，疑皆由铜盆演化而成，初以水盛铜盆而照影，偶而于无水之时亦觉其能照影，于是设法改成为一平面，以为专门之工具矣。又觉纯铜照影不清楚，于是又设法涂以玄锡。至于阳燧，余疑一圆底铜盆偶置于阳光下，觉其光热集中，遂辗转改革，用以取火。《庄子·则阳》篇云：“生而美者，人与之鑑，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此所谓鑑，似已成为专门照影之工具，镜亦初见于《庄子》。《应帝王》篇云：“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其后《韩非子·观行》篇云：“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恶。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

鑑镜之成专门工具而相通用，大抵在战国。其初当为素镜，甚薄，与铜盆之底仍无异。观乎年来安徽寿县所出土之细线纹镜，虽镜背已有花纹，与其他铜器无异，但其质仍为甚薄也。

秦代铜镜，大抵已盛行，《西京杂记》云：“（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是胆张心动。秦始皇常当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若秦宫有精致明亮之镜则当有之，至《西京杂记》所云，则当时神话传说耳。

铜镜制作之法，《淮南子》尝详言之，《修务》篇云：“明镜之始下型，蒙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豪，可得而察。”此述古镜制作法颇生动。《西京杂记》又云：“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缄以戚里织成锦。一曰斜文锦。帝崩。不知所在。”此亦神话，不足置信。稽《大戴礼记·武王践祚》篇云：“鑑之铭曰：见尔前，虑尔后。”此周武王践祚之际自为训诫之语，《后汉书·朱穆传》注引《大公阴谋》曰：“武王镜铭，以镜自照者见形容，以人自照者见吉凶”。

蔡邕于《铭论》称武王践祚，咨于太师，而作席机楹杖杂铭十有八章，案此武王镜铭，疑亦出于汉人假托，或误传；古人于铜器之铭文，皆记作者时日及吉利语，今所存之纪年镜，最古者为王莽始建国二年汉镜中平□年镜等，王莽始建国二年镜铭文云：“唯始建国二年新家尊诏书下大多恩贾人事禾（利字之省）不财啬田更作□应治百官五谷孰天下安有知之士得恩宜官黻葆子孙。”

中平□年镜铭文云：“中平□年正月丙午，吾作明竟，幽谏三年自有已，辟去不羊宜孙子东王父西王母仙人□大□□长吏买竟位至三公□卖竟□□家□□□”。

汉镜皆吉利之语，多作“长宜子孙”，“延年益寿”，“位至三公”等。训诫之语绝无，至古镜是否有训诫之语，固无从考究，但研之古铜镜皆绝少作训诫者。汤之盘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事训诫之语，不出于形误，即出于伪托。郭沫若氏以汤盘铭为：“兄日辛，且日辛，父日辛”之形误，其说甚有理也。

补记

关于《墨经》科学之说，余前尝痛斥之。余前有《墨经科学辨妄》一文，见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研究》（中华出版）。《墨经》科学之说，自邹伯奇、陈澧以及孙诒让、梁启超无不信之，然其如何而来，又如何而去，如是高深之科学，如非出于附会，于学术情势殊不合。至于光学诸条，犹扜格难通。我国自汉武开通西域，罽宾流离，始有输入，则战国无玻璃作镜可知。近人所释《墨经》之光学与今日光学所作之实验无异，则其说之出于附会，可不攻自破也。

近人论《墨经》光学者，或谓“战国时鉴，即由蚌珠或稍次之玉所制，珠玉透光，可与玻璃同用。然则向日取火者实鉴，向日取火者实遂。”此说非是。珠玉为半透明之体，与玻璃之全透明者异用，若以之作光学之工具，恐非事实所许乎？至谓“战国古玉，必以珠玉之类为之”，亦失考古学之根据。玉镜今尚有存者，但仅为装饰品而不能照影，珠玉之镜，究如何而能照影，斯亦大疑问也。暇日当为文以详论之。

近人亦有疑阳燧即玻璃凸镜者，其后又有用冰块代玻璃者，故《博物志》有“削冰取火”之说（见《镜镜詅痴》卷四引）。《御览》七百三十六引《淮南万毕术》亦云：“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古书既有削冰取火之说，则古人必无玻璃凸镜之制作可知。取火之理亦于偶然中发现之。阳燧余终疑为甚薄之圆底之铜盆，本甚光泽又加摩擦，使之生熟，再置于强烈之日光，或能生火也。

年来古镜之出土者，当以寿县出土之细线纹镜最古，其时代当在战国中期，至汉初所发现之镜具为铜质，无珠玉制者。至沙市技江县楚成王墓出土之大铜镜是否当时之物，尚多疑问。年来鑑镜之研究，经日本学者富岗谦藏、梅原末治等之努力，其演变之迹，已较清楚。惜国人尚未闻有努力于此道之研究者，至为可叹。日人于汉镜之研究，虽较清楚，尚非定论，有待于吾人补苴订正者正多也。国人之于古镜往往不能加以精密之研究，迄今尚未见有一专著，作一系统之检讨。此亦一考古所当从事之大道，深望国人之治考古者，能一注意之。至战国有类似玻璃之珠玉镜之说，斯亦未考其来源所致。铜镜由于铜演化而成，其理至显。至战国秦汉，始有专用照影之铜镜，其用至乾隆之际，犹相承弗替，若欲谓战国初期，已有玻璃之品镜，决非文化情势之所能通。

（原刊上海《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6年9月28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