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岩——一个参加明末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

论李岩——一个参加明末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

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农民革命的事例，并不鲜见。几乎每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有一些知识分子参加。其中有些人参加农民起义，对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参加明末农民起义的李岩，就是个著名的例子。

富户公子一变而为起义军将领

李岩原名信，河南杞县人，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少年时受过封建教育，善作诗歌，还曾得过功名，有人说他中过秀才，也有人说他中过举人，总之是个道地的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

他的家世，不很清楚。传说他的父亲是魏忠贤的私党李精白，因而他受到当地士绅的轻视和排挤。据说他曾趁农民起义的时机，组织地主武装“捍卫乡里”，借此“以报其所不平”。近来有的同志据此认为他“原先曾经参与过镇压河南农民起义”。其实，这是出于传闻失实。

李岩并不是一个文弱书生，据说“有文武才”。而且为人“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因而“李公子”的声名很大。

自从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之后，到一六三三年（崇祯六年），陕西、山西二省的起义军就渡河南下，河南各地农民纷起响应。李岩的家乡杞县，当然也不会平静无事，一六三五年（崇祯八年）和一六三八年（崇祯十一年）起义军都曾进攻过杞县。同时，杞县一带连年旱荒，灾情严重，米价腾贵，再加上官府豪家的横征暴敛，追租索债，逼得贫苦农民饿死累累。处于阶级斗争如此尖锐的形势下，这位“家富而豪，好施尚义”的李公子，当然不能置身事外了。

这时李公子没有别的办法，仍然企图采用他“好施尚义”的老一套，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就在一六四〇年（崇祯十三年）秋天，他劝县令“暂休征比，设法赈济”，并捐米二百多石作为赈济之用。群众得知这个消息，就“引李公子为例”，结队成群，要求富户出米赈济。县令因此发布令牌，命令群众解散，一时群情愤怒，打碎令牌，聚集到县署前面，县令为此邀公子前来商议，李公子的办法依然是：“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县令被迫接受了这个建议，群众才散去。李岩为此，还做了一首《劝赈歌》，一面谴责：“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一面又“奉劝富家同赈济”，希望他们“好生一念感天地”，“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其实，所谓“富家”就是“豪家”，指望说服他们转到“善人”方面来，从“好生一念”来解脱农民的困境，是不可能的。

李岩毕竟是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的“好施尚义”，主张暂免征催，赈济饥民，就是想维护地主阶级的长久统治，想使农民的反抗斗争“犹可及止也”。在河南农民纷纷起义中，他曾被一支起义军俘虏去过，这支起义军的领袖是女的，别号红娘子，红娘子十分爱慕这位“好施尚义”的李公子，甚至“强婚焉”，而他终究“脱归”了。说明他当初还不肯甘心放下公子的身份，内心里是十分不愿意参加农民起义的。

李岩终于被逼上梁山，参加了农民起义。

原因是这样的：李岩这个赈济饥民的主张，得到了贫苦人民的热烈拥护；由于群众“引李公子为例”向富家斗争，就引起地主绅士对他的反感。再加上所作《劝赈歌》对官府豪家的毫不留情地谴责，更引起了官僚豪绅的仇视。不久就有人诬告他私通红娘子所领导的起义军，县令也诬指他“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终于被捕下狱。原来不甘心“造反”的秀才，终于被逼得非“造反”不可了。

李岩的下狱，直接受到了官府豪家的迫害，使他思想上发生很大的变化。使他由谴责官府豪家进而反对官府豪家，由可怜贫苦农民站到起义农民一边。史料上有这样一段记载：“李公子在狱也，思（李）自成既为众所拥，叹曰：今日反决矣！”

李公子被捕下狱的风声一传出去，得到了两部分人的亲切关怀。一部分是红娘子领导的起义军；另一部分是当地的贫苦人民，他们互相传告，或者说：“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或者说：“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结果，“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同把他救出。李岩被起义群众救出，使他思想感情上更发生急剧的变化。接着，被群众拥戴成为一支起义军的领袖。当他率领起义群众从杞县出发的时候，“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红娘子所率领的，大概是一支白莲教起义军，因为她身穿红衣，被称为红娘子。李岩出狱之后统率的这支起义军，基本群众就是杞县一带的贫苦农民，其中骨干分子可能就是红娘子所领导的起义军。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岩部下的亲信将领中就有“衣红衣”的，该不是个偶然的巧合吧！

李岩的下狱和出狱，是一生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下狱之前是个富户公子，出狱之后一变而为起义军将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是农民的革命家又是杰出的文学家

在当时群雄蜂起的局面下，李岩既然被群众拥戴成为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是和许多零星的起义军一样单独流动作战呢？企图独自扩大发展呢？还是归向谁的领导呢？他早就决定归向“为众所拥”的李自成的领导。这一着，他是根本走对了。

李岩带领这支起义军归向李自成领导，是在一六四〇年（崇祯十三年）冬天。从一六四〇年冬天到次年秋天，正是农民起义飞跃发展的时候，李自成所率领的起义军人数由数十骑扩充到几万、十几万、几十万。有记载说李自成“招集群盗，四下响应，河南杞县举人李岩起兵附之，众至十多万”。可知李岩带领起义队伍归向自成的领导，对李自成起义军的成长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李岩的参加李自成起义军，不同于当时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参加。他是以一支起义军将领的身份参加的，是和许多拥戴他的起义农民一起参加的。据说，二李初次会见时，有这样一段生动的对话：“岩曰：‘久钦帐下宏献，岩恨谒见之晚’。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从这段对话，可知当时李岩已“率众数千”，前来会见自成是“不远千里而至”，一路上，无可避免地要经过不少次战斗。当时不仅李岩对自成早很敬佩，诚心“愿效前驱”，自成对李岩的“鸿韬”“伟略”也早有所闻，对他期望很大，大有英雄识英雄之感。

正因为李岩是以一支起义军将领的身份归向李自成领导的，他在起义军中就一直担任着武职，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参加起义后担任文职。一六四三年（崇祯十六年）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确立有系统的军制，设立“五营”，由正副“权将军”提督“五营”，在“五营”中以“中营”为主，设有“中营制将军”统率。李岩就担任着“中营制将军”的武职，其地位仅次于“权将军”。在大顺政权组织中，是重武轻文的，起义军的重要将领居于支配地位。以李自成为首的领导集团，主要是由农民军重要将领组成的，李岩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所有重要的革命策略和战略，都是共同商定的。

李岩虽然“有文武才”，始终是一位起义军将领，但是他的重要贡献，是在帮助制定革命的政策上。他曾帮助李自成制定了政治纲领，提出了均田、免税、免役、除暴恤民、赈济贫穷等一系列的政策，先后曾在各个地区不同程度上付诸实施。这都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要求，因而在起义发展过程中对农民起着进一步动员的作用。当一六四〇年（崇祯十三年）秋冬之际，李自成进入河南时，正是各地农民起义蜂起的时候，正需要把这些散漫的带有地方性的农民队伍组织起来，组织在共同的斗争目标之下，使成为一支强大的号令统一的农民军，这样才有利于农民战争形势的发展。此后李自成所以能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所领导的起义军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不断地取得胜利，都是和正确推行这些符合农民需要的革命政策分不开的。

李岩还把起义军一向严明的军纪，归结为：不杀、不淫、不掠，主张把这种军纪明文公布，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为此，李自成曾制作“传牌”传布各处，宣传：“仁义之师，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所过秋毫无犯，但兵临城下，不许抗违”等等。同时李岩还提出对地主阶级分子区别对待的办法，主张“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任前事，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这在分化瓦解敌人方面起着相当作用。

李岩的另一重大贡献，就在革命的宣传工作上。他一面派人化装成商人，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不纳粮”。一面编造歌谣让群众传播歌唱。最流行的是这样二首歌谣：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朝（早）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家都欢悦。

这些歌谣到处流传，宣传效果很大。所谓“穷民云霓奚后”；“河南以北，远近传播，不逞者延颈思乱”；“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

一六四三年（崇祯十六年）秋天，李自成采用顾君恩提出的战略，从襄阳兴师北伐，迅即歼灭明朝的精兵孙传庭所部，攻克陕西；次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二月就进入北京，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这样长征几千里，歼敌几十万，前后不到七八个月的时间。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取得伟大的胜利，当然是李自成领导农民军十多年来坚持革命斗争的结果，是推行正确的革命策略的结果，是广大人民支持拥护的结果。李岩所创作的歌谣，就在争取群众的支持拥护上起着一定的作用。有些史料就把李岩编造歌谣起着争取群众拥护作用这件事，记在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二月里。

这时，李岩是个农民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个杰出的文学家，他在这时创作的歌谣，比起参加革命前所作《劝赈歌》来，显然根本不同了。《劝赈歌》是比较通俗的七言诗，指望“富家”变为“善人”出来赈济饥民，以缓和阶级矛盾。而这时他所创作的歌谣，采用了群众喜爱的民歌形式，生动地宣传了革命的政策，鼓动着贫苦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因而各地群众热情地乐于传播歌唱，成为推动群众参加革命和迎接起义军的一种鼓舞力量。

十分明显，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李岩，由于受到官府豪绅的迫害，由于被拥戴为一支起义军将领，由于长期和起义农民一起行军和作战，由于长期参加实际的反封建斗争，使得他理解到了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基本上能够为着实现农民的这种要求而斗争，因而能够帮助李自成制定出符合农民利益的政治纲领，创作出宣传农民革命的文学作品，在农民革命事业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农民军将领之间还存在着隔阂甚至分歧

尽管李岩对当时农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不能彻底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支配，因而不能在起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给起义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据说，“李岩与弟牟，以文雅有知识，为刘宗敏等所亲重”。但是，他就是由于有着自命为“文雅有知识”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架子，妨碍了他在生活作风上和农民出身的将领打成一片。史料上有这样的记载：“贼党久称公侯将相而贼态自在，坐则相压，行则相搀，谑以诟訾，戏则推蹴，目不识丁，手不能握管，李岩兄弟甚鄙之，时加以规讽，不能改也”。“自成虽篡大号，上下无章，极尊伪官与兵丁据地相戏弄，贼不知书，伪敕榜榆以‘废弛’为‘费施’，‘事务’为‘自骛’，又每呼降贼户部郎中‘吴箎’为‘吴虎’，闻者窃笑，岩心轻自成”。

在李自成起义军内部，始终保持着朴素的平等而民主的精神。虽然他们设有将相的官职，分封有侯伯的爵位，但是在领导成员之间，还常以兄弟相称，同坐共食，对李自成常称“大哥”“老李”。下属对上级也“不过以掌家为名”，分别称为“小掌家”、“大掌家”、“老掌家”。军中大事，总是由领导召集属下共同商议，“嘿其善者行之”。因为他们都是农民出身，上下级之间比较平等，坐立行动都很随便，说话很坦率，态度很活泼，关系很亲热，但是文化程度比较低，大多数不识字，即使识些字，也常读别字，写别字。自命“文雅有知识”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看到这种情况，当然会看不惯，看不起。李岩虽然参加起义军多年，也还不免有这种看法，他对将领们要“时加以规讽”，将领们当然“不能改也”，因而他在思想感情上，不免和将领们产生一些隔阂。

李岩和农民军将领之间，不仅在思想感情方面存在隔阂，甚至对革命策略的看法也不免有分歧。特别是起义军进京推翻明王朝之后，准备建立新的统一政权的时候，这个分歧就更加突出，具体表现在一六四四年四月丙寅（初九）李岩上疏所提出的四点建议上：

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吉期率百官迎请大内，次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臣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响。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指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即一统之基可成，干成之乱可息矣。

李自成看到这个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竟不行”。

在上述四点建议中，第一点要自成作好登极的准备，第二点建议对明朝官僚分三等处理，这和许多农民军将领的意见基本一致。看来，李自成所以“不甚喜”，“恶之不听”，主要在于第二点主张“文臣追赃”归刑官理和第四点主张“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

在进行激烈的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将领不仅负责在战场上杀敌，还要随时随地负责镇压阶级敌人。李自成所属将领不仅掌握着兵权，也还掌握刑权，所谓“凡有兵权者皆可杀人”，这在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有必要如此做法。当时大顺政权对明朝官僚和豪家“追赃助饷”，用严刑拷打，也都由各营将领亲自负责。进京以后，大顺政权发动群众检举明朝皇戚官僚，在权将军刘宗敏、李过主持下，分发到各营追赃。李岩的营部设在原来明朝国丈周奎的家中，也发到若干皇戚官僚，由他负责追赃。这是严惩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的革命政策，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体面威风，并充足了起义军的财库。这时李岩主张“贪者发刑官严追”，也就是说，不要由各营将领严刑追赃，改由刑官办理。这样，就剥夺了起义军将领直接镇压地主阶级的权力。何况，在大顺政权中，掌入“六政府”的大多是明朝降官，担任刑政府尚书和侍郎的也是些降官，如果照李岩的主张办理，生杀大权将落到许多降官手中，不仅做不好这样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还会被若干地主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使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得到庇护。有的同志认为他“这样的策略，对打击敌人是没有坏处的”。恐怕是没有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吧！

李岩这个“贪污者发刑官严追”的主张，从当时具体情况来看，显然是错误的。李岩所以要提出这样的主张，主要是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关系，缺乏对地主阶级恨之切骨的思想感情，认为将领们对明朝官僚豪绅斗争得过火了。他看到李过“酷拷不已”，就曾劝解，为李过所拒绝，他自己就因为“用刑宽，所得少”，等到把所得饷银上缴时，不及刘宗敏上缴的一半，于是，“以其所有补入之，人皆称焉”。这样为“人皆称焉”，也就是为敌人所称赞，当然是坏事而不是好事。

在当时大顺政权中任职的知识分子，看到将领们对官僚豪绅严刑追赃的情况，不外乎两种态度：一种是右派，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反对这种举动，如牛金星等，就在李岩上疏的同一天，以为“酷刑追索大失民望”，并以“民情将变”来恐吓刘宗敏，为刘宗敏严辞驳斥。一种是中间派，认为应该严刑追赃，但是像当时武将那样的做法是过火了。李岩就是属于这一种。这种态度仍然严重妨碍革命斗争的彻底进行，所以会被敌人所称赞。

当时农民军将领为了确保自己的领导权，有效地控制大顺政权的各种文官机构，在四月戊午（初一）明文规定：“文官俱听大将节制”。而在九天之后，李岩的建议正好相反，主张把大将严刑追赃之权交给刑官，当然不能为李自成所接受了。

这时李岩在京中的行动为“人多称之”的，还有两件：一是懿安皇后（崇祯的皇嫂），在自缢前，他曾出面保护；二是他因明朝官僚刘理顺乃同乡，“居乡有贤名”，“传箭遣人护之，闻已死，乃拜哭而去”。作为一个起义军的高级将领，出面去保护明朝的皇后和官僚，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呢？

总之，李岩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根本摆脱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的支配，在行动中表现得立场不坚定，斗争不坚决，这就不能不和农民军将领之间存在着若干分歧了。

李岩这时为了“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主张“不必兴师”，依靠“招抚吴镇”“以大国封明太子”的办法来完成“一统”。这也是他立场不坚定、斗争不坚决的具体表现。特别是，他明知“吴镇兴兵复仇，边报甚急”，“招抚”已被吴三桂坚拒，山海关已被攻破，而他依然主张依靠“招抚”来解决，李自成当然要“恶之不听”了。特别是，起义军正准备东征，就在李岩上疏的同一天，将领们就在商议东征，而李岩仍然主张“不必兴师”，李自成当然要“恶之不听”了。

正由于李岩和李自成等农民军领袖之间存在着隔阂甚至分歧，就给坏人得到挑拨离间的机会。当起义军退出北京之后，各地阶级敌人纷纷反扑，李岩请兵二万，拟回河南家乡，收复失地。牛金星就趁这个机会，“谗岩欲反”，把他杀害了。有的同志认为牛金星“谗岩欲反”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李岩就是“发展到企图分裂、甚至要乘篡夺起义的胜利果实”，并把他称为阶级异己分子。这是没有确实根据的。举人出身的牛金星本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他用种种手段骗取李自成的信任，做到大顺政权的天佑殿大学士。进京以后，他往来拜客，遍请同乡，招揽门生，任用私人，倾轧弄权，扩张势力。从他的种种言行来看，陷害李岩，并非偶然；他在紧急关头，投降清朝，“复玷列卿寺，颜朝右”，也非偶然。

（原刊《文汇报》1965年6月3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