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沙楚墓的年代

论长沙楚墓的年代

近年来我国出土的古物，最为人所重视的，要算是长沙战国时代楚墓中的出土文物了。因为数量既那么多，而其中漆制木制革制诸器又是以前所未曾发现过的，这是研究战国时代文物制度的绝好资料，不幸有许多精品早已经古玩商之手，流到了国外去。民国二十五六年间，美国雅礼大学（Yale University）的毕业生柯强（John Hadley Cox）在长沙雅礼中学教书，顺便大加搜集出土古物，到二十八年三月曾在雅礼大学美术馆公开展览，曾编著《长沙古物说明书》一小册，于是长沙的古物，引起了国内考古学者的注意。同时还有一批长沙出土的古物，在二十五年五月的上旬，由日人浅野楳吉从上海带到了日本去。计有木雕涂漆双蛇双鹤像，着彩木雕怪兽像，木俑多件及陶器等（见日人梅原末治《传长沙出土之木雕怪兽像》，刊《支那考古学论考》及《宝云》第三十一号），商承祚先生《长沙古物闻见记》的“楚墓五则”内，曾说：“二十五年夏，二俑售诸沪上金才记古玩铺，为日人所得。”大概流到日本去的就是这一批。在抗战期间，我国的文化机构连同考古学者迁移到了西南，开始注意到长沙出土的古物，例如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等曾有所收藏，考古学者和收藏家也曾络续寻访和搜购，商承祚先生著有《长沙古物闻见记》二卷，把所闻所见的作了个详细的记述，并略附考证，才使研究的学者得到了些凭藉，只是那时限于环境，没有把古物的图片一并刊出，还是美中不足。最近蒋玄佁先生已把所藏长沙古物百余件，分别摄影墨拓摹绘，准备出一图录，并会将一部分摄影寄给叶遐庵先生，使我们能够在图录没有出版之前，得到研究参考的机会。我们在感激之余，还希望蒋先生的图录能早日出版，使考古学者能从这里得到更多的珍贵资料。

这里，我想先对长沙楚墓的年代，加以论列，其他方面因为篇幅所限，容以后续加讨论。关于长沙墓的年代，陈梦家先生曾提出过意见，陈先生《长沙古物闻记序》说：“《史记·越世家》述齐威王说越王曰：‘复仇，庞，长沙，楚之粟也，竟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是战国时，长沙为楚邑。《楚策四》：‘长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按《楚世家》‘怀王二十九年秦复攻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是长沙之难，在怀王二十九年（纪元前三〇〇）。《闻见记》所述长沙小吴门东南楚墓出漆奁二，棺中及尸失其元，髀间有断矛，其殉于长沙之难之楚将乎？蔡氏所藏长沙出土楚漆奁，疑出于此。其铭云：‘廿九年六月己丑，乍告，吏丞向，右工帀象，工六人台。’此廿九年疑即怀王廿九年也。春秋以后，楚王在位过二十九年者，其前有惠王五十七年，宣王三十年，其后有怀王三十年，顷襄王三十六年，惠宣过早，而顷襄王廿九年长沙已入秦，《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曰：‘秦与荆人战，大破楚，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人亡奔走，东伏于陈。’《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一年（纪元前二七八），东北保于陈城，’又曰：‘二十二年，秦拔我巫黔中郡’，长沙入秦，当在此时。《秦本纪》：‘昭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三年，复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是二七六年楚所复者。陈城之西江旁十五邑，非长沙也，故始皇二十五年（纪元前二二二），王翦定荆江南地，而不及洞庭长沙，由上所述，则长沙属楚，当在二七八前，长沙古墓年代，当在怀王时也。近儒或疑湘域于战国时尚为蛮陬荒区，屈原放逐，当在江北。今由长沙出土楚物证之，则长沙于战国以迄怀王世，犹为楚邑，屈原放逐，在怀王世，其卒年在怀王之末或顷襄之初，正与长沙古物约略同时，则屈原放逐，固在江南矣。”

陈先生因《楚策四》“长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楚。”而太子横为质于楚在楚怀王二十九年，认为长沙楚墓，“棺中尸失其元，髀间有断矛。”便是“长沙之难”中殉难的楚将，同时又见长沙出土的漆奁铭文有“廿九年”的，就认为这漆奁即在这墓出土。这样的说法，实在只是个凭空的推测，毫无根据的。考楚把太子横质于齐，实由齐合韩、魏杀楚将唐昧之役。《史记》说：“楚怀王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楚世家》，《六国表》及《田齐》《韩》《魏世家》略同）。

《史记》把秦攻杀唐眛之役，认是秦合齐、魏、韩共攻楚的结果，实在是错误的。据《吕氏春秋·处方》篇说：“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与荆夹沘水而军……果杀唐蔑”（“唐蔑”即“唐昧”，“蔑”“昧”乃一声之转）。《西周策》说：“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都可证这役攻楚，齐是主动，韩、魏是服从。《赵策四》说：“魏败楚于陉山，禽唐明。楚王惧，令昭应奉太子以委和于薛公……”

“唐明”也即“唐昧”，“昧”“明”是一声之转，所说的和《楚策四》：“长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是一事，楚既被齐打得大败，连主将唐昧都被打死，所以只得质太子横给齐求和了。《楚世家》说因秦破楚而质太子于齐以求平，也是错误的。这攻杀唐昧之役，《荀子·议兵》篇、《淮南子·兵略》篇、《韩诗外传》卷四都说在垂沙，《荀子·议兵》篇说：“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宛钜铁釶，惨如蜂虿，轻利僄遬，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商君书·弱兵》篇、《史记·礼书》都误作“垂涉”。《楚策三》也说：“大臣……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数。”《赵策四》又说在陉山（见上引），《吕氏春秋》又说在沘水（见上引），而《秦本纪》在秦昭王八年下又说：“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年代误后二年）说是在方城，方城、陉山、沘水（即比水）都在南阳，《楚世家》等又说在重丘，胡三省《通鉴注》说：“《水经注》比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邱山，南入比水，意者重丘即茈邱也。”垂沙怕也是沘水旁的地名。惟有《楚策四》作“长沙”，显然是“垂沙”之误。在这时，就理情势来论，齐军固然不能攻到长沙，就是秦军也何尝能够一攻就攻到长沙而有“长沙之难”呢？《秦策一》张仪说秦王：“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苏秦列传》：“秦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月而之五渚’。”秦人的攻取洞庭、五渚、江南，在攻取郢同时，如果秦没有攻取郢，孤军深入攻到长沙一带，在地理和情势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陈先生这些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陈先生又说：“长沙于战国以迄怀王世，犹为楚邑。”也是有商榷的余地的。《史记·楚世家》：“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复仇，庞，长沙，楚之粟也。竟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考楚的灭越是在楚怀王二十三年，《越世家》说在楚威王时，是错误的。我们从齐使说越王的游说辞里面，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齐使游说越王，“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本是楚怀王十六年或稍前的事，又说：“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景翠也是楚怀王时的“上柱国”，还有《楚世家》载怀王二十一年昭睢说楚王：“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楚策一》载范环说楚王：“王尝用滑于越……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史记·甘茂传》作：“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韩非子·内储说下》作：“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都是明证（别详拙作《楚怀王灭越设郡江东考》，刊《益世报·史苑》第四期）。那么《越世家》的话，至多证明长沙在楚怀王时已属楚，至于陈先生说长沙在楚顷襄王二十二年以后就属秦，这点也有商讨的余地。《楚世家》：“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

陈先生说：“楚所复者，陈城之西江旁十五邑，非长沙也。”可是我们看《秦策一》：“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连说，《秦本纪》又把“巫郡及江南”连说，所谓“江南”当然指大江以南而言的，《秦本纪》“楚人反我江南”承上文而言，怎会指陈城西江旁的十五邑呢？秦昭王三十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本纪》作“取巫郡即江南为黔中郡”，《楚世家》作“秦复拔我巫、黔中郡”，那么所谓江南即指黔中郡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可知这时秦所得地也不及长沙。《荀子·强国》篇说：“今楚父死焉，国举焉，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间……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考《汉书·地理志》沙羡属江夏郡，在今武昌江夏县西南，也不及长沙远甚。《始皇本纪》载始皇十六年令丞相御史说：“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按《汉书·邹阳传》：“越水长沙，还舟青阳。”《史记·集解》引苏林说：“青阳，长沙县。”顾观光《七国地理考》说：“《汉志》长沙国之临湘也，今长沙府城。”如果这说可信，那么长沙的入秦，当在秦始皇时。只因没有其他旁证，还没法论定。

总之，据文献看来，长沙在楚怀王时已属楚。到顷襄王时也还属楚。至于长沙墓的年代，在这时还不易确断，必须等待新出土物中有确切年代可据的，才能论定。据现有出土物的形制看来，它和寿县楚墓的时代是很相接近的。如果长沙小吴门东南楚墓中棺中的尸，确是战死的楚将的话，那么，与其说在楚怀王时，还不如说在楚顷襄王时妥当些，因为就地理和情势来论，到顷襄王时，长沙附近才会与秦发生战争。

（原刊上海《中央日报·文物周刊》1947年9月3日第7版）