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平经》——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

论《太平经》——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每次农民起义，都打击了当时黑暗的封建统治，几乎每一个专制的封建王朝都是被农民的力量所摧毁。他们革命斗争的目的，不但要推翻当时黑暗的封建统治，也还运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追求着和旧制度完全不同的新东西，所以他们并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有着一定的组织和纪律的，甚至也还有革命的理论和理想的制度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也常不得不利用宗教作为他们宣传活动和组织的方式，同时他们的革命理论也不得不穿上宗教的外衣。

东汉末年黄巾“太平道”的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宗教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他们利用的“太平道”，是当时的原始道教——“黄老道”的支派，是我国农村中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它形成于西、东汉之间，到东汉时代已逐渐流行。从其教义来看，主要是在民间原始宗教和农民革命的思想基础上，由“方士”融合了一部分黄老的道家思想和阴阳五行家思想，逐渐发展形成的。所以其内容是比较复杂的，有“方士”的求神仙、求神药和炼养服食的方术，有黄老的“道”的学说和恬淡养生、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充满了阴阳五行和图谶之说，也包含着民间巫祝的宗教迷信，更有农民反对封建剥削的平均主义思想，成为当时农民革命的理论武器，也成为他们宣传活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主要手段。自从西汉晚期起一直到东汉时期，谶纬之学已成为主要的上层建筑，所有天文历数，历史地理，礼法制度，都成为这种“神学”的支干，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要向封建制度作公开的攻击，……一切革命的社会的政治的理论，必定成为神学的异端”。这时“群众的感情，惟一是由宗教‘食粮’来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走暴风雨般的运动，就必须使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上穿上宗教的外衣”。“黄老道”在这时，就是作为“神学的异端”出现的，它在农民群众自身的利益上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为暴风雨般的农民革命运动创造理论根据，并创造了宣传活动和组织形式，所以到东汉末年，“黄老道”的支派，不论是黄巾的“太平道”和张鲁的“天师道”，都成为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都以“黄老道”的教义作为他们的政治思想，作为他们奋斗的目标。

黄巾“太平道”的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也第一次提出了变革社会制度的要求，这次起义对于此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他们的组织起义中，创造了宣传活动和组织的经验，而且他们的“太平”社会理想，一直就成为历代农民所殷切追求的目标，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此，探讨一下他们的革命理论和政治主张，是有必要的。本文就想通过对他们的革命的理论著作——《太平经》，对于他们的革命理论和政治主张，加以探讨。过去因为这部《太平经》只保存在《道藏》中，很不容易读到，学术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作者对《太平经》革命理论的探讨，还是初次的试探，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和批评。

一、《道藏》中的《太平经》，就是“太平道”的经典《太平清领书》。张角所领导的黄巾起义，在理论上就是依据《太平经》的

张角所领导的黄巾起义军，是“奉事黄老道”的（《后汉书·皇甫嵩传》），也自称为“太平道”（《三国志·张鲁传》引《典略》），他们的起义是以实现“黄天太平”（《三国志·孙坚传》）为目的的，他们的主要经典，在当时叫做《太平清领书》。据《后汉书·襄楷传》，东汉顺帝时宫崇曾献其师于吉“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据李贤注，这部《太平清领书》就是后来流传在道教中的《太平经》，“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十七卷”。据葛洪所著《神仙传》，于吉的“神书”确是“太平经十部”。

查《正统道藏》中，所收《太平经》有三种：（1）一种称为《太平经》，原为一百七十卷，今残存五十七卷。（2）一种称为《太平经抄》，是唐人闾丘方远节抄《太平经》而成，分甲乙丙丁等十部，每部节抄成一卷，其中除甲部分出于后人伪造补充外，其余都可信。（3）另一种称为《太平经圣君秘旨》，只有六页，也是节抄《太平经》而成。而《太平经》中有四卷所谓“复文”（卷104—107），是一种原始的“符”，是由几个字重复拼成的，据《太平经复文序》说：这部《太平经》“复文”是由帛和传授给于吉的，由于吉“易为一百七十卷，编成三百六十章，曾传于天下”的。

如此说来，《太平经》即是《太平清领书》，是东汉顺帝时于吉流传下来的“神书”，前人是一致公认的。汤用彤先生在《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1935年出版《国学季刊》5卷1号）中，曾对今本《太平经》的著作年代从下列三方面进行审查：

首先以唐人所引的《太平经》和今本核对。经用《后汉书·襄楷传》李贤注和王悬河《三洞珠囊》所引的《太平经》，和今本核对的结果，证明今本《太平经》确为唐人所见的本子。

其次，又以汉晋人所谈《太平清领书》和《太平经》的主旨和今本《太平经》内容核对。襄楷上桓帝书说：于吉神书“专以奉天帝、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葛洪《神仙传》说：于吉《太平经》十部，“书多阴阳否泰、灾眚之事，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云治国用之，可以长生，此其旨也”，都和今本《太平经》内容符合。

汤先生又从今本《太平经》本身进行了审查。他认为经中所谈到的地方组织是州、郡、县、乡、亭、里（86卷3、8页），官制有司农（112卷13页）、亭长（86卷3页）、二千石（壬部13页），也还有九州（86卷5页）、十二州、十三州（93卷15页），又谈到贡举（109卷3页）、明经（35卷11页）、上封事（辛部4页）、应断市酒（67卷7页）等，都和汉代制度相合。因而确认今本《太平经》是汉代的著作，也就是于吉流传的《太平清领书》。

我们认为汤先生这个审查，是正确的。经文说：“今一大里有百户”，“一乡有千户”，“一县有万户”，“一郡有十万户”，“一州有亿户”（45卷6页），又说：“一县万户”，“十县合成一郡”，“十郡合成一大州”，“十州合成一大国”（93卷15页），又说：“此亭长尚但吏之最小者也”（86卷3页），基本上和汉代情况相合。又谈到明经孝悌（35卷11页）、孝悌力田（114卷3页）、廷尉（112卷5页）、上计（壬部12页）等，也和汉代制度相合。经文又称天地人为“三统”（92卷2页），这种说法盛行于刘歆作“三统历”以后的一个时期。经文说：“今古文众多”，又称图谶之学为“内学”（70卷1—2页）。……上面这些论据，已足够证明《太平经》是东汉的著作，即是《太平清领书》了。目前在讨论黄巾起义目的的问题中，有人对《太平经》表示怀疑，但没有提出任何反证。其实，细读一下《太平经》，这个疑团就可以消除的，在《太平经》中找不到非汉代著作的反证的。

既然《太平经》即是于吉的《太平清领书》，而“张角颇有其书焉”，那么，张角的“太平道”，一定就以《太平经》作为经典的。《太平经》自称其道为“太平道”，例如说：“太平道，其文约，其国富，天之命，身之宝”（辛部17页），张角等自称“太平道”，该就是根据这点吧！《太平经》主要谈的是天道、地道、人道，又说有天神、地神、人神（丙部1页），又称天神为“天公”（88卷5页），张角等自称天公、地公、人公将军，也该是根据这点吧！全书托言：“太平气”将到，“大德之君”（或作“太平德君”）将出，神人（或称天师）因而下降，以“道”开导“六方”的“真人”，张角的“三十六方”组织，也该是“六方”的扩大吧！经文说：“甲子初出，此可为有德之君治纲纪也”（39卷3页），张角等定于甲子岁甲子日起义，也该是根据这点吧！经文认为“得病且死”，向天“首过自搏叩头”可“得苏息”（114卷36页），又说：“丹书吞字”可“除疾病”（108卷2页），这和张角教病人跪拜首过，用符水咒说医病，也相符合。经文认为“祀他鬼而兴阴，事鬼神而害生民”（乙部21页），黄巾军的不事他神，“毁坏神坛”（《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所述青州黄巾军给曹操的信），也该是根据这点吧！

所不同的，《太平经》以为“太平德君”应为“火德”（戊部3页、69卷7页），而张角宣传的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汉行已尽，黄天当立”，“黄天太平”。这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说法，和当时流行的五行相生说和五行相胜说都不合。他们认为苍色的天已死，他们所信奉的黄色的天（即“中黄太一”或“黄帝”）当立，所谓“黄巾被服纯黄，……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后汉书·五行志》注引杨泉《物理论》），该是当时新创的说法，“黄家”的名称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这也不是张角开始新创的，在汉桓帝时，民间“黄老道”为了适应当时农民革命的需要，早已把自己信奉“黄天”、“黄帝”或“中黄太一”的集团，称为“黄家”，已创立这个预言来加强农民革命斗争的信心，所谓“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桓帝时已有自称“黄帝子”和“真人”起义的，也已有所谓“妖贼”起义的，张角在这时只是进一步加以利用而已。

二、《太平经》的“太平”社会理想，是要求实现“大平均”，使“竟得天年，各得其所”

自从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封建政权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外戚和宦官集团的昏暴统治，豪强地主的兼并土地，连年不断的对羌族战争，再加上瘟疫流行，连年灾荒，使得大批农民贫病交迫，无法生活，流离失所。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在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后汉书·桓帝纪》）。《太平经》描写当时流亡农民的情况说：“收无所得，相随流客，未及贱谷之乡，饥饿道傍，头炫目冥，步行猖狂，不食有日，饿死不见葬，家无大无小，皆被灾殃”（112卷13页）。在这样极其凄惨的情况下，逼得农民不得不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最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参加黄巾起义的群众，多数也是贫病交迫和流离失所的农民，所以黄巾起义前，大官僚杨赐曾向朝廷献策说：“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后汉书·杨震传》）在张角等人发动和组织起义时，也采用了巫医为人医病的办法，来进行活动和组织群众。当时农民所迫切要求的，就是彻底解决他们贫病交迫和流离失所的问题。《太平经》的“太平”社会理想，就是企图解决这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所以他们的目标，是要使大家“竟其天年，各得其所”。

怎样才能使大家“竟得天年，各得其所”呢？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平均”，这时基于当时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因而他们对“太平”的解释是：“大”就是“大”，“平”就是“平均”，“太平”就是“大平均”，也就是要做到凡事“无复不平”，所谓“太者大也，……平者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不平”（丙部15页，48卷2页作“无复奸私”）。同时又认为“太平”是天经地义，他们把“太”比作“天”的“大”，把“平”比作“地”的“平”，所谓“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如天”，“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48卷2页），所以他们解释“太平”又说：“太者天也，天能复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后）能养育万物”（癸部1页）。“太平”既然是天经地义，那末，他们要实现“太平”的社会理想，也就是“顺天行道”了，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象天而行”（96卷5页）。

他们的所谓“平”，确是指“平均”，所以经文中除了常提到“太平”外，也常提到“平均”，例如说：“皆自平均，无有怨讼者”（111卷1页），“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如一，乃无争讼者”（119卷9页），“调和平均，使各从其愿，不夺其所安”（114卷30页）。他们要求的“太平”，要平均得很彻底，不但事事平均，而且要人人平均，要平均得人人愿意，没有冤言，所谓“平之为言者，乃平平无冤者，故为平也”（98卷13—14页）。他们强调这点，在经文中时常提到，甚至认为“有一自冤，不得其欲者，则上皇太平气不得俱来至也”（98卷13页、己部28页）。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各得其所”。他们不但要使人们“各得其所”，而且要使万物“各得其所”，所以说：“太平者，乃无一伤物，为太平气之为言也，凡事无一伤病者，悉得其所，故为平也。若一物伤，辄为不平也”（93卷18页）。

他们所要求达到的“太平”社会的理想目标，谈到的地方很多，概括起来，不外乎：“天地中和，尽得相通”（54卷5页），“春行生气，夏成长，秋收，使民得以供祭祀，冬藏余粮，复使相绩”（112卷11页），“无有刑，无穷物，无冤民”（54卷5页），“可竟天年，各得其所”（乙部28页），“神灵之施，莫不被荣，恩及跂行，草木亦然”（112卷11页）。总的说来是：“太平到矣，太平气来矣，颂声作矣，万物长安矣，百姓无言矣，邪文悉自去矣，天病除矣，地病亡矣，帝王游矣，阴阳悦矣，邪齐藏矣，盗贼断绝矣，中国兴盛矣，称上三皇矣，夷狄却矣，万物茂盛矣，天下幸甚矣（51卷6—7页）。”

可见他们所想望的“太平”景象是：阴阳调和，生产顺利，生活富裕，没有疾病，没有冤民，没有争讼，没有刑罚，没有盗贼，没有夷狄侵犯，没有战争，国家兴盛，大家尽其天年，各得其所，过幸福生活，帝王优游无事，恩德广及昆虫草木。因为他们不但主张使人们“各得其所”，还主张使万物“各得其所”，所以他们的最后目标，要恩德广及昆虫草木。这种“太平”的社会理想，是针对着当时农民贫病交迫、灾难深重、流离失所的情况提出来的，也是针对着当时连年不断的战争、刑法残酷、剥削严重的情况提出来的。从整部《太平经》的政治理想来看，这是当时农民为了残酷的封建制度，基于他们的平均主义思想，创造出来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因为他们的理论穿上了宗教的外衣，因而他们所主张的“大平均”，不但要在人类之中大平均，也还要在万物之间大平均。这种恩德广及昆虫草木的主张，就带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

三、这种“太平”社会理想的理论根据，是从黄老的“道”的学说发展来的

《太平经》这种“太平”的社会理想，除了穿上了一套宗教的外衣以外，也还有一套理论作为根据。他们的这套理论根据，不是别的，就是从黄老的“道”的学说发展来的。他们的所以称为“黄老道”，除了因为他们信奉黄帝（中黄太一）和老子以外，这也是个原因吧！《老子》本是他们所要学习的经典，“黄老道”的另一支“天师道”，所有信道的人都要以“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的。

他们认为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叫“元气”，所谓“天地开辟贵本根，乃气之元也”（乙部2页）。这“元气”是在天地未开辟前就存在的，是恍惚无形而凝结为一的，但是“元气”内部已自有“阴阳”存在，经文曾说：“天地未分，初起之时，乃无上下日月三光，上下洞冥，洞冥无有分理，虽无分理，其中内自有上下左右表里阴阳”（119卷4—5页）。就是由于“元气”内部的“阴阳”，分化成为阴阳二气，阳气就成为“天”，阴气就成为“地”，更由于阴阳二气的相生作用，就生“人”，接着就生万物，经文对于这点，曾经很清楚的指出：“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三统共生长养万物，名为财（戊部10页）。”

很明显，这时根据《老子》的“道”的学说的。《老子》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些都是《老子》中重要的章节，最近在老子问题的讨论中，对这些章节的解说有很大的争论。根据《太平经》的解释，“道”就是“元气”，所以说“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道生一”就是“凝成一，名为天也”，也就是说：“一者生之道也，一者元气所起也，一者天之纲纪也”（37卷7页）。“一生二”就是“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也就是说：“天地未分之时，积气都合为一，分为二，成夫妇”（102卷5页、己部30页、壬部10页）。“二生三”就是说“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也就是说：“人本生时，……乃与天地分权分体分形分神分精分气分事分业为居，故为三处，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癸部8页）。“三生万物”就是“三统共生长养万物”，也就是说：“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也，故元气无形，以制有形”（乙部8页）。所谓“元气无形，以制有形”，也就是《老子》四十章所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因为万物都由“元气”所生，所以说：“诸谷、草木、跂形、喘息、蠕动，皆含元气，飞鸟步兽水中生亦然”（112卷20页）。

《太平经》所说的“元气”，是产生阴阳等“气”的一种根本的“气”，所谓“气之元也”，也或称为“委气”（72卷2页、戊部4页、庚部20页）。究竟“元气”和“阳气”“阴气”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他们认为空气中就有阴阳气，人所以呼吸的就是阴阳气，经文曾说：“胞中之子，不食而取气——在腹中自然之气，已生，呼吸阴阳之气”（辛部19页）。他们认为人是由“元气”产生的，而空气也是“元气”所产生的阴阳气，所以人用“引气”的办法（即气功疗养法）。是可以恢复“元气”的。经文曾说：“上士修道，先当食气，是欲与元气和合”（丙部7页）。又说：“人本皆精气也，皆有神也，假相名为人，……能还反其神气，即终天年，或增倍者”（癸部6页）。经文中有好些地方都谈到这点。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元气”“阳气”“阴气”等，是指气体的物质。

《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也就是《太平经》所说：“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容”（丁部13—14页）。至于《老子》所说“冲气以为和”，在《太平经》叫做“中和气”。“中和气”是由阴阳相通而产生的，所谓“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丙部15页）。在他们看来，阳气生“天”，阴气生“地”，阴阳相通的“中和气”便能生“人”，所以说“人者乃天地之子”（35卷4页）。由于同样的原理，他们认为凡事凡物，都是由太阳、太阴、中和三气所化生的：“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地有三，名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乙部8页）。”

基于上述的理论，他们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三者“使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乙部8页）。天、地、人合成一家，“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为治称子”（丙部10页），便能万物生长，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君、臣、民合成一家，“同命同吉凶，同一职一事”，“相爱相通，并力同心”（48卷5页），便能做到“大平均”，竟其天年，各得其所，国家太平。同时又认为在三气中“中和气”最关重要，因为“中和气”起着调和阴阳的作用。所谓“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调和，王治太平”（乙部8页）。在天、地、人三者中，人是“中和气”所化生，在天地间担当着治理的工作，是万物之长，经文曾说：“人居天地之间，……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尊且贵”（己部3页），又曾说：“天地之性人为贵”（92卷15页）。因为人是“中和凡物之长”，“人者为治称子”，所以人在天地间有着枢机的作用。所谓“太阴、太阳、中和三气共为理，更相感动，人为枢机”（乙部6—7页）。所以他们认为人在天地间，应该是起积极作用的，应该是积极努力的。

他们基于对自然界这样的认识“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戊部10页），“财物乃天、地、中和所以共养人也”（67卷7页），就提出了财产公有的看法，作为他们主张“大平均”的理论根据。他们又基于对自然界这样的认识：“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提出了“民为本”的政治主张，认为君臣是民的父母，“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48卷5页）。这便是他们所有政治主张的理论根据。

总之，他们“太平”社会理想的理论根据，是从黄老的“道”的学说发展起来的，原来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但是，由于穿上了宗教的外衣，和宗教迷信结合了起来，迷信天神，认为天、地、人三者都由神作主宰，例如说：“帝王行道者，天神助其化，行德者地神助其治，行中和者人神助其治”（丙部1页），结果就成为神秘主义。

四、《太平经》实现“太平”的方案是：积极生产，周穷救急，集思广益，唯德才是举，减除刑法等

他们这种“太平”社会理想，打算是怎样实现呢？他们提出了下列一套的实施方案：

第一，在经济方面，主张积极生产，禁止怠惰，并用“周穷救急”的办法来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以求共享“太平”之福。

他们认为“耕田得谷独成实多善者，用心密，用力多也”（96卷11页），“凡事相须成事者，皆两手也”（109卷2页），必须“人各食其力”（35卷7页），“凡财物可以养人者，各当随力聚之”，如“不肯力为之”，向人“求索不和”，“皆为强取人物，与中和为仇，其罪当死”（62卷2—3页）。这里强烈地表示了当时农民对劳动生产的看法，对不劳而获的人的憎恨。

他们认为所有财物，“乃此中和之财物也，天地所行仁也”，“天地中和所以共养人也”，不是什么人的私有财产，只是“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富贵人家的财产只是“遇得其聚处”，不该“聚而断绝，使不得遍也”，就是皇帝“少内”（少府）的钱财，也是“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67卷1—7页），因而提出了随时“周穷救急”的办法，以求解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困难，以求共享“太平”之福。他们虽然提出的只是“周穷救急”的办法，但是大胆地否定了当时的私有制，提出了财产公有的看法。这是当时农民处于私有制的残酷压榨下，对私有制强烈的抗议。恩格斯在论德国农民战争中财产公有的空想时说：“在第一次实际应用时，它自然要退到为当时情形所许可的狭隘范围内，……不得不化为浅薄的慈善组织”。这时“太平道”强烈的攻击私有财产，要求财产公有，而实际的办法，却是“周穷救急”的慈善组织，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不得不“退到当时情形所许可的狭隘范围内”。

第二，在领导工作上，在贯彻政策上，提出了集思广益、征求群众意见的办法。

他们主张由群众集议“共上书言事”。不论天灾人祸，民间疾苦，“皆集议而共记之”，一则防止“长吏讳不言”，二则防止“一人言或妄伪佞欺”，三则使“吏自知短长，民自相知长短”，四则使“高下内外悉的知之”（卷86）。

他们又主张设置“来善宅”（或称“来善致上皇良平之气室”“来善文奇策密方之室”），广泛征求意见，并汇编公布。其具体办法是：在各地大道上造三丈见方的“来善宅”，张贴布告，征求群众提出意见和建议，“投入此宅，自记姓字”，并加奖励。由各地长吏邀请众贤共同整理意见，“其中善者，以类相从，除其恶者，去其复重”，等到“辞且日少”，“所上略同”，由国家汇编公布，使“一旦俱化为善”。此后“三岁一小录，五岁一大录”（卷88）。

他们还主张集合古今中外上下各种“奇辞殊策”，包括“前后圣贤之文，河图洛书神文之属，下及凡民之辞语，下及奴婢，远及夷狄”，采其所长，“以类相从，因以相辅，共成一善圣辞”（卷91）。

在一千八百年前，他们运用了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提出了这样集思广益、征求群众意见的办法，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对当时封建贵族垄断政治和农民没有发言权的强烈反抗，充分表现了农民朴素的民主思想。

第三，为了实现“太平”的社会理想，他们在政治上主张采取下列各种具体措施：

惟德才是举。他们认为必须选举有道德才能的人，“此之谓审举，得其人，而得人力之君也”（54卷6页）。如果“选举多不俱得”，“多凶年不绝”（96卷15页）。这是针对当时贡举不出豪族的情况提出来的。

要“使无争讼”（卷54“使无争讼法”），不用刑法和武力统治。他们认为人的过失，是由于“承负之蓄积”，是由于“师师相传，更以相教”，“非一人造此过也”（108卷5页）。所有刑法“但俱而置之”，人有过失，必须挽救，如果死罪，不要“罪及家及比伍”，更不要“尽灭杀”（40卷7页）。这是针对着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罪及家比伍”的严酷刑法提出来的。

禁止杀害妇女，因为“理国之本，民多为富，少为贫”（戊部2页），“当二女共事一男”，以增加人口。这是针对着当时“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和“但为乏衣食而杀伤之”的情况提出来的（35卷）。

禁止浮华浪费。他们认为除男女衣食外，“其余皆伪之物，非可须为活，反致祸奸”，“六情所好，人不能禁止，因为致祸”（丙部20页、36卷3页）。这种“禁欲主义”，原是农民运动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们的革命工作，“必须从抛弃使他们对于现存社会制度发生妥协的一切事物做起”。

禁断市酒（69卷7页），禁止厚丧，禁止“张兴其祭祀”。因为“事阴反过阳”，将使“鬼神邪物大兴”，“贼杀人不止”（36卷7—9页）。这是针对着当时地主阶级奢侈浪费和淫祀众多的情况提出来的。

重视教义的教育。认为有道德的人必须努力教，大家必须努力学，学得好，可以不断的使自己道德上升（丁部14—15页），否则的话，“其罪不除”（67卷1—3页）。

所以这些政治主张的阶级性，是很鲜明的，都是从当时农民群众切身的利益出发的。他们把（1）“积才亿万，不肯救穷周急”，（2）“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3）“积道无极，不肯教人”，（4）“积德无极，不肯力教人”，（5）“知天有道而反贱道，而不肯力学以自救”，（6）“不肯力学为德，反贱德恶养，自轻为非”，称为“六大罪”（67卷1—3页，丁部17页）。

“太平道”的这些政治理想，黄巾在起义后，虽然处于连年战争状态中，也还有部分实现的，例如禁断淫祀等。张鲁在汉中统治三十年，比较安定，就曾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如无人管理的“义舍”和“量腹取足”的“义米、义肉”制度，就是一种互相“周穷救急”的办法。又如“不置长吏，以祭酒为治”，“三原然后乃行刑”等制度，就是一种农民所想望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因为当时汉中地区比较情况特殊，这些措施暂时还有一定的效果，如果长期要靠“周穷救急”等办法，来使人们“各得其所”，来实现他们的“太平”社会理想，是根本不可能的。恩格斯在论十六世纪孟彩尔的革命理想时说：“他的幻想中所映出之社会改造，在现存经济条件中，没有多大的基础，这种经济条件所适应的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正相反对，然而他却为基督教的平等和福音的财产公有之教义所束缚。至少他不得不企图其教义的实现，一切财产公有，普遍的和平等的劳动义务，以及废止一切权力，业经宣布。”

孟彩尔所领导的农民战争，已在封建社会后期阶段，尚且不可能实现他这种革命理想。“太平道”的农民革命运动，出现在我国封建社会前期阶段，因此更没有经济条件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同时这种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农民革命的政治思想，毕竟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对当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儒家思想当头一棒，使得正统的儒家思想从此长时期有一蹶不振之势。同时，由于黄巾的大规模起义，轰轰烈烈的为实现“太平道”政治理想而斗争，对当时的政治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作为当时地主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曹操，就不能不在农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思想影响下，对农民采取让步的措施，对当时的经济和政治进行改良主义的改革，使得历史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也是黄巾起义的重要收获之一。

结语

根据上面的探讨，可知黄巾“太平道”的起义，不但创造了利用宗教的宣传活动和组织的方式，宗教的宣传在起义中起了鼓动和组织作用，预言加强了农民革命的信心，宗教组织成了农民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基础，而且从农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从解决当时农民的困苦着眼，根据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采取黄老的道家学说作为理论根据，创造了一套“太平”的社会理想，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很显然，这比秦末和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有了很大的进步。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所以规模之大，成为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很早就创造了利用宗教的宣传活动和组织的方式，也很早就创造了农民革命的政治理想，为组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创造了条件。“太平道”的农民起义和《太平经》的革命理想，对此后历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虽然此后农民起义也还利用外来的宗教，但往往是和土生土长的道家相揉和的，虽然此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对于“太平”社会理想，不断加入现实的内容，不断有新的发展，但是基本的思想还是小农的平均主义。这种“太平”的社会理想，像一条红线似的一直贯穿在我国历代的农民战争中。

但是，因为个体农民本身有着很多的弱点，没有能力创造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他们的“太平”社会理想只是从主观愿望来制定的，这种农民空想的社会主义并不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局部的实施也是不能持久的，因而他们的革命运动总是失败。毛主席对此曾作非常深刻的分析：“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历史已经有力地证明：农民只有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结成工农联盟，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跃进。

（原刊《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