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学决非本于印度再质胡怀琛先生

论墨学决非本于印度再质胡怀琛先生

一、《关于〈墨子学辨〉的话》的辨证

四年前，胡怀琛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创墨子是印度人之说，当时就有郑师许先生等的非难，我当时以为这是一时的怪论，经明达学者之辨证以后，不久当可平息。岂知胡先生的怪论，愈发愈厉害，竟把墨学也算出于印度，堂堂的刻起书来，还堂堂的挂着金字招牌，命曰《墨子学辨》。去年我偶然翻到这书，受求真心的驱使，作了一篇《墨学非本于印度辨》载在《大陆杂志》（一卷六期），也算是尽了读书人的一些天责。指导后学，自愧未能，贻误来者，万万不愿。

自从我的辨难文发表以后，也从未征求他人的意见，自愧区区小文，不当大雅，并没有像胡先生的“求之湖海名流”，以为学术比不得别的，决不因湖海名流的一言就能论定的。况吾这人又素以借光为可耻的。直到今年四月间，胡先生对于我这逐条的非难，毫无动情，我很私自欣慰，以为这怪论大概可平息了，后来想想还有些不安心，于是直接请问了一声胡先生。岂知胡先生仍不赞同我说，以为最大缺点，不曾在反对之地位（认墨子为中国人）解说，胡先生除直接通信外，还把这信附加了一段，命为《关于〈墨子学辨〉的话》，刊在《大陆杂志》来答我，并列举了蔡孑民、马相伯诸先生的话！

胡先生以为“如认墨翟为中国人则有下列各问题，不易解决：

（一）思想不类。

（二）文体不类。

（三）其学术之源不清。

（四）其学术之流不明。

（五）何以其书中言外国风俗？

（六）何以其书中言外国器物？

（七）国籍不明。

（八）姓名可疑。”

这是胡先生由全书辨证里归纳出的要点，我前文已把胡先生的十大辨证都一一校正，都一一解说，这总结当然不生问题，各点均已突破，全阵线自然溃散。胡先生对于我文以为最大的缺点，实不成其为缺点。关于难解问题之第（一）点，我在前文“正‘从哲学方面辨证’、‘从科学方面辨证’”二节已有辨证，认识论的当作哲学基础虽是近代的趋势，但在哲学初期发达时，便发生种种的解释，这是不可争的事实。古代希腊，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的主张。在古代中国，也有墨家、名家等的主张。墨家除治国平天下的哲学外，还研究宇宙论的，详拙作《墨经宇宙论考释》。宇宙论的研究在哲学初期发达时，也很普通的事实，在希腊哲学的初期，差不多集中在这宇宙论的研究上。像塔勒斯的以水为万物之原。安那克美奈斯以空气为万物之原。墨家之以物德如“坚”“白”等为万物之原，也并非奇事。至于近人的把宇宙论误解作自然科学，我已在《墨经宇宙论考释》一文中释明，在此可不再说。胡先生粗看了我那文字和图（原图刊误，已于《大陆》七期更正），说我所作的图，仍是几何中两圆相交不相交。我在前文上明明写着“是在论物之排列”（虽论墨学决非本于印度再质胡怀琛先生原文未详细说明），但已可见其大概，此非胡先生看错为何？我前天偶然翻到《国学丛选》第十集，见有胡先生的令兄胡朴安先生的《读墨子》，其反对“附会之说”甚烈，其言曰：“俞曲园谓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读古书最不可有此附会之说，古学自有好处，不必附西学而重。由陈出新，是在善学者，旧儒不知新学，每有此病。”此论颇允当，颇足以醒其令弟胡怀琛先生。惟不知如何，其令弟发此怪论后，朴安先生如此之正当论条，反不一见。

关于难解问题之第（二）点，我在前文“正‘从文学方面辨证’”一节中已论之，关于（三）（四）两点，更不成问题。墨学之起源，其主要原因：（一）时代之需要，（二）儒家之反动。当时的“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当时的诸侯，又“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王公大人的为葬理，又必大棺中棺，百姓也都淫暴寇乱盗贼，墨子的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无非是为了救时之急，墨家的有认识论、宇宙论，也是应有的，前已说过。墨学的又是儒学的反动，《淮南子·要略训》已说过：“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丧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我们从《公孟》篇中非儒的四理由看来，《淮南子》的话绝不是“任情臆造”的。

关于第（五）（六）两点，我已在前文“正‘从风俗方面辨证’、‘从器物方面辨证’”二节中论之。关于第（七）点，亦无问题，墨子国籍之不明，盖史籍无传记所致。从《墨子》书中探求，从墨子游历方向辨之，当为鲁国人。《贵义》篇称“子墨子北之齐”，“子墨子南游使于卫”，“子墨子南游于楚”，《公输》篇称“子墨子归过宋”，惟鲁足以当之。《鲁问》篇称“子墨子自鲁即齐”，又称“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鲁为墨子生国，故云“自鲁”，见吴虑不云自何处至何处者，因为同在一国。关于第（八）点，我在前文“正‘从姓名肤色方面辨证’”一节中，已申说之。

最奇妙的，莫如胡先生的二个譬喻，以为他说好比：“某甲为欧洲人，因其发黄，肤白，鼻高，眼碧，说英语（或法语），故知其为欧洲人。”

而我的驳语好比：“中国人之发亦有黄者，中国人之肤亦有白者，中国人之鼻亦有高者，中国人之眼亦有碧者，中国人亦有说英语（或法语）者，汝何以断定其为欧洲人乎？”

胡先生的怪论若果如其所譬，那真是千古不易之论，使我感佩到极点；何必要辨？不幸所譬与事实适得其反，是不可以不辨也。事实上胡先生所说是：“《墨经》出于《尼乾子经》，《墨经》与《百论》相关，墨书多科学如光学力学出于印度……故墨学本于印度”。

我的驳议是：“《墨经》不出于《尼乾子经》，《墨经》与《百论》不相关，墨书无科学……故墨学非本于印度”。

事实上一正一反，胡先生自以为乃合观各方面，而得到一总结论始认其为印度人也。我的驳议又未尝不然，谁是谁非，读者自能辨之，胡先生这一譬，譬得远离事实，先秦名家的多譬，就因“譬”这套把戏，最容易变。万不料今日之胡先生又踏先秦名家的覆辙。《墨子·小取》篇说：“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今胡先生所譬，虽举他物，非特不足以明之，而有违反之，非“诡辩”而何？

胡先生又以为我所论但枝枝节节，驳其一二。我前所作非难之文，虽不详，然颇要，所辨皆为胡先生主意所在处了，论墨学决非本于印度再质胡怀琛先生原文具在，决非胡说所能掩蔽。胡先生放弃了我所辨证几点，试问胡先生所说之根据又将安在？胡先生用了远离事实的譬喻，硬要说我根本错误，藉此不辨真正的学术，更藉此说“根本既错，枝叶皆非”的话，不作更精微的探讨，这是胡先生辩论的态度！胡先生说辨论要极力拣难攻之处而攻之。的确！但事实上胡先生并未放过一粒实弹，只是大放空炮，“蒙蔽旁观者之耳目”罢了，于对方阵线却丝毫未受摇动。

辩论学术以战争为喻，而命之为“论战”者，近人习用久矣，胡先生因我用“论战”这名，于是又藉此以为我心理有误，以为战争但求胜利，不问手段之如何，讨论学术与之绝不相同。真正讨论学术，固在求真理，真正战争亦未尝不在求真义，墨子也主张有义伐无义的。胡先生以为战争之方法，不嫌其狡，不嫌其险，然则虚伪之讨论学术又何独不然？胡先生以真正之讨论学术，与虚伪之战争比，自然大异，若与明枪交战之战争，亦全相同。若谓明枪交战之战争不多见，真正之讨论学术亦不多见，异说之起于沽名钓誉者，固比比皆是。我前所作非难之文，自以为很小心，处处以讨论学术为重，不意胡先生今此文竟远离学术而作此意外之辨。奇哉！

二、“答或问”的辨证

胡先生《墨子学辨》各条辨证，我在《墨学非本于印度辨》一文中辨证，现在胡先生既不细细反驳，自然再无申说必要。胡先生《关于〈墨子学辨〉的话》一文，完全远离事实，不谈学术，本无再辨必要，但深恐读者的受其荼毒，又不得不辨证之如上节。当我草《墨学非本于印度辨》时，因篇幅关系，未尝畅所欲论。《墨子学辨》中末附《答或问》一章，是前文所未及论者，《答或问》一章，是弥补全书空隙的，是借或人之问来解释的，全书既全穿凿附会，这补空隙的自可不论，徒废阅者之脑力，今胡先生一味否认余说，虽全无佐证，但此点似乎有再辨之必要。胡先生这补空隙的工作，恐怕补不胜补，所补的又不坚固，不能一触的。请看：

胡先生说：“或曰‘狄为正字，翟为假借字，凡古书用正字者多，用假借字者少，今周秦古书中一例作墨翟，可见墨翟不能为墨狄也’。答曰：‘古书用正字者多，用假借字者少，此说诚然。但墨翟之翟，已假定为人名，其最初用何字，以后相沿不改，所谓名从主人是也’”。

这怕又是胡先生所发明的公例吧？其实姓名之，不“相沿不改”，倒是极普通的事，杨朱之作阳朱，杨子居之作杨子取，宋釿之作宋牼，魏公子牟之作子莫，杞梁之作纪梁，不胜枚举。真正的姓名，改变有这样多，假使墨翟果为墨狄，是假定为人名的。翟是狄的假借，岂有原形完全不顾之理？岂有全用假借字而不用正字之理？

胡先生说：“或曰‘孟子言夷夏之辨，当时墨子果为外国人，孟子何不斥之’？答曰‘既称为翟，则于名字中指为外国人矣，何必更斥之乎’？”

胡先生也引过引用过《孟子·滕文公上》：“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墨子称氏；是孟子已把墨看作姓，孟子既把“墨”看作姓，“翟”自必看作名的，孟子怎样懂得千年后胡先生的高论呢？若作如胡先生所说，因于名字中能见为外国人而不斥，墨学于墨书中亦能见之矣，（墨书孟子是否见过，尚成问题，胡先生所说孟子有袭墨子处。孟子何必更斥之乎？）

胡先生说：“或曰：‘《墨子》书曾言男女嫁娶事，……如谓墨子无家庭观念，则其东来传教，即不应为此言矣’。答曰：‘此墨子为中国人言也。即如后世佛教东来，信佛教者岂必皆出家，所谓居士是也’……。”

案墨子竭力主张增加生育，墨子的主张早婚，不反对蓄私纳妾，以“不以伤行”为限，以为久丧的害在败男女之交，以为战争的害在使男女久不相见，是一贯的在使男女多交；一“无家庭观念”之出家人，竟提倡男女之交，真是千古笑话！即是为一般人民而言，也决不能如是，一人之言行决无矛盾若是者。墨子的主张男女多交，是在求“人民之众”，早婚是合墨家积极的基本法则——“各从事其所能”的，节蓄私是合墨家消极的基本法则——“凡足以供用则止”的，其一贯的出自墨子的主义，那里是传教的？

胡先生说：“‘或曰……在春秋时印度哲学既入中国，必有影响。何以墨子而外不闻他人有言佛学者？’答曰：‘何尝无之。使吾说成立，则今日认为晋人假造之《列子》，非晋人作品也，乃战国佛时作品。此真影响一也（《列子》书或有一小部分为后人所加）。墨子而后，庄子、孟子与之有关，略见于本文辨寓言一节，此其影响二也’。”

《墨子》书行于中国，庄子、墨子当然受其影响，然不能证其为印度哲学入中国后之影响。《列子》近人认为伪作，不仅因与佛教有关一端，为何庄子《天下》篇对此大哲学独缺而不列？《淮南子·要略》为何提及诸子而不独及《列子》？《周穆王》篇为何与汲冢出土之《穆天子传》类同？为何又有与《史记·管晏传》相同者，为何又有与《灵枢》同相同者？大要又与《庄子》同，先秦书籍决无如此与他书雷同（且有许多年代极晚）。如是这，决不能谓后人抄袭是书，为何后人不抄袭他书，独独抄袭此书？何胡先生之失察如此！若为此皆为后人所加，为何此书后人所加有如此之多？胡先生所谓一小部分，更不知何指？

以上所辨，是其荦荦大端，其他辨“日者所谓色黑”“墨学中有侠墨一派”“《琅环记》之姓翟名鸟”，皆无甚重要，不用多辨。并非“辨其枝枝节而驳其一二”，如不信请参阅胡先生的大著。如信了，大可不必看，“徒费阅者脑力”。论学者首贵平心，辨证务求确切。题外意气之争，最是无谓，谁是谁非，来日必有定论，中国学术界虽云纷乱，真理到底是真理。

二二，六，二七，草成

（原刊《历史科学》1933年第1卷第3、4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